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办李德顺一案，比较易于措手。因为直督的绅士有绝硬的后台，南皮张、定兴鹿，有此两位做大军机的小同乡，态度不妨强硬。那桐只须顺应舆情，张、鹿两人自然会在朝中呼应支持，不会有何难处。

        在李德顺来说，杨士骧一死，倒是个机会。原来他跟人表示，营私所得，杨士骧得十分之四，他跟吕海寰各得十分之三，此时大放空气，一股脑都推到杨士骧身上，又说买南关的地皮，亦是杨士骧所授意，希望一建总站，那里的地皮涨价，便好用来弥补前后两任的亏空。

        这是死无对证的说法，设词颇为巧妙，只是没有人肯信。而且同情杨士骧的人很多，说他死在两个人手里，清理财政的监官一到，袁世凯的巨额亏空势必揭露，不能不急，李德顺无法弥补，大负委任，不能不气。所以，他是为袁世凯急死，为李德顺气死的，后者便是罪魁祸首。因而有人戏拟了一通讣闻，登在报上：“不肖李德顺罪孽深重，不自秘密，祸延显者连呼府君，痛于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未时，凶终外寝。”

        杨士骧字莲甫，为他以所加的官衔，极尽讽刺之能事，是“诰授庸禄大夫，晋授光落大夫，历任通融、蚀利布政使、三懂巡抚、蚀地总督、赔洋大臣”。此为“诰授荣禄大夫、晋授光禄大夫、历任通永道、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谐音。此外还有“气煞将军、一等京调子、运动巴图鲁、督带新钻营、麻将场跑马、御赐福寿膏、醉八仙、欢乐如意”等等衔头，拿他的做官为人，以及唱京戏、抽大烟、打麻将等等嗜好，嘲笑一番。

        尽管舆论对李德顺十分不利，张之洞与鹿传霖所支持的直隶士绅，态度十分激烈，但那桐却不能如端方处置杨崇伊那样，采取可以大快人心的严峻措施。这因为一方面牵涉到吕海寰，另一方面又以李德顺的活动，德国公使跟贝勒载洵，都对那桐有所关说，使他不能不放松一步。

        就在这时候，从天津到北京有个甚嚣尘上的传说，那桐会在北洋大臣行辕中一直住下去，而端方则将内调入军机。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但只是有此一议而已。想援引端方入军机是张之洞的希望，原来他在湖北亦颇有亏空，保陈夔龙当鄂督，用意与袁世凯保杨士骧当督相同。清理财政上谕一颁，陈夔龙的处境比杨士骧亦好不了多少，但张之洞却不能如袁世凯那样轻松，因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下了台的，反正事已如此，急也无用，索性不管，看庆王奕劻如何去铺排。倘或逼得急了，将用了北洋银子的亲贵重臣，列一张名单出来，说要送报馆发布，自有人出来替他料理其事。

        现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可就不同了。万一纸包不住火，言官参劾，报纸攻击，四十年清誉，付之流水，何能心甘？所以张之洞在上年十一月一奉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之命，立即奏调湖北提学使高凌霸到京，专办借洋债之事。到得这年四月，方始定议，由英、法、德三国银行，合借五百五十万镑，年息五厘，九五折扣，二十五年为期，而预计铁路完成后，十年即可还清。

        这一来，张之洞可以松一口气了。借到这笔巨款，好歹先还了亏空，等开工以后，由陈夔龙再在别项公款中移东补西，陆续弥补，可保无事。那知合同已经初签，送到外务部复核，并已定期签约拨款时，忽然出了岔子，美国公使提出一件照会，说外务部曾经许诺，川汉筑路可借美款，请求通融加入。这是一个误会，据理而驳，本可无事，谁知美国银行家在伦敦已经跟英、法、德合组的此一财团，取得协议，川汉路借款，改为四国同借，要求粤汉铁路的借款，亦比照办理。正在磋商之际，俄国又借口汉口的茶务，跟俄国的利益有关，要求分认借款。

        枝节横生，不知什么时候始可定议。张之洞又气又急，右胁起了个痞块，而且作痛，医生说是肝病，不理它将会蔓延入胃。

        虽在病中，张之洞仍旧挣扎着入直，端、那互调之说，即起于此时。张之洞与端方的交情很深，也知道端方在两江的亏空亦不少，心里打算着能将他引入军机，就可彼此遮盖，两俱无事。可是奕劻不同意调动直督，因为杨士琦与袁克定一再要求，如果端方督直，他跟袁世凯是换帖兄弟，必得设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倘或换了那桐就很难说了。

