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折子的案由，叫做“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而一篇大文章，谈的完全是海防，却有意在案由上避免，用心也算甚苦。奏折一上，慈禧太后觉得颇为动听，加以恭王的支持，所以下了一道“五百里”的“密谕”，分寄李鸿章、左宗棠及闽浙总督何璟、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还有彭玉麟和有关各省巡抚：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沥陈‘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一折，据称‘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亦越境而图越南，驭倭之策，宜大设水师，以北洋三口为一军，设北海水师提督；天津、通永、登莱等镇属之，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宜改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闽浙同一总督辖境，宜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隶之。浙江提督专辖陆路为正兵，扼险以伺利便，刘永福等皆可罗致为用。复以水师坐镇珠崖；快船、水雷船出入于越南神投海口，与为联络’等语，海防、边防自为目前当务之急，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该侍讲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着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划，会同妥议具奏。”

        照上谕指示，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领袖，所以筹议海防，很自然地责成了李鸿章主持。这一下，便占了先着，他成竹在胸，从容得很，丢下这件要紧公事，好整以暇地亲自去巡视跸道。因为上年孝贞慈安太后大葬，慈禧太后病体初愈，不宜长途跋涉，未曾送到山陵，怕今年清明时分，会去亲祭，所以预先发动民伕，大事整修。

        就在巡视中途，李鸿章接到京里的密信，提到“西圣”的动向，说病势完全康复，已报“万安”，为了打算着意整顿一番，今年皇帝侍奉皇太后瞻谒孝贞定东陵之举，决定从缓。慈禧太后要留在京里，亲自处理三年一次的“察典”。

        三年一次的考绩，外官叫“大计”，京官叫“京察”。京察之期跟乡试之年一样，逢子、午、卯、酉举行。这年是光绪八年壬午，各衙门开印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注考”、“过堂”，考核属下。部院大臣照例由吏部开单，奏请亲裁。就在这时候，张佩纶递了“保小捍边”一折以后，鼓其余勇，上折攻了三个人，一个是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户部尚书董恂，说他们“声名平常，年老恋位”，不但“恋职如故，且溺职亦如故”，奏请“照例休致”。另外一个附片，专劾左都御史童华。

        慈禧太后早就想动万、董二人了。所以看到张佩纶的奏折，正中下怀，万青藜和董恂都丢了官。童华则开缺以侍郎候补，坐降一级。万青藜的遗缺由李鸿藻以兵部尚书调补。

        接到上谕，李鸿章暗暗警惕。一年之间，李鸿藻升协办，调吏部，他的宦途得意，正表示清流势力的扩张，南派王文韶士望不孚，翁同和正在“养望”，潘祖荫名士气味太重，看来南不敌北，自己在这两派之间，如何结纳，作为内援，该当好好有个打算。

        这样考虑着，自然而然想到了张佩纶。同时也不免得意。几年来凭借世交，在张佩纶身上下工夫“烧冷灶”，颇有效验。张之洞巴结李鸿藻，三日两头上书言事，终于弄到了一个巡抚，张佩纶才具远胜张之洞，如果能培植他出镇方面，则感恩图报，声气相应，岂不是平添了一条臂膀？

        不幸地是，“大先生”李瀚章，从湖北派专差送来一封家书，就养湖广总督衙门的老母，病势垂危，恐难挽回。这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李鸿章忧心忡忡，觉得必须得有一番布置。

        他有个“饭后三百步”的习惯，专有个听差替他计数，数到三百步，便喊：“够了！”这天一喊，竟未听见，他是想心事想出神了。

        想的是他老母的后事。一旦丁忧，必须开缺。弟兄两个都当不成总督，门下多少人要跟着倒霉，还在其次，只怕平时结下了怨，有人趁机报复。特别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经手的大事，不知多少？有些未了的事务，需要弥补，倘或换个不相干的人来，公事公办，翻出老案，会有极大的麻烦。

        当然，以自己的地位及朝廷的倚重，必有“夺情”的诏命，照旗人的规矩，穿孝百日，销假视事，这百日之内，并不开缺，派人署理，便毫无关系。只是汉人跟旗人不同，而且亦非用兵之时，“墨绖从戎”的说法，全不适用。所以，唯一之计是立刻奏请开缺，同时保荐继任人选，好替自己弥缝一切。否则，慈禧太后心血来潮，说不定将左宗棠调补直督，那就非搞得身败名裂不止。

