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亦奇怪。走！看他去。”

        盛昱家园林清幽雅致，牡丹尤负盛名，阳春三月，正当盛放。主人风雅好客，年年此时，排日作文酒之会，至于三五知好，对花引觞，更几乎日日如此。然而这一天却是例外，盛昱短衣负手，低头疾步，偶而拈花，却不是微笑而是长吁。

        在门前却又是一番光景，热闹与清冷大异其趣。朱谕一传，震动大小衙门。同治四年恭王被谴，不足与此事件相比，拿辛酉年杀肃顺一事来相提并论，对政局的影响差相仿佛，而予人的突兀之感，只多不少，因为肃顺将有大祸，事先有明显的迹象，而军机全班尽撤，连军机大臣自己都如在梦中。

        因此，大家探索真相的兴趣，也格外浓厚。而唯一的线索，只是盛昱一奏。他的话能发生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见得他的笔厉害，一方面也可以想见他如何为慈禧太后所重视？清流建言，多蒙荣宠，现成的两个例子：张之洞以詹事府五品的左庶子，十五个月的工夫，由升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而超擢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张佩纶则更由右庶一跃而署理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以后又派为总署大臣。如今盛昱也是位列清班的左庶子，以彼例此，将被大用是可预见之事，这个将爇的“冷灶”，不可不烧。再有些人是专为要打听他的折子中说了些什么话，这不仅出于对朝政的兴趣，而且也关碍着个人的利害得失，因为可超而知的是，他既能劾罢全班军机，自然曾痛论朝局，其中必定列举许多腐败的例证，如果为他的笔尖儿扫着，便得早筹避祸之计。就因为这些缘故，访客络绎不绝，而门上奉命，一概挡驾。当然，王仁东跟张华奎是例外，他们是不须通报的熟客，一看门前车马塞道，径自敲开花园边门，在建于假山顶上的月台，见着了盛昱。“真是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王仁东笑道：“高致真不可及！”

        “唉！”盛昱叹了口气，怔怔地望着来客，竟说不出话。

        见他是这样的神情，张华奎悄悄拉了拉王仁东的衣服，示意他说话谨慎。王仁东当然也看出盛昱的心境，不敢再出以轻松戏谑的态度，试探着问说：“折子始终没有发下来？”

        “就是不发不好！唉，”盛昱又叹口气，“我好悔！”

        这句话使得两位来客的心都往下一沉，听他的话，似乎是说他们俩害了朋友。王仁东性情比较褊急，当时便神色严重地说：“伯熙，我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你悔些什么？”

        “我悔我太轻率。无形中受人利用。”

        “什么？”王仁东越发沉下脸来质问，“谁利用了呢？”

        见他声色俱厉的样子，盛昱一愣，细细看了看他的脸色又回想了想彼此的对答，不由得哑然失笑：“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不会利用我，我也不会为你们所利用。”

        这是很凶的一个软钉子，藐视之意，十分明显，但因话答话，没有什么不对，张华奎深怕彼此的话，越说越僵，赶紧从中解释。

        “大哥，”他一直用这样亲热而尊敬的称呼叫盛昱，”旭庄完全是爱朋友的一番意思。这样的至交，即使有什么事要请大哥主持公道，亦一定明白相求，如何说得到‘利用’二字？

        所以旭庄气急了。”

        “原是如此！”盛昱为了表示待友的诚意，招招手说：“两位请随我来。”

        到了他那间插架琳琅，四壁图书，布置得极讲究的书斋中，盛昱从红木书桌的抽斗中，取出“折底”来给王仁东看。是张华奎的原稿经过删改的，一看事由，只涂掉了三个字，原文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李鸿藻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涂掉了李鸿藻这个名字，便变成劾及全班了。

        然而通篇大旨，还是以劾李鸿藻为主，谈到恭王的只有一句话，说用潘鼎新、张凯嵩，“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是说恭王鉴于李鸿藻轻信张佩纶滥保唐炯、徐延旭之失，而不敢起用新人，以为用潘、张是“就地取材，用之而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

        “这也不算苛责。”王仁东诧异，“何以恭王会获以重谴？”

