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见庆王与荣禄,是在作为乾隆书房的乐寿堂,除了李莲英以外,别无太监与宫女。
跪过了安,庆王先奏:“荣禄是昨儿晚上十二点钟进京的,有大事跟老佛爷面奏。”
“说吧!”慈禧太后问荣禄:“你是袁世凯回天津以后才进京的?”
“是!”荣禄答说,“奴才有密件,请老佛爷过目。”
密件就是那道朱谕。李莲英从荣禄手里接过来,一转身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入目变色,突出两腮,双眉之间,青筋暴露,牙齿咬得格格有声。庆王与荣禄从未见过任何一位老太太有此可怖的形相,不由得都打了一个寒噤。
真如雷霆骤发,来得快,去得也快,慈禧太后忽又收敛怒容,平静地说:“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一回天津就来看奴才……。”
荣禄将袁世凯告密,以及他的应变部署,从头细叙,一直谈到进京与庆王会面为止。话很长,一口气说下来,不免气喘,略歇一歇时,慈禧太后看着李莲英说:“给荣大人茶!”
茶倒是现成,但茶具都是上用的明黄色,非臣下所能僭用,因而颇费张罗,于是慈禧太后又开口了。
“就拿我用的使吧!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在那儿蘑菇!”
“君臣的礼节嘛!”李莲英已找到两个乾隆青花的大酒钟,权当茶碗,一面倒茶,一面头也不回地答说:“大规矩错不得一点儿!老佛爷就有恩典,人家也不敢喝呀!”
说着,已倒了两钟茶来。庆王与荣禄都先磕了头,方始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茶钟,“咕嘟,咕嘟”一气喝干。
就这当儿,慈禧太后已想停当了,“袁世凯可恶!他这是曹操给董卓献宝刀嘛!”她重重地说,“这个人可万留不得了。”
荣禄大惊,“袁世凯是人才,求老佛爷开恩。”他向庆王看了一眼,“奴才知道袁世凯本心没有什么。再说奴才也制服得住他。”
庆王受过袁世凯一个大红包,兼以荣禄的示意,便接口帮腔:“老佛爷明鉴,如今办大事正要收揽人才。袁世凯纵不足惜,但如老佛爷饶不过他,怕替老佛爷办事的人会寒心。”
“而且,”李莲英插嘴说道:“也叫景仁宫看笑话。”
珍妃住西六宫的景仁宫,她如果知道袁世凯告密而被诛,当然会抚掌称快。慈禧太后醒悟了,“亲痛仇快”的事不能做。
“好吧!我饶了他。不过,荣禄,你得好生管住!”
“是。奴才制得住他。”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吩咐:“把匣子拿来!”
李莲英答应着,立即取来一个专贮奏折的黄匣子,打开了小银锁,慈禧太后亲手检出一件奏折,交荣禄阅看。
这个折子是两名御史联衔,在八月初三那天,到颐和园呈递的。这两名御史,一个叫杨崇伊,江苏常熟人,热中利禄,不惜羽毛,敢于为恶,曾经一折子参倒珍妃的老师、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为一时大名士的江西萍乡人文廷式,因而颇不容于清议。
另一个是湖北江夏人,张凯嵩的儿子张仲炘。张凯嵩久任督抚,宦囊充盈,所以张仲炘是个席丰履厚的贵公子,做官的宗旨,与杨崇伊相反,利心较淡,名心甚重,由编修转任江南道御史以来,便以敢言著称。
杨、张二人联衔所上的折子,自然是向皇帝陈奏,但此折子又不能让皇帝寓目,所以特地到颐和园呈递。因为,慈禧太后自入夏为始,一直驻驾颐和园,皇帝间日省视,亦经常在那里处理大政,臣下到颐和园向皇帝奏陈,亦是常有之事。杨崇伊便是利用皇帝往来不定的这个漏洞,能将奏帝的折子,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折子的内容,是得风气之先,抢一个“拥立”之功,请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只是,既已“归政”,不便再公然收掌大权,所以仿照嘉庆即位,乾隆以太上皇的身分,仍旧干预政务的故事,现成有个“训政”的名目,可以借用。
这个折子,荣禄不必再看,因为杨崇伊事先到天津商量过的。荣禄当时表示,“不妨上了再说”,做个伏笔,如今别无选择,唯有运用这个伏笔了。
“那末,你们去预备!”慈禧太后问李莲英,“今儿个,皇帝要干些什么?”
