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据实奏陈，指责户部云南司司官“难保无知情故纵情弊”，除查取职名饬令听候查办以外，周瑞清既曾与崔尊彝通信，则洪良品所参，并非无因。只是周瑞清为三品大员，未经解任，不便传讯，奏请饬令周瑞清将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核。

        此奏一上，不但照准，而且因为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听候传质”。这一下显得案子又扩大了，不过周瑞清倒还沉着，看到上谕，首先就派听差当“抱告”，拿了崔尊彝的两封信呈上刑部。

        信里不过泛泛通候之语，于案情无关。刚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丢，冷笑着说：“这又何足为凭？崔尊彝给他的信，当然很多，随意找两封不关痛痒的送来，以为可以搪塞得过去，这不太拿人当傻小子了吗？”

        因为有此反感，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派一官两役去传周瑞清。

        “这就不对了，上谕是‘听候传质’，质者对质，是跟崔潘二人对质，此刻怎么可以传我？”

        “是跟王敬臣对质。”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说话也很厉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对质。请吧，‘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周瑞清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过，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职，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过分难为他，邀到部里，以礼相见，围着一张圆桌相谈，就算是“传质”了。

        问话的三个人，预先作过一番商议，不必问崔、潘贿托之事，就问了他也决不肯说，不如侧面探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丝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这样，问话的语气恰如闲谈交游。周瑞清字鉴湖，便称他“鉴翁”，鉴翁长，鉴翁短，相当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实相告。他说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识，跟崔尊彝在以前没有见过面。只因他有个捐班知县的侄子，分发云南，跟崔尊彝一起在军营里当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云南因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亏崔尊彝尽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绪元年开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举人中，有一个崔应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这一层渊源，才通信认为世交，崔尊彝的信中，称他为“世丈”的由来在此。他亦承认，崔尊彝对这位“世丈”，常有接济，但小军机无不如此，逢年过节都有外官的馈赠，无足为奇。

        “鉴翁，”沈家本问道，“有件事，不知有所闻否？听说潘道由昆明进京的时候，就不打算再回云南了，在云南的产业都已处置净尽，一家十三口灵柩，亦都盘回安徽。”

        “这倒不甚清楚。”

        “据安徽奏报，潘道至今未归，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现在九月初，计算途程，早该回家。不知道他逗留在那里？”沈家本紧接着说：“鉴翁跟他至好，自然有书信往来，可能见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不过他一家十三口灵柩，都寄停在荆州，或者因为迂道湖北，耽误了归程，亦未可知。”

        这话就颇为可疑，话锋中听得出来，崔尊彝的行踪，他是知道的。不过，既然他不肯承认，亦就无可究诘，很礼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子搁浅了。整个关键在崔尊彝和潘英章身上，这两个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书办抓到了，依然无用，因为没有对证，便可抵赖。

        就在这个时候，刚毅升了官，外放为广东的一个好缺，潮嘉惠道。潘祖荫指派赵舒翘接手，主办本案。他手里原有件王树汶的案子，因为涂宗瀛调职，接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听信任恺的话，力主维持原谳，河南京官大哗，言官纷纷上奏指摘，弹劾李鹤年包庇任恺，因而又指派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而梅启照居然又跟当年杨乃武一案中的胡瑞澜一样，站在巡抚这一面。所以赵舒翘建议堂官，由刑部提审，估计全案人犯解到，总在年底。有此一段空闲的工夫，正好接办本案。

        阅过全卷以后，他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论事，查核云南报销案中，那一项可以报销，那一项不可以报销？

        潘祖荫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办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汇齐。审讯对质，要问枉法不枉法，当以应销不应销为断。

        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云南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咸丰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叠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时帐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闹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等慈禧太后万寿一过，便上了一个“请饬枢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的折子，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即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太后圣躬虽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二十二日因云南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慈禧太后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慈禧太后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秋风多厉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慈禧太后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慈禧太后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慈禧太后，则又非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云南报销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云南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字里行间的指责，慈禧太后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慈禧太后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

        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蒙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直。”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宝鋆和李鸿藻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出军机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慈禧太后虽然精明，到底是妇人心慈，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枢臣。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卫荣光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九月，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十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卫荣光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赵舒翘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的，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赵舒翘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王文韶不能不再一次面奏，恳请准予开缺养亲。慈禧太后没有准，也没有不准，只说：“先下去！另有旨意。”