        “就是这话罗！”盛昱使劲挥舞着手说，“现在我才想通，上头跟这个，”他做了个七的手势，“早就打算去恭王了。只是定乱安国的亲贵，理当优礼，怎么样也说不出不要恭王当国的话，正好有我这个折子，一语之微也算是抓住了题目。你们想想，我不是受人利用了？”

        “原来如此！”王仁东才知自己误会得不识高低，既感安慰，亦觉自惭，勉强笑道：“这倒是我拿我自己看得太高了！”

        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由张华奎道破了藏在每人心中的一个疑问：“醇王会不会进军机呢？”

        “谁知道？”盛昱紧接着用很有力的声调说：“倘有其事，我一定上折子力争。”

        “不知道这趟会不会有人替恭王讲话？”

        这一问，使得盛昱深感兴趣。然而细细想去，却又不免失望，恭王遭遇严谴，头一次同治四年，是惇、醇两王仗义执言，第二次同治十三年，是文祥全力斡旋，两次回天，只因为都是“闹家务”，第二次近乎儿戏，所以易于排解。而这一次看起来是兄弟争权，但题目上争的是国事，争的是公是公非，没有人敢说慈禧太后的决定不当，要求收回成命，否则就是干预大政，僭妄太甚。

        这样想着，便不住摇头：“不会的！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好讲话。”

        “解铃系铃，只怕大哥倒是例外。”张华奎试探着说。

        盛昱心中一动，倏然举目，看着王仁东问道：“你以为此举如何？”

        王仁东也觉得军机全班尽撤，未免过分，连带使翁同和受池鱼之殃，内心更为不安。但如慈禧太后慎选贤能，果然胜于已撤的一班，那末此举就是多事了。

        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办，所以毫不含糊地答道：“即使要这么做，也还不到时候，且看一看，是那班人来接替？”

        “这也说得是。”盛昱问张华奎，“你的耳朵长，可曾听说？”

        “这自然是由醇王来拟名单。”张华奎答道：“我看孙莱山一定有分。”

        “孙莱山？他还没有出京？”

        湖北郧西县有一名姓余的秀才，为一个姓干的书办痛殴至死，知县包庇书办，草菅人命，言官参劾，朝旨特命孙毓汶会同内阁孝士乌拉布赴湖北查办。这是十几天以前发的明旨，而且孙毓汶和乌拉布已经“陛辞请训”，现在听张华奎的语气，孙毓汶似乎未走，所以盛昱诧异。

        “我也今天才听说。”张华奎答道：“孙莱山这一阵子，都是整日盘桓在适园。”

        盛昱深深吸口气：“原来是他为修私怨捣的鬼！那就越发令人不平了。”他说，“两位请为我去打听打听。这件事，我难安缄默！”

        看样子盛昱已决心要反过来为恭王说话，王仁东不明白他出尔反尔的态度，何以如此坚决？不免私下要问张华奎。

        张华奎平日最留心这些事，自然知道，“也难怪盛伯熙，他实在太冒失了。他是肃王的七世孙，算起来是恭王的侄子……。”

        “这我知道。”王仁东不耐烦地抢着说：“你只说他为什么前后态度大不相同？”

        “因为恭王待他很不错。盛伯熙上恭王府是不必通报的，王府里的人都叫他‘熙大爷’。你想，以后他怎么还有脸上恭王府？”

        “搞成这样的局面，真是始料所不及。”王仁东怅惘不甘地说，“滥保匪人的张幼樵，倒安然无事，更令人气结。”

        “慢慢来。”张华奎说：“从前有人测字问休咎，拈得一个‘炭’字，卜者脱口答道，‘冰山一倒，一败如灰’，他的冰山不是倒了吗？”

        “看着再说吧！你倒去打听打听，看军机是那班新员？打听到了，直接给盛伯熙去送个信。”

        “今天大概不会有信息了。有朱谕总也是明天早晨的事。”

        经过彻夜的碾转反侧，盛昱决定要做个“解铃人”，弥补自己轻率系铃的咎歉。

        于是一早起身，连浇花喂鸟的常课都顾不得，匆匆漱洗，立即进入书房，铺开纸笔，捧着一盏茶出神。这道奏折颇难措词，构思久久，方始落笔：

        “为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严予责成，以裨时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恭读邸钞，钦奉懿旨：将恭亲王等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亲王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犹复曲蒙高厚，许以投闲，该王等苟有人心，宜如何感激，在廷诸臣苟有人心，宜如何奋勉！惟是该王等既以军国重事，贻误于前，若令其投老田园，优游散局，转遂其逸之念，适成其添卸之心，殊不足以示罚。方今越南正有军事，筹饷征兵，该王等于档案尚为诸练，若概易生手，圣躬既恐烦劳，庶务或虞丛脞。况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