        这一来，张之洞更难安心养病。而不如意事又纷至沓来，第一件是陕甘总督升允，反对宪政，奏请进京面陈，摄政王不许，说是有意见尽可电奏，于是升允奏请开缺。电文说：“臣中西学问，非全无知，惟近患心疾，五官均失其用。新政方兴，旧疾日增。”似嘲似讽，惹得摄政王大动肝火，他说：“出语不逊，几近负气。”准予开缺。张之洞便劝摄政王，说他出语虽过当，到底是满员中的正派人，所请宜乎不准。但以奕劻素来不满升允，结果还是开了缺，张之洞自然不高兴。

        再有件事是亲贵典兵，亦久为张之洞所不满，先是成立警卫军，命郡王衔贝勒载涛，贝勒毓朗专司训练，继而要重办海军，以郡王衔贝勒载洵及广东水师提督萨振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最后准备成立军咨府，作为陆军大元帅的幕僚机构，先设军咨处，改派载涛管理，而以奕劻的次子、八大胡同的豪客镇国将军载搜，办理禁警军训练事宜。

        这一下，张之洞觉得不能不尽其三朝老臣的直谏之忱了，拿着军咨处所拟的一道上谕，去见摄政王载沣。

        “摄政王，这道上谕，之洞以为不妥。”

        载沣将上谕看了一遍，困惑的问：“没有什么不妥啊！你说，那里不妥？”

        “从头到尾皆不妥。”张之洞捧着上谕，一面看，一面说：“‘宪法大纲内载，统帅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是故皇上为‘大清国统帅陆海军大元帅’。这个说法，似是而非，皇上为君，元帅为臣，胡可混为一谈？前朝武宗自称‘镇国公总兵’，贻笑后世，可为殷鉴。”

        “这是君主立宪的规矩，日本就是这样的。”

        “国情不同，何必全抄他人成规？即如李鸿章在日本遇刺，日后亲制绷带以赐，这在中国就是件越礼而不可行之事。”

        载沣语塞，姑且宕开一笔：“你再说，还有什么不妥？”

        “九年实行宪政，应办的大政甚多。立宪的本意既在收拾民心，自然应该急民之急，如今亟亟乎伸张君权，无异授人以柄，革命党作乱，更有借口。而况新练陆军三十六镇，成军的不足四分之一，筹办海军，更是遥遥无期，实不必于此时宣示军权操之于上，徒然引起百姓的猜疑！”。

        “你说，百姓会有什么猜疑？”

        “猜疑朝廷练兵，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这话，”载沣有些着恼了：“毫无根据的胡猜。”

        “之洞亦知朝廷决无此意，可是阛阓小民，难窥庙堂，以为练兵如果对外，便应重用将才。如今陆海军的统制权，何以都握在亲贵手中，令人百思不解。”张之洞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了：“洵涛两贝勒，智慧过人，然而世无生而知之之事！之洞自当翰林时起，就讲求练兵、筹饷、器械等等，及至受命督粤，中法战争，乃是亲历。后来移调江汉，无一日不讲求坚甲利兵之道，躬率而行三十年，于军事一道尚不敢谓有心得。如今洵涛两贝勒还是应该在上书房读书的年纪，镇国将军载搜识字无多，亦竟能总领师干，所凭借者何？之洞窃所未喻！”

        这一番侃侃而谈，将个摄政王载沣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不得下台。想狠狠的驳他一两句却实在想不出话。这样僵持了一会，越想越恼，越想越羞，终于成怒了。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最好少管。”

        张之洞愣住了，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摄政王，竟说出这等幼稚无知的话来，夫复何言？

        事实上也无法作何言语了！因为右胁突然作痛，痛得额上流黄豆大的汗珠。载沣倒有些不忍，命太监将他扶了出去，用软椅抬到隆宗门外，坐轿回家就躺下了。

        一连两天未曾入值，他的姐夫鹿传霖来看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直隶的士绅认为吕海寰非去不可，而庆王奕劻打算保徐世昌兼办，摄政王已经同意了。

        这话不知道还好，一知道他又忍不住要争了。因为徐世昌虽是天津人，但地方上感情并不好，而且，一则徐世昌自奉甚俭，而挥霍公款是有名的。当东三省总督，带了两千万银子去，连同原有的库存，不下三千万之多，在沈阳大兴土木，踵事增华，不上几年工夫，花得光光。如今兼了津浦路的总办，作风不改，路成无日。再则，徐世昌跟袁世凯的关系太深，定会借津浦路工款不敷的说法，与张镇芳商量着在盐斤上加价，为袁世凯弥补亏空。这一来岂非要激起民变？

        因此，下一天力疾入宫，一到便请摄政王召见，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象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不得了，不得了！”载沣大惊：“快传御医！快，快，把张中堂抬到军机处！”

