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皇帝的日常起居是有变化的，变化的痕迹都留在敬书房的日记档上，皇帝那一天住在那个宫里，那一天召幸那个妃嫔，都记载得明明白白，因为这在皇后妃嫔怀了孕，可以把得孕的日子推算出来。

        但慈禧太后用不着看日记档，便知道皇帝朝夕的行踪，因为每天都有她指定的太监去打听清楚了向她回奏。一后一妃两嫔，计算起来，皇帝跟皇后在一起共度良宵的日子最多，其次是色冠后宫的瑜嫔，再次才是慧妃，至于皇后的姑姑珣嫔，一个月下来，还未承雨露。

        慧妃虽然不是“背榜”，慈禧太后仍然觉得她太委屈了，踌躇了几天，决定插手干预。

        “你看你，”她慈爱地呵责皇帝，“好瘦！”

        婚后的皇帝，已老练得多，声色不动地摸一摸脸，“儿子觉得精神倒是挺好的。”他说，“天天晚上看书，总要看到起更才睡。”

        “哼！”慈禧太后自嘲似地微微冷笑，“也就是你这么说，我这么听吧！”

        象这样子仿佛人家花枪掉得太多，再也不能信任的话头、皇帝早就听惯了，平日不以为意，这时却认了真。

        “是每天念到起更。儿子用不着骗额娘！”皇帝说。他把“是”字念得极重，声音也相当硬，显得在心里不服。

        慈禧太后有些冒火，把脸一沉，用急促的声音叱斥：“你就这样子跟我说话！”

        皇帝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回想一遍，才发觉自己的语气欠恭顺，但也不愿认错，只是不响。

        “你是翅膀长硬了，那里还记得娘！”提到这话，自己触发了记忆，越觉得心里充满的怨气，“你几时曾听过娘一句话？十一年的大风大浪，不是我挡着，你能有今天？还没有亲政，就不把娘放在眼里了，几天的工夫，是谁教得你这样子？”

        听到最后这两句话，皇帝又惊骇，又气恼。“没有几天工夫”，不是说大婚刚刚满月？然则下面那句“谁教得你这样子”？当然是指皇后。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无端猜忌，而竟出之于生身之母的口中，皇帝觉得太可怕了！

        “儿子不敢！”他跪了下来，但仍是受了冤屈，分辩讲理的声音，“没有人敢教唆儿子不孝，儿子也决不会听。额娘说这话教儿子何以为人，何以为君？”

        “你这一说，我是冤枉了你？”

        “冤枉儿子不要紧……。”皇帝突然顿住，发觉下面这句话说不得，然而晚了！

        慈禧太后倏然抬眼，眼中再也找不到作为一个女人常有的柔和的光，一瞪之下，让皇帝的心就一跳。然后她扬着脸问：“怎么着？冤枉你不要紧，冤枉谁是要紧的？你倒告诉我听听！”

        皇帝知道坏了，咽一口唾沫，很吃力地说：“儿子说错了。

        额娘别生气！总是儿子不孝。”

        慈禧太后无法再疾言厉色地发脾气，同时也不便公然指斥皇帝卫护皇后，只是连连冷笑，心里只在猜疑皇后在枕上不知跟皇帝说了些什么话？盘算着该如何去打听？反倒把原来想说的话忘掉了。

        赔了好些不是，说了许多好话，才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皇帝一个人回到乾清宫，深感懊恼，独坐在西暖阁窗下，好半天不说话。

        小李先不敢作声，等皇帝的脸色好看了些，才提醒他这天还没有到钟粹宫去过，意思是要让他陪慈安太后去聊聊天。凡是皇帝身边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在慈安太后跟前，皇帝的烦恼，自然就会消除。

        皇帝被提醒了，决定到钟粹宫去诉诉委屈，但他不曾想到，反倒让慈安太后慈爱地责备了他几句。

        “听说你跟你娘顶嘴了？”

        “也不是顶嘴。”皇帝拉长了嘴角说，“我也不知道我娘为什么跟我发那么大的脾气。”

        “总是你有不对的地方。”慈安太后说，“你也该体恤你娘，凡事顺着她一点儿，不就没事了吗？”

        “顺也要顺得下来。每一趟我都是特别小心，可就不知道那句话说得不对，当时就把脸放了下来！”皇帝怨怼地，“我实在怕了。谁能教我一个法子，哄得我娘高兴，我给他磕头都可以。”

        “何用如此？”慈安太后笑道，“你替我磕个头，我告诉你一个法子。”

