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吕伟朝西走的时候，彭磊在朝东走。他们交会时，想的是同一个女人。吕伟想起女人临别时意外地温顺，“晚上想吃点什么？”他回答：“可能不回来吃。”她接着说：“那路上记得小心。”而彭磊看着小区三楼的一间阳台，上边挂着一件绿色内裤，那是通行证。可以来了，我老公出门了。

        在郊区有一所讲堂。十年前它是教堂，天顶很高，空间辽阔，长着青苔的墙壁渗出阴气，人进去就像受到提醒，不由自主地肃静。当扇形的座席坐满时，那里像坐满虔诚的饿狼，包围着狭小、孤零零的讲台。天顶总有一道大光照下来，使演讲者格外暴露，包括嘴角细微的抖动——就像被剥光了，吕伟想。有次他仅仅上去领奖，握手、鞠躬、退台，就那么一点时间，便心律不齐，呼吸急促。

        吕伟反复看演讲稿。谨慎地表扬和批评，自己不失风骨，别人不失面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演讲时可能出现的状态。上中学时，他便注意到一位二十五岁的老师容易面红耳赤。当时他想，一个人过三十岁就不会这样了，岁月使人脸皮变厚。但现在他四十多，却仍旧害怕演讲。有几次说着说着结巴了，大脑不受控制，跑出一堆被剁裂的词汇，让大家瞠目结舌。他希望路上出点事，交通工具却毫无商量地将他快速运到——除开在搭乘公交时坐过了一站，什么也没耽误。他走进通往讲堂的寂静巷道，心脏跳得怦怦作响。一名担着猪肉的农夫走在旷野，一只饿狼跟着，农夫扔得筐里只剩一根骨头了，狼还跟着。吕伟感觉就是这样，手里没几分钟了。他进公厕小便，出来后紧张地抽烟。

        来早了点。紧闭的大门前聚着一伙人，看见他，带着沉默的兴奋围过来。吕伟将手插进裤兜，轻轻踩地上的石头，外表矜持，心里还在祈祷讲座取消（这怎么可能呢）。有个戴鸭舌帽的人说：“吕先生您好，我是您的读者。”吕伟点点头，眼睛里是空中细密的树枝，没看见对方，伸出的手。那双手便尴尬地搁置在半途，不知该继续搁着，还是收回去。不一会儿，来了位脸长得像板子的凶悍女子。奇迹出现了。

        “都回去，讲座取消了。”她说。

        吕伟一时舒坦，冻僵的血液全部苏醒，身上冒出热气。怎么形容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上校场，却在士兵举枪前听到沙皇的特赦令。但几乎与此同时，一种被羞辱的愤怒也涌出来。也许（sóng上尸下从）人更易在危局解除后表现出勇气，他口吃着质问：“那你们通知我来干吗？你知道对一名研究人员来说，时间是多么宝贵吗？你知道你们在干吗么？”

        “我不知道，也懒得知道。”

        “那你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取消了？”

        “数目字。”

        “什么？”

        “不懂就算了。召集来听讲座的数目字不够。”

        “你读黄仁宇读坏脑子了吧？”

        “你才读坏脑子呢，你这老东西怎么不去死呢？”

        吕伟举起手，想起一生不曾打人，僵在半空。她抬头挺胸，说：“打啊打啊，大学者打人了。”他便像蒸汽机咝咝冒气。若不是那伙人过来数落，将她骂得落荒而逃，他还不知要气成什么样子。鸭舌帽一直劝慰，他则不停地说：“她以为吃亏的是我吗？他们的钱不是已经打给我了吗？”

        这会儿，在他家中，彭磊和女人刚刚上床。

        彭磊敲门时慎重地采用了一个节奏，一二三，一下，间隔，两下，间隔，三下。她打开门，彼此没有拥抱。门被反锁时，他甚至感到恐慌，好像是被非法拘禁，要杀要剐由她。说起来他们并不熟，只在网上聊了几小时。她说：“你瞎站着干吗呢？”他才不像一棵树那样呆站着，坐向沙发边沿。

        她洗澡去了，卫生间传出哗哗的响动。想到水流正一遍遍冲过她赤裸的胴体，他呼吸急促起来，可也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想临阵脱逃。屋里长满眼睛呢，那些沉默不语的家具、电视、茶几甚至空气都瞪着仇恨的眼看他，它们由男主人购买、整理，是驯化的结果。他心里涌起一股乡愁，想回到自己破败的寝室。每个人都有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可以平安地睡眠，赤裸着身体走来走去，而自己悍然闯入的正是别人的领地。为什么要在这里偷情，这和猎物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这是一种怎样的过失？

