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不作声，静静地靠在软椅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双眼一眨一眨地，竟似无视于慈安太后在她面前。

        这神情象是有什么大疑难待决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问：“你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缓缓地转过眼来，眼中感喟无限，“他们爷儿俩，总是想跟洋人拚一拚，好好见个胜仗，才能挺起腰板来舒口气。这个愿心，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说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没有。人心不齐！左宗棠要打，李鸿章不肯打；李鸿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说：“咱们俩不也是吗？”

        “我没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说：“不过，即便打仗，总得要有点儿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齐了，也得要有钱，北洋买两条铁甲船，就得二百万银子，怎么得了？”

        提到钱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谈海防、谈边防，动辄上千万银子的事，她也总是听从军机的调度，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有事，又总是困难重重。钱都花得那里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万银子的军饷，到底也还落个“抬棺木拚老命”的报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盘帐了。

        她在想，古语说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则是“以天下养”。当初修园，大小臣工，无不力谏，说话在道理上，不能不听，其实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挥霍大家挥霍，无论如何以垂帘的太后来说，总该与众不同，“与其别人来花，不如我自己来花！”她这样在想，然而她也还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

        为了两件大事，或者说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战？慈安太后终于知难而退，不能不请慈禧太后来跟“六爷”及军机大臣当面商议。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疆吏领袖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较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分，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唯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

        ※ ※ ※

        这是慈禧太后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于病体不宜，加上恭王福晋病殁，妯娌之情，固增伤感，而将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就由于这些忧伤莫释，于是略见好转的病症，突然反复，不能下床了。

        御医李德立请脉，开出来的脉案是：“气血两亏，心脾未复，营分不调，腰腿时热，早晚痰带血丝，食少气短。”近支亲贵在内奏事处看了方子，无不忧心忡忡，当天都遣福晋进宫视疾。

        “养病，养病，总要静养！”慈禧太后对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后说：“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教我怎么静得下心来？”

        慈安太后拙于言词，不知如何劝慰，只着急地说：“总得想个办法才好。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宝廷有个奏折，建议降旨各省，博访名医，举荐来京。先怕这一来风声太大，引起外间猜疑，影响局势，此刻实在顾不得了。慈安太后征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发了一道五百里加紧的廷寄，密谕各省督抚：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

        其江苏等省咨送乏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

        征医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鸿章，首先奉诏，保荐前任山东济东道薛福辰；接着是山西巡抚曾国荃，保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保荐常州名医马文植。等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彭祖贤的复奏一到，保荐的亦是薛福辰。

        于是降旨立召。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万寿之前到京。因为谕旨中有“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的话，所以伴送人员直接将薛福辰领到内务府，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里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还客气，口称“抚屏先生”，为他们彼此引见。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觉委屈，两人心里都不是味道，但官场礼节自然要顾，所以都还含笑招呼。

        “抚屏先生是无锡世家。”恩承对李德立说，“医道高明，想来你总听说过？”

        李德立自然听说过，早在十几年前就知其名。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咸丰五年顺天乡试中的举人，名次很高，差一点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闱极不得意，竟致榜上无名。

        那时东南血战方酣，回不得家乡，他父亲薛晓帆在湖南当州县，道路艰难，一动不如一静，便捐了个郎中，分发工部，一面等着补缺，一面等着下科会试。不久丁忧，而且祸不单行，薛福辰千里奔丧之际，忽然得到消息，无锡沦陷，老母仓皇避难吉凶莫卜。于是丧事粗了，又间关跋涉，在扬州府属的宝应县寻着了老母，安顿家事，重复进京，在工部候补。

        补缺甚难，因为捐官的花样越来越多。为了筹措军饷，想出各种名目来号召，往往今天是最优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后了，要保持优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几乎成了骗局。薛福辰没有钱来加捐，就只能跟李慈铭一样，坐等补缺，每月分几两“印结银子”，苦苦度日。

        日子虽苦，闲工夫却多的是，薛福辰就在这时候开始涉猎医书。他的秉性，用心极专，一事不当于心，穷思极研，废寝忘食，非要将疑团剖解，看个明明白白不可。因此，五、六年下来，各家医书，无不精读，融会贯通，成了无师自通的名医。