        这是开玩笑的话，而皇帝真的跪了下来磕头。慈安太后一伸手把他拉了起来，让他坐在自己身旁，慈爱地握着他的手，略有些踌躇，仿佛不知道自己的那句话，该不该说？

        由于皇帝的敦促的眼光，她终于说了出来：“你娘是个闲不住的人，不象我，看看闲书，蹓跶蹓跶就把一天给打发了。你要哄得你娘高兴，只有一个法子，找件事让她有得消遣，那就天下太平了。”

        皇帝一面听，一面深深点头。“倒有一个法子，”他说，“把园子给修起来，请两位太后颐养天年。”

        慈安太后的表情很复杂，好象是嘉许皇帝的孝心，又好象深悔失言。“这谈何容易？”她说，“花的钱，怕比大婚还多。”

        “哼！”皇帝冷笑，“婚礼的钱，一大半落在别人的荷包里，将来要修园子，可真得好好儿管着。”

        “等你亲了政再说吧！”慈安太后说，“我倒是想做件事，可又怕花钱。从你阿玛下葬以后，还没有到陵上去看过。就是外头穷家小户，虽不说一年两季，按时祭扫，隔个三两年总得上上坟。所以，我想明年春天，到定陵去一趟。”

        “是！我也该到阿玛陵上去磕头。”皇帝不但因为不忍违背慈安太后的意思，而且自己也觉得这一行必不可少，所以很起劲地说，“这也花不了多少钱。明天我就跟他们说。”

        “他们”是指恭王和军机大臣。到第二天“见面”，皇帝首先就提到这件事，慈禧太后觉得深可人意，因而支持皇帝，说是十二年垂帘听政，幸喜荡平巨寇，金瓯无缺，不负先帝付托，亦可以告慰列祖列宗。所以主张先谒东陵，后拜定陵，日子就定在明年清明前后。

        这一下，理由和办法都有了，恭王不须再说，答应着拟旨，命钦天监在明年清明之前，排启驾的日子。至于跸道所经，桥梁道路和一路上的行宫，该如何修治，那归直隶总督办差，有李鸿章在，亦可以不必费心。

        等把这件事作了交代，就该恭王陈奏取旨，他有两件事必须奏请上裁，一件是彭玉麟不肯就兵部右侍郎的职务，恭王认为不必勉强，建议由彭玉麟帮着新任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将江防布置妥善后，准予回籍养病。以后每年由彭玉麟巡阅长江一次，准他专折奏事，并由两江、湖广两总督，替他分筹办公经费。两宫太后和皇帝，都觉得这个由沈桂芬所拟的办法很好，无不同意。

        另一件事就麻烦了，各国使臣要求觐见。这本来是载明在条约上的，不过以前可以用中国礼俗，听政的两宫太后不便接见男宾而拒绝，等皇帝亲了政，这个理由就不存在了。

        一番奏陈，不得要领，而各国使臣都等着听回话，恭王不得不召集总理通商衙门各大臣会议，商量对策，觐见本无不可，不可的是觐见时不磕头，所以会议要商量的，也就是这一点。

        要议自然要“找娘家”。觐见的条文，明定于咸丰八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大英钦差”觐见大清皇帝，“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这就是指跪拜之礼而言。咸丰十年，因为“换约”引起战事，文宗逃难到了热河，桂良议和不成，英法联军进兵通州，行在不得已，改派载垣与穆荫二人在通州与英法重开和议，于是英国公使爱尔金，就提出要求，觐见大清皇帝，面递英国女王的国书。恭王就从这里谈起。

        “当时载垣和穆荫，答应了英国的翻译官巴夏礼，可以照办。那知奏报行在，奉严旨训斥，载、穆二人只好饰词翻案，然而话已出口，成为把柄。以后我主持抚局，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爱尔金的要求打消。”恭王接着又说：“为此，同治七年到了‘十年修约’之期，总理衙门特为开具条说，咨行各省督抚将军，第一条就是‘议请觐’，曾涤生、李少荃、左季高都认为不妨准其入觐。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官文，他的尸骨未寒，我也不便说他。事到如今，不让各国使臣入觐，是办不到的了！我看少荃的办法，或者可行，咱们先看看他的原折。”

        于是便叫一名章京，朗诵同治六年年底，李鸿章“披沥上陈”的奏折，第一条也是“议请觐”，他说：“如必求觐，须待我皇上亲政后，再为奏请举行。届时权衡自出圣裁，若格外示以优容，或无不可。”又说：“闻外国君臣燕见，几与常人平等无异，即朝贺令节，亦不过君坐臣立，似近简亵。不得已权其适中，将来或遇皇上升殿、‘御门’各大典，准在纠仪御史侍班文武之列，亦可不拜不跪，随众俯仰，庶几内不失己，外不失人。但恐彼必欲召对为荣施耳！”

