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旨命李鸿章陛见，是七月初的事。谕旨中说他“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惟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规划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收实效。”不必有所褒奖，而倚重之意，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十天以前左宗棠之被“传旨申饬”，荣枯判然，益觉难堪。

        左李二人，一直是冤家对头。多少年来明争暗斗，到了这年五月间中法成立和议，外患暂息，内争即起，终于到了算总帐的一天。

        发难的是刘铭传。防守基隆的一年，刘铭传受够了台湾道刘璈的肮脏气。刘璈是左宗棠嫡系，驻扎台南，勒兵扣饷，处处跟在前敌的刘铭传为难。由于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杨昌濬当闽浙总督，刘铭传无可奈何。不过，他的委屈经由李鸿章的传达，朝中完全明了，只以强敌当前，毕竟要靠左宗棠保障闽海，不便降旨整饬纪律，自乱阵脚。如今外敌已退，自然可以动手了。

        当然，这也要怪刘璈太不知趣，禀请左宗棠在所借的洋款内拨发一百万两，办理台湾善后，而且派委员到福州坐提。刘铭传得到消息，一个电报打到北洋，随即转到京里。醇王得报大怒。办海军要钱、修三海要钱、南漕预备恢复河运，治理运河要钱，而台南各地未经兵燹，并且刘璈径收厘金，绝少接济刘铭传，库中应有大笔款子，居然还要在借来的洋款中，提取百万之数，简直是毫无心肝了。

        因此，发了一道电旨，严饬左宗棠不准擅发。这还罢了，坏的是还有一段告诫的文字：“左宗棠到闽后，每于调人差委，未经奏明，辄行派往，殊属非是。嗣后遇有用人拨款等事，务当先行奏报，候旨遵行；不得再涉轻率，致干专擅之咎！”接着又有一道电旨，命左宗棠和杨昌濬，查明所借洋款，还剩多少？“迅奏候旨，不得轻率拨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明明见得左宗棠的帘眷已衰。

        于是刘铭传不客气下手了，以“奸商吞匿厘金，道员通同作弊”的理由，运用福建巡抚的权力，将刘璈撤任查办，同时飞章入奏。

        手段虽狠，却还是试探，所以对刘璈只是“撤任”。朝廷复旨：“着即撤任，听候查办”，是充分支持的表示，那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穷追猛砍了。刘铭传紧接着便又狠狠参了刘璈一本，指他“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开单列款，请革职查办。”

        结果，不仅“革职查办”，竟是“革职查抄”。军机处承旨，连发两道“廷寄”，一道给刘铭传：“刘璈革职拿问，交刘铭传派员妥为看守，听候钦派大臣，到闽查办。”刘璈在任所的资财，责成刘铭传派廉干委员，严密查抄。一道是给湖南巡抚，张佩纶的第二位老丈人卞宝第，去抄刘璈在原籍的家。

        此外还有一道明发：“命刑部尚书锡珍，驰驿前往江苏，会同卫荣光查办事件。”向来钦差大员查办要案，多用假地名隐饰，明明是往四川，偏说到湖北，象这样的障眼法，原是瞒不住人的，明眼人一望而知是查办刘璈。

        左宗棠当然要展开反击，上奏攻讦刘铭传弃基隆的详细情形，指他丧师辱国之罪，过于徐延旭、唐炯。不想碰了个大钉子，所奉到的复旨是：“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粮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过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内，拟于不伦。左宗棠着传旨申饬，原折掷还。”

        卧疾的左宗棠，受此羞辱，病势剧变，不能不再一次奏请开缺。当然，一道温旨是少不了的，准他交卸钦差大臣的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尽管回湖南安心静养。又恭维他“夙著勋勤，于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随时奏闻，用备采择。”同时叮嘱：病体稍痊，立刻回京当他的大学士。

        这道惓惓于老臣的温谕，寄到福州，左宗棠神明已衰，无从感念圣恩了。延到七月二十七子时，一瞑不视，当时由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濬会衔出奏。奏折慢，电报快，福建营务处电致北洋衙门，到第二天中午，京里就得到消息了。

