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差不多是李来中与王季训分手的那辰光，使馆区的东交民巷，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纠纷。纠纷的一方是德国公使克林德。

        克林德在十五年面就到过中国，那时不过公使馆中的一名三等秘书，去年再度来华，不但是公使的身分，而且已为德皇封为男爵，在公使团中的地位很高。这位爵爷本有美男子之名，如今虽近中年，丰采如昔，兼以性格爽朗，勇于任事，所以在东交民巷的风头极健，更无形中成了公使团的领袖，一切关于义和团的交涉，大致都听从他的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

        偏偏冤家路狭，这天他携着手杖牵着狗，正在东交民巷新辟的马路上散步，只听得车走蹄声，驶行甚急，于是一面让路，一面转脸去看，来的是一辆骡车，除了车夫以外，车沿上还有一个人，装束行动，都很奇特，头扎红巾、腰系红带、手腕及双腿亦都裹着红布。手里拿一把雪亮的钢刀，而一只手扳起一只脚，正在鞋底上磨刀。

        克林德一时愣住了。等车子快到面前，突然省悟，失声自语：“这不就是义和团吗？”

        念头转到，随即便有行动，一跃上前，用个击剑的姿势，挺手杖便刺。车夫吓一跳，不自觉地将缰绳一收，等车子一停，克林德将手杖一抡，横扫过去。车沿上的那个义和团本就存着怯意，见此光景，越发畏惧，拿刀一格，顺势抛却，“呛啷啷”一声，钢刀落地，他的两只脚也落了地，撒腿就跑，往肃王府夹道中逃了去。

        这时德国公使馆的卫队也赶到了，一看车中还有个缩成一团的义和团，依照克林德的意思，把他拖了下来，拘禁在使馆，而骡车却放走了。

        车夫亦是个义和团，一行三人来自庄王府，庄王府中已经设坛供神，住着好几个大师兄。这天依照既定计划，特意派人到东交民巷去示威，不想落了这么一个灰头土脸的结果，将个庄王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非杀尽洋人不可！”

        比较还是载澜有些见识，“你老别骂了，得想法子要人！我看，”他说，“这算是地面上的纠纷，不必由总理衙门出面，让崇受之去走一趟吧！”

        庄王毫无主意，听他的话，将步军统领崇礼请了来，请他到德国公使馆去索回被扣的义和团。

        崇礼面有难色，且有些气愤，免不得大发牢骚：“朝廷三令五申，着落步军统领衙门，严办滋事的拳匪。这会到人家使馆区去惹是生非，可又没有本事，教人家活捉了，反要当官儿的替他们去求情！澜公，你说咱们这个差使怎么当？”

        如果换了别人，载澜登时就会翻脸，但他兼任左翼总兵，受崇礼的节制，少不得客气几分，所以敷衍着说：“是，是！

        这个差使不好当，等过了这段儿，咱们再想法子辞差。”

        就在这时候，总理衙门派了一个章京来报消息：德国公使馆将所捕的义和团剥下的衣服，连同所持的一把钢刀，派人送到总署，同时有话：要求在下午两点钟以前，出面料理，否则那名义和团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庆王的意思，这件事只有请步军统领衙门三位堂官出面料理，英大人已经在署里了，请两位赶紧去商量吧！”

        这是无可商量之事，不论从那方面来说，都得把人去要回来。两人匆匆赶到总署，照载澜的意思，有崇礼一个人去，已经很给面子了，不必一起都去。可是崇礼怕交涉办不好，变成独任其咎，坚持非两翼总兵同行不可。载澜无奈何，英年无主张，终于一车同载，直驰东交民巷。

        到得德国公使馆，只见庭院里大树下，绑着一个垂头丧气的赤膊汉子。三个人都装做不曾看见，升阶登堂，跟克林德当面去要人。

        “释放可以。”克林德透过译员提出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用书面保证，以后不准义和团侵入使馆区。”

        “这，”崇礼答说，“好商量。先让我们拿人带回去，总理衙门再来接头。”

        “不行！一定要收到了书面保证，才能释放。这一点决没有让步的余地。”