        念到这里，恭王挥手打断，面向与议诸人问道：“少荃这个取巧的法子，看看行不行？到亲政大典那天，让各国使臣，在赞礼执事人员当中排班，那不就可以不跪了吗？”

        这个办法近乎匪夷所思，但恭王有表示赞成之意，大家不便正面驳回，面面相觑，久久无言，最后是负责与各国公使交涉的崇厚，不能不硬着头皮说话。

        “办法倒好，不过就是李少荃自己说的话，‘彼必欲召对为荣施。’各国使臣早就有这么个想法：他们是客，主人始终不肯接见，是不以客礼相待。照我看，要他们磕头是办不到的，如今该议的只有两条路子，一条是能不能想一计，不教他们入觐？一条是能不能劝得皇上，格外示以优容？”

        “就算皇上优容，也还有人说闲话。”董恂摇着头发牢骚：

        “清议，清议！不知值多少钱一斤？”

        等他们两个人一开了头，议论便多了，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后只有拖延一法，让崇厚再去回报各国公使，说是亲政之时尚早，到时候再谈。

        一场会议，就此无结果而散。但白日无情，一天天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冬至，大祀圜丘，是一年的大典。为了亲政在即，两宫太后与王大臣议定，就从本年开始，由皇帝亲祀，“以严对越，而昭敬诚。”所以按照规定的仪节，斯前斋戒，皇帝独宿在斋宫，派了“御前行走”的载澂，在寝殿陪伴。

        天子父天母地，所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祭方泽，是极严肃的大典。斋戒一共三天，前两天宿在乾清宫东面的斋宫，最后一天宿在天坛成贞门外的斋宫。摒绝嫔御，禁酒蔬食，不张宴，不听乐。在高年的皇帝，这清心寡欲的三天，于颐养有益，而对当今十七岁的皇帝来说，这是寂寞难耐的三天，亏得有载澂作伴，才能打发漫漫长夜。

        而在载澂，却是一大苦事。章台走马，千金买笑的结果，为也带来了一种不可告人的隐疾，小解频频，不耐久侍，陪皇帝谈得时候长了，站在那里，身上不住“零碎动”，真如芒刺在背似的。

        “怎么了？”皇帝发觉了，忍不住问：“你好样儿不学，学伯彦讷谟诂的样！”

        伯彦讷谟诂生来就有那么个毛病，爱动不爱静，那怕在御前站班，隔不了多大工夫，就得把脚提一提，肩扭一扭，载澂不是学他，但亦很难解释，只答应一声：“是！”自己尽力忍着。

        然而内急是没有办法忍的，到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只得屈一膝请安，胀红了脸说：“臣跟皇上请假！”

        “你要干什么？”

        “臣，臣要方便。”

        皇帝忍不住笑了，跟载澂是玩笑惯了的，便即骂道：“快滚！别溺在裤子里！”

        第一次还不足为异，到第二次，皇帝恍然大悟，“敢情你是有病啊！”他关切地问：“怎么会有这个病？”

        载澂绝顶聪明，早就知道瞒不住，皇帝迟早会疑惑发问，因而预先想好了回答的话，“臣这个病，自古有之，就是淳于意说的，‘民病淋溲。’”载澂侃侃然地，“只要一累了，病就会发。”

        “怎么搞上这个窝囊病？”皇帝皱着眉说，“那你就回家吧！”

        载澂一听这话，请安谢恩，但又表示并不要紧，只要去看一看医生，一服“利小水”的药，就可无事。于是皇帝赏了半天假，载澂找着专治花柳病的大夫，诊治过后，带着药仍旧回到斋宫当差。

        “怎么样？”皇帝不愉快说，“我倒是有好些话跟你谈，你又有病在身，得要歇着！”

        “臣完全好了！”载澂精神抖擞地，“皇上有话，尽顾吩咐。”皇帝点点头，“你跟洋人打过交道没有？”他说，“是不是红眉毛，绿眼睛？”

        “眼睛是有绿的，红眉毛没有见过。”

        “喔，洋人的规矩你知道不知道？”皇帝问道，“譬如小官儿见了上司，怎么见礼？”

        “这个，臣倒不曾见过。”载澂答道，“洋人的规矩，好象是女尊男卑，到那儿都是女人占先。譬如说吧，一屋子的客，有男有女，若是有个大官来了，男的都得站起来，女的就可以坐着。”