        他和她没有商量过地方，只是说她老公上午九点走，傍晚回，他便来了。也许对她来说，在危险中背叛还是乐趣的一部分。她走出来时，偏着脑袋，用毛巾擦拭头发，旁若无人地寻找梳子。就像和他没有丝毫关系。寻到茶几时，弯下身，血冲上他的脑袋。但他没有动作。他们像初恋中的男女，在接触前让心灵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她的身躯干了，不再有香皂的味道，她才在他粗重而有节奏的呼吸声中轻轻拉住他。在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笔下，这种亲密接触会让指尖不断传来强烈的信号，在全身形成炽热的潜流。但他感觉的却是沉没。这是一双像牛皮纸壳的中年妇女的手。他感到后悔，倒不是因为道德，而是为着要和她往下发展关系了，他就要陷于这个泥沼，和朝气蓬勃的姑娘永别了。但他还是努力回捏她的手指，为着完成一种程序。

        她跨坐于他双腿之上，扑着他吻，他偷偷睁眼，发现她紧闭双目，鱼尾纹都出来了，脸就像起伏的火山表皮。她是贪恋我的，如此贪恋，他判断道。我在给她服务。

        “我很久没做了。”

        在床上他这么说。此前他将前戏做了很久，像面无表情的建筑工人，将她身上每个部位都认真地糊上一遍，等到她微闭双眼，全身起伏，像个饥渴的人哼叫着伸出双臂，他又来了这么一句。

        “是吗？”

        “有半年没做，都不记得怎么一回事了。”

        她心急火燎。他感觉像要去一场灾祸，他咬牙切齿，让身躯像块巨石紧紧压着她，“等我适应一下，适应适应就好了。”以她这样的年纪，早洞察出背后的玄机，但她也有着这种年纪才有的智慧，装作浑然不知，像处女轻轻抱他，间或深情地在他肩窝吮吸，就像最终爱着的还是他的灵魂。他颇感恩，想到开店的舅舅，舅舅总是说：想发财就都发财，做生意不是做仇。

        走出巷了，鸭舌帽还跟着。吕伟说：“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走就走吧，走到地铁站，相忘于江湖。他现在很想家，家里有书桌、床铺和女人，每次在外遍体鳞伤，就格外想她。每次写完论文亦如此，衰竭欲死，但只要看眼她熟睡的温热的肉身，心下便涌起永恒的宁静。他想这次回家得长时间搂住她，什么也不说，就是抱着她。上午出门前，她曾抱紧他，颤抖着说温柔的话，好像生离死别了。女人是地震前的一些动物，能准确预感到什么，虽然这次算不得什么灾祸。

        就要跨进地铁站时，鸭舌帽轻轻拉住他。“有什么事吗？”吕伟说。那人搓着手，说：“就是想找吕老师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件启功先生的藏品。”

        “不了，我得回家。”

        “这样啊。”对方苦苦笑着。

        “都是假的。”吕伟判断道，但在对方眼里的光快要熄完时，他想起这人是帮过自己的，因此没有真走。“我花不少钱买的，就想知它是不是赝品。真要是，也就死心了。”说得这样哀伤，吕伟心软了，去吧，胜造七级浮屠。地方不远。那人走得快，像是怕耽误吕伟的时间，接着又控制不住地欢喜起来，摘下鸭舌帽，露出秃顶来，没有发根、毛孔，就像一张光溜溜的鼓皮闷在上边，他真想拿钉子钉进去。就像有人楚楚可怜地找自己借钱，借到手了又忘乎所以，他后悔得要死。心里说不，为什么嘴里说是？为什么不拒对方于千里之外？阿根廷数学家兼文学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是这样写的。吕伟想自己在受教养之苦。

        他跟着走进一个棚户区，地面泥泞，石块像尖刀，到处飘浮垃圾场才有的味道。鸭舌帽拉了几次才算是拉开破败的木门。“吕老师，我给您泡杯茶。”

        “不了。”他说，“不渴。”

        鸭舌帽拿出那幅书法，刚一展开，吕伟便轻蔑地判决：毫无价值。对方惊愕不堪。“潘家园这样的东西只卖三十块。”吕伟补充道。即使是无价之宝，他也会这么说，何况本来是赝品。“我得走了。”他说。对方呆站着，像鹅一样晃着失落的脑袋。可刚刚出门，这人便冲出来叫唤：“大家快来啊，文物鉴定专家来了。”吕伟有些惶恐，四周是宁静的，接着便听到各户深处躁动的声音。不一会儿这一片收破烂的蜂拥而出，搂着座钟、铜佛还有老旧的衣服叽叽喳喳围过来，争先恐后，不停说：“你看这个值多少？”