        三言两语，就使得交涉濒于决裂。崇礼跟载澜说：“这件事，我可不敢答应。只有回去再商量。”

        “干脆告诉他，他的无理要求，万万办不到。此人是大清朝的子民，不交给大清朝的官，我们跟他没有完！他要是不信，让他等着看，他闯的祸有多大？”

        译员传达了他的话，只不过译了五成意思，克林德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我是合理的要求，也是各国公使馆一致的要求，我们不受恫吓！”

        交涉终于破裂。三人辞出德国公使馆，回到总理衙门，载澜跳脚大骂：“洋人都是不通人性的畜生！只有拿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才知道咱们中国人不好欺负。”

        一言未毕，有人气急败坏地奔了进来，来不及行礼，便向崇礼大声说道：“义和团由崇文门进城，一路喊‘杀’，一路奔到东交民巷一带去了。”

        来人是步军统领衙门的一名笔帖式，崇礼叫不出他的名字，只抓住他的手问：“有多少人？”

        “有说几百，有说几千，反正很多就是。”

        “坏了！”庆王跌脚嗟叹，“这下乱子闹大了！”

        “庆叔，”载澜面有喜色，“你别担心！乱子不会闹大，交涉反例好办。你老不信，等着瞧。”

        庆王没有理他，匆匆坐轿回府，正在询问义和团烧教堂、杀教民的情形，门上来报：“西苑有太监来，说是老佛爷有话说给王爷。”

        口宣懿旨，无须摆设香案，庆王换上公服，在作为王府正厅的银安殿，面北而立，听太监传谕。原来由崇文门进城的义和团，本想攻入使馆，为洋枪一挡，折而往北，沿着王府井大街，见教堂就烧，见从教堂里逃出来的人就杀。铺户闭门，官兵走避，义和团为所欲为，一直烧到八面槽的天主教堂。此堂名为“东堂”，乾隆年间意大利教士，亦为有名的画家郎世宁，在这里住过好些年，留下许多工笔画幅，此时亦都付诸烈焰了。

        其时慈禧太后正在西苑闲步，从假山上望见东城火起，询问李莲英，说是洋人先在崇文门开枪打死了好些百姓，义和团大抱不平，所以烧教堂作为报复。又提到徐桐住在东交民巷，只怕已被困在内。慈禧太后大为惦念，特命庆王与使馆交涉，将徐桐移往安全地带。

        这个交涉不难办。庆王派人到总理衙门找了一位章京来，又派了八名护卫，保护着到东交民巷，相机行事。这一拨人尚未复命，却另有消息，徐桐早就在义和团想扑入东交民巷，各使馆驻军开枪相拒时，便已离家相避，此刻作了端王府的上宾。

        带这个消息来的是步军统领崇礼，他还带来一张纸，上面抄录一副对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上款是“书赠义和神团大师兄”，下款头衔赫然“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据说，这副对联就悬在端王府的拳坛上。

        “怎么？”庆王大惊，“端王府都设坛了？”

        “是今天下午的事。不止端王府，庄王府、澜公府也都设坛了。明天连刑部大堂都要设坛。”

        “荒唐、荒唐！”庆王用责备的语气说，“受之，你是刑部堂官，怎么这样子胡闹。”

        “没法子！都是徐楠士的主意。”崇礼苦笑道：“我跟赵展如名为刑部满汉两尚书，其实什么事都不能管。如今刑部‘六堂’，只有徐楠士最神气。”

        徐楠士就是徐桐的长子徐承煜。“哼！”庆王冷笑，“此人的行径就是个义和团！洋人不好，洋人该死，可就知道洋人的烟卷儿、大洋钱是好东西！”

        “唉！”崇礼叹口气，“这局面再闹下去，可不知道怎么收拾了？王爷，听说端王嫌我这个步军统领太无用，打算奏明皇太后撤换。这可是件求之不得的事，倘或皇太后问到王爷，求王爷帮我说两句坏话。”

        “只有帮着说好话的，坏话可怎么说啊？”

        “就说我身体不好，难胜繁剧。”