        “怎么？真的是男女混杂不分？”

        “是！”载澂答道，“洋女人不在乎！不但男女混杂不分，摸一摸洋女人的手也不要紧，甚至还有亲嘴的。”

        听见这话，十七岁的皇帝大感兴趣。但分属君臣，又值斋戒，谈洋女人摸手亲嘴，自觉不合“敬天法祖”的道理。倘如不谈，却又心痒痒地实在难受。迟疑了一会，终于还是问了出来，只是问话的语气，不象聊闲天。

        “你摸过洋女人的手没有？”皇帝板着脸问，声音倒象问口供。

        载澂当然了解皇帝的心理，也把脸绷得丝毫不见笑意，挺着腰用回答什么军国重务那样正经的声音答道：“臣摸过。有一次美国公使夫人带着她女儿，来看臣的母亲，臣不知道，一下子闯了进去，一看是女客，臣赶紧要退出来，那知道美国公使夫人会说中国话，叫住臣别走，跟臣握手。等一握上了，臣心里直发麻，因为洋女人手背上全是毛。”

        “那不就象猴儿吗？”

        “是！”载澂一本正经地答道，“比猴子长得好看。”

        皇帝差一点笑出声来，赶紧假装着咳嗽了两声，才掩饰过去，随即又极趣兴味地问：“洋女人还会说咱们中国话？”

        “是！会得不多。”

        “她怎么说？”

        载澂想了一下，学舌答道：“她跟臣说：‘大爷，大爷！不要紧，你不要走！’”

        载澂从小就淘气透顶，在上书房学他师傅林天龄的福州官话，隔屋听去，可以乱真。有一次让倭仁听到了，连那样“一笑黄河清”的老古板，都被逗得笑了。此时学着洋女人说中国话，四声不分，怪模怪样，皇帝可真忍不住了，笑得紧自揉着肚子。

        皇帝自己也知道，这不成体统，可再不能开玩笑了。于是谈论正经，“载澂，我问你，”他说，“洋人见我不磕头，你说，该怎么办？”

        这让载澂很难回答，他知道他父亲正为此烦心，自然不能再怂恿皇帝，说非磕头不可，但也不敢说可以不磕头，因为那就是“大不敬”，想了一下，只得推托：“臣不明中外礼节的歧异之处，不敢妄奏。”

        这话当然不能使皇帝满意，但也无可深责，因为连曾国藩、李鸿章谈到这个难题，都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载澂自然不可能会有什么好主意。

        “我再问你，”皇帝换了个话题，“我想把园子修起来，你看行不行？”

        “没有什么不行，”载澂在皇帝面前的时候一久，态度语气就随便了，“只要有钱。”

        “就因为没有钱。”

        “那就得想个没有钱也能修园子的办法。”载澂又说：“皇上不妨召见内务府的堂官，让他们拿良心出来，好好儿想个主意。”

        皇帝也觉得唯有如此，才是正办，不过无论如何要等亲了政才谈得到，眼前无从说起。

        “皇上请早早歇着吧！”载澂跪安说道，“明儿还有大典。”

        第二天一早，便是祀天大典，在王公大臣陪祀之下，举行繁文缛节的仪礼，由“初升”到“谢福、送神”，整整费了半天工夫，始告礼成。

        启驾还宫，自然先到两宫太后面前请安。深宫跟民间正好相反，民间向往着皇宫内院，不知是如何地富丽，而深宫却向往着民间，不知是如何地热闹。因此，皇帝出宫一趟，自然有在御辇中所看到的九城风景，细细说来娱亲。钟粹、长春两宫各坐了许多时候，方始回到养心殿。

        这时皇后已经奉召，先在等候，望见皇帝一进西暖阁，随即踩着极稳重的步伐，不慌不忙地先以亲切的微笑目迎，然后垂着手请安，口中说道：“皇上回宫了！”

        “早就回来了。”皇帝也象民间新婚的夫妇那样，三天不见，在感觉中象过了多久似的，一定要仔细看一看妻子的脸，好知道这“多久”的日子中，有了什么改变？

        皇后也是一样，然而她不能象皇帝那样毫无顾忌地盯着他的脸看，甚至还要避开他的平视。当着太监、宫女，她必得摆出统率六宫的威仪，因此收敛了笑容，用很清朗的声音向左右说道：“伺候万岁爷更衣！”