        “我要走了，真得走了。”吕伟心里因为凄苦而抽搐起来。好像情人正看着手表等着去远方的火车站，而自己被乡下的朋友一杯杯地劝酒。

        彭磊很久才敢缓缓动作，觉得不行又停下，直到真可以了，才采取对她来说足够刺激对自己而言又没多少摩擦的动作。音响放出昂扬的交响乐后，他静听一会儿，猛然按照节奏，连续冲刺，她像被杀害了，四肢翘起，尖叫起来。

        “你坏。”她捶打他，声音是少女才用的假声。他嘿嘿笑着，像个强奸犯，又大刀阔斧地弄，她摇头晃脑，全身扭摆，直到把眼泪也甩出来了，“你坏。”

        “厉害吧？”他说。

        她吱吱地笑起来。他觉得是在耻笑刚才自己的紧张，愤恨地咕哝。她眼如桃花了，迷离地问：“你在说什么呀？”

        “贱人。我说，贱人。”

        “我喜欢你这样叫，你叫。”

        “贱人，贱人，贱人。”

        他弄得背上出汗了，说：“我要完了。”

        “不。”

        “可以了，我累了。”

        “不嘛。”

        “我真的累了。”

        “那就歇一会儿。”她拍打着他的背部，声音苍老、疲倦得像尖声细气的老太婆。后来他抱着她，靠在床头，看墙上挂着的油画，夕阳映照在无边的海面，像有一条金黄色的道路通往沙滩，一对衣着整齐的男女背对着他们，像他们这样搂抱着坐着。室内正飘荡着《Betty et Z》，一部法国电影的配乐，稀疏、缓慢、深远。他极其平静地看着她发丛后边数根白丝以及保存完好腐烂在即的身躯，心下生出永恒的寂寞。就像他们孤独地活在荒无人烟的加油站，相依为命已久。这是这天出现的唯一诗意的时刻。

        地铁在甬道高速行驶，猛然刹车，齿轮长久地发出撕心裂肺的摩擦声，好像长指甲在黑板上一路擦刮。原本仰着脸一动不动挤在一起的人们，个个探出脑袋，紧张地看着车窗外黑黢黢的前方。不知道出什么事了，或者更可怕的是，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吕伟心跳加速，想到可能的爆炸物，也许有位穿迷彩服的人正抱着滚烫的包裹争分夺秒地奔向防爆桶，一条健硕的狼犬蹦跳着追随。也许巨大的气浪要将整个地铁站翻过来。他掏出手机拨打女人电话，想说，我爱你，无论如何，你要记得我爱你。

        但地铁没有信号。

        不久，车灯像日光灯那样忽闪忽闪，一下亮了。一阵毫无感情的青年男子声音通过广播传来：刚刚有人跳轨身亡。哦，他放下心来，嘴里说：“要死，什么时候死不好，死在哪不好？死在这儿。”每个人也都这样埋怨死者。大约十分钟后，地铁重新启动，停靠到站，他走下来，看见的场景和往日任何时刻看见的一样，干净、沉默、规整，有着永远微笑的广告美女和行色匆匆的路人。只是在一处的铁轨和墙壁上有着新鲜水印，它们一定是冲走了喷溅出的血迹。一具躯干就在刚才被齿轮切割得整整齐齐，工作人员仰着脖子，眼望着天，像抬一袋发臭的垃圾那样仓促抬走它。要是有化尸水的话，他们一定愿意将它当场化掉。一个人消失掉了。没有姓名、性别，也没有年龄。对一切没死的人来说，他毫无价值，不值得纪念，只是个耽误人出行的麻烦，就像地铁运营负责人讲的，乘客跳下站台，影响的不仅仅是一列列车的运营，更是大量市民的正常出行。

        难道一点悲伤都不应该有？吕伟忽然感到不公平。走出地铁站后，阳光猛烈地照向他这具运转正常、生机勃勃的身躯，使他生出极大的不真实感。因此在走过花店后他又折回来，买了束菊花，回到地铁站，将它放在地上，并像真正的默哀者那样看着光溜溜的铁轨。

        “你干吗停下来？”女人说。

        彭磊双手笔直撑着，双腿并拢，身体弓成一座桥，脑袋偏过来望天花板的大顶灯。那是只圆灯，散发着乳白色的光芒，如此安静、沉稳，以致让他心慌。就像它是只得了白内障的巨眼，深处藏着一枚无形而敏锐的小眼。

        “你看它干什么？”

        “里边是不是有摄像头？”

        “神经。”

