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不敢攻,西什库攻不下,能烧的教堂又烧得差不多了,义和团决定在前门外,京师最繁华的所在去显一显威风。
前门外最热闹的地区,是在迤西的大栅栏一带,商业精华,尽萃于斯。有名的戏园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都在这里,所以大栅栏又是笙歌嗷嘈的声色之地。
领头的大师兄走了一阵,偶然一瞥之间,忽发现有家店家,安着极大的玻璃窗,里面瓶瓶罐罐都贴着洋文标签,再看招牌,写的是“老德记药房”。心想,这家药房一定是“二毛子”所开,就从这里下手立威。
老德记的店东实在是洋人,早就避走了。店中伙计贪图买卖所入,可以朋分,是桩没本钱的生意,所以仍旧开门营业。一见义和团上门,情知不妙,而悔之已晚,只有硬着头皮上前,陪笑招呼。
“烧!”
大师兄只喝得一声,手下便即动手。放火是很内行的事,找到煤油,四处倾洒,伙计急得跪在地下求饶,为义和团一脚踢了个跟头。
左右店家,一看要遭殃,急忙点着香来请命,大师兄摆着手大声说道:“别慌!别慌!这家店是二毛子开的,非烧不可,只烧他一家,烧光自然熄了,不会烧到左邻右舍,大家放心好了,不必搬移琐色,自找麻烦。”
说得斩钉截铁,十足的把握,令人不由得不信。于是,以看热闹的心情,静等老德记火起。
等大家顺着他手指之处去细看时,埋伏僻处的人,已用一根“取灯儿”,燃着了洒透煤油的废纸,顿时一蓬火起,迅速蔓延,轰轰烈烈地烧将起来。
“天火烧,天火烧!”义和团拍手欢跃,也有些看热闹的人附和。可是,转眼之间,便都看出形势不妙,老德记还只烧了一半,火苗却已窜到东邻了。
见此光景,老德记附近的店家,无不大惊失色!见机的赶紧奔回去抢救自己的货物细软,痴愚的还真相信大师兄有驱遣祝融的法力,纷纷上面求援。
“大师兄,大师兄!你老行行好,赶紧施展法力,把火势挡住。不然,可就不得了!”说罢,磕头如捣蒜,有的已经哭出声来了。
这时火势已很不小了,五月二十闷热天气,闹市中烈焰烧空,西南打开一道缺口,恰好成为风路,风助火势,由西南往东北烧,首当其冲的是珠宝市以西的三条廊房胡同。廊房二条与三条之间,有条南北向的直胡同,名叫门框胡同,是广和楼的所在地,这天贴的是谭鑫培的《连营寨》,正在上座的时候,发现大火,观众四散奔逃,“蜀、吴”双方“兵将”,亦就暂息争端,卸甲丢盔,不理“火烧连营七百里”,先来救京城的这一片精华。
火势过于炽烈,靠几条“洋龙”,几桶水,何济于事?到得正中时分,大栅栏东面到珠宝市,西面到观音寺街,杨梅竹斜街,北面到西河沿,成了一片火海。火老鸦乘风飞上正阳门,连城楼都着火了。
就在火势正炽之时,六部九卿及翰詹科道,都接到通知,慈禧太后及皇帝在西苑召见。这就是所谓“廷议”,通称“叫大起”,非国家有至危至急的大事,不行此典。而凡叫大起,往往负重任的多持缄默,反是小臣得以畅所欲言,因为重臣常有进见的机会,如有所见,不难上达,而叫大起正就是要征询及于小臣。所以一班平时关心时局,好发议论的朝士,都大感兴奋,暂忘前门外的这一场浩劫,匆匆赶到西苑待命。
召见之地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鸾殿东室,室小人多,后到的只能跪在门槛外面。两官并坐,脸色都显得苍白,尤其是慈禧太后,平日不甚看得出来的老态,这时候是很分明了。
“前门外大火,你们都看见了吧?”是皇帝先开口,声音虽低,语气甚厉,“朝廷三令五申,乱民要解散,要弹压,那知道越闹越不成话了!你们自己想想看,对不对得起朝廷跟百姓?”
跪在御案前的王公及军机大臣,默无一言。在僵硬如死,闷热不堪,令人要窒息的气氛中,后面有个高亢的陕甘口音,打破了沉寂。
“臣刚才从董福祥那里来,他说,他想请旨,责成他驱逐乱民。”
此人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甘肃秦州人,跟董福祥同乡。他的话真假且不论,载漪一听是董福祥要驱逐乱民,亦就是义和团,不由得心头火起,恼的不是董福祥,是刘永亨,直觉地认为他是在撒谎。
可是,他又无法证明刘永亨是在撒谎,不假思索将腰一挺,回身戟指,厉声吼道:“好!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个好法子!”
殿廷中如此无礼,而慈禧太后默然,亦就没有人敢指责他了。沉默中,门槛外面发声:“臣袁昶有话上奏。”
“袁昶!”皇帝指示:“进来说。”
于是袁昶入殿,在御案面面找个空隙跪下,朗声陈奏:“今日之事,最急要的,莫过于自己处治乱民!非如此不足以折服各国公使的心。洋使服了朝廷,才可以跟他们谈判,阻止洋兵来京,一方面由各省调兵拱卫京畿。办法要有层次,一步一步来,不宜鲁莽割裂。”
“现在民心已变!”慈禧太后摇摇头说,“总以顺民心为顶要紧。你所奏的,不切实际。”
“皇太后所说的民心已变,无非左道旁门的拳匪!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至今,亦断断没有仗邪术可以成大事的!”
“法术靠不住,莫非人心亦靠不住?”慈禧太后很快地反驳,“今日中国,积弱到了极处,所仗的就是人心。如果连人心都失掉了,试问何以立国?总而言之,今天召大家来,要商量的是,洋人不断调兵,看来要侵犯京城,应该怎样应付?
大家有意见,赶快说。”
于是激烈的主张决一死战,温和的建议婉言相商,聚讼纷纭之中,渐渐形成一个结论,不脱一句古话:“先礼后兵”。先派人向来自天津的联军劝告,速速退兵,如果不听,则由董福祥的甘军往南硬挡。
“那么,”慈禧太后问道:“派谁呢?”
“臣保荐许景澄。”军机大臣赵舒翘说。
许景澄充任过六国的公使,在西洋十余年之久,担任此一任务,自然是最适当的人选,慈禧太后立即同意。
许景澄自觉义不容辞,慨然领旨,但要求加派一个人会同交涉。结果选中新任总理大臣那桐,许景澄颇为满意。因为,第一,能干而机警;第二,是端王载漪所保;第三,颇得太后信任。有他同行,此去即令不能达成使命,亦不致独任其咎。
“大起”散后,军机大臣及庆王、庄王、端王又被叫起,这一次是专门商量处置义和团的办法。由于载漪的坚持,慈禧太后很勉强的同意,由载漪与董福祥设法招抚。至于受抚以后的义和团,将如何运用,另作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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