        等军机退了下去，跟着又“叫起”，指明只要宝鋆和李鸿藻进见。

        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召见必是为了咨询继任王文韶的人选。照例两名汉军机大臣一南一北，王文韶的遗缺应该挑南边人来补，宝鋆夹袋中虽有人物，但资望都还差得远，所以他很知趣，将这个人情卖了给李鸿藻。

        “兰翁，”他说：“一上去自然是谈王夔石空下来的位子，凡有保荐，请你作主。”

        李鸿藻对这件事亦早就想过，但一直有左右为难之感，形势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不是翁同和就是潘祖荫，潘祖荫是会试同年，翁同和是弘德殿多年的同事，而且交情一向不错，虽然他前几年依附沈桂芬，形成壁垒，但为国求贤，决不能摒绝此人，不作考虑。

        既然如此，不妨听听宝鋆的意见，于是拱手答道：“不敢、不敢！正要向佩公请教。如今物望，不出翁潘，倘或不能兼收并蓄，去取之间，请问佩公，于意云何？”

        宝鋆亦很圆滑，不愿意“治一经、损一经”，荐翁就得罪了潘，反之亦然。而且所荐能用，也还罢了，就怕荐甲用乙，得罪了被用的人，更加犯不着，所以不置可否：“这两位都负一时清望，难分轩轾。只好看上头的意思了。”

        这虽是很滑头的话，对李鸿藻却是一个启示，“看上头的意思”是最聪明的办法。

        “论资望，论才具，无胜过翁同和、潘祖荫的。”李鸿藻说：“请皇太后择一而用。”

        “就叫翁同和去好了。”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裁决，显得胸中早有成竹。

        “是！”李鸿藻接着又说，“不过书房也要紧。翁同和入值军机，书房是不是要添人？”

        “师傅就不必添了。”慈禧太后说，“皇帝是该骑马拉弓的时候了，得找两个人替他‘压马’。”

        这自然是在满蒙王公中物色，李鸿藻随即答奏：“若论骑射，自然是伯王当行出色。”

        “可以！就教伯彦讷谟诂在毓庆宫行走。”慈禧太后又说，“我看世铎当差很谨慎，让他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跟伯彦讷谟诂一起照料书房好了。”

        世铎是礼亲王，亲贵之中没有“王爷”架子的，就只有他。李莲英依礼节跟他下跪，他竟还跪以报，一时还传为笑话。李鸿藻心想，礼亲王并无内廷行走的差使，慈禧太后亦绝少召见，未必深知其人，何以忽然说他“当差谨慎”？想来这必是向李莲英一跪得来的好处。

        遇到这种差缺的委派，军机向来不表示意见，退下来立刻拟旨上呈。但翁同和入值军机的上谕未见发下，军机处怕事有变化，不敢声张。

        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始定局。军机章京立刻到翁家去送喜信，接着便有贺客到门。但翁同和挡驾不见，说是消息不确，不敢受贺。他自己溜出后门去看李鸿藻，打听情形。

        李鸿藻说得很坦率，对他和潘祖荫之间，无从取舍，双双保荐，结果是慈禧太后自己决定，用了翁同和。

        翁同和以贵公子做了二十几年的京官，平日虚心学习，随处留意的，就是做官的规矩和奥妙，一听李鸿藻的话，立刻便作了个决定，非辞一辞不可。

        于是回家便拟了个奏折，说是军机处总揽庶政，才不胜任，而且现在入值毓庆宫，如果兼任要差，怕贻误圣学，恳请收回成命。

        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因为“命翁同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上谕，午前上呈，午后才发，这就显得慈禧太后在他与潘祖荫之间的抉择，一直煞费踌躇，换句话说，这名军机大臣是勉强巴结上的。京里这几年原有两句话：“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是说皇帝的师傅，亲王的辅佐、洋鬼子国度的使节和神机营的差使，都是登龙捷径。所以照现在的情形看，必有妒忌的人讥讪，说他是靠了“毓庆宫行走”这个衔头，才当上了军机大臣。所以要辞一辞，表示君子对进退出处，毫不苟且。