        宝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和小廉曲谨，断不能振作有为，力图晚盖，均无足惜。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徒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

        写到这里搁笔踌躇。为了救恭王，必须有个陪衬，平心而论，自然还是李鸿藻。但救李鸿藻不是救张佩纶，所以这两句“考语”有一番斟酌，要明说李鸿藻，暗指张佩纶，方合本心。

        偶尔抬头一望，不觉一惊，是张华奎悄然坐在那里，便讶然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一无所觉。”

        “来了一会了。见大哥正在用心的时候，叫管家不必惊动。”

        “你来得正好！有个稿子，你不妨替我斟酌斟酌。先听听消息，今儿总该有明发了，军机是那些人？”

        “我先念副集唐诗的楹帖你听。”张华奎朗然念道：“丹青不知老将至！”略停了一下又说：“这里头就有了两位了。”

        盛昱想了一会，疑惑地问：“是阎丹初、张子青？”

        “是的。”

        盛昱接着问：“下联呢？”

        张华奎应声吟道：“云山况是客中过。”

        “云山、云山？”盛昱攒眉思索了一会，“想来是乌少云、孙莱山。孙莱山入抠廷，是在意中，乌少云则匪夷所思了。”

        “乌少云不相干。这无非拿他们湖北查案来凑个对子而已。倒是领枢的人，真正匪夷所思，你请猜一猜，猜着了我广和居做东。”

        “自然是亲贵？”

        “那还用说！”

        盛昱一路想，一路说道：“不会是五太爷，心泉跟适园很处得来，不过人太沉静，也从未任过烦剧，莫非是老劻？”

        “五太爷”就是“五爷”惇王。心泉是“老五太爷”绵愉之子贝子奕谟的号，亲贵中的贤者，好学能文，有百觥不醉之量，但决非庙堂之器。老劻就是奕劻，因为与慈禧太后外家是“患难”之交，最近也很红，最近有由加郡王衔正式晋封为庆郡王之说，论经历倒也有领军机的资格了。

        “都不是。”张华奎说，“是礼王。”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礼王世铎不但谈不到才具，而且根本就没有王者气象，曾以敌体待李莲英，对跪相拜，朝中诧为奇闻。这样的人，何能执掌政柄？

        “我不信。你一定弄错。”

        “有上谕为证。”张华奎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白纸，递了过去。

        接来一看，写的是：

        “奉朱谕：礼亲王世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庸带领豹尾枪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完了！”盛昱顿足长叹：“真想不到搞成怎样子的局面。

        什么人不好用？用礼王！”

        “这还不容易明白，礼王听醇王，醇王听上头。所以用礼王即所以自用。”

        “这说不定是李莲英出的主意。”盛昱又指着名单说：“阎丹初锐意进取，志气不殊盛年，倒也罢了。张子青今年七十四，媕娿取容，何所作为？难道竟不疏辞吗？”

        “白头相公，自古有之。何必辞？”

        “这真是所谓‘丹青不知老将至’了！”盛昱看着名单又说：“拿‘腰系战裙’来抵景秋坪，廉谨倒也相当，用张子青抵李兰荪，贤愚不肖，相去就远了。还有，许星叔何以没份？”

        “你算算人数看，满二汉三，已经多了。再说，军机向来忌满六个人。”

        “嗯，嗯！”盛昱微微冷笑，“这里头夹了个阎丹初，格格不入，我看此老恐怕不安于位，迟早必去。”

        “是啊。大家也都奇怪，不知道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之中，何以放下一条黑鲡鱼？”

        “好一个‘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

        盛昱相当激动，说了这一句，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对着未完的奏稿，按捺心神，拈豪沉思，想好了批评李鸿藻的话，下笔疾书：

        “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错，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如此则责成既专，或可收使过之效，于大局不为无益。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写完，将笔一丢，看着张华奎说：“你替我看一看！”