        幸好，淮军将领中，还可以找得到替手，不过还不到可以着手进行的时候，只能将此人存之于心目之中。眼前先上了折子再说。

        奏请开缺侍疾的奏折，自然不会批准，朝命“李鸿章赏假一月，赴湖北省亲”。正在打点动身，凶信到了，李鸿章随即奏报丁忧。但用不着星夜奔丧，因为李太夫人死在他长子衙门里，而李鸿章由直隶到武昌，得好几天的工夫，赶不及“亲视含殓”，就不妨等灵柩从河北盘回安徽时，中道迎护。

        事实上他也不能星夜奔丧，疆臣领袖、北洋重镇，何能说走放走？他料定朝廷必然一而再地慰留，趁此机会正好部署，最要紧的是，得要想法子将两广总督张树声调到直隶来接自己的事。淮军将领本以刘铭传为首，但“刘六麻子”早就跟李鸿章不大和睦，所以张树声成了李鸿章嫡系中的“大弟子”。如果李鸿章开缺，最好由张树声来接任，几乎是北洋文武一致的看法，因此湖北的凶信一到，立刻就有人向广州报喜信。而且张树声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然也早已写信回家，请他父亲准备北上。

        果然，朝命不准开缺。等李鸿章上到第三个折子，恭王便向慈禧太后陈奏，无法强留李鸿章在直督任上，不过北洋大臣是领兵重任，以“墨绖从戎”之义，李鸿章或许可以留下来。建议派王文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量，如何让他回籍奔丧，而又不致影响北洋防务。

        于是王文韶衔命到天津，名为“剀切宣谕慰勉”，要他留任，其实是征询继任人选。李鸿章答应留任北洋大臣，建议调张树声署理直督。但法国已派兵到河内，越南局势怕有变化，两广亦须宿将镇守，因而又建议起用曾国荃为粤督。

        这番布置，朝廷认为相当妥帖，依言而行。但如此调动，关键是在北洋防务，因为李鸿章镇守北洋，所以调淮军出身的张树声为直隶总督，作为李鸿章的辅佐。而在张树声这方面的人，却看不透这一层，只当李鸿章丁忧必得开缺，直督调张树声是朝廷找不出适当人选，不得不加倚重，从此大用，可以继李鸿章而成为北洋的领袖了。

        张树声的儿子就坚持这样的看法。他叫张华奎，是个举人，借在京读书，预备会试为名，为他父亲打探消息，钻营门路。平日很拍清流的马屁。照李慈铭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李鸿藻是牛头，张佩纶是牛角，专门用来牴触他人，陈宝琛是青牛肚子，在清流中最扎实。当然还有牛尾、牛鞭，但都轮不着张华奎，他是所谓“青流靴子”，比起为清流跑腿的“清流腿”还隔着一层。

        为了想“独立门户”，脱去对李鸿章的依傍，张华奎在京里大肆活动，找了许多“清流腿”酒食征逐，交头接耳地秘密商议，想替他父亲直接打一条路子出来。

        有条“清流腿”，是国子监的博士，名叫刘东青，忽然拍案自赞：“我有绝妙的一计！此计得行，岂止为尊大人增重？

        直可夺合肥、湘阴的声光。”

        张华奎一听这话，先就笑了，连连拱手：“请教，请教！”

        “翰林四谏，都自负得很，以为有绝大的经济，吴清卿、张香涛都出去了，强幼樵自然见猎心喜。”刘东青停了一下说：“他年底下摒绝杂务，专拟谈海防的那个折子，意趣所在，不难明白。如今北洋正在大兴海军，何不奏请以张幼樵到直隶来帮办水师……。”

        话还未完，座客轰然喝采。这一计的确想得很绝，一下子可以收服了张佩纶。帮办军务，与钦差大臣只差一间，替张佩纶想了这么一个好题目，他当然要感恩图报。得此有力的“保镖”，直隶总督这个位子就可以坐得稳了。

        “不过，”张华奎问说，“二月里有诏旨，不得奏调翰林。

        只怕于功令不符。”

        “不是奏调，是举荐贤能，有何不可。二月间的诏旨，是为张香涛奏调编修王文锦而发，举荐张幼樵的情形不同，奏折中不妨声明。请加卿，以示优异。这完全看措词如何耳！”