        看看补官无望，科场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督抚每年总有几次“保案”，加上一个名字，美言几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为知府，分发山东。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而薛福辰的幼弟福保，又在丁宝桢的幕府，以此渊源，升官就容易了，先以河工的劳绩，升为道员，接着便补了实缺，放为济东泰武临道。光绪初年老母病故，照例丁忧守制，三年服满进京。就在这时候补缺不得，预备归隐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意外的机缘。

        这篇履历，李德立是在李鸿章的原奏中看到过的。虽说他是举人的底子，当过实缺的道台，但此刻以医士的身分被荐，而且有先加考查的上谕，则当仁不让，无须客气。

        于是，李德立俨然以考官的身分，“请教”医道。一番盘诘，知难而退，因为他懂的，薛福辰都懂，薛福辰懂的，他就不完全懂了。

        恩承虽不懂医，眉高眼低是看得出来的。被问的人从容陈词，反是发问的人语气迟疑，仿佛该问不该问都没有把握似的，则此两人的腹笥深浅，不问可知。

        “高明之至。”恩承拱拱手打断了他们的话，转脸又问李德立，“你看，是不是今天就请脉？”

        “无须亟亟。”李德立说，“西圣的病情，总要先跟薛观察说一说明白。”

        于是，李德立与薛福辰又在内务府谈慈禧太后的病情。不知是李德立有意“藏私”，还是功夫不到，他只能说出症状，却说不出病名。薛福辰颇为困惑，便直截了当地要求阅读慈禧太后得病至今的全部脉案。

        “脉案在内奏事处。明儿请脉，你当面跟上头要好了。”

        薛福辰也打听过太医请脉的规矩，脉案照例用黄纸誊清呈阅，太医院存有底稿，不肯公开而以内奏事处推托，显见得是故意留难。这样子猜忌，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薛福辰便问明了第二天进宫的时刻，仍由伴送的委员陪着，回到西河沿客栈休息。

        这位委员姓胡，是个候补知县，为人善于交际，人头很熟，李鸿章特地派他照料，曾经当面嘱咐：“内廷的差使不好当。此去小钱不要省，内务府跟太医院的人要好好敷衍，宫里的太监更不能得罪。看病是薛观察的事，招呼应酬是你的事。有什么为难之处，可以跟王大人求教。”所以一回客栈，便打听晤谈的经过。

        “哼！”薛福辰冷笑，“真正可气！他们当我来抢他们的饭碗，处处敌视，岂有此理！明天看请脉情形怎么说，如果他们从中捣鬼，我得请你回去禀告中堂，这差使我干不了。”

        “抚公、抚公！”胡知县急忙相劝，“你老千万忍耐，我去设法疏通。这是天字第一号的病号，抚公究心此道二十年，有这样一个尽展平生所学的机会，岂可轻易错过？”

        这句话打动了薛福辰的心，默然不语，意思是首肯了。胡知县安抚了他，还得有一番奔走。找着内务府的朋友，送过去三个红封袋，内有银票，一个大的一千两，另外两个小的都是二百两。小的送内务府在内廷照料的人和宫里的太监、苏拉，大的一个孝敬长春宫总李莲英。

        第二天一早，胡知县陪着薛福辰到宫门口，已有人在迎接。将薛福辰带入内务府朝房，只见李德立之外，还有两个四、五品服色的官员在，彼此请教，才知道也是太医，一个是庄守和，一个是李德昌。

        接着，恩承也到了，步履匆促地说：“走吧！上头叫起了。”

        于是恩承领头带路，薛福辰是三品道员，无须客气，紧跟在后头，依次是李德立等人，沿着西二长街墙根阴凉之处，直往长春宫走去。

        薛福辰是第一次进入深宫，也是第一次谒见太后，自不免战战兢兢，而且六月二十几的天气，虽说是早晨八点钟，暑气也很厉害了，一件实地纱的袍子，汗已湿透。心粗气浮，如何能静心诊脉？想想兹事体大，便顾不得冒昧，抢上两步向恩承说道：“恩大人，可否稍微歇一歇，容我定下心来再请脉？”