        “谁又是能胜繁剧的？”庆王冷笑一声，“我还恨不得能把爵位都辞了呢！”

        ※ ※ ※

        这一夜的京城里，人心惶惶，都有大祸临头之感。各省京官，胆小的早就举家走避，如今胆大的亦不能不深切考虑，觉得至少应将家眷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可是京津交通已断，畿南及京东、京西，到处都是义和团，比较平静的，只有北面。因此，德胜门的热闹，比平日加了几倍，车马相接，由此经昌平，出居庸关逃往察哈尔境内延庆州、怀来县，不计其数。

        相反地，南面几个城门，几乎断了行人，正阳门到上午八点多钟方始开启，宣武门根本不开，因为有确实消息，义和团这天要烧“南堂”和“北堂”。南堂在宜武门内东城根，是京中最古老的一座天主教堂。原址在明朝末年是东林结党讲学之地的首善书院，阉党得势，大杀东林，首善书院奉旨拆毁，连至圣先师的木主，都被丢弃在路边。到了崇祯年间，礼部尚书徐光启在此主修历法，称为“历局”，汤若望初到中国，即住此处。清朝开国，汤若望做了孝庄太后的“教父”，接续前明未竟之功，继续修历，不过历局正式改建为天主堂，成为京中第一座西式建筑。内多罕见的奇巧之物，颇得当时年轻皇帝的欣赏，所以吴梅村有诗：“西洋馆宇迫城阴，巧历通玄妙匠心；异物每邀天一笑，自鸣钟应自鸣琴。”

        相形之下，“北堂”虽说是天主教在华的总堂，却只有十年的历史。原来的北堂，建于康熙年间，位于三座门以西的蚕池口。光绪十六年扩修西苑，慈禧太后嫌北堂太高，俯视禁苑，诸多不便。命总理衙门跟法国转饬迁移，交涉不得要领。其时李鸿章正在大红大紫的时候，幕府中洋务人才极盛，有人献议，直接跟罗马教廷去打交道，果然如愿以偿，蚕池口的北堂，终于迁避了。

        新北堂地名西什库，在西安门内。虽说不如蚕池口那样密迩西苑，但离三海亦不算远。烧宣武门的南堂，不致扰及禁中，烧西什库的北堂就不同了。因此，李莲英颇以为忧；跟端王商量，可否不烧？端王表示，义和团群情愤慨，而北堂是天主教的总机关，恐怕非烧不可。

        这样就只好面奏慈禧太后了。于是这天特为颁发一道上谕：“顷闻义和团众，约于本日午刻，进皇城地安门、西安门焚烧西什库之议，业经弁兵拦阳，仍约于今晚举事，不可不亟为弹压。着英年、载澜于拳民聚集之所，务须亲自驰往，面为剀切晓谕。该拳民既不自居匪类，即当立时解散，不应于禁城地面，肆行无忌。倘不遵劝谕，即行严拿正法。”

        上谕下来，英年跟载澜商议，应该如何劝谕？载澜一言不发，将上谕拿到手里，揉成一团，往怀中一塞。

        见此光景，英年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处此变局，唯有观望是上策。这样一想，越发什么话都不肯说。回到家，告诫仆役，紧闭大门，不准外出，有客来访，或者衙门里有人来回公事，都说他不在家。

        奉旨弹压的大员是这样的态度，义和团自然为所欲为，不过南堂是烧掉了，北堂却未烧成，教士教民凭借坚固的洋灰围墙，用炽密的火力压制，使得由一僧一道率领的一千多义和团，根本无法接近。一阵阵的枪声，一阵阵的喧嚷叫嚣，杀声不绝，整整闹了一夜，害得在西苑的慈禧太后，一夕数惊，睡不安稳，肝火旺得不得了。

        起身漱洗，吃过一碗燕窝粥，照例先看奏折，第一件便是步军统领崇礼奏报：“两翼教堂、地面起火情形，并自请议处。”正在火头上的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亲自用朱笔批示：“崇礼、英年、载澜均着交部严加议处。两翼翼尉等，均着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仍勒令严拿首要各匪，务获惩办！”