        张华奎深以为然。但另有人劝他，不可造次，应该先征得张佩纶的同意。张华奎亦认为说得有理，便托人去探询口气。

        张佩纶不置可否。果能帮办直隶水师，赏加三品卿衔，则一转就是巡抚，亦是一条终南捷径。但这要出自朝廷特旨，张树声算什么东西？由他来举荐，不是贬低了自己的声价！

        在他觉得可笑，可以不作答复。张华奎却误会了，以为是默许的表示。当时便打密电回广东，张树声尚未接署直督，已先有举荐张佩纶的奏折到京。

        折子交到军机，李鸿藻首先表示不满，恭王亦认为张树声此举过于“取巧”，便即奏明慈禧太后，驳斥不许，说“帮办大员及加赏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

        这一下连张佩纶亦碰了一鼻子灰，更坏的是，递折之日，恰有“考差”，张佩纶因为还有亲属之丧，还有“小功服”在身，不能应考，于是有人说他不应考是在“候旨”，倒象是张佩纶本人想谋这个差使。

        “张某人太冒昧了！”他气得跳脚，“这不是笑话吗？“此风不可长！”陈宝琛想帮他的忙，为他洗刷，“我要上折子参。”

        一参一个准：“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着交吏部议处。”

        ※ ※ ※

        李鸿章南下，张树声北上，都是仪从煊赫，却有一个特简的大臣，布服敝车，行李萧然，悄悄到京上任来了。

        但是进京之时，几乎无人识得，等到宫门递折请安，“邸抄”发布行踪，朝中大小官员却都在谈论。因为阎敬铭也是个传奇人物，有许多传播人口的故事，在湖北要杀官文的雮童，在山西杀侵吞赈款的知州，都为人所津津乐道，甚至连慈禧太后亦常提到他。

        因此，到京第二天就传旨召见。她还记得胡林翼当年奏保阎敬铭的考语，说他“气貌不扬而心雄万丈”。也听恭王谈过，阎敬铭未中进士以前，以举人就“大挑知县”，刚排好班，还不曾自报履历，就有个主挑的亲王，厉声呵斥：“阎敬铭出去！”因为大挑知县，首先就看相貌，“同”字脸第一，“田”字脸其次，此外脸形象“申”、“甲”、“由”字的，也有入选之望，而阎敬铭什么都不是，他的脸象个枣核，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而且身不满五尺，形容实在委琐，怎么样看也不象个官，无怪乎首遭斥逐。

        然而慈禧太后却并不以貌取人，对阎敬铭颇有一番温谕，奖许他在山西办赈，实心任事，是难得的好官。

        “都说你善于理财。”她提到特召他入朝的本意，“现在兴办海军，跟德国订造铁甲船，一只就要一百多万银子，真正有点难乎为继。全靠你在户部切实整顿。”

        “是。等臣到了部里再说。”

        “你在户部待过，想来对户部的积弊，一定很清楚。”

        “臣道光二十八年散馆，授职户部主事，后来胡林翼奏调臣到湖北。事隔多年，户部的情形，已经隔膜，不过理财的道理，不论公私都是一样的，除弊即所以兴利。第一，剔除中饱，第二，节用务实。不过，臣此刻还不敢说有什么把握，户部的事很难办。”

        “就因为难办，所以才找你来。我知道你最能破除情面，应兴应革的事件，你尽管奏报，我总许你就是。”

        “是！”阎敬铭的声音提高了，“臣尽力去办。”

        “除了户部的公事以外，有什么得用的人，你也不妨奏保。我知道你很识人，当初你保丁宝桢，果然很得力。”慈禧太后又说：“如今洋务很要紧，外头可有好的洋务人才？”

        “据臣所知，现在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才大心细，器局开展，是办洋务的好手。”

        提到张荫桓的这个官职，慈禧太后特感亲切，但亦不免伤感，因为她的父亲惠徵，就是死在徽宁池太广道任上的。至于张荫桓其人，她仿佛记得前两年慈安太后跟她提过，但只知其名，别的就都不知道了。

        “这张荫桓是什么出身？”

        “他是捐班知县出身。”阎敬铭紧接着说：“是捐班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笔下极好。早年在广东家乡，常跟洋人讲求炮台机器之学。在山东亦带过马队，臣跟丁宝桢都很得他的力。山东的海防，就是张荫桓策划的。”