        女人抱住他头颅，将它扭过来，“看着我。”但他还是扭过头去，“我有点害怕。”

        “怕什么？”

        “总觉得不安全。”

        “有什么不安全的？这一天都属于你。”

        “我怕他回来了。说不定那个讲座取消了。”

        她笑起来，“讲座取消了，他来去也得两小时。”

        “你看现在距离两小时只差十分钟了。”

        他指着墙上嘁嘁嚓嚓走着的钟，那玩意儿走起来就像铡草。他像处在大雾之外，听见马蹄声渐近，却不知它们在哪里，“外边只要车辆一刹车我就怕，隔音也不好，连电梯门关上的声音我都听得见。”

        “他没车。”

        他还要说，她已溜出来，推翻他，自己跨坐上去。他悲哀地看着她像个碾磨，前前后后地碾起来。他们身体结合处发出单调乏味的声响。一切变化为程序，就像打台球，开始还想推球入洞，后来灵魂像是被球杆操纵，再也找不到得分的兴趣，仅是杆子伸出，手臂便得跟着摆起来。每次不得不这样坚持时，心里都会涌起不如去死的恶心。他想。他甚至想到小时候在家压水泵，压一下出来一小捧水，而水缸是那么大。这女人就是一只巨大而无法餍足的缸。她说：“我就喜欢你这样不急不慢的，就像沿路看风景，一路走走停停，看了很多。不像他，一上来就直达目的。”

        “他把你当性器了。”他本来还想说，而我们是互相爱着，但没说。

        吕伟买了一捆蓝色玫瑰。

        以前没见过玫瑰还有蓝色的，这次见着，叹为观止。他以为是漂染的，用手指搓捏花瓣，却是辨别出它的货真价实。说起这造物的神奇，即使是世上最好的染匠，也染不出这样的颜色，即便天空与大海，也到达不了它的辉煌。它沉稳严肃，含蓄内敛，却无处不展现灵魂深处的妖艳；说轻佻热闹，招蜂引蝶，又能从骨子里辨别出恒久不渝的忠贞。这就是对她的比喻。诱惑与庄重，矛盾的统一体。

        我爱你。他心里想。她从十九岁跟他，经历过吵架、分手、复合和平淡，生活了十三年。现在他感到愧疚，她是将整个青春——那人生最好的几年——付给他，而他这些年来孜孜不倦的不过是狗屁不是的研究。一堆出土的文物、十几篇论文、一些破烂的名声，这些很重要么？在和她好时，他发誓要像奴仆或者爸爸一样呵护她，但仅过三个月，他便从床上跑下来，为着突然出现的灵感挑灯夜战。现在，他还是没有成为欧几里得、达尔文、牛顿、尼采，仍然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文物研究员。那些文物是前朝的垃圾，自己不过是垃圾的寄生虫，而她跟着自己老了，不再是那个站着身上就能冒出青气的孩子了。

        花店的姑娘气喘吁吁跑过来，拦住他，说：“先生，这钱不好使。”

        “怎么不好使？”

        “你看，差一根金属线。”

        “这里有金属线的么？”

        “你看这张，这张就有。”

        他们对着阳光分辨，手指像镊子夹着两张人民币。

        “这绝对是真钱，你摸摸。”

        “我知道是真钱，可是先生，我们好难找得出去。”

        “那是你们的事。”

        “先生，你说，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她说着哭起来，虽然没有眼泪，表情的哀伤却是真切的。他心想不是大事，换掉一张。那姑娘便跟他鞠躬，像个小驹子跳走了。他等到公交，这次不会坐过站，他当然清楚自己小区所在的那站，但车辆摇摇晃晃开到一半，轮胎爆炸了。第二辆公交跟上来，命令他们上去，为着不挤坏花朵，他决定等出租车。

        说起来今天真是不顺。在吕伟走进小区后，一个哇呀呀叫喊的小孩又骑着自行车冲来。小孩懂什么事？他仓促跳进旁边花坛，皮鞋沾了好些泥。他掰断枝条，耐心刮鞋上的泥，又在地上来回搓，直到差不多了，才走回去。他按了几遍电梯，电梯总是停在十楼。门口有辆搬家公司的车，哦，一定是有人搬家。吕伟出来走楼梯道，他往上走没有声响，人家往下走却是踢踢踏踏，有着解放才有的欢快回响。那是彭磊。在那奇怪的瞬间，他像旁观者看着自己房子似的疯狂晃动，轰然倒塌。此后，他像尸体躺在战场，天空飘落大片灰暗，地板浮起更深的灰暗，他空空荡荡，无可念之事，无可想之人，可以死，可以活，极为消沉。当她继续触碰他时，他感到厌烦。就是和这样一个女人度过一上午，就是和她。来之前口干喉燥，结束了破败萧条，形同骷髅两只。