        张华奎早在旁边看清楚了。张佩纶未有处分，自不免失望，但攻倒李鸿藻，亦等于是挫他的气焰，应该适可而止。不过盛昱解铃系铃，再为李鸿藻请命，他觉得大可不必。只是干预盛昱的建言，可一不可再，而且“昧于知人”这句话，虽指唐炯、徐延旭而言，也未尝不是暗责李鸿藻过分信任张佩纶，因而更不愿再多说什么。

        然而就事论事，却不能不进忠告，“礼不如恭，张逊于李，尽人皆知。上头既然这么进退，当然通前彻后想过，无烦陈词。说不定正是要用他们‘无用’这个短处。我看，回天甚难！”张华奎略停一下，“文章虽恳切，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我知道，坏处是徒然得罪礼、张二人。我不在乎！”盛昱使劲摇着头，“连恭王都得罪了，我还怕得罪那一个？”

        “这么说，就递吧！我来替你抄。”

        张华奎一面缮折，一面在寻思，这个局面断乎不是这批人能顶得下来的。慈禧太后到底也是精明强干，能够分别贤愚的人，等大局更坏，那班人搞不起来时，还得恭王跟李鸿藻内外相维来收拾烂摊子。

        因此，恭王的冷灶不能不烧。现在看盛昱的意思，上这个折子，不是指望慈禧太后会收回成命，无非补过的表示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表示得更明白些，切实些？

        打定了主意，便等写完折子，校对无误，帮着封缄完毕，才又说道：“劾恭王是为国，没有人敢责备你不对。不过，大哥，私底下你还该上恭王府去一趟才是。”

        盛昱一愣，两眼眨了好一会，突然一拍桌子，倏地起身：

        “你说得对！我马上就去。”

        “这才显得你襟怀磊落。”张华奎又问：“平时上恭王府，是公服，还是便衣？”

        “除了婚丧喜庆，或者逢年过节致贺，总是穿便衣。”

        “那还是便衣为宜。”

        盛昱接纳了建议，不但穿的便衣，而且是很朴素的黑哔叽夹袍，直贡呢马褂，带一顶同样质料的瓜皮帽。这就颇有小帽青衣，待罪听训的味道了。

        一到大翔凤胡同鉴园，王府的护卫下人，都不免“另眼相看”。他们也隐隐约约听得传闻：“王爷碰了大钉子，都只为熙大爷上了个折子，不知说了些什么？”再看到盛昱这副气象萧索的打扮，与平日裘马翩翩的丰采，大不相同，越发有种异样的感觉。

        当然，在表面上跟平时毫无分别，依旧殷勤接待。盛昱却反不如平日那样潇洒，要先探问恭王此刻在做些什么？

        “有三批客在，都是客气的客人。总得半个时辰，才能敷衍得走。熙大爷先在小客厅坐吧。”

        恭王的小客厅是专跟熟人闲叙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到得了那里。如今听下人这样说法，至少可以证明，恭王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恼怒。不然，纵使不会象荣禄得罪了醇王，太平湖府邸的门上奉命拒而不纳那样予人难堪，亦决不会仍然视他为王府的熟客看待。

        意会到此，虽觉安慰，但更愧歉。在小书客房里也就不会象平常那样，摩挲观赏恭王新得的砚台或字画，而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在琢磨恭王对自己的态度。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得怪里怪气的一声：“王爷到！”

        盛昱正在出神，蓦然听这样一喊，不由得一惊，略一定神，才想起是廊上那只白鹦鹉在作怪。抬眼望去，垂花门口果然有了影子，便抢上两步，到门外迎候。

        恭王的步履安详，神态沉静，等他行近，盛昱垂手叫了一声：“六叔！”

        “你来了多久了？”恭王一面问，一面进了屋子。

        “有一会了。”盛昱答应着，跟了进去。

        到了里面，恭王就在窗前一张坐惯了的西洋摇椅上坐下，听差的送了茶，悄悄退了出去，顺手将帘子放下。春日迟迟，蛱蝶双双，炉烟袅袅，市声隐隐，是好闲适的光阴，但盛昱却无心领略，不等出现要令人窒息的沉默，便站起身，向恭王面前一跪。

        “六叔！我特地来请罪。”