        借此一顿训斥，稍稍发泄了怒气，慈禧太后静静思索了一会，吩咐李莲英传旨：“军机到齐了，马上叫起。”

        向来的规制，军机总是最后召见。因为先召见部院大臣，或入觐的疆吏，倘或有所陈奏请示，当天就可以跟军机商定处置的办法。这天一破常例，首先召见枢臣，大家知道，必有极要紧的宣谕，而可以猜想得到的，一定关系到义和团，只是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如何，却难揣测。

        进了殿，只见慈禧太后精神不似往日健旺，皇帝更见萎靡。礼王领头行过了礼，只听慈禧太后问道：“你们也都一宿没有睡吧？”

        “是！”礼王、荣禄同声回答。

        “这样子闹法，可真不能不管了！昨儿晚上只听见一声递一声地：‘杀呀，杀呀！’这那还象个首善之区的京城？”慈禧太后略停一下说道：“都说义和团有纪律，无法无天的是匪人假冒义和团。照这样子看，假冒的也太多了！”

        “是！”礼王答说，“仍旧只有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好好儿弹压。”

        “什么弹压？严拿正法！”慈禧太后喊一声：“荣禄！”

        “喳！”荣禄膝行两步，跪向前面。

        “你怎么说？”

        “奴才听皇太后的意思。要办就得快。”

        “当然要快。”慈禧太后说：“我的意思是，让你再多调兵进来，切切实实办一办。”

        荣禄想了一下答道：“奴才可以把武卫中军调进来。不过，非得神机营、虎神营也多派人不可。”

        慈禧太后了解他的用意，是要端王跟他一起担此重任，否则武卫中军进城，便会遭遇义和团、甘军，以及端王所统管的神机营、虎神营联手相抗。因而点点头说：“当然，这也要写在上谕里头。”

        谈到这里，慈禧太后又征询其他各人的意见。庆王是拿不出主张；王文韶两耳重听，只能辨色，不能察言，无可回奏；启秀则对严惩义和团之举，根本反对，不过孤掌难鸣，唯有隐忍不言。独独赵舒翘为了由涿州回京，复奏时含糊其词有负付托，而且对义和团迹近姑息，一直内疚于心，此时看慈禧太后态度转变，而刚毅又恰好不在，正是补过的机会，所以看大家默不作声，便出列碰头，有所陈述。

        “皇太后、皇上圣明，臣的愚见，攘外必先安内，京城里一定得安静。不过地面辽阔，而人心很乱，武卫中军、神机营、虎神营、步军统领衙门，各不相属，或者有推诿争执之处，部署恐怕不能周密，最好钦派王公大臣数位监督，号令既可划一，遇事亦有禀承，这样才可以上分皇太后、皇上的廑虑。”

        听见他的话，慈禧太后与皇帝都不断点头，“赵舒翘说得很透彻！不是吗？”慈禧太后看着皇帝说：“你倒看，派那些人监督。”

        “还是请老佛爷作主。”皇帝很快地回答。然后又试探地补一句，“或者，就让赵舒翘保几个人。”

        “这话不错。赵舒翘既有这么个主意，心目中总有几个人吧！”

        “是！”赵舒翘当仁不让地答说，“义和团跟洋人过不去，少不得要跟使馆打交道，庆王是少不得的。”

        “好！就派庆王。”

        “端王威望素著，精明强干，而且素为义和团所敬服。”赵舒翘恭维一番后，又加一句：“亦是万万少不得的。”

        “也好。”慈禧太后又问，“还有呢？”

        “荣禄更是少不得的。”

        “三个了！”慈禧太后踌躇着说，“是不是再添一个呢？”

        “奴才保荐一位。”启秀突然开口，“贝勒载濂。”

        原来启秀听赵舒翘在报名字，心中已有一个想法，庆王与荣禄都是主张与洋人和好的，相形之下，端王便显得孤单了。至少得再加一个，旗鼓才能相当。这个人，保载澜，则他以步军统领衙门堂官的身分，本可以干预其间，暗加回护，无须多此一举。若保庄王，可惜爵位较高，无形中将端王贬低了一等，所以保荐载濂。他是端王载漪的长兄，不过爵位是下郡王一等的贝勒，所以排名反在胞弟之下。这样就不会贬损了端王的身分。