        仅仅觉得要懂点礼貌，他没有立马下床。而女人像吃饱而未尽兴一般，侧卧在他腋下。她提议给他做顿饭。

        “不了，我得回家。”

        “才十二点不到，你急什么？”

        “真的有事。”想想，他又补充，“我倒想没有那事，我哪里舍得走？”

        “什么事比我还重要？”

        她的眼神在失望和愤怒之间跌撞。他盼望她判决他，让他滚，嘴里却绵软得不行，“是真的有事。”一时编不出事来，又说，“下次我还来，乖。”她这才将信将疑地抱他，像只小猪在他胸脯拱啊拱。而她刚一松手，他便像训练有素的军人，跳下床，几秒钟穿好衣服，蹬蹬皮鞋，扭开门溜了。

        外边空气真好啊，外边空气是流动的，从遥远的海边和森林飞过来，穿过他的肺。他噔噔噔地下楼。手机猛然响了。一定是她打来的。女人怎么这么烦呢？他压抑着愤怒说：“好，我这就上来。”

        在她家门口，她一把抱住他，啃他，她的眼睛闭得死死的，舌头搅来搅去，一副烂醉如泥的模样。他被迫跟着搅合几下，却是搅得她兴致更高。他就不搅合了。她品尝够了，依偎在他胸前，软软地撒娇：“瞧你慌的，也不吻我一下就走。”这时候，一个男人悄悄站在他们身后，捏着一捆玫瑰花，因为手剧烈抖动，那些花瓣像是被狂风吹过，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

        “你们坐着！”

        吕伟反锁好门，取出橱柜里的白酒，咕咚喝着，面无表情地说。他们蹲在沙发边。吕伟走进杂物间后，女人凑过来，要握彭磊的手，他偏过头，移开一定距离，女人便摇他膝盖，他掸开它。没必要再掩饰嫌恶了，事情本已过去，偏生又打电话。也许这么想可以缓解内心的忐忑，在转身看见气得险乎中风的吕伟时，他大脑空白，陷入到极度恐惧中，像个只会执行简单命令的机器人，他命令朝哪走，他便往哪走。进正厅后，他还用眼神请示，是朝卧室走还是应该待在正厅。“你们坐着。”吕伟命令道。

        在彭磊的注视下——这会儿他就像被绑缚的牛，看着屠夫准备刀具——吕伟摆好一只长杆台灯，插上插头，按开关，将灯光照到他们脸上。吕伟的手总是颤抖，后来沉稳多了。是盏高瓦数的灯泡，光芒像灼热的银针一根根刺进他们脸庞，使他们分外战栗。

        这是要干什么呢？

        吕伟拖着长鞭，提着一把私藏的民国时期德国造手枪，走向正对他们的藤椅，用枪抹掉椅上的玫瑰花，坐上去，或者说是躺上去。他仰着头，胸腔起伏，大口喘气，不一会儿神情衰竭，眯着眼将枪口抵到下颚处。“别啊！”彭磊展开双手低呼。吕伟像是从久远的睡眠中醒来，睁眼仔细辨认他。枪随后垂下来，在指尖颤动，若有若无地指着彭磊，后者因此跪下去。而女人似乎是第一次认识到有这样一个丈夫，眼神既惊诧又愤怒，既失望又恐怖。她对他没把握了，不能掌控他，不再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了，裂痕一打开，永无修补。就像有次在梦中亲热地抓妈妈的手，妈妈说：“你是谁啊，走开。”

        “脱。”吕伟命令道。

        “什么？”

        “脱。”

        彭磊看了眼女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女人是理解的，她咬着牙，脸色红透。彭磊又用眼神咨询吕伟，后者阴沉地笑着，将枪口指向他一只眼睛。他试图避开，该死的枪口又总是准确指回眼球，因此他恍惚了，觉得枪口像涵洞，越长越大，大得一切都可以爬进去。不一会儿，他猛醒过来，心急火燎地撕扯衣物，好像晚一秒都要坏事。他光着身子，讨好地看吕伟。吕伟给他眼色，他便像家奴焦灼地催女人。女人捉紧浴袍，瑟瑟发抖。“脱啊。”彭磊轻声说。