        “言重，言重！请起来，请起来！”

        恭王亲手来扶，盛昱抓着他的手说：“六叔，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心里难过，我闯这场祸，对不起列祖列宗。”

        听得这话，恭王的脸色沉重了，“你起来！”他的声音带着点嘶哑，“你不必难过。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真正谅解的话，对盛昱来说，自是绝大的安慰，答一声：“是！”起身又问：“六叔，不知道见了我的原折没有？”

        “还没有看见，听人说了。你的折子没有。”恭王说道，“我在军机眼总署二十三年，国事如此，自然难辞其咎。”

        “话虽如此，我亦太苛刻、太操切了。”盛昱不胜扼腕地说，“激出今日的局面，实在意想不到。赎愆补过，责无旁贷，我一定还要上折子，只怕力薄难以回天。”

        “不必，不必！”恭王正色劝道，“无益之事，何苦枉抛心力。”

        “六叔！”盛昱固执地，“我一定要试一试。”

        恭王大为摇头，是那种自觉劝告无非废话，懒得再说的神气。

        “六叔！”盛昱仿佛好奇似地问，“难道事前竟一无所闻？”

        “今日的局面，由来久矣！”恭王率直答道：“你七叔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让他试一试也好。今天我听见一句南方的俗语，很有意思，‘见人挑担不吃力。’这副担子等他挑上肩，他就知道滋味了。”

        “这一层，我就不明白了。本朝的规制最为严整，军机承旨，机密异常，事权不容假借，七叔未有任何名义，如何过问枢务？”

        “现在那里还谈得到规制？”恭王苦笑，“垂帘又岂是家法？”

        “这……，”盛昱愣了半天说：“这我就更要力争了。不过，我也实在想不出，七叔如何能在暗中操纵？”

        恭王笑笑不答，换个话题问道：“近来看些什么书？”

        “在重温春秋三传。”

        “喔！”恭王走向书架，抽出来几个本子，“我这里有些抄本，你不妨带回去看。”

        盛昱每次来，总要带些书回去。有时看完送回来，有时经年累月留着，其中颇有精錾孤本。恭王却从不问一声，无形中便等于举以相赠了。

        看到书架，盛昱不由得想起恭王相待之厚，内心益觉惶恐，因而也就无心检阅那些抄本的内容。恭王却好整以暇地跟他大谈春秋之义，心神别有所属地应付着，颇以为苦。

        幸好，有人来解了他的围，是王府的门上，送进来一批文件，大半是表示慰问的应酬信，恭王看过丢开。拆到宝鋆的一封信，门上说道：“宝大人府上的人，在等着回话。”

        恭王不答，将信看完了，顺手递给盛昱，“宝佩蘅也太过分了。”他说，“你看看。”

        信中是约恭王逛西山，说预备了“行厨”，又说要跟恭王分韵赌诗。兴致显得极好似的，当然是故意要做出得失不萦于怀的闲豫之态。

        “这，”盛昱率直答道：“未免近乎矫揉造作。”

        “正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转脸对门上说：“你跟来人说，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

        这就是回绝的表示，门上答应着退了出去。恭王继续看信，其中有一封看得很仔细。盛昱探头略一张望，发现字句中有“双抬”的地方，不由得加了几分注意，因为这必是提到上谕，才会用“双抬”。

        看完，恭王默无一言地将信递了过来，盛昱的疑问有了解答。军机章京送信告知：已有慈禧太后的朱谕，军机处遇紧急要件，着即会同醇亲王商办。

        “这不成了太上军机大臣了吗？”

        “先帝龙驭上宾的第二天，议上皇帝本生父的尊号，定议仍为醇亲王，加世袭罔替。我当时说过一句话以‘但愿世世代代，永远是此称号。’今天，我还是这句话。”

        恭王的意思很明白，但愿“太上军机大臣”，不会成为“太上皇”。然而皇帝未亲政前已经如此，亲政后，又谁会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因此，他决定本乎初意，上疏力争。朝士中亦颇有与他持相同见解，主张预作裁抑的，这更加深了盛昱的决心。回家以后，立刻拟了个奏稿：