        这是意外，然而亦非意外。左宗棠到了福建，诸事不甚顺手，他虽以诸葛武侯自命，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节，或者差相仿佛，但宁静致远的修养却差得多。由于对法军只好“望洋兴叹”，抑郁难宣，因而肝火极旺，终于神智昏昏，经常在喊：“娃子们，出队！”左右亦就顺着他的话敷衍。这些情形，京中亦有所闻，料知他不久人世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国家的元勋，慈禧太后一向优礼老臣，自然伤感。而醇王回想左宗棠入京之初，气味相投，论公，保他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论私，以亲王之尊，待以上宾之礼，并坐摄影，赋诗相赠。谁知这样的交谊，竟致不终！回首前尘，真所谓“感不绝于予心”，同时也觉得助李攻左，不免愧对故人。

        因此，左宗棠的饰终之典极优。虽不如曾国藩，却远过于官文和沈葆桢。官文追赠太保，左宗棠追赠太傅；官文入祀贤良祠，左宗棠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准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谥法就更不相同了，官文谥文恭，这个恭字只对谨饬驯顺的大臣用得着，不算美谥，而且于左宗棠的为人亦不称。

        因此，拟谥便费周章。谥典照例由礼部奏准后，行文内阁撰拟，由侍读二人，专司其事。照规则，凡第一字可以谥文的，只须拟八个字，由大学士选定四个字，奏请圈定。一二品大员，如果是翰林出身，照例得谥文字，但当到大学士，虽不来自翰苑，亦得谥文，因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亦得援例办理。

        这第二个字就大有讲究了。最高贵的是“正”字，定制出自特恩，非臣下所敢拟请。第二个是“忠”字，这亦非比等闲。左宗棠当然不能与曾国藩比肩，谥作文正，但与林则徐、文祥一样，谥为“文忠”，应该不算滥邀恩典。因此，由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恩承会同选定的四个字，就有“忠”字在内。

        呈达御前，慈禧太后觉得“忠”字，不足以尽左宗棠的生平，便垂询军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表扬左宗棠平定西陲之功的好字眼？

        礼王世铎瞠目不知所对，便回头看了看说：“请皇太后问许庚身，他的掌故记得多。”

        “许庚身！”慈禧太后便问：“你看呢？”

        “照谥法，左宗棠可谥‘襄’字，襄赞的襄。乾隆年间，福康安就以武功谥文襄。不过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内阁不敢轻拟。左宗棠是否赐谥文襄？请皇太后圣裁。”“本朝谥文襄的，倒是些什么人啊？”慈禧太后问说，“我只记得洪承畴与靳辅，靳辅有武功吗？”

        “圣祖亲政以后，以三藩、河福、漕运为三大事，特为写下来，贴在乾清宫柱子上，朝乾夕惕，无时或忘。靳辅是治河名臣，自康熙十六年任河督，到四十六年病故任上，尽瘁河务三十年，襄赞圣功，与开疆辟土无异，所以特谥文襄。”

        “要说开疆辟土，左宗棠也称得上。就谥文襄吧！”慈禧太后又问：“左宗棠生前，有什么请旨办理而未办的大事没有？”

        这一下是由世铎回奏：“上个月，左宗棠有二个折子，一个是请设海防全政大臣，保荐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一个是请以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曾纪泽已奉懿旨，电召回国，闽抚驻台一层牵连的事项不少，一时还不能议奏请旨。”

        慈禧太后对海防一事，胸有成竹，很快地答说：“曾纪泽当然有用他之处，可也决不能拿海防全交给他。福建巡抚驻台湾，这件事你们问问醇亲王跟李鸿章，最好照左宗棠的意思办！”

        “是！”世铎答说，“李鸿章马上就要到京了，到时候请醇亲王主持会议，议定办法再请旨。”

        李鸿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开国以来，从无一个疆臣入觐，有他这次进京那样重要，许许多多的军国大计，要等他来当面商议，才能定夺。