        慈禧太后接纳了他的奏请，问赵舒翘说：“你倒说，还应该怎么做？”

        “既有四位王公大臣总其成，下面办事的人越多越好，除了巡城御史，维持地面责有攸归以外，臣请旨钦派八旗都统，分驻九城，稽查出入。”

        “这样做也很好。派那些人，你们下去斟酌。”

        凡所陈奏，无不嘉纳，因此，回到军机处的赵舒翘与启秀，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满脸飞金，一个脸色阴沉。不过，赵舒翘也很见机，只出主意，不肯主稿，这道上谕仍由当班的“达拉密”撰拟，而最后由荣禄核定，随即用黄匣子进呈，等慈禧太后看过，送交内阁明发。

        黄匣子很快地发了下来，又带来一个命令：单召荣禄进见。

        非常意外地，这一次是由皇帝先开口：“京城里乱成这个样子，惊扰深宫，甚至连皇太后都不能好生歇着，你我真难逃不忠不孝之罪了！”

        听皇帝这样责备，荣禄大为不安，同时也颇为困惑，不知慈禧太后对皇帝的态度是不是改变了？动机何在？是觉得应该让皇帝再问政呢？还是因为时局棘手，利用皇帝在前面挡一挡？

        这样想着，不由得便偷偷去窥探慈禧太后的脸色，但看不出什么。荣禄无奈，唯有碰头请罪。

        “奴才承皇太后、皇上天恩，交付的责任比别人来得重。京城乱成这个样子，总是奴才的才具不够，奴才决不敢推诿责任，请皇太后、皇上先重重处分奴才，借此作一番振刷，好教大家警惕，再不敢不尽心。”

        “如今也谈不到处分的话。收拾大局要紧！”皇帝看一看慈禧太后说：“如今把跟洋人讲解，剿办义和团的责任都交给你，你有没有把握？”

        “奴才不敢说！奴才尽力去办就是。”说到这里，他发觉措词不妥，大有一肩担承的意味，因而紧接着说：“跟洋人交涉，是李鸿章好，剿办义和团非袁世凯不可。”

        “嗯，嗯！”皇帝向慈禧太后请示：“老佛爷看，荣禄的主意行不行？”

        “也只好这样。”慈禧太后又说，“既然打算这么做了，刚毅就不必再待在涿州了，叫他赶快回京吧！”

        “是！”荣禄答说：“奴才请旨，可否再叫军机全班的起，请两宫当面降旨。”

        “可以！”慈禧太后点点头。

        于是复召全班军机大臣，由皇帝宣示，一共下三道上谕：第一道，着两广总督李鸿章克日进京，总督派广州将军德寿署理。第二道，着山东巡抚袁世凯带兵进京，如胶州防务重要不能分身，着即指派得力将领，带领精锐，到京待命。第三道，刚毅及何乃莹迅即回京。

        除了第一道上谕，照例应由内阁明发以外，其他两道，应该用廷寄。但荣禄却故意问一句：“请旨，三道上谕，是不是都明发？”

        “不错！明发。”慈禧太后清清楚楚地回答。

        用明发便有公开警告义和团之意。荣禄是这样想，慈禧太后也是这样想，君臣默喻，展开了早定的大计，都有及今动手，犹未为晚的信心。

        到得日中，消息已散布得很广了。明达之士，额手相庆，有些在打算逃难而盘缠苦无着落的穷京官，更是称颂圣明，兴奋不已。

        至于义和团方面，小喽罗昏天黑地，嚣张如故，大头目却暗暗心惊。不过狂悖的毕竟多于谨慎的，所以一些暗中流传的狂言，很快地变成公然叫嚣，一说“要斩一龙二虎头”，一龙当然是指皇帝，二虎的说法不同，但总不脱庆王、礼王、荣禄、李鸿章等人。又一说，要斩的是“一龙一虎三百羊”，这一虎倒指明了是办洋务的庆王，三百羊则指京官。又说京官中只能留下十八人，其余莫不可杀。