        “这……，”恩承迟疑着答道，“这可不能从命了，上头在等着。”

        薛福辰无奈，只好自己尽力调匀呼吸，跟着进了长春宫。

        “这位就是薛老爷吗？”有个太监迎了上来，指着薛福辰向恩承问。

        等恩承证实无误，那太监便将薛福辰延入殿侧小屋，恩承也跟着在一起。未及坐定，竹帘一掀，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太监，昂首阔步，恩承先自含笑相迎。薛福辰当然猜得到，这就是人称“皮硝李”的李莲英。

        “恩大人好！”李莲英招呼着，作出要请安的样子。

        “莲英！”恩承急忙扶住，趁势握着他的手问：“今儿个怎么样？”

        “今儿精神还不错，听说李中堂荐的人到了，问了好几遍了。”接着，便又问：“这位就是薛老爷吧？”

        “是的。”薛福辰答应着，“我是薛福辰。”

        “薛老爷，你请过来，我有两句话跟你请教。”

        将薛福辰拉到一边，他悄然关照，说话要小心，如有所见，须识忌讳，又说是李鸿章荐来的人，他会格外照应，叫薛福辰不必害怕。

        薛福辰人虽耿直，对于京里的情形，大致了解，知道这不止是一千两红包的力量，必是李鸿章另外走了路子，他才会说这样的“体己话”。有此有力的奥援，无须顾虑李德立从中捣鬼，心里宽松得多了。

        经过这一阵折冲，等于作了一番好好的休息，薛福辰的心已定了下来，随着恩承进见。行过了礼，跪着等候问话。

        “你的医道，是跟人学的，还是自己看书，看会的？”慈禧太后的声音很低。

        “臣也曾请教过好些名医。不过，”薛福辰答道，“还是自己体会得来的多。”

        “医家有好些个派别，你是学的那一派啊？”

        “臣最初佩服黄元御，这个人是山东人，他因为误于庸医，坏了一只眼睛，发愤学医，自视甚高，确有真知灼见。他为人看病，主张扶阳抑阴，培补元气。”

        “喔，”慈禧太后问道：“你看过妇科没有？”

        “看过很多。”薛福辰答道：“臣在京，在湖北，在山东服官，亲友家内眷有病，都请臣看。”

        “这么说，你的经验多。”慈禧太后欣然说道，“你替我仔细看看脉，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用不着忌讳。”

        “是！”

        慈禧太后似乎还要问什么，让李莲英拦住了，“佛爷歇歇，多说话劳神。”他屈一膝，将双手往上平举，虚虚作个捧物的姿态，“让薛福辰请脉吧！”

        于是慈禧太后将右手一抬，李莲英双手托着，将她的手捧在茶几上，下垫黄缎小枕，上覆一方黄绸，然后向薛福辰努嘴示意。

        薛福辰磕一个头起身，低头疾行数步，跪着替慈禧太后按脉，按了右手按左手，按罢磕头说道：“臣斗胆！瞻视玉色。”

        慈禧太后没有听懂，问李莲英：“他说什么？”

        李莲英也没有听懂，不过他会猜，“薛福辰想瞧瞧佛爷的气色！”他说。

        “喔，可以！”慈禧太后又说：“把那边窗帘打开。”

        薛福辰听这一说，便又磕一个头，等站起身来，东面的窗帘已经掀起，慈禧太后的脸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薛福辰抬头望去，但见慈禧太后面色萎黄，眼圈发青。她生来是一张长隆脸，由于消瘦之故，颧骨显得更高，加上她那一双炯炯双目，特显威严。薛福辰不由得就将头低了下去，不敢逼视。

        “你看我，到底是什么病啊？”

        “望、闻、问、切”四字，薛福辰已有了三个字，虽然听闻不真，但只凭自己三只指头，一双眼睛，便已十得八九，慈禧太后是经过一次严重的血崩，而下药未能对症，虚弱到了极点。幸亏遇着自己，及今而治，还可挽回，否则仍旧由那些太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诊察既不能深究病根，下药又没有一定宗旨，就非成不治之症不可了。