        这许许多多军国大计，有的出自朝廷，要征询他的意见；有的是由李鸿章所奏请，必得他来当面解释。出自朝廷的大计，当然是以醇王的意见为主，第一件是筹议大办海军；第二件是旗营加饷，醇王重视此事，不下于大办海军。他毕生的志愿，就是要练成一支八旗劲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军饷。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个“将中外各旗营加饷训练”的折子作为“妥议”的根据。

        加饷之饷，从何而来？照薛允升的办法，是裁减各省勇营。照户部的计算，各省勇营的兵饷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万，此外粮秣、武器、营帐、被服等等所谓“养勇之数”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万。加上京里旗营及各省驻防旗营的饷银一千多万，总计近六千万之多。而每年岁入总数，不过七八千万，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养兵，自然不是经久之道。

        旗营加饷，依醇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计算，仅是在京的旗饷，每年就要多支三百万两银子，部库实在不胜负担。因而由醇王主持的会议中，商量出一个结论：各省营勇，裁减浮滥，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作为旗营加饷之用，同时咸丰年间因为军用浩繁，京官俸给减成发放，亦要恢复原数。

        此讯一传，京中文武大小官员，欢声雷动，然而各省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却无不大起恐慌。

        因为各省招募兵勇，设营支饷，其中有许多花样，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项无法开支，无法报销的烂帐，都可以在这里面巧立名目；第三是安插私人，应付京中大老“八行”的举荐；第四是用各器粮饷，安抚当地各路的“英雄好汉”。一旦公事公办，就诸多不便了。

        这些情形，在阎敬铭当然了如指掌，他虽不赞成旗兵加饷，但却赞成裁勇，料想一定会招致各省督抚的反对，为了先声夺人，特意在疆臣领袖的李鸿章到京的前一天，请旨颁发了一道上谕，在引据薛允升的原奏以外，将各省军需的积弊，统通都抖了出来，严饬切实整顿，限期在本年十一月内定议。而此时降旨，在希望首先打通李鸿章这一关的用意，是相当明显的。

        ※ ※ ※

        李鸿章这趟进京，多带银子多带人。多带银子是为了从军机到六部小京官，略略扯得上寅、年、乡、世谊的，都要致送红包，多带人是估计到待决的大事甚多，临时必有好些奏折文牍要办。

        一进京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陛见。照定制，进了崇文门先驰往宫门请安。他穿的自是行装，但一路八抬大轿，缓缓而来，并无半点风尘之色，簇新的宝蓝贡缎长袍，外罩御赐的黄马褂，头上双眼花翎的貂檐暖帽，衬着他那清癯的身材，红润的气色和白多黑少的须眉，望之真如神仙中人。

        疆臣入觐，未曾见驾以前，照例不会客亦不拜客，所以宫门请了安，随即回贤良寺行辕，早早歇息。半夜里起身，扎束停当，进宫不过卯正时分。醇王已经派了人在东华门守候，招呼到内务府朝房，开了醇王专用的一间房子，请他休息。

        刚坐定下来，只听门外有人问道：“李中堂的请安折子递了没有？”

        一听是醇王的声音，李鸿章急忙起身往外迎。苏拉掀开门帘，遇个正着，李鸿章便当门请了个安，醇王还以长揖，跨进门来，拉着他的手寒暄。

        “你气色很好哇！”醇王侧着脸端详，“精神倒象比去年还健旺些。”

        “托王爷的福！王爷也比去年丰腴得多了。”

        “唉！”醇王叹口气，“去年下半年的日子，那是人过的？不死也剥层皮！”他又说道：“上头一直在盼望你，昨儿还问起。如今中法的交涉，总算了结了，往后任重道远，还得好好儿振刷一番。你这趟来，怕要多住些日子。”

        “是！鸿章打算着半个月的工夫，跟王爷办事，要请王爷教诲。”

        “别客气！咱们彼此商量着办。少荃，你总得要帮我的忙才好。”

        “王爷言重！只要绵力所及，鸿章无不如命。”

        醇王点点头，踌躇着欲言又止，最后吃力地说了句：“我的处境很难。我们慢儿再谈吧！”

        李鸿章心里有数，醇王有些话，不便在这时候说，于是便谈些不相干的事。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御前侍卫来传懿旨：