        “噢！”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将张荫桓的名字紧记在心了。

        接下来，慈禧太后又问到他的家事。他说他的老家在陕西朝邑，因为逼近黄河，地势低洼，常有水患，所以迁居山西运城。有三个儿子，老大叫阎乃兟，同治七年的翰林，现在当编修；老二不仕，守持祖业；老三叫阎乃竹，已经中了举人。又说家风儒素，儿子都能自立，这一次奉召入京，愿尽余年，报效国家，只是赋性猖介耿直，料想公事不会顺手。

        “不要紧，你只管放手去做。凡事有我。”

        有慈禧太后这句话，阎敬铭深为安慰。他淡于名利，这一次本来不想出山，到京以后也抱着随时可以挂冠的打算，此刻感于慈禧太后的支持，雄心复起，倒真的想切切实实整顿一番了。

        由宫里出来，顺道拜客，回到他长子家，署理户部尚书的王文韶，已派了司官在那里坐等，请示接事日期。

        新官上任要挑好日子，阎敬铭却不作兴那一套，随口答道：“就是明天好了。”

        一般的规矩，到任那天跟堂官相会，揖让升阶，司官捧上奏报视事日期的折稿，画了诺随即告辞。第二天起分批约见司官，总要十天半个月，熟悉了部务，方始有公事可办。但阎敬铭也不作兴那一套，到任第一天就要看帐。

        户部跟刑部一样，按省分司，所不同的是户部没有直隶、奉天两司，刑部的江苏、安徽两司，在户部合而为江南司，所以刑部十七司，户部只有十四司。司有大小之别，户部山东司管盐法、云南司管漕运、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合称为“盐、漕、钱、关”四大司。洪杨以后，洋务渐兴，关税重在洋关，不归贵州司管，钱法则云南铜久已绝运，所以桂、黔两司，沦为小司。新的四大司，除了山东、云南以外，陕西司兼辖甘肃，而且管理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顺天直隶的钱粮。阎敬铭看帐，便从这“山、陕、云、福”四大司的帐目看起。

        看帐的样子象大家巨族的总管、总司出纳，一本“旧存、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清册”到手，算盘打得飞快，稍有错误，立即指了出来，所以十四司的钱粮收支，两天的工夫，便已全部看完。

        最后要看南北档房的帐了。南档房只管八旗的人丁钱粮，关系不大，北档房则是户部第一机密重地，为天下财赋的总汇，国家岁入岁出几许？积存若干？盈亏得失如何？都非问北档房不可。当初为了防范汉人，北档房的司官，称为“领办”、“总办”，定制只能由满洲及汉军充任。阎敬铭当年在户部时，对此就大感不满，如今当了本部堂官，一朝权在手，决心先从这顶要紧的地方，下手革新。

        “请福老爷来！”

        “福老爷”是正红旗人，名叫福松，北档房“掌稿”的司官，被唤请到堂，一揖以后，站着等候问话。

        “部库存银多少？”阎敬铭问。

        “董大人移交的时候，部库实存七百三十六万两。”

        “我问的是今天。”阎敬铭慢条斯理地，拿中指戳戳公案：

        “此刻。”

        “还没有算出来。”福松也是慢吞吞地，“因为大人接事太匆促了，司理赶办不及。”

        他自以为是绝好的托词，其实糊涂透顶，库存现银，随时都有实数，根本不用核算造册。阎敬铭见过不少头脑不清的旗人，无可理喻，便即吩咐：“你把该管的书办找来。”

        “管库帐的书办，今天告病假。”

        “总有替他的人吧？”

        “没有。”福松答得极其干脆。

        这一下阎敬铭可真忍不住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另外找个人来。”

        福松答应一声：“是了。”随手请了个安，动作利落，姿态亦很“边式”。

        另外找来的一个领办，是内务府出身的正白旗包衣，名叫龄寿，抱了一大叠帐簿，来见堂官。问到他的职司，说是管京饷。

        阎敬铭知道，他所说的“管京饷”，只管收入，不管支出。

        京饷每年数百万，前一年年底规定各省分摊的数目，一开年就报解，总要到端午前后，才能解清，此刻是五月中旬，正是清结京饷的时候，所以他点点头说：“很好！我正要问京饷，你把各省报解的实数说给我听听。”

        “喏！”龄寿将帐簿往前一送：“都在这里。”

