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环顾了四季酒店内这个昏暗的茶房，调整了一下坐姿，然后说：“很抱歉，我不相信妳说的话。”

        丽拉·侯斯说：“我说的是事实。”

        我摇摇头。“我待过美军，当宪兵。我大致上知道美军去过哪里，哪里没去过。当时并没有美军踏上阿富汗的土地，没那么早。妳说的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冲突而已。”

        “但这场战争对你们来说是有利害关系的。”

        “当然有啊。就像我们的越战对你们来说也有利害关系，但红军有跑到越南去吗？”

        我提出的是一个反问句，只是希望突显我的重点，但丽拉·侯斯以为我真的是要她回答。她前倾身体，越过桌子对母亲说话，声音低沉，速度极快，说的应该是乌克兰语。席薇拉娜的眼睛稍微睁大了一点，歪歪头，似乎在回想某段晦涩难解的历史当中的一小节。她向女儿回话了，同样声音低沉，速度极快，讲了很长一段。丽拉停顿几秒钟，思考应该要怎么翻译，然后对我说：“不，我们没有派军队到越南去，因为我们认为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弟兄一定可以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完成任务。我母亲说他们显然办到了，而且成果丰硕。穿着睡衣的小个子打倒了绿色的大机器。”

        席薇拉娜露出微笑，点点头。

        “可见妳当年是被一大群牧羊人打败的。”

        “败仗是无庸置疑的，敌方获得了许多支持。”

        “没那回事。”

        “但你一定会承认美军曾提供物质上的资源吧。钱，武器，送到穆斯林游击队那里。尤其是地对空飞弹那类东西。”

        “就像在越南的时候，是你们提供补给品给越共啊。”

        “越南是个好例子。因为就你所知，美军提供军事协助给世界各地时，有哪次没派出所谓的美军顾问团？”

        我没回话。

        “比方说……你曾被派驻到几个国家去？”

        我没回话。

        她问：“你是哪一年入伍的？”

        “一九八四。”我说。

        “那一九八二、八三年发生的事，都是你入伍前的事。”

        “只早了一点点。”我说：“而且世界上有样东西叫‘机构记忆’。”

        “你错了。”她说：“秘密会一直被保守下去，机构记忆很容易就能消去。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违法军事行动的历史可悠久了，雷根总统任内更是动作频频。”

        “这是妳在高中课堂上学到的吗？”

        “是的。还有别忘了，我进高中时俄共早就消失了。这部分也要感谢雷根总统。”

        我说：“就算当时美军真的在阿富汗好了，凭什么认定那一夜的行动和美军有关？妳妈想必没看到事情的经过，她为什么不觉得是穆斯林游击队直接抓走了妳爸和妳舅舅？”

        “因为他们的狙击步枪下落不明，我母亲的阵地当晚也没有遭到狙击手攻击。我父亲那把枪的弹匣里有二十发子弹，他还额外带了二十发。如果是穆斯林游击队抓到他，他们就会拿他的枪回头对付我们。他们应该会击杀四十个我方士兵，或至少会击出四十发子弹。他们用完弹药后，就会把枪丢掉，我母亲的连队就一定会找到它的。当时有许多小规模的拉锯战，我们拿下他们的据点，他们也拿下我们的，像是疯狂画圈的追逐战。穆斯林游击队很聪明，他们会绕回我们认定为‘已弃守’的据点，但一段时间过去后，我们还是掌握了他们所有的据点。我们理应会找到没有子弹、枪身已生锈的VAL狙击枪才对，说不定会被插在地上当篱笆呢！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抢夺过来的枪，然而，我们当中没有找到VAL狙击枪，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美国人直接把它带到美国了。”

        我没回话。

        丽拉·侯斯说：“我说的是实话。”

        我说：“我曾经看过一把VAL无声狙击枪。”

        “你说过了。”

        “我是在一九九四年的时候看到的。”我说：“军方说那时才刚入手不久，和妳宣称的年份差了整整十一年。它的性能在当时引起了骚动，而我们总不会等了十一年才开始慌吧。”

        “你们会等的。”她说：“一拿到那把步枪就公诸于世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开打。那等于是直接承认在未宣战的情况下，你们的士兵和我们的士兵有了面对面接触。不管怎么说那是不合法的，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一场灾难。美国失去道德高度，苏联内部将会更加团结。共产主义的垮台还会再拖上一阵子，说不定是好几年呢。”

        我没接话。

        她说：“告诉我，一九九四年大恐慌之后，美军做了什么？”