        在她也脱光后，吕伟将枪放下，摆动鞭子。彭磊知道要鞭打他们，可能还会用皮鞋踩踏。这一切都是应得的，也是吕伟他应该做的，没什么。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说：触怒之后立刻发火是最为宽宏大量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冒犯者不会过于内疚，也不需要生气者息怒。对彭磊来说，判决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总比一直等待好。判决来了，事情就会收官。打吧，鞭打我吧，度过这一刻，度过这一天，从明天起，砍柴喂马，关心粮食和蔬菜，好好生活，锻炼身体，甚至比以前生活得还要新鲜、茁壮。彭磊想凑上去接受这鞭子。一切惩罚终归是仁慈的，都可以换算为固定的时间，早点开始意味着早点结束。这是倒霉的一天，但不是最糟糕的。

        “接吻。”吕伟命令道。

        “什么？”

        “他叫我们接吻。”女人摇着头说。

        “怎么接？”

        “就是接。”

        她颤抖着将身躯凑来。他往后退，听到她喊：“接啊。”他看到这张已完全陌生的脸闪现出极度失望才有的悲哀。她和那个他建立了深刻的仇恨，又觉得这个他不能争半点气。她闭上眼，眼皮形成的褶皱清晰如木刻，脸色蜡黄，像病了很久，病得透明了。彭磊背着双手，哆嗦着嘴凑上去，沽了对方嘴唇一下。

        “要搅。”吕伟说，“用舌头搅。”

        “不会。”

        “刚刚你们不是会吗？”

        “不好。”彭磊摇晃着低垂的脑袋。

        “你听不听话？我许可你做，为什么不做？”

        这时，女人果断捉住他脑袋，用舌头拨他嘴唇。他挣扎着，她抱得更紧。他感受到那动作里不容分说的力量，意识到她才是逃亡途中的指导者，得听她的，便让舌头进来了。让她搅。她喉腔里有股复杂的霉味。

        “你也得搅，不能让她一个人搅。”

        彭磊艰难吐出舌头，它像绑了重石，勉强才进了她口腔。她的牙齿像订书机，死死钉住它。他摇她胳膊，她咬得更厉害，像要连根拔起。他哎呀哎呀叫唤，卑贱死了，她才松口。

        “好了，你们可以松开了。”

        彭磊松弛下来，心下涌出成就感，好像任务完成了。他听到吕伟评论：“我自己接吻时，觉得真他妈美。在街道上看见别人接吻，闭着眼，又像两个傻逼一样吸来吸去，我就感觉是两条狗。”

        “是啊。”彭磊说。他还想说，吃方便面也如此，看见别人吃口水横流，自己吃索然无味。可这是错误的比喻，而且以现在的身份也不便多发言。但劲儿是在的，他讨好地看他，想他给出个手势，让自己走。

        “做爱。”吕伟命令道。彭磊蒙了。“什么？”女人尖叫起来，“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怎么不说你过分呢？”

        “我就是跟他做了又怎样？难道你还能把我杀了不成？”

        彭磊紧张地看着。也许厮打起来才好，自己可以穿上裤子，悄悄消失。但是，嘡，枪口发出八十年代剿匪电视剧里才有的那种声音，子弹射出一道直线，钻进沙发，一路上冒着巨大的青烟。子弹射进去，就像射进鸵鸟巨大的肉身。站起来的女人摇晃着软下去，瑟瑟发抖，眼神惊恐地看着吕伟。彭磊吓得站起来，忽而懂了，扑到地上不停磕头。

        “没事。我不会伤害你们，只要你们听话。”

        “我听话。”彭磊说。

        “那就快。”

        彭磊爬过去掰女人的身体，她缩得紧紧的。他便安慰：“听话，听话。”女人的脸逐渐木然，身躯像弹簧失去弹力慢慢松开。她将它交出来时，就像交一个别人的身体。吕伟兴奋了，提枪走来，扳过台灯，使光芒照射得更清楚。“做啊。”他鼓励道。彭磊轻轻压在女人身上，她偏过头，眼神僵硬。

        “硬不起来。”彭磊说。

        “硬不起来也做。”吕伟踢他屁股，走回到藤椅上，“做。”

        “怎么做？”

        “你们平时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今天才第一次做。”

        “那就按照你们今天做的再做一遍，认真点。”

        他装着很用力。

        “喊快点。”

        她便像复读机大声而快速地喊。

        在这个下午，吕伟一直像国王坐在藤椅上，撕碎每朵玫瑰花的花瓣，直到手里剩下一根根秃秆。他一次次发出简短的命令。

        彭磊每模拟完一个体位，就重新衡量一遍惩罚的长度，觉得结束的时间可以期待。但在吕伟泡了一杯热茶并细心吹拂滚烫的茶叶时，他心间的希望全然熄灭。他意识到这是恒久的任务，不再挣扎，像西西弗那样疲惫地将石头推上山，又麻木不仁地看着它滚下，再把它推上去。周而复始。彭磊甚至觉得很久以前他就在干这份工作，以后也会如此，就在这里不停地用失效的器具性交，从早到晚，从春季到冬季，绵延不绝，直至永生。