        这是个比福松更糊涂的人，连做官当差的规矩都不大懂。阎敬铭大为不满，摇着头说：“我不要看帐，听你告诉我就行了。”

        “这得现算。”龄寿答道，“等司官拿回去算好了，再来回话。”

        “不，不！”阎敬铭指着一旁的坐位说：“你就在这里算。”

        “回大人的话，”龄寿嗫嚅着说：“司官打不来算盘。”

        阎敬铭大摇其头：“越来越不成话了！”他沉下脸来说：

        “你回去听参。”

        龄寿面如死灰，环视同僚，意在乞援。可是，阎敬铭的脾气跟作风，不但早就听说，而且此刻已当面领教，谁也不敢自找没趣代他求情，所以都装作未看见。

        龄寿抱牍下堂，告病假的书办却赶到了，仍由福松领了上来，说是：“大人有话，请尽管问他，他最清楚。”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张金华。”

        “你年纪不小了。”阎敬铭问道，“在部里多少年了？”

        “大人由翰林院分发到部，小的就在部里当差了，算起来是三十六年。”

        “喔，你的精神倒不坏。”阎敬铭问道：“你有几个儿子？”

        “小的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胞侄。”

        阎敬铭记在心里。书办是世袭的差使，没有儿子，将来就不能承袭。记住了，免得将来有冒名顶替的情事。

        “你今年多大？”

        “小的今年六十八。”张金华答说。

        “望七之年，也该回家纳福了。”

        这是示意这个书办该告退了。张金华倒也不在乎这位尚书，响亮地答道：“小的到了效不得力的时候，自然禀明司官，回家吃老米饭。”

        听他当面顶撞堂官，旁边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阎敬铭自然不会理他这话，只问公事，“说部库存银多少，只有你知道。说吧！”

        他说了一大串数目，董恂移交多少；新收多少；开支多少；现存多少。熟极而流，几乎听不清楚。但越是如此，阎敬铭越不以为然，百凡庶政所恃的国家财用，竟只有胥吏能知其详，实在太不象话了。

        因此，他到部的第一件兴革之事，就是整顿北档房，奏折上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满员不可。”

        “三库”是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最重要的当然是银库，特设管库大臣，派户部侍郎兼任。三库的弊端，阎敬铭是早就知道的，他的第二件兴革之事，就是想革除三库之弊，所以下令查库。

        查库之日，有特选的司官跟着，其中有两个都姓李，亦都是翰林出身，一个叫李用清，丁忧起复，从原籍山西平定州进京，背着个小铺盖卷，徒步三千余里，不雇一车一骑，京里诧为千古未有的奇事，公送他一个外号叫“天下俭”。

        另一个李嘉乐较为逊色，名为“一国俭”，他不如李用清的是，做了官居然常唤剃头挑子来替他剃头。剃完，亲手付予剃头匠二十个小钱。自觉出手已很大方了。

        有一次他问他的听差：“剃头的应该很高兴吧？我每次都给他二十文。”

        听差的据实答道：“外面剃头，最少也得四十文，何况是做官人家？剃头的每次都要吵，我只好再垫二十文，才把他打发走。”

        李用清大怒：“我在家乡偶尔叫人剃头，每次只要十二个钱，现在给他二十个已经多了，他居然还不知足，你也居然就添了给他，真正岂有此理！好了，从此以后我不请教剃头的，连二十文都可以省下。”

        果然，言出必行，从此以后，李嘉乐不再请教剃头匠。要剃头由他太太动手，剪得参差不齐，怪模怪样，惹多少人在背后当笑话讲。

        但阎敬铭却很欣赏，以为做官必从一个“俭”字着手，才能“无欲则刚”，做个晚节不改，始终如一的清官。为此特别重视两李，带着他们一起去查库。

        户部三库在三处地方，颜料库在西安门内；缎匹库在东安门内；银库又称大库，则在户部衙门的后身的东北角。查库先从远处的颜料库查起。

        颜料库是个杂库，包罗万象，无奇不有。掌管国家度支的户部，何以会有这样一座库房？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户部有此物库，大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征收矿税之时。矿税苟扰遍天下，民间名产珍物，输往京师，终年络绎于途，奇珍异宝，收入大内，常用的物料，归工部及户部存贮，才设了这样一座颜料库。