        我像席薇拉娜·侯斯刚刚那样陷入沉思，叫出脑中的历史细节，结果令人意外。我重复回想、确认，最后说：“事实上没做什么。”

        “没有新的护具？没有新的迷彩样式？没有任何战术上的应对措施吗？”

        “没有。”

        “对一支部队来说，那合理吗？”

        “不太合理。”

        “一九九四年之前最后一次装备更新是什么时候？”

        我再次陷入沉思，挖出更多历史细节。我想到我穿上军服没几年的时候，上级万分激动地导入了PASGt，对它赞誉有加。单兵防护装备（tem，Ground troops），包括全新的凯拉夫头盔，理论上可抵挡各种小型枪枝的攻击；全新的防护背心，厚厚一层，穿在作战服的里面或外面都行，理论上连枪管长的家伙都不用怕。我记得他们还特别宣称可以挡下九毫米子弹。当时还发表了新设计的改良迷彩样式，有林地作战用和沙漠作战用两种。海军还有第三种样式，灰蓝交杂，用于都市作战。

        我保持沉默。

        丽拉·侯斯问：“那次军备更新是什么时候？”

        我说：“八〇年代末。”

        “就算你们看到步枪陷入恐慌好了，要设计并制造那样的升级版军备需要多少时间？”

        我说：“要花上几年。”

        “整理一下我们有的信息吧。八〇年代末，你们升级了军备，目的是要提供士兵更完善的防护。你觉得你们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一九八三年受到某个不能公开的对象刺激，才针对它做了一次装备升级？”

        我没回话。

        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一位待客周到的服务生无声无息地走上前来问我们要点什么茶，他念了一长串带有异国风味的调制饮品的名字。丽拉点了一个我没听过的口味，接着把所有选项翻译给她妈妈听，于是她妈妈也点了和她一样的茶。我点了黑咖啡，老样子。那位服务生轻轻点头，仿佛在说四季酒店愿意接受顾客的任何要求，不管那要求带有多么浓厚的无产阶级味。我等到那老兄离开才问：“妳怎么知道妳要找的人是谁？”

        丽拉说：“我母亲那个世代的人认为我们和美国将在欧洲大陆上会战，并获胜。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纯正，但你们不纯正。旋风式的胜利后，会有许多美国士兵成为俘虏，数量可能高达百万。在那个阶段，政治委员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帮敌方战斗员贴标签，挑拣出意识形态无可补救的人。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政治委员都变得很熟悉你们的军队结构。”

        “谁让他们熟悉的？”

        “KGB，那是个持续了好一阵子的计划。他们掌握了许多信息，知道谁做过什么，甚至掌握了菁英单位成员的名字。不只是军官，士官的名字都有。这就像是真正爱足球的人会知道全联盟各球队当中有什么人，他们各有什么强项和弱势，就连板凳球员也不放过。根据我母亲的推论，只有三支部队有入侵卡林哥谷的可能性：海军的海豹部队，或海军陆战队两栖侦察部队，或陆军的三角洲部队。当时的情报机关认为没有海豹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份。没有任何间接证据显示他们有参与，也没有相关的情资进来。KGB渗透了你们的组织，而那些内应什么也没有回报。另一方面，土耳其的三角洲部队基地却有大量电波通信纪录，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曼补给站也有信号传出。我们的雷达还侦测到无法辨识的飞机队。根据逻辑推论，发动那次行动的就是三角洲部队。”

        服务生带着托盘回来了。他长得很高，皮肤黝黑，有年纪了，可能是外国人。他有某种特殊的气质，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四季酒店才把他放在显眼的位置。看他的举止会以为他是个茶叶专家，在越南或萨尔茨堡某间嵌满暗色系壁材的茶店工作过。但在现实中，他搞不好是爱沙尼亚的失业者。搞不好和席薇拉娜那一辈的人一起被征召入伍，和她一起在卡林哥谷熬过严寒，待在战线后方，与自己同族的人做伴。

        他送上茶的动作很华丽，还准备了一盘柠檬。我的咖啡装在很漂亮的杯子里。他将咖啡放到我面前，优雅地掩饰住他内心中的不以为然。他再度离开后，丽拉说：“根据我母亲的推测，指挥这次行动的应该是个中尉。少尉太资浅了，少校又太资深。KGB手上有人员名册，他们知道当时有许多中尉被编进三角洲部队。当时还有人在做无线电波解析，听到了‘约翰’这个名字，限缩了目标范围。”