        只是血崩有各种原因，而李德立始终未提“崩漏”二字，不知其中有何忌讳？再想起李莲英的警告，便越发不敢说真话。略想一想答道：“皇太后的病在肝脾。肝热，胆亦热，所以夜不安眠，脾不运行则胃逆，所以胃口不开。”

        “你说得倒也有点儿道理。”慈禧太后问道，“该怎么治呢？”

        “以降逆和中为主。”薛福辰怕慈禧太后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改了一种说法，“总要健脾止呕，能让皇太后开胃才好。”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深为嘉许：“吃什么，吐什么，可真受不了。你下去开方子吧！”

        于是李德立等人，接着请脉。薛福辰便被引到内务府朝房去写脉案、开方子。他凝神静思，用了半夏、干姜、川椒、龙眼、益智五味叶、以竹叶为引。写完由笔帖式用黄纸誊清，立刻装入黄匣，进呈御览。

        隔了有半个时辰，只见恩承携着黄匣走了来，一见面就问：“薛老爷，你这个方子，跟你跟上头回奏的话，不相符啊！”

        “喔！”薛福辰有些紧张，“请恩大人明示，如何不符？”

        “你说皇太后肝热，胆也热，怎么用的热药？川椒、干姜，多热的药！”

        原来如此！薛福辰放心了。从容答道：“姜的效用至广，可以调和诸药，古方中宣通补剂，几乎都用姜，跟半夏合用，是止呕首要之剂，川椒能通三焦，引正气，导热下行。而且有竹叶作引子，更不要紧。”

        尽管他说得头头是道，恩承只是摇头，“薛老爷！”他放低了声音说，“你初次在内廷当差，只怕还不懂这里的规矩，药好药坏是另一回事，不能明着落褒贬。这个方子有人说太热，你愣说不要紧，服下去出了别的毛病，谁担得起责任？”

        薛福辰明白了，是李德立他们在捣鬼。因而平静地问道：

        “那么，请恩大人的示，该怎么办啊？”

        “上头交代，跟三位太医合定一张方子，回头你们好好斟酌吧！李卓轩他们，也快下来了。”

        等李德立退了下来，对薛福辰又是一副神态，连声称赞“高明”。这也许是真的觉得他高明，也许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嘉许之故，薛福辰无从明了，只能谦虚一番。

        谈到方子，李德立说道：“上头交代，姜椒必不可用。不知道抚屏先生有何卓见？”

        “自以培补元气为主。当务之急，则在健脾。”薛福辰说，“今日初诊，我亦不敢执持成见。”

        李德立不置可否，转问庄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说，两公看，怎么样？”

        庄守和比较诚恳，点头称是，李德昌资格还浅，不敢有所议论。于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来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汤’加半夏，如何？”

        李德立这几个月为慈禧太后下药，一直以四君子汤为主。

        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则是要表示他用药不误，二则是半夏见功，则四君子汤连带可以沾光。好在这是一服很王道的药，与培补元气的治法，并不相悖，只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于是他说：“很好，很好。不过，人参还以暂时不用为宜。”

        于是开了白术、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药。等送了上去，有太监来传旨：赐饭一桌。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谈值班的办法。

        “内廷的章程，薛老爷怕还不尽明了。”恩承说道，“圣躬不豫，除非是极轻极轻的病，不然就要在内廷值宿，随时听传请脉。如今除了三位太医以外，外省举荐到京的还只有薛老爷一位，如何轮值，请各位自己商量，暂时定个章程。等各省的人都来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两个人一班，隔日轮值，用药前后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殚精竭力，方不负举主的盛意。因而毫不迟疑地答道：“皇太后的病证不轻，为臣子者，岂敢偷闲？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爷，真有你的。”恩承翘一翘大拇指，然后又问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冲脑，脱口答道：“抚屏先生这样子巴结，我们更不敢偷懒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那就这么定规了。吃完饭，我派人跟薛老爷回去取行李。”