        “皇太后召见。”

        于是李鸿章随着御前侍卫进了养心门。这天由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带班，领入养心殿东暖阁。朝阳满室，和煦如春，慈禧太后穿一件洋红缎子的旗袍，上罩玄缎小坎肩，两把儿头上簪一朵硕大无朋的绢花，丰容盛鬋，望去如三十许人，李鸿章觉得她比去年五旬万寿时所见，更显得后生了。

        这也不过一瞥间事。数步行去，已近拜垫，下跪去冠，碰头请过圣安，慈禧太后照例有一番行程如何，稼穑丰歉，民生疾苦，以及起居是否安适之类的问答。当然，这番君臣之间的“寒暄”，因人因时因地而繁简不同。象丁宝桢远在西蜀，数年难得入觐，一旦见了面自然温言慰问，絮絮不休，李鸿章只不过十个月未见，而且京畿的情形，慈禧太后经常在打听，就不必说那么多的闲话了。

        “这次找你来有好些大事要商量。”慈禧太后在谈入正题以前，先表白心愿，“皇帝快成年了，我的责任也可以卸一卸了。我时常在想，二十多年的辛苦，总要落点儿什么才好！你们做官的，讲去思、讲遗爱，我也就是这个意思，撤帘以后，能有人常常念着，记住我的好处。这二十多年辛苦，才算不白吃了！”

        “皇太后的用心，天高地厚！”李鸿章突然激动了，“臣今年已过六十，去日无多，半生戎马，从没有一天安闲的日子，如果定要求皇太后、皇上赐臣一个闲差使养老，想来皇太后、皇上念臣微劳，也会全臣一个体面。然而臣从不敢起这个念头，就因为皇太后亲自操劳，圣心睿虑，全在国富民强四个字，臣稍有人心，岂敢有此偷闲的想法？外面骂臣的很多，臣不敢说是付之一笑，只觉得与其为此生闲气，不如仰体圣心，多办些事，才是报答深恩之道。”

        “原是如此！你的功劳不比别人，我是知道的。”慈禧太后又说：“长毛、捻子平了二十年了，现在一班后辈，那知道咱们君臣当年苦苦撑持的难处？昧着良心，信口胡说，实在可恨！前两年的言路太嚣张了，连王公大臣都不放在他们眼里，这还成什么体统，还讲什么纪纲？真非好好儿整顿不可！”

        李鸿章明白，这是指的惩罚梁鼎芬一事，便碰个头说：

        “皇太后保全善类，臣唯有格外出力，勉图报称。”

        “凡是实心出力的人，有我在就不必怕！”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归政之前，我有几件大事要办，全靠醇亲王跟你帮着我，才能成功。”

        “是！臣不敢不尽心。”

        “第一件当然是大办海军。”慈禧太后问道：“各省的奏折，你想来都看过了？”

        “是！醇亲王都抄给臣看过了。各省对设置海军的规模，应大应小，见仁见智，互有出入，只是应该设立专责衙门，特简亲藩，综揽全局这一层，大家的看法，并无不同。”李鸿章接下来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臣以为今日之事，第一要平息浮议，而要平息浮议，又非先归一事权不可。自古为政在人，上有皇太后、皇上的主持，下有沿海七省疆臣承旨办事，只要中间枢纽得人，那就如臂使指，通盘灵活了。”

        这是保举醇王，综持全局。但醇王以近支亲贵而兼帝父之尊，或者耻于为人举荐。李鸿章做了几十年的官，什么人的阅历都比不上他深，揣摩入微，所以不肯冒昧。

        慈禧太后当然听得出他的言外之意，却先不谈人而谈事，“张之洞的折子，前两天才到。”她问，“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臣看到了……”

        原奏的抄件，是他在通州途次接到的。张之洞的奏折，向来是唯恐言无不尽，动辄数千言。这个奏折，自然更不会例外，“分条胪举”，共有分地、购船、计费、筹款、定银、养船、修船、练将、船厂、炮台、枪械十一大款，如立山所透露的，主张练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四支海军，而统辖于总理衙门。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在李鸿章看，纯为言大而夸的书生论兵。