        我点点头，想像一个巨大的碟形天线坐落在亚美尼亚或阿塞拜疆之类的地方。有个家伙窝在小屋中，头戴耳机，橡胶耳罩紧扣着他的耳朵。他过滤着每个无线电频段，听着加密频道发出尖鸣与刮擦声，结果意外捕捉到对话的片段，于是在粗制滥造的褐色便条纸上写下“约翰”这个字。

        空中拦截到的声响难以计数，但大部分都派不上用场。一个听得懂的字就像是淘金锅里的金块，岩层里的钻石。一个他们听得懂的字就像是射向美军背部的子弹。

        丽拉说：“我母亲知道你们军队所有的勋章，因为将来要帮美军囚犯分类时，它就是一项重要依据。荣誉勋章落到我们手中马上就会变成不荣誉勋章。她知道把VAL步枪带回去的人一定可以拿到重要勋章，但会是哪个勋章呢？还记得美军不曾宣战吧？你们大部分的重要勋章嘉奖的是对抗敌军时的果敢或英雄气概。理论上，从我父亲手中偷走VAL步枪的人不会得到那类勋章，因为苏联理论上不是美国的敌人。我们不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并没有正式的敌对关系。没有人宣战。”我再度点点头。

        我们不曾和苏联交战，反而曾和他们结盟四年之久，齐力与共同的敌人拚死拚活。我们曾经有广泛的合作。

        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丽拉提到的那件“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红军长大衣”是在美国制造的，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盟军的物资。我们曾经运了上百万吨的羊毛衣和棉制衣物到俄国去，还有一千五百万双皮靴，四百万个橡胶轮胎，两千个火车头，一万一千个货车厢。还有那些显眼的重金属块，例如一万五千架飞机，七千部坦克，三十七万五千部军用卡车。全部免费，不用钱，大放送。邱吉尔曾说这是史上最肮脏的计划，环绕它的传言非常多。有人说苏联讨过保险套，还强调要十八英寸长的，好让他们的盟友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军乖乖送货，货箱的上面盖着“尺寸：M”的戳印。传言是这么说啦！

        丽拉问：“你有在听吗？”

        我点点头。“杰出服役勋章就可以打发掉偷枪的人了。或是立功勋章、士兵勋章。”

        “不够大。”

        “谢谢妳的评价，我三个都拿过。”

        “取得VAL步枪真的是一大功绩，轰动的事件。那对美军来说是完全未知的武器，颁出去的勋章一定很大。”

        “会是哪一个？”

        “我母亲推算之后的结论是忠勤勋章。那个是重大，但较特别的勋章。颁授标准是尽责服役，对美国政府有功。它完全独立于嘉奖战功的勋章之外，通常是颁给政治手腕圆滑、位居准将以上的将官。上级要求我母亲一抓到领过忠勤勋章的人就立刻处死，而这些人当中很少有军阶低于准将的。但那是三角洲部队成员在卡林哥谷那夜唯一可能赢得的重大勋章。”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我想席薇拉娜非常善于分析，显然受过良好的训练，也掌握了许多信息。KGB干得漂亮。我说：“所以说，妳在找的约翰曾经当过三角洲部队中尉，还曾在一九八三年的三月获颁忠勤勋章。”

        丽拉点点头：“更确切地说，要‘表扬内容不公开’的勋章才行。”

        “然后妳就叫苏珊·马克去帮忙了？”

        “我没有‘叫’她去帮忙，是她自己乐意提供援助。”

        “为什么？”

        “因为我母亲的故事让她很难过。”

        席薇拉娜·侯斯露出微笑，点点头。

        “我的故事也让她有点难过。我没有父亲，就和她一样。”

        我问：“为什么会有人在苏珊向妳回报前就提到约翰·桑森的名字？我不相信一群纽约侦探坐在一起读读报、开开玩笑就能查到这种事。”

        “我们找人的范围缩得很小。”丽拉说：“约翰，三角洲部队，忠勤勋章，肩膀上不能有一颗星。我们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读到了他有意参选参议员的报导，注意到他这个人。当时我们还在伦敦，不过那份报纸全世界各地都买得到，是全球版的纽约时报。约翰·桑森可能是你们军事史上唯一个完全符合那四个条件的人，但我们想要百分之百确定。我们需要最后的确认。”

        “然后呢？妳们要对他做什么？”

        丽拉·侯斯看起来很意外。

        “做什么？”她说：“我们没有要做什么，只是要和他聊聊罢了。我们想知道原因，想问他当年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的两个人类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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