        “喳！”小李先自答应一声，随后便领着“四执事太监”，走向西暖阁三希党后面的梅坞——那是皇帝更衣穿戴之处。

        “两位太后都吩咐了，今儿个不须侍膳，我得好好儿歇一歇。”皇帝一面换上枣儿红缎面的白狐皮袍，一面向小李吩咐，“你到膳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

        “奴才已经去看过了，有关外进的银鱼、野鸡；甘肃进的黄羊；安徽进的冬笋；浙江进的醉蟹；奴才让他们预备了一个头号的火锅。”

        “好！”皇帝望着彤云密布的窗外，“‘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你通知膳房，回头等皇后侍膳回来再传！”

        “是！”小李又说，“今儿晚膳，皇后是上钟粹宫伺候。”

        那就更好了，慈安太后体恤皇后，实在也是体恤皇帝，每次侍膳，总是不等她自己吃完，便催皇后回宫，好让他们小夫妻团聚，不过皇后一定尽礼，总不肯先走，这就反害得慈安太后不能慢慢享用了。

        “你别那么胶柱鼓瑟！”皇帝这天特意嘱咐皇后，“让你回宫，你就跪安，今儿个早些回来，别让我挨饿！”

        皇后笑了，看宫女站得远远地，便轻声说道：“说得那么可怜！这两天吃斋，怕真的是饿着了？”

        “可不是！今儿得好好找补一补。”

        于是皇后这天真的等慈安太后开口一催，立即跪安回到养心殿，变通平常传膳的那套例行规矩，屋内留下两名宫女，廊上只是小李伺候，皇后陪侍着皇帝，浅斟低酌，笑声不断地用了一顿十分称心如意的晚膳。

        这样的辰光不多，一到年下，宫内有许多仪节，从更换摆设到奉侍两位太后“曲宴”，都得皇后操心。皇宫在外廷也有太庙、奉先殿、“堂子”行礼，以及赐宴等仪典。等过了“破五”，又有一件大事，要着手准备：礼部、太常寺、鸿胪寺、内务府布置太和殿，演礼设乐，静待正月二十六皇帝临御太和殿，躬亲大政。到了那一天，百官进宫，又另是一番心情——两宫“同治”的时期结束了，得看皇帝如何来挑这副重担？

        ※ ※ ※

        皇帝正式在养心殿召见军机，是正月二十七的事。恭王与文祥等人早就看出，慈禧太后归政以后，一定有许多奢靡的举动，内务府的开支，将会大量增加，所以经过多次密议，决定趁政权转手之际，以裁抑内务府为手段，希望达成节用的目标。在皇帝问政的第一天，就授意户部上了个奏折，同时预先拟好了一道明发上谕：

        “户部奏：‘部库空虚，应行存储款项，请照初议另款封存’一折，四成洋税银两，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明，解交部库，另款存储。近因各衙门奏支之款，络绎不绝，正项不敷，随时挪借，殊与初议不符。着该部遵照奏准原案，全数封存。以后各海关报解四成洋税，随到随封，连前所存，一概不准擅动。如库存正项，一时不敷周转，惟八旗兵饷及神机营经费，暨随时紧要军需，准由该部奏明，暂借四成洋税开放；仍俟正项充裕，照数拨还，其余一切放款，概不准奏借此项，致启挪移之渐。另片奏：内府外库，定制攸分，各宜量入为出，不可牵混。又片奏：内府经费，仍照旧添拨各等语。内务府供应内廷一切用项，本有粤海关、天津、长芦应解各款，及庄园头租银，加以户部每年添拨经费，量入为出，何至用款不敷？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于一切应用之需，核实撙节，并严饬各该司员，认真办理，毋得任意开销，致涉浮冒！其各省关例解款项，如逾限不到，或仍前拖欠，即由该大臣等奏明，将该督抚、监督运使等，严予处分，以儆玩泄。至由部奏拨之六十万两，现经户部奏明，仍按年筹拨，是内府用款不至过绌。嗣后不得再向户部借拨，以符定制，将此各谕令知之。”

        当然，皇帝这时所看到的是户部的奏折，其中也曾提到当年奏准的原案，洋税除了用作担保左宗棠西征军费所借的“洋债”以外，所余的四成，专户存储，预备将来筹办海军。此是经国的百年大计，关系异常重要，恭王唯恐皇帝还不能有此深远的考虑，特为面陈雍正年间的故事。

        世宗在位的时候，综核名实，凡是不急之务，一概停罢，除了河防、海塘以外，没有什么“大工”。积余的款项，交存设在内阁之东的“封桩库”，末年积蓄到三千多万两银子，仓储粮米，亦可供二十年之用，此所以才有乾隆的盛世。提到“封桩库”，读过《宋史》的皇帝懂了，“啊！”他深有领悟，“没有雍正的封桩库，就没有乾隆的‘十大武功’！这是要紧的。”