        “钦奉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钦此！仰见皇太后忧国苦心，以恭亲王等决难振作。以礼亲王等甫任枢机，辗转思维，万不得已，特以醇亲王秉性忠贞，遂违其高蹈之心，而被以会商之命。惟是醇亲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分地綦崇，即不当婴以世事，当日请开去差使一节，情真语挚，实天下之至文，亦古今之至理。兹奉懿旨入赞枢廷，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仰且任怨，醇亲王怡志林泉，迭更岁月，骤膺烦巨，或非摄养所宜。况乎综繁赜之交，则悔犬易集，操进退之权，则怨讟易生，在醇亲王公忠体国，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怀，当又不忍使之蒙议。奴才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军机处事务较烦，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着不必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过而罚，罚所不忍，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圣谟深造，万世永遵。恭亲王参赞密笏，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乎？伏恳皇太后懔遵祖训，收回醇亲王会同商办之懿旨，责成军机处臣尽心翊赞。遇有紧要事件，明降谕旨，发交廷议。询谋佥同，必无败事。醇亲王如有所见，无难具折奏陈，以资采择，或加召对，虚心廷访，正不必有会商之名，始可收赞襄之道也。”

        稿子是拟好了，但一时还不能递。因为前一个“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的拆子，递上去以后，还没有着落。果然感格天心，恭王能够复用，那么会同醇王商办，也未始不可，因为有恭王从中裁抑，醇王或他的左右，纵有异谋，亦必不能实现。

        等了五天，消息沉沉。前一个折子一定是“淹”了，盛昱觉得不必再等，毅然决然将后一个折子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折子，觉得话说得有道理，要驳很难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理由，只好留中不发。但是第二个折子却又到了。

        此人是个蒙古名士，名叫锡钧，字聘之，镶白旗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点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编修，兼充日讲起注官，照例得以专折言事。

        “奴才知醇亲王决疑定计，一秉大公，断无游移畏葸之弊。所虑者军机处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机势所在，亦怨讟所丛，醇亲王既预其事，则凡紧要事件，枢臣会商，即非紧要事件，枢臣亦须商办。若令醇亲王时入内廷，圣心固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况事之成败利钝，本难逆暗，万有一失，枢臣转得所借口，在醇亲王不避嫌怨，即归过于己，亦所不辞。第恐颂王之功者多，规王之过者少，即有忠直敢谏之臣，念及朝廷有难处之隐。亦无不括囊，于是揣摩之辈，窥此窍要，媚王左右，蔽王听闻，百计营谋，不售其术不止。即王不堕其术中，而以尊亲之极，值嫌疑之交，以视王之初心，似未相副。奴才以为事与其难处于后，何如详审于今。”

        这番议论，比盛昱的折子，更来得透彻宛转，但亦更难折中协调。依然只有留着再说。

        不想第三个折子又来了。这次是个汉军，名叫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也是下五旗的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成进士，点翰林，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的见解与锡钧相仿佛，词气却更锐利。慈禧太后将这三个折子并在一起看，看出异样来了。这件事反对的都是旗人，反而平日动轧上折的那班汉人名士，倒默无一言，岂不可怪？

        不论如何，已经有了三个折子，如果不能明白宣谕，一定还有讲话的人。奏折留中，本是不得已的事，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表示，倒显得仿佛有难言之隐，输了理似的。因此，她决定将这三个折子都发了下去，交军机议奏。

        就这几天的工夫，军机处的办事规制，已出了新样。醇王自然不进宫，军机处掌权的是照多少年来的规矩，不是首辅问到，不得发言的“打帘子军机”孙毓汶。张之万向来善说模棱两可的话，额勒和布沉默寡言，而礼王世铎只有一样差使，居间将发下来的奏折及孙毓汶的话传到适园，请醇王拿主意。这样的办事方法，叫出一个名堂，名为“过府”。

        “这都是‘那边’指使的。王爷，你想，”孙毓汶说，“怎么汉人都不说话？”

        “那边”是指恭王，世铎当然明白。不过他向来任何人都不肯得罪，所以听得这话，不愿附和，只这样问道：“莱山，你只说怎么办吧？最好写封信，省得我传话说不清楚。”

        首辅干的差使，比新进的军机章京还不如。额勒和布听在耳朵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也只有摸摸发烧的脸而已。