        当然，一辞辞准了，变成弄巧成拙，岂不糟糕？这一层他有十足的把握，无须顾虑。任命枢臣，是何等大事，那有轻易变卦的道理？而况以慈禧太后的果敢，也决不会出尔反尔。这一道奏折上去，她必定传谕召见，有一番慰勉奖励的话说。这样，一方面是表示固辞不获，勉任艰巨，一方面又可以表示顾全潘祖荫的交情，有意谦让，那不是面面俱到的“十分光”的做法？

        天不亮就进宫，毓庆宫还漆黑一片，翁同和喊苏拉点亮了灯，看书坐等。眼在书上，心在御前，等天亮派人去打听“叫起”的情形。得报一共三起：第一起军机，是照例的见面；第二起是他，也是必然的；第三起是潘祖荫，就费猜疑了。

        莫非“大势”有变？翁同和在毓庆宫坐不住了，踱到南书房去观望风色。一进门便有人纷纷向他致贺，他连连拱手，声声：“不敢、不敢！”然后将潘祖荫邀到僻处谈话。

        “叔平，”潘祖荫性情伉爽，一开口就说，“你我都要感激兰荪。”

        这话费解，他很沉着点点头，先答应一声：“是的！”静听下文。

        “上头的意思，恭王多病，景秋坪又处在嫌疑之地，军机上要多添一个人，兰荪力赞其成。所以，你也不必固辞了。”

        这是说潘祖荫亦入军机。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翁同和自然欣喜，但立刻就想到军机上的忌讳。相传军机忌满六人，满了六个，必定有一个要出事。不过再一转念，自己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只要谨慎小心，持盈保泰，必可无事，也就释然了。

        “说实话，”他趁机卖个人情给潘祖荫，“如果不是枢臣至重，非臣下所得保举，我的折子上就要荐贤了。”

        “承情之至。”潘祖荫忽然皱起了眉，“王夔石这一案，如何了局？”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解铃系铃，还得疏通兰荪。”

        他这话的意思是，王文韶为张佩纶所猛攻，而幕后的操持者是李鸿藻，只要他放松一步，关照张佩纶不再讲话，形势一和缓，则以王文韶学沈桂芬柔婉事女主所得的“帘眷”，不致于深究责任，那时就可以设法为他化解其事了。

        “不然……。”

        一句话未完，苏拉在门外提高了声音喊道：“翁大人！叫起。”

        “我先上去，回头再谈吧！”

        翁同和匆匆整冠理袍，掀帘而出，由西一长街进遵义门，只见御前大臣贝勒奕劻迎了上来，拱手道贺，他以长揖还礼。

        “请吧！不必带班了。”奕劻指着东暖阁说。

        这是穆宗驾崩之地。翁同和是天阉，男女之爱，极其淡薄，惓惓深情，都注向父子、兄弟、师弟之间，所以此时回想八年前的光景，大有悲从中来之感。当时总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门生天子竟弃天下，十三年心血付之东流，从今以后，逐波浮沉，谨慎当差，免于无咎而已。那知复为帝师，而且居然参与枢机。抚今追昔，哀乐交并，内心相当激动。

        因此，进殿磕了头，讲话时便失去了他平日雍容不迫的神态，当慈禧太后以“世受国恩、不应辞差”的话相责备时，他作了一番长长的辩解。

        但是，讲来讲去只是“圣学为重，兼差则恐心志不专，有所贻误。”慈禧太后当然是一再奖许勉励，最后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身子刚好，实在也还没有精神另外去挑人。”她说，“我平时想过多少遍了，总觉得只有你靠得住，你不要教我为难。”

        说到最后这两句，翁同和便有感激涕零之意，磕一个头，再无推辞：“臣遵懿旨，尽力报答，只怕才具不够，有负天恩。”

        “我知道你肯实心办事，操守也好，只要肯破除情面，没有做不好的。”慈禧太后又说：“潘祖荫在南书房当差多年，性情虽耿直，也是肯任劳任怨的，我也让他进军机了。”

