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预定的会审康党之期。陈夔龙坐车到刑部，走到半路，为总理衙门派来的苏拉追了上来，叫住车子，气喘吁吁地说：“陈老爷，刑部派人来通知，你老不必去了，用不着会审了！”

        原来有个陈夔龙的同乡前辈黄桂鋆，现任福建道御史，是守旧派的健将，前一天上折密奏，以为已捕康党，“宣早决断”，为的是“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所以应该“速行处治，以绝后患”。又有一个说法，黄桂鋆是旧党而非后党，爱君之心，并不后人，深恐这桩钦案，一经会审，有人会任意攀扯，添过于上，使得已被幽禁的皇帝，处境更为窘迫，论他的本心，无可厚非。

        不论如何，这个建议在慈禧太后看，是快刀斩乱麻的好主意，尤其是在庆王陈奏，法使荐医以及英使要求保全张荫桓以后，如果牵延不决，使得洋人有插手干预的机会，必定大损朝廷的威信。因而在这天召见军机时，下了一道上谕：“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当陈夔龙回车不久，监斩大臣刚毅由刑部两尚书崇礼与廖寿恒陪着，一起到部。大堂升座，立即召请主办司官与提牢厅主事，宣明事由，吩咐提案内“官犯”到场。

        提牢厅的主事叫乔树枬，四川华阳人，这“六君子”，除却康广仁，无不钦佩。康广仁不敢叫人恭维，是因为他的修养比同案诸人差得太远，从被捕收禁那天起，就在狱中大吵大闹，不时以头撞壁，且哭且喊：“老天爷啊！那有哥哥做的事，要弟弟顶罪的道理？冤枉啊！”

        因此，乔树枬奉了堂谕，便关照“司狱”与禁子：“除了那位康老爷一定会闹，万不得已只好上绑以外，其余的五位老爷，你们要格外有礼貌。也不必说那些照例的话，只说‘过堂’就是了。”

        所谓照例的话，大致是反话：明明哀吊之不遑，偏偏说一声：“恭喜你老升天！”司狱受命，便从第一间开始，逐屋通知，请到院子里去，预备过堂。

        第一间住的是谭嗣同，刚接得林旭的一首诗：“青蒲饮泣知何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是用的后汉何进的典故。“千里草”与“本初”切董、袁二字，意思是兵谏之举，应该谋之于董福祥，信任袁世凯，未免失之于轻率。

        谭嗣同受了责备，自然感慨，不过他是豪放乐观的性情，到此地步，犹不改常态。亦用《后汉书》上的典故，就狱壁上题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司狱等他写完，方始开口：“谭老爷，今天过堂！”

        “一直到今天才过堂？”谭嗣同望一望院子里，“就我一个人？”

        “不！一共六位。谭老爷回头就知道了！”

        不多片刻，人已到齐，最后来到院子里的是康广仁，他一反常态，不但不哭不闹，而且隐然有喜色。这因为司狱为了求一时的安静，跟他撒了个谎，说过堂即可定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只是一年半载的监禁。康广仁信以为真，宽心大放，所以有此反常的神情。

        “各位，”司狱一面向所有在场的番役，投以警戒的眼色，一面指着门说：“请这面走！”

        刑部大狱称为“诏狱”，俗名“天牢”，是前明锦衣卫的镇抚司，共分南北两座。两百多年来，建制如旧，不论南镇抚司，还是北镇抚司，都有东西两道角门。司狱这时指的是西角门，他人不以为意，刘光第却脸色一变，随即站住了脚。

        原来诏狱中多年的例规，如果释放或只是过堂，都出东角门，唯有已经大辟定谳的犯人才出西角门。刘光第刑部司官出身，知道这个规矩，既惊且诧，大声问道：“怎么出西角门？”

        司狱知道自己疏忽了，赶紧指着东角门说：“是，是，该走这里！”

        于是，谭嗣同领头，昂然出了东角门。林旭走在后面，特意放慢两步，等刘光第走到身旁，他相傍而行，低声问道：

        “怎么回事？”

        “迹象不妙！恐怕毕命就在今朝。”

        听得这话，林旭双腿一软，几乎竭蹶，但毕竟腰一挺，很象样子地走了出去。

        到得大堂，却须等待，因为军机大臣王文韶特地赶到刑部，说有一件极紧要的事，非即时跟刚毅商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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