        孙毓汶的感觉，跟他却好相反，当仁不让而得意洋洋地答道：“当然是‘应毋庸议’。此中委曲，外人岂能尽知，朝廷又何能尽行宣宗？等我亲自来‘票拟’。”

        ‘票拟’是明朝内阁所用的成语，代皇帝批答奏章，属于宰相及秉笔司礼太监的职掌，孙毓汶用这句成语，俨然以首辅自居。世铎听了亦觉得不是滋味，无奈一方面醇王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真拿不出主意，只好装聋作哑，坐在孙毓汶旁边，看他提笔写道：

        “钦奉懿旨：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

        写到这里，孙毓汶停笔问道：“王爷，你看我这段意思如何？”

        “我不大明白。你说给我听听，回头七爷要问到，我好有话说。”

        “这是指当初‘诛三凶’，不能不用恭王领军机，是不得已之举，大家不都体谅朝廷的苦衷吗？”

        “是啊！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又提一笔？”

        “当然要提。以前不得已，如今也是不得已，大家体谅于前，又为什么不能体谅于后？”

        接着，孙毓汶又提笔写道：

        “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事件，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令。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写完封好，并在原折一起，连同其他“紧要事件”，“寻常诸事”的章奏，一起打个“包封”，由世铎“过府”去“取进止”。

        对于盛昱等人的奏折，醇王另有看法，“这是因为军机上，汉人用得太多了，他们有点挂味儿。”他说，“肃顺自然该死，不过用人不分满汉，这一点不能不说他眼光独到。当年僧王不喜汉人，尤其不喜南边的汉人，可是他带兵这么多年，造就了什么人才？如今咱们要保住大清江山，还非重用汉人不可。就拿眼前来说，中法交涉不能不借重李少荃，越南的军事，也不能不起用湘淮宿将。咱们旗人的军队，除非我亲自带神机营到前方，还有什么人能用？再讲指授方略，我跟你老实说，我也只能靠许星叔，不说别的，只说那一带的山川形势，咱们旗人当中，就没有人能弄得清楚。”

        世铎唯唯称是，毫无主张。醇王亦不愿跟他深谈，依照自己的意思，施展汉人恩威并用的手段，奏请将刑部侍郎许庚身派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专管军务。同时改组总理衙门，以奕劻“管理总署事务”，约略等于恭王以前的地位。宝鋆、李鸿藻、景廉所空下来的三个位子，派了阎敬铭、许庚身，以及翁同和的得意高足，内阁学士周德润接替。

        越南战事失利的责任，自然也要追究，一连发了两道密谕。第一道是：“前已有密旨令潘鼎新驰赴广西镇南关外，备旨将徐延旭拿问，并令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现计潘鼎新应已抵广西，着该抚派员迅将徐延旭解京交刑部治罪；并着潘鼎新会同王德榜将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切实查讯，如系弃地奔逃，即行具奏请旨惩办，毋庸解交刑部。已革总兵陈得贵，防守扶良炮台，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带队落后，畏缩不前，均着即在军前正法。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

        第二道是：“云南边防紧要，迭经谕令唐炯出关督率防军，坚守边疆门户，乃该抚并未奉有懿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以致官兵退扎，山西失守，唐炯不知缓急，遇事退缩，殊堪痛恨。前已密谕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现计张凯嵩应已至滇，即着派员将该革员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

        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紧张。因为党敏宣全师后遁，不但所部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敏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子材的旧部，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子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敏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乱。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部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阳人，却投身淮军，又辗转归入王德榜部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敏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硬拚”了。

        商定步骤，分头进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马弁出镇南关，直投党敏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敏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具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色不变，他精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流年，认为能从北宁逃出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迎，料想无他。就这样，为防万一，还是带了两把手枪防身。

        等到一进镇南关，守关稽察出入的一名把总，上前迎接，宁裕明一下马便嚷着：“快快备水洗脸！先洗脸，后吃饭，请你赶快预备。”

        一路仆仆风尘，天气又热，饥渴交加而汗出如浆，那名把总很会办差，很快地备好了大桶凉茶、大批蒲扇，热水新手巾。党敏宣的几十名亲兵，解下武器，洗脸的洗脸，喝茶的喝茶，乘凉的乘凉，戒备全弛。