        “是！”翁同和略停一下，听慈禧太后不曾开口，随即跪安退出。

        由于王文韶的罢免，翁同和、潘祖荫的入值军机，部院汉大臣当然得有一番调动。调动名单，是由李鸿藻主持，他将他的同年，在兵部很得力的副手左侍郎许应骙，调补王文韶的遗缺户部左侍郎。许应骙的遗缺，补了黄体芳，他还在当江苏学政，未回京前，由精通律学的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兼署。

        这些调动，对王文韶并无关系。但是，张佩纶九月间由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升任正五品的詹事府右庶子，此时更调署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两个月之中，连升五级，这番异样的拔擢，加以正式担负言责，使得王文韶惊心动魄，知道再不知趣，逗留不走，还将有极难堪的事发生，不能不奉侍老母，急急离京。

        京官离京回东南各省，通称“回南”，虽有水旱两途，但携眷而行，向走水路，以通州为水陆交会转驳之地。王文韶“官司”未了，岂能安心上路？所以借眷口行李众多，所雇船只，一时不齐为名，在通州赁了房子，暂时住下来等候消息。

        人情势利，官场更甚。俗语说的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因为太太死了，老爷是现任官儿，自有趋炎附势的人来送丧，老爷死了，官也没有了，那个还来理睬孤儿寡妇？王文韶如今丢了官，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所以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以外，其他平时奔走于“王大军机”府第，受过好处的人，怕张佩纶、邓承修等人的笔尖一扫到，牵连生祸，都绝迹不至，因而王文韶悄然独处，书空咄咄，大有穷途末路之感。

        最难堪的还是他的八十三岁的老娘，四年之前，王文韶以湖南巡抚内召入军机，迎养老母。其时直隶、河南都在闹旱灾，但沿途地方官办差，无敢怠慢，要船有船、要车有车、要伕子有伕子，午晚两顿必是鱼翅席，临走还有馈赠。一路风光，谁不说“王太夫人福气好”？

        四年之后，境况大不相同。她记得当年在通州“起旱”，由仓场侍郎领头发起，大开筵宴，“为王太夫人接风”，特地传了京里有名的班子，唱了三天戏。如今冰清鬼冷，只有刚到那天，通州知州送了一个“一品锅”，此后就再也不理了。

        “真不如死掉的好！”王太夫人含着眼泪对儿子说：“我一死，你报了丁忧，看在这分上，他们就不忍心再难为你了！”

        “娘！娘！你千万宽心，好好养息。”王文韶着急地说，“万一你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更有文章好做，教儿子怎么再做人？”

        “唉！”王太夫人叹口气，“爬得高、跌得重。这个官不做也罢。”

        不作官也不能了事，王文韶心里在想，但愿云南报销案到此为止，不往下追，那就上上大吉了。

        消息不断地来，案子越来越热闹，一个牵一个，株连不绝。由孙家穆牵出另一名主事龙继栋，由龙继栋牵出御史李郁华，照例先解任、次革职、然后收捕下狱。潘英章也被革了职“并着云南督抚和该员原籍湖南巡抚，沿途各督抚一体严拿送部。”照这样子下去，到头来一定牵涉到自己身上。

        因此，王文韶如坐针毡，日夜不安，想来想去，不能不在最后一步上有所布置。于是备了一份重礼，派他的儿子王庆钧悄悄进京，钻门路找到李莲英那里，将礼送了上去。

        到了第三天才有动静，李莲英派人将他找了去，王庆钧见面请安，叫他“李大叔！”

        李莲英便也老实不客气，称他：“世兄！令尊的意思我知道了。现在正在锋头上，要避它一避。大家平时交好，能尽力我无不尽力。世兄回去说给老人家，等上头口气松动了，我自然会有话说。总而言之，事情没有大不了的，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

        “事情没有大不了的，”这句话足以令人宽心，“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就不妙了。王庆钧真想说一句：“李大叔，只要你肯拍胸脯，一肩承当，那怕汉口的那家钱庄，双手奉送，亦所甘愿。”

        正当他在打主意，如何措词，能再许个宏愿而又不致太露痕迹时，李莲英又往下说了。

        “事情呢，不是我说，你老人家当初也太大意了些。”李莲英用低沉郑重的声音说：“我们自己人，透句话给你，你可千万只告诉你老人家一个人。”说到这里，定睛看着王庆钧，要等他有了承诺才肯往下说。

        “是！”王庆钧肃然垂手，“有关你的话，我绝不敢乱说。”