        她也如此。不反抗，不吵闹，一直沉默地做着姿势，让他沉默地劳动。很寂寥。只有吕伟间隔发出一两声干笑。他们身上属于人类的快感，那一部分让人在苦难世界勉强活下去的快感，不可阻止地消失了。二战时，德国军官将一对孤男寡女赤身关进一间监室，放冷气，迫使他们拥抱，进而发生性交。但他们拥抱后并未做出暧昧举动，气温回升后，他们离开彼此，像两块石头默然相处。他们在这意外恩赐的自由空间里没有任何性欲。不是为了不去性交，而是本身就没有性欲。他们的性欲因为摧残被切除了。我也被切除了。彭磊想。吕伟评点道：“真像两条狗，一条白点，一条又黑又瘦。两只狗。”接着，他站起来走动，一切似乎要结束了，却又从抽屉翻出按摩棒，插好电，让它嗡嗡叫着，递给彭磊，“刺激她。”女人像要炸了，全身剧烈颤抖，终究又像没有喷发的火山那样回到静默的状态。因为吕伟跳来跳去，朝着沙发连射数枪，“疯了，疯了，你们还敢不听话？”

        彭磊的手抖动得厉害，女人看了眼自己下身，麻木地张开双腿，尔后像是失去灵魂，躺在那里。她死了，眼神直勾勾的，皮肤冷硬，唇角紧扣，没有痛苦，没有反应，什么也没有。但在吕伟捉住彭磊的手，猛然朝里捅后，她条件反射地坐起，真实、准确、依靠本能喊了一声。声音像尖刀插进彭磊的心。接着她轰然倒下。

        彭磊跪在地上，无声地号啕。眼泪从她眼窝悄无声息地涌出来，就像人死去必须将体内所有的水分都排出来一样。吕伟揪着她的头发晃荡，“装。”他刚一松手，她便猛然侧过身躯，毫无节制地呕吐起来。她早上吃的鸡蛋、面包、苹果酱，昨晚吃的鱼、西红柿、牛肉、辣椒，以及她的胆汁，像潲水一股脑儿冲出来，落在地上，铺溢、凝固，重新颗粒分明地清晰起来。口水挂在她岩石一般的下唇。彭磊直到这时才知道他和她是可以结盟也是值得结盟的，是可以因为悲惨命运而相伴一生的。他去搂抱她，被推开。

        她推开彭磊，对吕伟说：“好玩吗？”

        吕伟也说：“好玩吗？”

        接着吕伟愤怒地补充：“以后还玩吗？”没人回答。吕伟暴躁地挥动手臂，许久才清晰地说：“滚！”彭磊忧心忡忡地看着她，吕伟连续喊着滚，他仍然不走，直到女人用一种相隔遥远的眼光看他，说你走吧，他才站起身，缓慢地穿好裤子。一切结束了。失败的战士穿好裤子、上衣，将脚踏进皮鞋，茫然拉开门。

        后来，当女人推开窗户，让过堂风吹进来，僵硬站着的吕伟才醒酒。他手里有把擦得锃亮的民国旧枪，枪口残留呛人的味道，但他不记得发生过什么。就像柯尔律治说的，一个人梦中去了天堂，醒来后手中捏着玫瑰。我都干了些什么？吕伟茫然失措地看着女人收拾东西。她将阳台晾着的衬衣、裙子、内裤取下，就着膝盖一一叠好时，还是个贤妻良母，但在一件牛仔裤怎么也塞不进包裹时，她便变得凶恶了。她伸出旅游鞋猛踩，直到脚和裤子一起踩进去。她将卫生间的牙膏、牙刷、眉笔、唇膏扒进小包，嫌大的，朝墙上扔。

        他恍然若失。像财主看着家产一件件搬走。一会儿她就不在了。“干什么？”他说。她走进卧室，他过去捉她，“你到底要干什么？”她喊：“滚开！”声音像钝刀杀进前头的空气。

        “你这是怎么了？”

        她捉开他的手，走到床边翻枕头、床单，没找到想要的东西，便背上双肩包，提起塑料袋朝外走。她往哪里走，他就堵向哪里。“滚开！”她说。

        “好好的为什么要走？”

        “滚开！”

        “这事情说到底还是你错在先。”

        “滚开！”