        党敏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马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敏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敏宣知道着了道儿，脸色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根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口勒”，让他不得出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敏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敏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按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怎么？不出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出花样，武器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什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性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将党敏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进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敏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壁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象，到底真有这道手谕，还是出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道自己死定了，勃然变色，大声说道：“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管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敏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流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高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出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身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塞清议的一个障眼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出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做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道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强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做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道“六百里加紧”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出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子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子的本意，用心甚深。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出一个足以欣慰的迹象。折子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

        奏折中的警语是：“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防饷惜一分，赔兵费转加一分。”以下又分列设防六事，对李鸿章似贬实褒，说“李鸿章办理洋务，最遭诟病，而能战能和，缓急足恃者，亦仅仅北洋一处。”对张树声，则报张华奎鼓励盛昱掀起轩然大波之怨，很放了两枝暗箭，说越南军务的军火，本“责成张树声经理，乃该督仅能自顾东防。即如此次滇军所需军火，该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广州者，应解滇军，略一转移，岂不直捷？臣实百思不得其解。”意思是军火有好有坏，好的留给同为淮军的潘鼎新，坏的解交漠不相关的岑毓英。以下提到奉旨主持琼州防务的彭玉麟，请求“饬下张树声，同心合力，无掣其肘”，攻讦得更露骨了。

        这个奏折颇为醇王所重视，承旨所发的密谕，完全引伸其义。同时召集廷议，咨询和战大计，张佩纶又慷慨陈奏：“夫中国以平粤捻、定新疆之余威，二十年来，师船火器，糜饷以巨万计，出而保一越南不能，非唯疆场诸臣之咎，老成宿将及凡有血气者，当亦羞之。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然则今日之事，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法言可许则和，不可则不和，兵力可战则不和，不可战则和。”

        这段议论，字字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当然也有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梁鼎芬的一个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怒——梁鼎芬主张杀李鸿章。

        梁鼎芬籍隶广东番禹，是粤中名儒陈澧的学生。陈门高弟，最有名的三个人：江西萍乡的文廷式、广西贺县的于式枚，再有一个就是梁鼎芬。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最厚，厚到于梁甘让艳福于文道希，因为这两个人跟翁同和、潘祖荫一样，都是天阉。

        三个人当中梁鼎芬的年纪最轻，但科场很得意，光绪六年中进士、点翰林，年方二十二岁。他的房师是湖南人，名叫龚镇湘，有个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为母舅家所抚养，龚小姐的这位母舅就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

        龚镇湘看中这个门生年少多才，托王先谦做媒，将侄女儿许了给梁鼎芬。龚小姐美而能诗，又画得一手花卉，梁鼎芬敬之如佛，特题所居为“栖凤苑”，然而名为双宿，实同孤栖。隔了两年文廷式赴北闱进京，住在梁家，不知如何协议，梁夫人做了不居名义的文太太了。

        三年散馆，梁鼎芬当了编修，也是名翰林之一，其时广东在京的名士，以李文田为魁首。但是，这样一位通人，却深信风水星相，他的“子平之术”，在京里名气甚大，这年为梁鼎芬排八字，算他二十七岁必死。

        梁鼎芬算算只有一年可以活了，大起恐慌，便向李文田求救，可有禳解之术？李文田告诉他：除非有什么大祸发生，不然不能免死。

        大祸从何而来？想来想去想通了，“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不妨自己闯一场大祸。恰好廷议和战大计，便拿李鸿章作题目，上折说他有“可杀之罪八”。奏折写成，为他的舅舅所发觉，极力阻止，而梁鼎芬执意不从。他的想法是：此折一上，多半会得充军的罪名，既可以禳解免死，又可落个直声震天下的大名，一举两得，十分合算。只是这个打算不足为他人道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重重治梁鼎芬的罪，而阎敬铭要救他，说他书生之见，不足计较。多方劝解，慈禧太后才不追究，不过心里已记住了梁鼎芬的名字。

        此外还有许多折子，大都主战。最有力的两个，一个是邓承修领衔，连名的八个人，都是清流，另一个是浙江道御史圣裔孔宪谷领头，列衔的更多，主战以外，还论筹饷之道，主张以内务府的经费，全部移作军饷，至于宫廷的供应，只要责成内务府大臣师曾和文锡以私财承办，就绰绰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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