        “是！”恭王欣然应声，不觉就夸赞了两句，“皇上聪明睿智，将来必能媲美雍、乾，重开盛世。”

        “内务府每年由户部拨六十万两，这案子是怎么来的呢？”

        皇帝又问。

        “是分两次定的案，同治四年，奉旨年拨三十万两，同治七年又加拨三十万两。”恭王答道，“按规矩说，是尽够用了！”

        “既然够用了，为什么老要挪借呢？”皇帝问道，“借了还还不还哪？”

        恭王始而默然，继而回答了皇帝后面的那句话：“还是没有法儿还了！只有不借。”

        “当然！以后不准再借。”皇帝仍旧放不过内务府。由此开始痛责，说内务府的人“都没有天良”，而且“贪心不足”，富了还想贵，去年借大婚的名目，滥邀保举，声色俱厉地吩咐：“吏部以后决不能再徇私！太不成话了！”

        恭王唯唯称是，他原希望皇帝亲政之初，就有这么一番表示，好让内务府的人知道，皇恩浩荡以外，也还有不测的雷霆之威，稍存警惕，略微收敛。但到皇帝说得有些激动，主张清理内务府的烂帐时，恭王心里不免发慌，内务府的烂帐何能清理？一抖出来，牵涉太广，甚至慈禧太后的面子上，也会不好看，因而不能不想办法拦阻。

        “内务府积重难返，许多流弊，由来已非一日。糜费自然有之，‘传办事件’稍微多了些，也是实情。”恭王停了一下又说，“皇上亲政伊始，相与更新，内务府上上下下，必能洗心革面，谨慎当差。”

        “传办事件多了些”这句话，皇帝自然明白，这一来就不能再往下说了！他想了一下问道：“现在两位太后的‘交进银’，每年是多少？”

        “每年十万，端午、中秋各交三万，还有四万年下交。”

        “两位太后，今后优游颐养，赏人的地方很多。我看，‘交进银’该添了！”皇帝说道，“虽不说‘以天下养’，可也不能让两位太后觉得委屈。”

        这是所费无几的事，而且恭王已体会到皇帝此举，是希望慈禧太后以后少叫内务府办差，所以立即这样答道：“这是皇上的孝心，就算部库再紧，也决不能少了两位太后的用途。

        请皇上吩咐一个数目，臣等遵旨办理。”

        “我看加一倍吧！”

        “是。”恭王回头向宝鋆说道：“你记着，马上叫户部补了进去。”

        这个消息，很快地就传入深宫，两位太后对于皇帝的孝心，自然欣慰，不过慈安太后觉得用不了这么多钱，而慈禧太后则虽不嫌多，但觉得跟皇帝大婚、亲政两次“恭上徽号”一样，应该谦抑为怀，有一番做作。于是等皇帝在漱芳斋侍膳时，便表示不必增加。皇帝自然极力相劝，最后再是打了个折扣，两宫太后每年的“交进银”定为十八万，端午、中秋各交五万，年下交八万。

        接着便谈起醇王的一个奏折——醇王管神机营管了十年以上，忽然上折，请将由八旗挑选而得，集中在神机营操练的禁军，仍旧拨归原旗，说是“以复旧制”。皇帝颇为困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摔纱帽”？

        “还不是为了饷吗？”慈禧太后虽已归政，仍旧每天在看上谕，户部所奏“部库空虚”的折子，说各衙门奏支挪借，除了内务府以外，就是神机营。想来醇王为此不快，所以奏请“复旧制”，饷归各旗关支，神机营就不必空担奏支挪借之名了。

        这样一点明，皇帝方始恍然，醇王必是预先已经知道户部的原奏，有意“闹脾气”。对这位“七叔”，皇帝并不怎么样敬服，但因为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不能不另眼相看。好在根据户部原奏所下的明发上谕，已经特别叙明，“八旗兵饷及神机营经费，暨随时紧要军需，准由户部奏明，暂借四成洋税开放”，醇王的面子有了，气也应该消了，只要再下一道上谕，一仍其旧，事情就可了结。

        慈禧太后当然同意他的处置，只是发觉皇帝仅仅不过敷衍面子，并未了解自己培植醇王的深意，培植醇王是为了对抗恭王。从同治四年以后，恭王处处谨慎收敛，慈禧太后认为只要自己掌权，一定可以拿他制服，而皇帝年轻，经验不够，日久天长，恭王说不定故态复萌，渐起骄矜之心，就会演变成跋扈不臣。这样看来，今后要培植醇王，更比过去来得紧要。这一点必得让皇帝了解。