“除了召见四位‘新贵’,还得驾临中和殿‘阅祝版’。”
“这会儿,皇帝在那儿?”
“多半还在景仁宫。”李莲英答说,“奴才马上派人去打听。”
一听景仁宫,慈禧太后便不自觉地怒气上冲,“不用打听了!”她说,“咱们就去吧!”
荣禄不能确知慈禧太后到了景仁宫,跟皇帝见了面,彼此会说些什么?不过,皇帝作何表示,可以不管,如今顶要紧的是,须决定慈禧太后在何处召见军机?
这样想着,便陈奏请旨,慈禧太后并无意见,反问一句:“你们看呢?”
“奴才的意思,请老佛爷在西苑办事。”
“也好!你们把杨崇伊的折子带去。”慈禧太后随即又吩咐李莲英:“回头咱们就由景仁宫,一直到西苑。”
“喳!”李莲英答应着,向荣禄使个眼色。
这是暗示他可以“跪安”了。于是荣禄又拿肘弯碰一碰庆王,两人磕头跪安,辞出殿去,转到隆宗门内,离军机处不远的内务府朝房,派人先将崇礼找了来接头。
“已经通知过了。”崇礼低声说道:“刚中堂说,他盼这一天很久了!要怎么预备,最好赶快通知他。”
“仲华,我看,这会儿就把刚子良请了来谈一谈吧?”
荣禄考虑了一下,摇摇头,“这会儿还不必。”接着又转脸对崇礼说:“受之,劳你驾,悄悄儿把钱子密给找来。”
“好!我自己去说。”
子密是钱应溥的别号,浙江嘉兴人,军机章京出身。同治年间为曾国藩奏调出京,在他幕府中专司章奏,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钱应溥复回军机,由章京而“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由达拉密而超擢为军机大臣,为人明敏通达,笔下更是来得。荣禄觉得这件大事,必须通过军机,而军机大臣中,只有跟钱应溥商量才有用。
庆王比较持重,认为应该告知刚子良,就是刚毅。此人籍隶镶蓝旗,在刑部当司员时,因为熟于律例,勇于任事,颇得当时的尚书翁同龢的赏识,外放为潮嘉惠道,升监司,当巡抚,所至有声,算是封疆大吏中的佼佼者。光绪十五年皇帝亲政以后,翁同龢以师傅之尊与亲,得君独专,颇为弄权。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大东沟一战,海军大败。朝局一变,恭王复起,翁同龢、李鸿藻再入军机,刚毅亦由于翁同龢的密保,由广东巡抚内召,以礼部侍郎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在仕途中,这一步可是跨得大了!照道理说,应该感激翁同龢才是,然而不然!
翁同龢倒是绝非喜欢摆架子的人,亦很少疾言厉色。但以刚毅既是旧属,又有新恩,言语词色之间,当然比较率直。
刚毅没有读过多少书,爱掉文而常念白字,提到大舜称为“大舜王”,只是识者摇头,将臯陶的陶,读如陶器的陶,也还不觉刺耳,可是以当国执政的枢臣,“茶”毒生灵,草“管”人命,琅琅上口,这种笑话,可就伤害到政府的威严了因而有一次,翁同龢忍不住当面纠正,刚毅面红过耳,唯唯称是,但心里引为大恨,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
到了这年春天,翁同龢因为赞助皇帝维新,又与为慈禧太后及旧党深恶痛绝的康有为扯上关系,所以为跟翁同龢有宿怨的荣禄所排挤,落得个“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凄凉下常而在荣禄下此杀手之时,刚毅在暗中颇尽了些力量。而荣禄并不感激,反觉此人刻薄无义,存着戒心。同时,他亦很不满刚毅刚愎自用、横行霸道的作风,觉得新旧之争搞得如此势如水火,以致太后与皇帝母子之间,竟如仇敌,刚毅在其间推波助澜,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这件大事,不愿与他商议。
庆王见他态度坚决,便不肯多说,等钱应溥到了内务府朝房,亦仍旧让荣禄去跟他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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