        在清朝，各省贡品，名目繁多，内务府认为无甚用处，容纳不了的，亦都归于户部。日积月累，用之不竭，随意堆积在库房里，但是帐目却是分门别类，异常清楚的。

        阎敬铭早年当司官的时候，奉派查过颜料库，知道这座库是无法查的，同时他要整顿的也不是这一库。不过表面上决不能放松，所以虽无法查也要查。到了库中坐定，拿料帐来看，逐日有记，逐月有结，毫无毛病。便派李嘉乐入库，实地查察。

        一进了库房，他愣住了，在门口踌躇又踌躇，提起了一只脚，竟不能踏下去，因为满地的檀香、黄蜡、石绿、朱砂，五色粲然，积成厚厚的一层，无可下脚。

        “李老爷，请啊！”库吏催促着。

        “怎么不收好？堆得满地！”

        “向来这样的。”库吏答道：“我同治三年到库里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叫人怎么走路？”

        库吏大为诧异，“就是这样子走嘛！”库吏毫不迟疑地举步踏了进去，踩得那些物料“嘎吱、嘎吱”地响。

        李嘉乐心疼不已，但也只好跟着他举步。走到中间一看，四周摆满了尘封的木架子，阳光从天窗里漏下来成为一条光柱，其中飞舞着亿万灰尘，看上去象是金屑。

        他有无从措手之苦，同时也困惑异常，不知一年两次查库，何以还会这样子的杂乱无章？想了一会，只有请教库吏：

        “别人是怎么查的？”

        “李老爷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

        “李老爷，”库史指着地下说：“东西都在这里，一草一木没有人敢动，只要屋顶不漏，门窗严紧，就不要紧了。”

        听这一说，李嘉乐才明白，原来查库就是来看看屋顶门窗。如果都是这样奉行故事，那里谈得到整顿？自己特蒙阎尚书识拔，委派查库，可不能跟别人那样敷衍了事。

        但是，一片混杂，实在无从措手，看了又看，发觉有一样东西好查，“那是纸张？”他指着堆积如墙，已泛成黄灰色的白纸问。

        “是。是宣纸。”

        “点点数看。”李嘉乐翻出帐来念道：“‘五尺夹贡总计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一张’，就查这“五尺夹贡’。”说着走过去要动手。“动不得！”库吏大声警告：“里面有蛇！”

        李嘉乐不信，伸手掀开一角，是想看看可是真的夹贡，还是被掉了包？

        那些不知堆积了多少年的陈旧宣纸，几已粘在一起，数既多，压力亦大，一时那里掀得起。李嘉乐是喜欢蛮干的性子，一只手不行，加上另一只手，使劲攀着纸角，往上一推。只见一条四五尺长，黑章白文的蛇，从纸堆后面钻了出来，游走无声，李嘉乐直到临近才发现，大叫一声，连连倒退，吓得面如土色。

        库吏急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只眼都盯着那条蛇，从纸堆上蜿蜒而下，钻入杂物堆中，无影无踪。

        “李老爷，你也真是！”库吏大为埋怨，“跟你说动不得，你老偏不信，现在怎么样？”

        “我只以为你说笑话吓我，那知道真的有蛇！”

        “蛇多着呢！天这样热，它本来就想游出来凉快、凉快，那经得住你老再这么一折腾？如今坏了，蛇也不知躲在什么地方？步步都得小心。”

        听他这一说，李嘉乐便觉得那双脚发麻，深怕一举步就踩在蛇身上，钉在原处，动弹不得。

        “快走吧！”库吏拉着他一阵风似地找到了门口，却又问道：“李老爷，怎么样？”

        这是取进止的意思，李嘉乐摇摇头说：“不查了！”

        “是！”库吏加重语气说：“查过了！”

        他说“查过了”，就只好说是“查过了”，不然无法交差。好在阎敬铭深知积弊，意不在此，他的想法是要仔细核查帐簿，看各省的贡品，有没有可以减少甚至裁减的，所以只关照李嘉乐将一本“料帐总册”带走。

        接下来是查缎匹库。公家缎匹沿袭明朝的制度，由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负责供应，一共分为三等，第一等专供“御用”；第二等称为“上用”，质料较次；第三等专供赏赐之用，就叫“赏用”，质料更次。