        话虽如此，怎么样跟皇帝说，却费踌躇，因为说得含蓄了，怕他不明白，说得太显露了，又怕引起猜嫌，变成自扰。

        想来想去，觉得不妨先从正面来谈醇王。

        “你七叔的才具，自然不及你六叔。不过他为人忠厚正直，交给他办的事，不会私下走了样。”慈禧太后又说，“他还有一样好处，待人诚恳，属下都肯死心塌地替他办事，象荣禄那样，都是顶能干的人。有这些人在那里，他就才具短一点儿，也不要紧。”

        “是！”皇帝很恭敬地答道，“将来办海军，一定得借重七叔。”

        “对了！”慈禧太后很欣慰地说，“军务交给你七叔，政务交给你六叔。这就好比你的左右两只手，你能好好用你这两只手，包管太平无事。”

        话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说用那只“掌军务的左手”来看住“掌政务的右手”，反正只要兵权在忠诚可靠的人手里，外而李鸿章、左宗棠，内而恭王等等亲贵，谁也不敢起什么异心。

        当然，皇帝不会想得那么多，那么深，他只是紧记住了慈禧太后所说的“象荣禄那样，都是顶能干的人”这句话，打算着有机会要好好重用这些人。

        一存下这个念头，便接连两次召见荣禄，问的是谒陵的路途中，如何警跸。荣禄语声清朗，奏对从容，一切部署，答得井井有条，皇帝相当满意。

        到了三月初五，皇帝奉侍两宫太后启銮，恭谒东陵。仪驾出朝阳门，先到东岳庙、慈云寺烧香，然后按站驻跸预先修理布置好了的行宫。王公亲贵随扈的虽多，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恭王、一个醇王。醇王以御前大臣的身分带着荣禄打前站，一路出警入跸，归他综领全责。恭王则带着沈桂芬及一班军机章京，随携“行宝”，每天晚膳后，请见皇帝，奏对承旨，照常处理军国大事。

        当然，每天是在轿子里的时候多，御轿虽大，到底还是气闷，皇帝视为苦事，得要想个消遣的办法。

        他想下来骑着马走，但春雨如油，又是山道，载澂不敢答应，看看劝不住，只好去禀报醇王，醇王赶来苦苦相劝，最后说要“面奏太后定夺”，皇帝才怏怏作罢。

        这样就只好坐在轿子里找消遣了。这原有乾隆的成法可循，这位很懂得享福的皇帝，最喜书画古董，南巡时往往携了精工缩制的书法名画，在轿中展玩。师傅们用膳休息的懋勤殿，就有这样一箱子“小玩意”。皇帝本来也想取几件在轿中用来遣闷，只是徐桐认为“玩物丧志”，奏谏不从，却携了一大堆圣经贤传，皇帝一直未动，此时也不想拿来看，于是找了载澂来商量。

        “轿子里实在坐不住。”他说，“你想法儿去找两部闲书来给我消遣。”

        “臣专差到京去取《太平广记》来呈阅。”

        “那书，”皇帝摇摇头，“没有意思。另外呢？应该很多吧？”

        “是！闲书多得很。”载澂放低了声音说，“不过，臣不敢进呈。”

        “怕什么？我在轿子里看，谁也不知道。看完了交给小李藏着，他不敢不当心。”

        载澂想了一下，面有笑容，“臣马上去办。”他说，“今儿是不成了，最快得明儿晚上。”

        “好吧！能多快就多快。”

        到了第二天晚上，驻跸隆福寺行宫，这已经到了东陵了，白天在独乐寺、隆福寺拈香，晚膳以后，召见军机，因为京里的“包封”未到，无事可办，恭王只回了几句话就退了出去。时候尚早，皇帝正闲得无聊，只见载澂神色怡然地进寝殿请安。皇帝看到他手中的蓝布包，便知闲书到了，吩咐太监都退了出去，只留下小李侍候。

        “是那玩意吧？”

        “皇上看了就知道了。”

        载澂解开蓝布包，里面是两函书，一看封面题签就皱眉了，“谁要看什么？”皇帝把那部书往外一推。

        载澂一言不发，把那部书取了一本，翻开第一页，屈膝上呈。皇帝接到手里，看不了几行，带着些歉意地，不好意思地笑了。

        “原来是个障眼法儿！”他说，“这部什么《品花宝鉴》，我连名字都不知道。那一部呢？”