        “你说给你老人家，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李莲英说，“六爷多病，七爷又闲得慌。天下大事，都在这句话里头了。”

        “是，是！李大叔这句话，学问太大了。我回去，照实禀告家父。”

        这句话真是含着绝大的学问，王庆钧还无法理解，只有他父亲喻得其中的深意。原来醇王静极思动，颇想取恭王的地位而代之，但身为皇帝的本生父，鉴于前朝的故事，要避绝大的嫌疑，公然问政，决无此可能，唯有假手于人，隐操政柄，这个人就是李鸿藻。

        王文韶自己知道，在旁人看来，他是属于恭王一系的。这还不要紧，坏事的是，他又被看作总理衙门一派，接承了沈桂芬的衣钵，在主战的清流，便认为他难逃媚洋误国的罪名，自然深恶痛绝，必欲去之而后快。

        转念到此，又找出张佩纶参他的折底来看，其中有一段话，便益具意味了：

        “恭亲王辛苦艰难，创立译署，文祥以忠勤佐之，中兴之功，实基于此。而其时风气未开，人才未出，洋情未尽得，军务亦未尽竣，文祥赍志以殁；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焘辈出，以应付之术，导沈桂芬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而但求苟且无事。于是人人争诟病译署，而外夷乃日益骄矣！比来夷焰稍熄，其机可以自强，而老成渐衰，其势亦不可以自恃。两府要政，悉恭亲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调摄得宜，始能强固；故译署之任，宜有重望长才，共肩艰巨，与枢廷旧臣，合谋协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亲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胜任愉快乎？”

        看到这里，王文韶深为失悔，早不见机，原来清流亦有在“译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献身手的雄心。倘或当初保荐张佩纶之流在总理衙门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务，类似对俄交涉中，让张之洞参预那样，请派此辈会同看折，又何致于会有今日纠缠胶葛，难解难分的局面？

        于今一切都晚了，只有李莲英“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话比较实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适当的莫如重托翁同和。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过一番长谈，翁同和的短处是不甚肯担责任，长处是在谨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决无泄密坏事之虞，大可试上一试。

        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派专差送至京里。翁同和接信并无表示，他倒是有心帮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莲英的态度一样，要“等机会、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对王文韶是更为不利了。

        这一个月，京里大出参案。首先是阎敬铭参奏户部司官出身，外放为藩司道员的三个汉人，一个旗人，他们的姓氏是姚、杨、董、启，以前在户部素有“四大金刚”之称。阎敬铭的折子中说：“苞苴暗昧莫明，往事尤难根究，臣亦不知其现时居官若何？而外则表率属员，内则关系部习，似此久著贪劣，难谓既往不究”，因为“既公论之佥同，即官箴之难宥”！所以请旨将此辈“一并罢黜，更不准其潜来京师居住，免致勾结包揽，诱坏仕风。”最后更申明立场：“臣职非纠弹，而忝领度支；此之不劾，无以肃部务而儆官邪！”

        折子发到军机，宝鋆首先大摇其头：“既往不究，与人为善。这样子追诉，而且都是无根的游词，如果也认真去办，则纷扰伊于胡底？”

        当然，“四大金刚”盘踞户部多年，宝鋆先掌户部，后来以大学士“管部”管的亦是户部，也有多年，看到这个折子，自不免刺心。此外翁同和觉得所参过于空疏，潘祖荫认为阎敬铭要整顿，先得从眼前做起，不宜追论既往。算起来，军机大臣中只有一个李鸿藻，对阎敬铭抱持同情的态度。

        但是，慈禧太后很欣赏阎敬铭的这个折子，“这才是破除情面，这才是实心办事。”她说，“好些人当我心慈，不会给人下不去。”又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放缺都先召见过，意思是我手里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们打下去，岂不伤知人之明？这些话都错了！国家不是家务，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我自己觉得这一层上头，我最拿得稳。施恩是施恩，办事是办事，如果觉得自己所喜欢的人，就都是会办事的人，那就错到极点了。我两个兄弟，自然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无用，我就不能让他们负大责任。阎敬铭，我并不喜欢，然而他的说话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听他的。这个折子，当然要准，他是为了整顿户部，朝廷准了他的办法，他再做不好，那时候自然可以问他。”