        不过，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大借洋债，接济各处军火，任事甚勇，是帘眷正隆的时候，李鸿章怕惹慈禧太后起反感，不敢批评得苛刻，只就计费、筹款两端来驳他。

        “张之洞仰荷皇太后特达之知，出任封疆，他的才气是好的，锐意进取，颇能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期许。所惜者，境遇太顺，看事不免太轻易。就以计费、筹款两项来说，光是造船，每军四百万两，四军共需一千六百万两，如今库藏未裕，开口就是一千六百万，未免说得太容易了。”

        提到钱，慈禧太后不由得叹口气：“中法开战，各省军需报销了三千多万，欠下许多洋债，怎么得了？”

        “正就是为此。”李鸿章紧接着说，“且不论洋债要还本付息，就拿办海军来说，如果造船要一千六百多万银子，筑炮台、造械弹、设学堂，以及海军官兵伕役的粮饷供应，又该多少？照张之洞的筹款章程，拿五年洋药进口的关税、厘金之半来造船，还有一半如何抵得住各项开支。近年国家岁收，以洋药关税为大宗，指定这个税款作收入的，不知道有多少？别的不说，光是左宗棠、张之洞借的洋债，就多拿洋药关税作担保，只怕要动用这笔款子，洋人先就不肯答应。”

        “说得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张之洞办事，向来喜欢规模大，有点儿顾前不顾后。”

        “借洋债决非谋国的善策。”李鸿章趁机说道：“总要自己开源才好。臣这一次进京，带了好几个条陈来，这会儿也没法子细奏。”

        “我也听醇亲王说了，你的用心都是好的，只要能想法子多加收入，有钱来办正事，我无有不赞成的。”慈禧太后略停一下，拉回话题：“海军是无论如何要办的，不过总得有个先后次序，北洋是先有了规模的。我看先办一支，慢慢来扩充。

        你的意思怎么样？”

        “皇太后圣明。”李鸿章答说，“这才是可大可久之道。”

        “练兵不光是费钱，还得要人。你素来肯留心人才，有能在海军效力的，尽管往里保。”慈禧太后又问一句：“你看，有好将材没有？”

        李鸿章心想，慈禧太后此时物色人才，当然是预备大用，海军既打算请醇王主持，自己就不便有所保荐，但慈禧太后这样追着问，其势又不容闪避。念头多转一转，觉得有个两全的办法，保荐醇王的夹袋中人。

        醇王在治兵方面最赞赏的人物，本来是荣禄，但其间一度发生误会，交谊几致不终。近年来醇王亦颇想修好，而荣禄不知如何，宁愿韬光养晦，其中或许有什么特殊的曲折，李鸿章不敢冒昧举荐。不得已而求其次，他想到了一个人。

        “御前侍卫善庆，早年曾归臣节制，当时剿西捻的时候，善庆的马队，颇为得力。与刘铭传相处得亦很好。”李鸿章说，“臣素知其人，忠勇诚实，是好将材。”

        “醇亲王也跟我提过，善庆是能带兵，会办事的。”慈禧太后又说：“左宗棠生前保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你看怎么样？”

        “曾纪泽与臣是世交。明敏通达，是洋务好人才。不过，他不曾带过兵，臣亦不曾听他谈过军务。这一次电召回国，如何用其所长？出自圣裁，臣不敢妄议。”

        话虽如此，不认为曾纪泽如左宗棠所奏的，能当海防重任的意思，已很明显。慈禧太后点点头，不置可否，将话题转到左宗棠身上。

        “左宗棠可惜！朝廷原想用他的威望，坐镇南边，不想竟故在任上。”慈禧太后叹口气说：“他多年辛苦，我总想找个安闲的地方让他养老。在京里闲住，本来也很好，又那知道他的脾气倔，跟大家合不来。去年军机面奏，说派他到福建最好。我想，福建是他极熟的地方，也算人地相宜，就答应了，特为又将杨昌濬派了去，原意是叫他不用事事操心。不想他竟不能体会朝廷的苦心，年老多病，又是立了大功的，竟不能好好过几年舒服日子，说起来倒象是朝廷对不起他！”