        那一部书封面是高士奇扈从圣祖东巡，记口外风物的《松亭行纪》，内页是谈明末秦淮名妓的。皇帝得到这两部书，如获至宝，但却给小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不但平时收藏要谨密，而且皇帝每每看到二更天还不忍释手。晚上不睡，第二天寅卯之间，如何起身？所以每夜都得软磨硬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皇帝手中的书夺下来。

        等回銮以后，皇帝自然不敢把闲书带到书房里去。但不论读书做文章，神思只要略微疏忽，就想到《品花宝鉴》中所描写的乾嘉年间的梨园艳屑，或者明末秦淮河舫的旖旎风光上面去了。当然，皇帝不用功，李鸿藻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动声色”，只有好言规谏。

        这不仅因为皇帝已经亲政，而且也因为皇帝已经大婚，成婚就是成人，自然不能再用近乎训督童子的态度来授读。而且，皇帝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变过了，以前是凡事求教，即使有何见解，也是出于商榷的语气，自亲政以后，讲书之际，涉及实际政务，皇帝常用召询军机的口吻，让李鸿藻陈述意见，便带着些考问的意味。这使得李鸿藻不能不慎重回答，因为一句话的出入，立可就有影响，如果与恭王的意见相反，就会引起很大的误会，疑心他以帝师的地位，在不该奏陈政务的场合，侵夺军机的权柄。倘或有此情形，必遭大忌，以致李鸿藻常有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之苦。

        最麻烦的，自然是总理衙门的事务，随班进见时，他可以不说话，而在弘德殿有所垂询，他便无所闪避。从谒陵回京，各国使臣要求觐见一事，到了拖无可拖，推无可推的时候，而礼节上一直未能定议。这天皇帝拿了一个李鸿章的折子给“师傅”看，上面是这样写着：

        “先朝召见西使时，各国未立和约，各使未驻京师，各国国势虽强，不逮今日，犹得律以升殿受表常仪。然嘉庆中，英使来朝，已不行三跪九叩礼，厥后成约，俨然均敌，未便以属礼相绳。拒而不见，似于情未洽，纠以跪拜，又似所见不广，第取其敬有余，当恕其礼不足。惟宜议立规条，俾相遵守，各使之来，许一见，毋再见，许一时同见，毋单班求见，当可杜其觊觎。且礼与时变通，我朝待属国有定制，待与国无定礼，近今商约，实数千年变局，国家无此礼例，德圣亦未预定，礼经是在酌时势权宜，以树之准。”

        读完这道奏折，李鸿藻拿它放回御案，最好能够不陈述意见，但皇帝不放过他，“师傅，”他问，“你看李鸿章的话，有可取之处没有？”

        李鸿藻很清楚，这个折子中的意见，必是跟恭王预先商量好的，内外一致，已有成议，要想教各国使臣向皇帝磕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了。倘或不行跪拜礼便拒而不见，则原折的所谓“于情未洽”，是句很含蓄的话，实际上怕会引起极大的纠纷，度时量力，似乎不能不委屈求全。

        李鸿藻虽讲理学，但也信服“为政持大体”这句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有捐弃成见，表示赞成：“臣以为‘取其敬有余，恕其礼不足’，说得很好。不过如何是‘敬有余’？总当诚中形外，有所表见才是！”

        皇帝细想了一会，不置可否，他心里并不以李鸿藻的话为然，只是尊重师傅，不肯说出口来。李鸿藻当然亦不便再有什么陈奏。于是，李鸿章的折子，依然只有交总理衙门会议奏复。

        觐见的事又拖下来了，皇帝也乐得不闻不问，有空就看载澂去觅来的闲书，倦了便跟皇后聊聊闲天，但这样平静的日子过不了好久。

        “万岁爷！长春宫召见。”

        看见小李那惴惴不安的神色，皇帝心里有些嘀咕，“怎么了？”他问，“看你那样儿！”

        小李知道瞒不住了。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气忿难平，想把实情和盘托出；一方面又怕惹出是非来，“吃不了，兜着走。”此时多想一想，还是谨慎小心为妙。这样，说话的态度就越显得惶恐了。

        “刚才上头把皇后传了去了，听说受了责备，到底为了什么，奴才没有能打听得出来。”小李接着用哀告的声音说，“万一是为了皇后，上头说两句重话，万岁爷千万忍一忍！这话，奴才本来不配说，只是一片赤胆忠心，不说，奴才心不安。万岁爷就看这一点儿愚忠，听奴才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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