        于是“四大金刚”，落了个“均着革职，即行回籍”的处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关了。张佩纶先以云南报销案，户部堂官自请处分，认为避重就轻，据实纠参，接着是吏部议处，罚俸一年，认为处分不当，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绝在奏折上列名。

        当阎敬铭奏报云南报销案核算结果，“含混草率”，参劾承办司官时，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请处分，张佩纶就上奏抗争，认为景、王是避重就轻。及至吏部议奏罚俸一年，他又认为处分过轻，不肯会衔出奏，同时上折说明缘由，要求加重处分。慈禧太后因为这一案已交刑部查办，一事不两罚，所以反倒搁置了。

        此外邓承修参了左副都御史崇勋、巡视东城御史载彩，奉旨查办属实，分别革职。还有个与邓承修齐名的刘恩溥，直隶吴桥人，官居浙江道御史，专好找旗人的麻烦，奏谏措词有东方朔之风。曾有一个“黄带子”在皇城内设赌局，为讨赌债打死了一个以赌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尸城下，无人过问。刘恩溥上疏，说这个黄带子“托体天家，势焰熏灼，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此死者，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扬。”词意若嘲若讽，以扬为抑。那时是慈安太后听政，降旨查办，革了那个黄带子的爵位。“刘都老爷滑稽”的名声，就此盛传九城。

        “刘都老爷”这回找上了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他是奉天将军，府尹叫松林，一般颟顸无能。刘恩溥将他们两个一起参，其中的警句是：“将军崇绮，除不贪贿外，则无所长；府尹松林，除贪贿外，亦别无所长。”奏折发抄，喧传人口。但真正的新闻是宝廷的自劾。大年三十有一道上谕：“侍郎宝廷，途中买妾，自请从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着交部严加议处。”

        宝廷已经回京，新年中往还贺节，少不得有好事的人问起，宝廷并不讳言，而且唤他的新宠出来见客。这是个长身玉立的美人，芳名檀香，可惜有几点白麻子。

        宝廷一向风流放诞，这一次的“途中买妾”已是第二回，头一回是在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二年乡试，宝廷放了浙江的副考官。考官入闱之前，国防严密，摒绝酬酢，出闱以后就轻松了，尤其是乡试，闱后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菊绿时”。浙江巡抚杨昌浚作东，请正副考官徐致祥和宝廷去游富春江，访严子陵钓台的古迹，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

        这“江山船”从明初以来，就归“九姓”经营，叫做“九姓渔户”。明载大清会典，元末群雄并起，明太祖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远窜于浙南一带。明太祖为惩罚叛逆，不准他们在岸上落脚，因而浮家泛宅在富春江上，以打渔为生，九姓自成部落，不与外人通婚。

        水上生涯，境况艰苦，打渔以外，不能不另谋副业，好在船是现成的，不妨兼做载客的买卖。严子陵钓台所在地的“九里泷”一带，风光胜绝，骚人墨客，寻幽探胜，自然要讲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无锡的“灯船”，广州的“紫洞艇”一样，极其讲究饮馔。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别有一番旖旎风光。

        江山船上的船娘，都是天足，一天两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袜，跟男子一样，穿的是浅口蒲鞋，但制作特别讲究，鞋头绣花，所以浙江人称这些船娘，叫做“花蒲鞋头”。

        宝廷是旗人，喜欢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那只船的“花蒲鞋头”名叫珠儿，有旗下大妨娘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儿水样的温柔，宝廷色授魂与，将量才的贽敬，作为藏娇的资斧，量珠聘了珠儿。只是这桩韵事，既玷官常，亦干禁例，所以跟船家约好，他自己由旱路进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儿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来接。结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还是中道变计，化为黄鹤，根本无法究诘。更无法报官，算是吃个极大的哑巴亏。

        这一年典试福建，闱中极其得意，解元郑孝胥的诗笔，更为他所激赏。带着门生的诗卷，取道浙江，由蒲城到衢州，归浙江的地方官办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见了这个长身玉立，有几点白麻子的檀香，纳之为妾。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宝廷这一次学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换船循运河北上，带着新宠一路同行。不过也不便明目张胆地同舟共宿，变通的办法是，自己坐一号官船，另外备一条较小的船安置檀香。一大一小两条船，衔尾而行，到了海宁地方遇上了麻烦。