        于是太监七手八脚地将张之洞寺到军机处，躺在藤椅上，面如金纸，气息奄奄，右胁连胃脘痛不可当，要用烫滚的热手巾敷覆，才比较好过些。

        这天是六月初四，张之洞就此病倒了。第一次请假五天，到了初九，续假五天，以后又续假两次，每次十天。转眼匝月，病势仍无起色，再奏请续假时，奉到上谕：张之洞因病续假，朝廷实深廑念，着再赏假二十日，假满即行销假，照常入值。

        病中的张之洞，牢骚特多，自道呕色之因，是摄政王那句“有兵在”乃是“亡国之言”。从来施政未惬民心或官吏措施失当，以到激起民变，总是以安抚为先，而事后追究责任，亦一定申复申诫，务须防患未然。

        再深一层看，即令是称兵造反，亦必先剿后抚，或者剿抚兼施，从无明见民变将起，悍然不顾，竟打算着勒兵观变，这是自绝于民，不亡何待？

        这话传到摄政王耳中，自己也觉得失言了。但不想这一句话，竟会将七十三岁的三朝老臣气得吐血，未免内疚。所以一再派人去探望张之洞，送人参、送西洋补药，情意殷厚，这对张之洞自然是安慰，但不能治他的心病，亦就无补于他的沉疴。

        他的第一桩心病，即是在湖北的亏空。三国大借款由于美国的插手，“功败垂成”，而夜长毕竟梦多，舆论无不反对借洋债以修路，即使美国退出，三国借款一时亦无法订约。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

        再一桩他不甘心的是，呕血相争，仍不能挽回摄政王的意志，津浦路总办，仍由徐世昌兼领。吕海寰丢了差使，李德顺革职永不叙用，他的女婿永祺除革职外，还要充军。“祸延显者”，杨士骧既失知人之明，难辞滥保之咎，“着撤消太子少保衔”。

        有杨士骧这样的大官，自然而然会令人想到袁世凯、岑春煊这些能驾驭属吏的督抚。载涛就一再在摄政王面前进言，鼓吹袁、岑复起。载沣知道，起用袁世凯，阻力甚多，首先隆裕太后的那一关就通不过，复召岑春煊，却可以考虑。

        因而有个传说，摄政王打算让岑春煊重回邮传部，将徐世昌调为湖广总督。此讯一传，邮传部奔走相告，宛如大祸临头，尤其铁路总局从梁士诒以次，无不大起恐慌。岑春煊未到任就撵走了朱宝奎的记忆，令人不寒而栗！最糟糕的是岑春煊全不念两广大同乡之谊，对广东绅士的成见特深。这个传说，如果成为事实，铁路总局的那班广东人，都觉得非卷铺盖不可了。

        幸好活动的路子多得很。摄政王的太福晋，近来受北府总管的怂恿，很招揽闲事，所以通过载洵的关系，送上交通银行一份十万银子的存折，岑春煊复起的传说，很快地就平息了。

        ※ ※ ※

        端方是在张之洞病假不久到京的，此行满载而归，为他运碑版古董的专车，有六个车厢之多。六朝古迹，他都走到了，有一对陈后主还是李后主的刻花石井栏，据说亦在他的专车中。

        宫门请安，谒见摄政，拜访军机之余，端方特为抽了大半天的工夫，去探张之洞的病，一半是谈一件得意之事。当然，这件得意之事也是张之洞所乐闻，而且志同道合在协力进行的——收购私人藏书，设置官立图书馆。

        ※ ※ ※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丁未政潮”正在酝酿时，中国损失了一批价值无可估计的古书。

        自洪杨以后，海内藏书，盛称四大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陆氏后起，但有居上之势。

        皕宋楼楼主名叫陆心源，字刚父，很会做官，也很会经营，当广东南韶兵备道时，便已开始藏书，积得有一百箱。居乡六年复起当福建盐运使，被参革职，而宦囊已颇丰盈，因而大收古书，以上海郁氏宜稼堂的精椠为基本，数年之间，蔚然成家。在洪杨以前，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是苏州黄丕烈，字荛圃，他的藏书斋名甚多：士礼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居、百宋一廛。陆心源题名皕家楼，即表示所藏宋刻，多于“百宋一廛”一倍。其实不然！陆心源的藏书，多少有沽名积财的意味在内，在藏书家之中品格不高，所玩的花样，亦不免让通人齿冷。

        陆心源一死，他的儿子陆树藩不能世守其业，同时亦不知道他父亲藏书的内容，动辄跟人夸耀：“守先阁中宋元旧刻甚多”。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陆氏的藏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藏于守先阁，一部分藏于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的藏书曾经陈明浙江巡抚，转奏朝廷，归之于公，而所藏之书，都是明朝以后的刻本及普通的钞本。他所以这样做，是用来掩护他的皕宋楼的旧刻精钞。至于所谓十万卷楼，有其楼无其书；在皕宋楼的藏书上加钤印记而已。