        “御用”和“上用”的珍品，存贮内务府缎库。户部缎匹库只储“赏用”缎匹，数量极多，查不胜查，照例分派十几名司官，虚应故事。库中有楼，楼板上的灰尘，照规矩不准打扫，积土太厚，无法下足，就铺一张芦席在上面。两百年来，不知道铺了多少层，所以一踩上去象踩在棉花堆上，而且一踩就扬起一团灰，沾得满身都是，所以查缎匹库是桩苦差使。

        李用清却不以为苦，精神抖擞地上了楼，扬目四顾，只见木架子高可及顶，上面堆满了一捆捆的缎匹，不知如何措手，便有些踌躇了。

        “李老爷，”库吏看他是外行，加以指点：“缎匹是少不了的，向来只不过抽查点数。”

        “好！抽查。”李用清有了计较，手往上指，用很威严的声音说：“你替我把最上面那一捆枣儿红的，取下来。”

        库吏一愣，看李用清板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料知说不进话去，便转身取了梯子来，爬上去费了好大的劲，将李用清所要的那一捆取到，双手举起，使劲往下一扔，陈年积土，象火药爆炸似的，往上直冲，将李用清没头没脑地笼罩在内。

        时逢盛暑，汗流浃背，这一阵灰土飞上头脸，立刻为汗水沾住，面目黧黑，象个煤炭铺的伙计了。

        李用清大怒，但是发不出脾气，只巴望这一捆缎匹中，数目不符，捏住把柄，便好处治那库吏。但是，解开来照标签所载的数目一数，应该是十四匹，一匹不少。

        这一来哑巴亏吃定了，跟李嘉乐谈起来，同病相怜，嗟咨不绝。

        “老前辈，”李用清跟比他早一科的李嘉乐说：“蠢吏可恶！有意恶作剧，打算着吓倒司官，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辈偏要认顶，倒看看到底谁强得过谁？”

        “说得是！我们受阎丹老的知遇识拔，必得帮他切实整顿一番，颜料、缎匹两库，不是上头着眼之处，马上要查银库了，一定要捉它一两个弊端出来。”

        “查弊必先知弊。银库的弊端甚多，先要请教请教内行才好。”

        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合请一个客，请在衙门附近的一处“大酒缸”。间壁就是月盛斋，五香酱羊肉名驰九城，买了一大包款客。客人是户部的一个苏拉，名叫张福，伺候过十几位尚书，见多识广，部中大小积弊，无不明白。

        “银库，照例书办是不能进去的，只有库兵可以入库。”张福举杯在手，慢吞吞地说：“库兵规定十二名，三年一挑，挑到那天去应点，要请十来个保镖护送……。”

        “慢点，老张！”李用清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为什么？”

        “为了怕绑票，”张福解释库兵何以应点之日要防被掳：“入选库兵有正选，有备选，正选应点不到，马上由备选补上，所以绑他只要绑一个时辰，应点时辰一过，煮熟了的鸭子飞走，放了他也就没用了。”

        “这样看起来，库兵的身价不得了。”

        “是啊！补上一个名字，总要花到一万银子，应点不到，往后的好处不说，起码一万银子就算扔了在水里。”

        “那么，”李嘉乐问，“库兵入库，到底有点什么好处？说偷银子是藏在谷道里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张福问道：“外省解银到部，怎么样入库？

        李老爷见过没有？”

        “没有。你细细说来我们听。”

        “外省解银，每一万两解费六十两，这归管库司官跟书办分，库兵是没分的。库兵的好处，就是搬银子入库的当儿偷银子。进库的时候，衣服都要脱光，库里另有衣服，不过，这一身衣服也不能穿出库。光身进去，光身出来，寒冬腊月也就这个样，所以库兵非精壮的小伙子不能干。这还有个道理，小伙子中气足，提得住气，如果年纪一大，提不住气，就补上名字也没用。”

        “这又是什么道理？”李用清问。

        “就是这位李老爷说的，”张福指着李嘉乐答道，“为的是能在谷道里藏银子。本事最好的，一次可以藏十两一个的银锞子八个。”

        这不是骇人听闻之事？但张福言之凿凿，说在东四牌楼有一新药铺，专有一种要有门路的人才能买得到的药，服下能使谷道交骨松开。偷银的方法是用猪网油卷银锞塞入谷道，不过即令年轻力壮，提气支持，亦至多只能容纳半点钟的工夫。

        “这个法子在内库就用不着了，内库多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那里也偷藏不下，所以内库库兵，入库用不着脱光衣服。”