        麻烦是派在小船上照料的宝廷的听差自己找的，办差的驿丞不知道这条小船也算“官船”，不加理睬。那听差仗着主人的势，大打官腔，彼此起了冲突。等宝廷出来喝阻时，驿丞已经吃了亏回衙门申诉去了。

        海宁知州是个“强项令”，闻报大怒，料知宝廷自己不敢出面来求情，便下令扣留小船。说主考回京复命，决无中途买妾之理，冒充官眷，须当法办。

        这一下宝廷慌了手脚。他也知道平日得罪的人多，倘或一闹开来，浙江巡抚据实参劾，丢官还丢面子。倒不如上奏自劾，还不失为光明磊落。

        打定了主意，上岸拜客，见了知州，坦率陈述，自道无状。海宁知州想不到他会来这么一手。到底是现任的二品大员，不能不卖面子，不但放行，还补送了一份贺礼。

        宝廷倒也言而有信，第二天就在海宁拜折，共是一折两片，条陈福建船政，附片保举福建乡试落第的生员两名，说他们精通算学，请召试录用。这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另外一个附片，才是主旨所在。

        附片自劾，亦须找个理由，他是这样陈述：“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妇，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又说：“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层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

        象这样自劾的情事，慈禧太后前后两度垂帘，听政二十年还是第一遭遇见，召见军机，垂问究竟，没有人敢替宝廷说话。李鸿藻痛心他为清流丢脸之余，为了整饬官常，更主张严办，因此交部议处的逾旨一下，吏部由李鸿藻一手主持，拟了革职的处分。

        这是光绪九年正月里的一桩大新闻，其事甚奇，加以出诸清流，益发喧腾人口。当然，见仁见智，观感不一，有人说他名士风流，也有人说他儇薄无行。已中了进士的李慈铭，除去张之洞以外，与李鸿藻一系的人，素来气味不投，便斥之为“不学”，而且做了一首诗，大为讥嘲，用的是“麻”韵：

        “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船娘上使槎。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倡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这首诗中第二联的上句，用的是弹劾贺寿慈的故事，下句是说宝廷在京里就喜欢作狎邪游。这是“欲加之罪”，宝廷处之泰然，但檀香却大哭了一场。说起来是为了“江山九姓美人麻”的一个“麻”字，唐突了美人，其实别有委屈。宝廷虽一直是名翰林，但守着他那清流的气节，轻易不受馈遗，所以也是穷翰林。不善治生而又诗酒风流，欠下了一身的债。债主子原以为他这一次放了福建主考，是文风颇盛而又算富庶的地方，归京复命，必定满载而归。谁知道所收贽敬，一半作了聘金，一半为檀香脂粉之需，花得光光。

        如果宝廷还是侍郎，倒也还可以缓一缓，不道风流罪过，竟致丢官，债主子如何不急？日日登门索债，敲台拍凳，口出恶言。檀香见此光景，不知后路茫茫，如何了局，自然是日夕以泪洗面了。

        宝廷却洒脱得很，虽革了职，顶着“宗室”这个衔头，内务府按月有钱粮可关，本旗有公众房屋可住，便带着两个儿子，携着“新宠”迁往西山“归旗”。山中岁月，清闲无比，每日寻诗觅句，他那部题名《宗室一家草》的诗稿，亦经常有人来借阅，最令人感兴味的，自然是那首《江山船曲》：

        “乘槎归指浙江路，恰向个人船上住。铁石心肠宋广平，可怜手把梅花赋；枝头梅子岂无媒？不语诙谐有主裁。已将多士收珊网，可惜中途不玉壶。”

        但最后自道：“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记红裙”，又说：“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隐然有“祸兮福所倚”之意，就大可玩味了。

        于是有人参悟出其中的深意，认为宝廷是“自污”。清流已如明末的“东林”，涉于意气，到处树敌，而且搏击不留余地，结怨既多且深，祸在不远，所以见机而作，仿佛唐伯虎佯狂避世似的，及早脱出是非的漩涡，免得大风浪一来，惨遭灭顶。此所以“故留”韵事，“不惜”微名，而裙钗亦“未必”都是“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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