        这种不惭的大言，除了吓人以外，还有一个作用，便是可使端王、崇绮之流快意。但等这天的三道上谕一公布，知道快意可能要变成失意了。

        “老佛爷是听了谁的话？”端王的神色非常严重，一脸的杀气，就仿佛找到了这个“谁”，马上便要宰了他似的。

        “这不用说，当然是荣禄。”庄王载勋冷冷地说，“好吧，倒要看看，虎神营跟武卫中军，谁狠得过谁？”

        “不是这么着！”载澜接口，“是看看武卫后军跟武卫中军，谁狠得过谁？”

        他的意思是不妨指使董福祥跟荣禄去对抗。这下提醒了载漪，“老三的主意高！等袁慰庭一来，董星五可就更要难看了！”他很起劲说，“事不宜迟，马上把董星五找来，商量个先发制人之计。”

        请来董福祥，只有载漪兄弟三个跟载勋在一起密谈。上谕是大家都看到了的，慈禧太后的态度已经转变，不消说得要商量的是如何把慈禧太后的态度重新再扭过来。

        “如今为难的是，事情变得太快，要慢慢来说服老太后，只怕缓不济急。”载漪说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看，索性大大干他一下子。星五，你看怎么样？”

        “是！既要大干，也要让皇太后愿意大干。不然，事情还是麻烦。”

        “如果能让皇太后回心转意，当然求之不得。可是……。”

        “王爷，”董福祥抢着说道，“你老不必担心，我已经有了布置了。”

        “噢！”载漪既惊且喜，“来，来，星五，你是怎么布置的？

        快说来听听。”

        “是李来中的妙计。都说妥当了，随时可以动手。”接着，他压低了声音，细说经过。

        “此计大妙！这李来中，真有通天彻地之能。”端王问道：

        “星五，他是什么功名？”

        “如今还是白丁。”

        “我保他！你看，给他一个什么官做？”

        “我替李来中多谢王爷的栽培。不过，这不妨将来再说，眼前办事要紧。”

        “不错，不错，眼前办事要紧。星五，就请你费心吧！”

        于是依照预定的计划，这天傍晚时分，有一封伪造的电报，由山海关驻防副都统所派的信差，送到武卫军营务处，王季训照密码译妥送到上房。正在独酌默筹的荣禄，看完电文，推杯而起，吩咐召请幕友，即刻到签押房相见。

        幕友早都各回私寓了，这天的情形又比前一天更坏，朝士所聚的所谓“宣南”——宣武门以南的地域，由于南堂遭劫，有洋兵马队一百多人进占宣武门，交通等于断绝，前门东城根一带，北至王府井大街，亦有洋兵看守，不准中国军民往来。因此，急足四出，却只找来一个樊增祥。

        “云门，你看，”荣禄有些沉不住气了，“罗道来的电报，大祸迫在眉睫了！”

        罗嘉杰的电报发自上海，用“据确息”三字开头，说各国协力谋华，已有成议，决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四个条件：第一，政权归还皇帝，太后训政立即结束；第二，下诏剿办拳匪，各国愿出兵相助；第三，中国政府练兵数目，须经各国同意，并聘洋人担任教练；第四，中国政府所有赋税收入，须由洋人监督，并控制用途。

        “好厉害！”樊增祥失声说道：“这不就是城下之盟了！”

        “我担心的就是洋人会提苛刻的条件，可是这话要早说了，没有人肯信。如今事机紧迫，一定要设法消弭在先，真的让洋人提了出来，连还价都没法儿还。”

        “是！”樊增祥说：“彼此交涉，要看实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用兵如此，洋务又何尝不然！”

        “谈什么实力！”荣禄语气神色中，有点笑他书生之见似地，“到今天为止，大沽口外有三十四条外国兵舰，凭一座炮台，罗荣光那两千条烂枪，就能挡得住了？裕制军在天津胡闹，奉大师兄、红灯照为上宾，我很同情他。地方大吏，守土有责，一旦大沽口失守，各国联军一上了岸，长驱直入，那时除了希望义和团人多势众，又不怕死，能够硬挡上一阵以外，你倒想，他还有什么退敌之计！”