        “皇太后、皇王深仁厚泽，这样体恤老臣，左宗棠泉下有知，也一定感激涕零。不过左宗棠平生以诸葛亮自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积劳病故任上，与疆场阵亡无异，在他亦可说是求仁得仁，死而无憾。”李鸿章要占自己的身分，便又说道：“臣与左宗棠平日在公事上的意见，不尽相合，然而臣知左宗棠报国之诚，谋国之忠，与臣无异。回想当年在曾国藩那里共事的光景，如在眼前，如今左宗棠已经去世，臣年逾六十，精力日衰，只怕犬马之劳，也效力不到几年了。”

        “你不比他！精神健旺得很。”慈禧太后用乐观的语气劝慰，“朝廷着实还要靠你呢！”

        “臣亦自知没有几年了，不敢一日偷闲，总想在有生之年替朝廷跟百姓多做点事。”

        “只要你做，朝廷一定保全你。不过年纪大了，你也要节劳才好。”

        李鸿章此来，有满腹经纶，想要倾吐，本来打算先征得醇王的同意，取得军机及总署诸大臣的支持，有了成议，再奏请裁可，颁旨施行。现在听得慈禧太后一再勉励，便改了主意，觉得此时把握机会，说动了慈禧太后，便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协商之际，方便不少，岂非是办事的一条捷径？

        打定主意，再无迟疑，首先将阻碍最多的造铁路一事提了出来，“皇太后明见万里。臣这几年锐意兴利，颇遭人忌，若非慈恩保全，臣纵有三头六臂，亦必一事无成。”他一转接入本题：“就拿造铁路这件事来说，光绪六年刘铭传入觐，上奏请造铁路，他是看到铁路一开，东西南北，呼吸相通，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兵之用。这些话，实在是真知灼见。上年对法用兵，王师备多力分，腹地招募之勇，一时派不到边省御敌，迁延日久，自误戎机。加以军需转输不便，岂有不败之理？如果当时照刘铭传所奏，先造‘南路’，一由清江浦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都到京师，那时候调兵遣将，指挥如意，决不容法军如此猖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大办海军，固为抵御外患的海防根本，造铁路于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有九大利，真该急起直追！”

        提到这件事，慈禧太后便记起言路上纷纷谏阻的奏议，皱着眉说：“都说开铁路破风水，这件事可得好好核计。”

        这个答复，使得李鸿章有些气沮，但话既说出口，不能不争，“沧海桑田，那有千年不变的陵谷？西洋各国当年讲求各种新政，往往亦有教民反对，全在秉持毅力，不折不挠，才能克底于成。臣记得左宗棠亦曾上奏，赞成仿造铁路，说外国‘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穷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这是阅历有得的话，实在透彻不过。”说到这里，他想起一个绝好的例子：“同治元年，臣由曾国藩保荐，蒙皇太后天恩，授为江苏巡抚，当时由安庆带淮勇九千，坐英国轮船到上海。臣记得是三月初由安庆下船，第四天就到了上海。如果没有轮船，间关千里，就不知道那一天才到得了？再如上年跟外国开仗，福建、云贵与京师相距万里，军报朝发夕至，边省将帅，得以禀承懿旨，迅赴事机。倘或未办电报，个把月不通消息，臣真不敢想象，今日之下会成怎么样一个局面？”

        这番话说得慈禧太后悚然动容，“京官不明白外事的居多。铁路能办起来最好！”她作了一个概括的指示：“一切你都跟醇亲王仔细商量，只要于国有利，于民无害，不论怎么样都要办！”

        奏对到此，时间已经不少，而且话也说到头了。于是景寿便做个手势，示意李鸿章跪安退下。

        回到内务府朝房，正好醇王叫起，门前相遇，无暇深谈，醇王只说得一句：“咱们晚上细细儿地谈！”便随着御前侍卫，匆匆往北而去。

        李鸿章便不再在朝房里坐了。为了自尊首辅的身分，他也不到军机处。军机处虽有礼王世铎在，李鸿章并不把这位王爷看在眼里，径自传轿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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