        这一说，是个反证，李嘉乐点点头又问：“还有什么偷银的法子？”

        “冬天要当心，有个换茶壶的法子。库里的空茶壶拿出来，照例揭开盖子，往下一倒，表明没有东西在里头，冬天就两样了，茶水冰冻，拿银锞子冻在里面，就倒也倒不出来。”

        “说破了不值钱。”李用清觉得这顿大酒缸请得不冤，“真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然而细想一想，总觉得有些荒诞不经，所以事后又去请教部里的老司官，“谷道藏银，事诚有之。”那老司官笑道，“不过说得太玄了。两位请想，十二名库兵，每人偷银八十两，一次就是九百六十两，解饷入库之日，库兵进出好几次，这要偷漏多少？年深日久，不都偷完了吗？”

        虽是以常理度测，却足以破惑。但库兵裸体入库，这个规矩历数百年不改，总有道理在内。二李都觉得虽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决定去看个明白。

        一看果然，库兵进出，无不赤身露体。出库还有一番很特别的交代：跨过一条长凳，双手向上一拍，口中喊道：“出来！”表示股间、肋下、口中都不曾夹带库藏。

        “能抓住他们验一验吗？”李嘉乐问。

        “不能！”李用清摇摇头。

        李嘉乐废然而叹：“看起来，就是有弊也无法查了。”

        而阎敬铭却查出来一项极大的弊端。其实也不用查，弊端已摆在那里，只看有没有决心整顿而已。

        查银库那天，阎敬铭找管库的郎中姚觐元来问：“掌天平的是谁？”

        “是书办史松泉。”

        “领我去看天平。”

        领到出纳之处，只见史松泉一身服饰，异常华贵，阎敬铭先就大为不悦。正在提倡俭朴节用的他，认为史松泉逾越体制，败坏风气，而看他的服用，钱从那里来，更不可不问。

        “你这一身衣服很漂亮啊！”他斜睨着大小眼，冷冷地问。

        “回大人的话，”史松泉答道：“都是旧衣服。”

        “砝码是旧的不是？拿来我看！”

        银库有好几架天平，大大小小的砝码不少，等取到了，阎敬铭却不看，只吩咐包好。

        “送到工部去检验。”他对李嘉乐说，“你亲自送去，面见工部堂官，说我重重拜托，即时检验，立等结果。”

        李嘉乐奉命唯谨，带着从人，捧着砝码，直奔工部，请见堂官。正好翁同和在部里，他的侄子翁曾源是李嘉乐这一榜的状元，世交原就熟识，区区小事，做“老世叔”的当然照办。立时找了制造库的司官来，一检验之下，大小砝码，有重有轻，符合标准的，十不得一。

        回到户部复命，阎敬铭还在坐等，将检验过的砝码，逐一清查了上面的记载着的轻重不等的差额，接着便传召待命的银库郎中姚觐元。

        “你看！”他指着砝码问道，“你怎么说？”

        姚觐元早就知道有此结果，何用看得？“回大人的话，”他说，“银库重进轻出，向来如此。咸丰以后，库里存银，大为减少，也要存到七百万至九百万。偷窃之事，在所不免，一两百年，不靠重进轻出来弥补，难道倒请堂上大人分赔不成？”

        “你倒还振振有词？”阎敬铭说，“照你的说法，重进轻出，是为了弥补偷漏，完全为公，然则你倒说给我听听，重进轻出是什么个规矩？进，每两银子加重多少；出，每两银子减轻多少？不能借弥补为名，漫无稽考，你拿帐来给我瞧瞧！”

        “这那里会有帐？”

        “原来没有帐？”阎敬铭说，“那将是混帐！”他吩咐“当月处”值班的司官，“将史松泉拿交刑部。”

        史松泉就在堂下，听得这话，便想开溜，无奈从阎敬铭到部，雷厉风行，毫无瞻顾，当差的大小官员懔然在心，当然容不得史松泉脱逃，一把抓住，立即备文咨送刑部讯办。

        “我久闻你把持公事，劣迹多端，你今天就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阎敬铭对姚觐元说，“这对你已经算是客气了！你心里要明白。”

        这是警告姚觐元不必去钻营门路，希冀脱罪。解职的官员，与平民无异，如果不知趣，不听话，随时可以步史松泉的后尘，吃上官司。

        姚觐元识得利害，乖乖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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