        听得这番话，樊增祥颇感意外，原来他是这样的一种看法！怪不得依违瞻顾，总有些举棋不定的模样。既然如此，自己先要好好想一想，未有把握之前不宜随便发言。

        “我想，这个消息，必得上达。”荣禄停了一下说：“现在是紧要时候，借这个消息逼一逼，可以走得快一点儿。”

        这是说，逼慈禧太后在议和的步骤上采取更明快的措施。可是，樊增祥提出疑问：“倘或激怒了皇太后，不惜一战，又将如何？”

        “皇太后如果要打，当然先要问我，我就说老实话，兵在那里？饷在何处？皇太后经了多少大事，岂能只凭意气办事。”

        “兹事体大，所关不细。”樊增祥只有劝他慎重，“中堂不妨稍微等一等，谋定后动。”

        荣禄想了一下点点头说：“等个一半天，谅来还不妨事。”

        ※ ※ ※

        使馆不敢攻，西什库攻不下，能烧的教堂又烧得差不多了，义和团决定在前门外，京师最繁华的所在去显一显威风。

        前门外最热闹的地区，是在迤西的大栅栏一带，商业精华，尽萃于斯。有名的戏园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都在这里，所以大栅栏又是笙歌嗷嘈的声色之地。

        领头的大师兄走了一阵，偶然一瞥之间，忽发现有家店家，安着极大的玻璃窗，里面瓶瓶罐罐都贴着洋文标签，再看招牌，写的是“老德记药房”。心想，这家药房一定是“二毛子”所开，就从这里下手立威。

        老德记的店东实在是洋人，早就避走了。店中伙计贪图买卖所入，可以朋分，是桩没本钱的生意，所以仍旧开门营业。一见义和团上门，情知不妙，而悔之已晚，只有硬着头皮上前，陪笑招呼。

        “烧！”

        大师兄只喝得一声，手下便即动手。放火是很内行的事，找到煤油，四处倾洒，伙计急得跪在地下求饶，为义和团一脚踢了个跟头。

        左右店家，一看要遭殃，急忙点着香来请命，大师兄摆着手大声说道：“别慌！别慌！这家店是二毛子开的，非烧不可，只烧他一家，烧光自然熄了，不会烧到左邻右舍，大家放心好了，不必搬移琐色，自找麻烦。”

        说得斩钉截铁，十足的把握，令人不由得不信。于是，以看热闹的心情，静等老德记火起。

        等大家顺着他手指之处去细看时，埋伏僻处的人，已用一根“取灯儿”，燃着了洒透煤油的废纸，顿时一蓬火起，迅速蔓延，轰轰烈烈地烧将起来。

        “天火烧，天火烧！”义和团拍手欢跃，也有些看热闹的人附和。可是，转眼之间，便都看出形势不妙，老德记还只烧了一半，火苗却已窜到东邻了。

        见此光景，老德记附近的店家，无不大惊失色！见机的赶紧奔回去抢救自己的货物细软，痴愚的还真相信大师兄有驱遣祝融的法力，纷纷上面求援。

        “大师兄，大师兄！你老行行好，赶紧施展法力，把火势挡住。不然，可就不得了！”说罢，磕头如捣蒜，有的已经哭出声来了。

        这时火势已很不小了，五月二十闷热天气，闹市中烈焰烧空，西南打开一道缺口，恰好成为风路，风助火势，由西南往东北烧，首当其冲的是珠宝市以西的三条廊房胡同。廊房二条与三条之间，有条南北向的直胡同，名叫门框胡同，是广和楼的所在地，这天贴的是谭鑫培的《连营寨》，正在上座的时候，发现大火，观众四散奔逃，“蜀、吴”双方“兵将”，亦就暂息争端，卸甲丢盔，不理“火烧连营七百里”，先来救京城的这一片精华。

        火势过于炽烈，靠几条“洋龙”，几桶水，何济于事？到得正中时分，大栅栏东面到珠宝市，西面到观音寺街，杨梅竹斜街，北面到西河沿，成了一片火海。火老鸦乘风飞上正阳门，连城楼都着火了。