        他想让路，愣着，直到她大叫：“我叫你滚开呢！”才尴尬地闪开。她不作任何停留，笔直走向门外。以前有次她也是这么走的，到门口突然跺脚，大哭大闹：“吕伟我看错你了，我现在知道就是连你也不要我了。”

        这次她很快消失不见了。

        走吧，走吧走吧，那就走吧。

        可十几分钟后他又像条狗跟在她身后。路人停下看，他不好意思，但还是跟着。她翻过护栏，走进环线公路，他还跟着。他躲避着飞驰的车辆，站在马路中央喊：“你要去哪里？”

        “你管得着吗？”

        他跟着跨过那边护栏，隆重地说：“秦妹，听着，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

        她头也不回地朝水泥坡上走。

        “最后一次求你了。”

        她爬到顶上的马路。

        “最后一次了。”他将枪顶向太阳穴，“最后一次。”

        她转过身来，看见他的食指搭在扳机上，嘴角抽动一下，没有说话，只是用力提提鼓起来的塑料袋。然后他扣动扳机，像棵被砍倒的树直通通倒了，她瘫软下去。枪还在他手上，没有枪声和硝烟。子弹早打光了。她开始没完没了地哭，嘴都哭瘪了，“你要我怎么跟你生活，你让我害怕，知道吗？你让我怕得要死。”而他带着歉意爬上来，抱起她，蹭她，说：“我不要你走，不许你走。”她让他蹭着，像石雕的烈士独立寒秋，茫然看着灰暗的天空。

        这时，彭磊走到一个小区，一群人仰着头，像乌鸦叽叽喳喳聚在一起。他决定歇息片刻，他已像孤魂野鬼游走两小时了，就像左脚迈出，右脚就必须跟上，就像走是唯一活着的必要。他路过小吃店、摊贩、公交车、骑三轮车的穷苦人，还有贴在电线杆上的性病广告，它们都与这世界有着黏稠的关系，唯独他被丢出来，在街道上分外醒目。

        光阴黑掉，像腐烂的水果，霉斑若隐若现，让人阴沉得要命。但是聚集在楼下的人抽着烟，兴奋地交谈，像是要赶个早市。在六楼铝合金窗外，有个裸体男子双手扒住窗台的边沿，用脚踩着一只摇摇欲坠的空调。它无法承载一个成年人的重量，他却总是试图让双腿完全落在上边——晃动使他惊恐地收回试探的腿。他又想让一条腿踩住从墙里凸出来的预埋水泥板，可这伸出来的一点太窄，连鞋面也兜不住。他深吸一口气，想翻回到窗台内，空调被踩得晃动，一只螺丝无声地掉下去，他的腿连窗沿都没够上。

        接着他又想让腿落在凸出的水泥板上——刚刚明明已试过。他的支撑腿紧绷，像剥过皮的兔子的腿，肌肉隆起，微微发颤。手则抠住窗沿，像要抠进瓷砖里。间或他还会专心呼一口粗气。

        “跳啊，你倒是快跳啊。”

        人们开始呼喊。不知谁先打起拍子，所有人跟着打起来。那人一直像老鼠东张西望，不停目测水泥板、空调和窗台，有时还会警惕地望一眼窗台里。人们焕发出更大的激情，像是要唤醒在火灾中熟睡的人，以更大的声音一起喊：“跳啊，跳啊。”这来自大地的恢宏力量，像岩浆一层层、一节节，极为有力地向上涌，终于摧动他的耳膜。他猛然抖直身躯，朝下望来，麻木、惊慌、绝望、孤独、哀伤。这眼神就是我，这人就是我。彭磊拨开别人，走了。我就站在这最后的几分钟、几寸地里，我看见的最后天空，像往日一样辽阔，可以凭鱼跃，任鸟飞，却是关起遥远的门。我看见的最后土地，熙熙攘攘，所有人都是刽子手。

        彭磊走着走着，发疯地跑。上牙齿磕下牙齿，喉咙不停咳嗽，汗水和泪水糊了一脸，肉身像是无形了，还是没能躲掉那心底早已出现的一声呼喊。它就像烟花点着火，在空气中极其响烈地飞窜，追上他，越过他，消隐在远处。啊——惨绝人寰的，个人在极度不甘中结束自己性命的声音。那呼号带着他最后的希望、最后的绝望，带着放纵、自嘲、愤怒、烦躁、仇恨、恐惧、忍受、脆弱、可怜、委屈、痛苦、恶心、悲伤、失落以及歇斯底里，带着人类全部的情感。接下来就不关他什么事了。他作为一件物品落在地上，有如一袋水泥从高空扑地，一些灰尘短促地飞起来。人们同时跳向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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