        饭罢各散，李德立赶到御药房去监视煎药，薛福辰出宫回客栈。刚一坐定，恩承带着内务府的笔帖式和两名苏拉，坐一辆大车赶到了。

        相见礼毕，恩承将他拉到一边，含着微笑，悄然说道：

        “薛老爷，恭喜，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么回答。

        “一来是李中堂的面子，二来是李总管的照应，上头很夸奖你，说你忠心！不过，”恩承放出极恳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给我，我拿你当自己人，内廷当差，总以谦和为贵，也别太扫了李卓轩他们的面子。”

        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称谢之余，不免懊恼。自觉满腹经纶，未见展布，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谁知还要再屈己从人，想想实在无趣。

        过不了几天，又有个荐举来京的到了。此人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应诏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汪家以经营典业起家，号称“汪百万”。在乾隆年间，汪氏“振绮堂”，与宁波范氏“天一阁”，为海内知名的浙西浙东两大藏书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远孙，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风余韵，广接宾客，喜欢刻书，他自己也有好几种关于考订古史的著作。这个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县出身，分发河南，补了实缺，颇见才干。以后调到山西，为曾国荃所赏识，由简县虞乡调补一等大县平遥，接着又调阳曲，是太原府的首县，也是山西全省的首县。

        当首县的真正是做官，不会做的，苦不堪言。明朝末年有个阳曲县令叫宋权，常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县官与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县，等于督抚、将军、监司的“帐房”兼“管家”，婚丧喜庆，送往迎来，都由首县办差。伺候贵人的颜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钱之外，还要受气，所以说“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但长袖善舞，会得做官的，当首县却是件极有兴头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将中中；七曰梨园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备，外加医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员。如今由曾国荃举荐为慈禧太后看病，是飞黄腾达，千载一时的机会。他早已盘算过，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辞官，反正回任是决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时，尽室而行，行李辎重，相当可观。

        到了京师崇文门，照例验关征税。旁人听说是山西来的“汪大老爷”，不免讶异，山西连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丰富？有人说他办赈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本来是富家，无足为奇。不论如何，那番鲜衣怒马的气派，洋洋自得的神态，与薛福辰不可同日而语，却是众目昭彰的事实。

        进了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接着便是与薛福辰同样待遇，在内务府受李德立的“考校”，预备第二天进宫请脉。

        退出宫来，回到客栈，汪守正打点礼物，分头拜客，曾国荃替他写了十几封信，分托京中大老照应，一时也拜不完，只好先拣要紧的人去拜。此外还有两个要紧人，也是非拜不可的，一个是李德立，一个是薛福辰。

        一打听，李、薛二人都在内廷值宿，这天是见不到了。汪守正无奈，只好打听到李德立的寓所，派人投帖致意。同时送上一只红封袋，外写“冰敬”，内装银票二百两。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栈，李家跟着就送来四样菜，然后李德立来拜。相见寒暄，彼此都极亲热，汪守正特意致歉，说是由于他在内廷值宿，所以不曾亲自拜访，十分失礼。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内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轮着兄弟歇工。幸会之至。”

        “真是幸会！二十年来，久仰‘李太医’的大名，识荆之愿，一旦得偿，真正快慰平生，无论如何要好好请教。”

        于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则是看在二百两银子的份上，再则有心结纳，好对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辞。灯前把酒，谈得相当投机。

        这一谈自然要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李德立对薛福辰有意卖关子。在汪守正面前，却无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实在有限，并不比薛福辰凭一双眼睛，三只指头察觉所得来得多。

        而在汪守正，获益已经不浅，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药？

        “说起来亦算别创一格，那位抚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说出自古方，连西圣自己都认为不妥，终究另拟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请脉所拟的两张方子，以及这几天仍以健脾益气的治法为主的情形一说，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确是高明。同时也料准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脉案上不肯说破而已。

        “抚屏先生最初学的是黄坤载，不过能入能出，博究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说，“其学大致宗东垣，自然以温补为主。”

        这是汪守正的老实话。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所以发明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医道，成为“温补”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缠绵久病，气血两亏，从健脾入手，使得饮食能够渐归正常，培元益气，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极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工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大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唯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象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

        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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