        就在火势正炽之时，六部九卿及翰詹科道，都接到通知，慈禧太后及皇帝在西苑召见。这就是所谓“廷议”，通称“叫大起”，非国家有至危至急的大事，不行此典。而凡叫大起，往往负重任的多持缄默，反是小臣得以畅所欲言，因为重臣常有进见的机会，如有所见，不难上达，而叫大起正就是要征询及于小臣。所以一班平时关心时局，好发议论的朝士，都大感兴奋，暂忘前门外的这一场浩劫，匆匆赶到西苑待命。

        召见之地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鸾殿东室，室小人多，后到的只能跪在门槛外面。两官并坐，脸色都显得苍白，尤其是慈禧太后，平日不甚看得出来的老态，这时候是很分明了。

        “前门外大火，你们都看见了吧？”是皇帝先开口，声音虽低，语气甚厉，“朝廷三令五申，乱民要解散，要弹压，那知道越闹越不成话了！你们自己想想看，对不对得起朝廷跟百姓？”

        跪在御案前的王公及军机大臣，默无一言。在僵硬如死，闷热不堪，令人要窒息的气氛中，后面有个高亢的陕甘口音，打破了沉寂。

        “臣刚才从董福祥那里来，他说，他想请旨，责成他驱逐乱民。”

        此人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甘肃秦州人，跟董福祥同乡。他的话真假且不论，载漪一听是董福祥要驱逐乱民，亦就是义和团，不由得心头火起，恼的不是董福祥，是刘永亨，直觉地认为他是在撒谎。

        可是，他又无法证明刘永亨是在撒谎，不假思索将腰一挺，回身戟指，厉声吼道：“好！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个好法子！”

        殿廷中如此无礼，而慈禧太后默然，亦就没有人敢指责他了。沉默中，门槛外面发声：“臣袁昶有话上奏。”

        “袁昶！”皇帝指示：“进来说。”

        于是袁昶入殿，在御案面面找个空隙跪下，朗声陈奏：“今日之事，最急要的，莫过于自己处治乱民！非如此不足以折服各国公使的心。洋使服了朝廷，才可以跟他们谈判，阻止洋兵来京，一方面由各省调兵拱卫京畿。办法要有层次，一步一步来，不宜鲁莽割裂。”

        “现在民心已变！”慈禧太后摇摇头说，“总以顺民心为顶要紧。你所奏的，不切实际。”

        “皇太后所说的民心已变，无非左道旁门的拳匪！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至今，亦断断没有仗邪术可以成大事的！”

        “法术靠不住，莫非人心亦靠不住？”慈禧太后很快地反驳，“今日中国，积弱到了极处，所仗的就是人心。如果连人心都失掉了，试问何以立国？总而言之，今天召大家来，要商量的是，洋人不断调兵，看来要侵犯京城，应该怎样应付？

        大家有意见，赶快说。”

        于是激烈的主张决一死战，温和的建议婉言相商，聚讼纷纭之中，渐渐形成一个结论，不脱一句古话：“先礼后兵”。先派人向来自天津的联军劝告，速速退兵，如果不听，则由董福祥的甘军往南硬挡。

        “那么，”慈禧太后问道：“派谁呢？”

        “臣保荐许景澄。”军机大臣赵舒翘说。

        许景澄充任过六国的公使，在西洋十余年之久，担任此一任务，自然是最适当的人选，慈禧太后立即同意。

        许景澄自觉义不容辞，慨然领旨，但要求加派一个人会同交涉。结果选中新任总理大臣那桐，许景澄颇为满意。因为，第一，能干而机警；第二，是端王载漪所保；第三，颇得太后信任。有他同行，此去即令不能达成使命，亦不致独任其咎。

        “大起”散后，军机大臣及庆王、庄王、端王又被叫起，这一次是专门商量处置义和团的办法。由于载漪的坚持，慈禧太后很勉强的同意，由载漪与董福祥设法招抚。至于受抚以后的义和团，将如何运用，另作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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