        大概在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间，有个日本人叫岛田翰，是个汉学家，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撰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堪》、《访余录》等书，对中国藏书聚散的源流，了如指掌。此时看中了陆氏藏书，几次登皕宋楼去细心检读，认为如果能得这批书籍，足补日本藏书之阙。因为日本藏书，群经诸子，大致齐备，史、集两部，则嫌缺略，而皕宋楼所藏，恰好以此两部为多。

        于是岛田翰便找陆树藩谈判。此人捐班出身，由于国子监征书，陆心源送了旧钞旧刻一百五十种，总计两千四百余卷，因而陆树藩得以蒙赏国子监学正的衔头。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守先世之书，更不会知道为国家保存典籍。他只知道宋版书值钱，当时索价五十万圆，后来自动减为三十五万，再减为二十五万。岛田翰接头好了卖主，赶回日本去找买主。

        有个日本的男爵岩崎弥之助，是三菱系的财阀，亦是日本有名的藏书家，岛田翰找买主自然找他。于是岩崎委托日本史学会会长重野成斋，在上海跟陆树藩谈判，终于十万银圆成交。这是四月里的事，半年以后，皕宋楼、十万卷楼、连守先阁的藏书，由日本邮船运到东京，归入岩崎的“静嘉堂文库”。

        消息传出，士林大哗，笃学好古之士，为之痛哭流涕的，大有人在。端方向来以保存国粹自命，更为难过。因此在风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亦有出售之说以后，立即请在南京作客的编修缪荃孙，接洽归公，同时就龙幡里惜阴书院原址，改设为江南图书馆，所藏除八千卷楼藏书以外，还有宁波范氏天一阁，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善本。当然，端方私人也收藏了好些精椠，加以江南士林的称颂，真是做了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这件好事，张之洞也早就想做了。他在光绪二十九年进京修学制时，便有创设京师图书馆之议，后来因为回任鄂督而终止。内调入京，以大学士管学部，旧事重提，一直在规划，首先看中了热河文津阁所藏，唯一完整的一部四库全书，此外避暑山庄各殿所置的书籍亦不少，加上内阁大库的藏书，亦可以粗具规模了。但总觉得以首善之区的图书馆，应该是系四海观听的学术渊蔽，如果庋藏不如民间私人之精且富，未免说不过去。及至陆氏藏书，舶载而东，张之洞的想法与端方不约而同，正宜趁此时机将私家藏书，价购归公。端方近水楼台，先取得了八千卷楼所藏，张之洞能打主意的，就只剩下三处了。

        一处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一提到此，有人拿了本给他看，上面有作者刘鹗写的一首诗：“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再看“游记”中的描写，心便冷了。

        中有一段，记他在东昌府向书房掌柜打听海源阁，书房掌柜回答他说：“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怎么不知道呢？只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们少爷叫柳凤仪。听说他家书多得很，都是用大板箱装着，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堆在个大楼上，永远没有人去问它。”老残“又住了两天，方知柳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里，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所以题了上面那一首诗。

        所说的柳家巷就是杨家，柳小惠实为杨绍和，而柳凤仪则为杨凤阿。杨绍和之父以增，亦非漕运总督，而是河南总督，宦囊所入，大部分用来买书。清初季沧苇、钱遵王，以及道光年间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四家藏书，大都归于杨以增，特建“海源阁”庋藏。

        杨绍和能继父业，机会亦很好，辛酉政变怡亲王载垣赐自尽，府中流出来的书很多，潘祖寅、翁同龢与张佩伦的岳父朱学勤，几乎无日不在琉璃厂搜觅，但精秘之本，却多为杨绍和所得。

        张之洞也听说过，杨氏父子对藏书颇为珍秘，当今名士中只有胶州柯绍忞、苏州江标曾经登阁涉猎，但杨绍和已经下世，或者杨凤阿愿意出让藏书亦未可知。再一打听，方知无望。愿来杨凤阿是个任性而乖僻的绔袴，他的笑话很多。臂如不会骑马而爱骏马，曾花二百两银子，买一匹名驹，看善骑的仆人得意驰骋以为乐。他是举人，捐了内阁中书在京当差，日常无事，喜欢请客，有一天买到四只官窑瓷碗，自更要请客鉴赏。及至入席，便用这些名碟供馔，周而复始，不下十余次之多，他有个同乡便开玩笑，说：“此碗未免偏劳”。因此京城里遇到偏劳之事，称为“杨凤阿的碗”。又有一次，年下手头紧又拿一串奇南香朝珠，命听差去变卖，一时找不到买主，杨凤阿一气，说是“不要了！”将那串价值千金的朝珠，送了给听差。是这样毫不在乎的脾气，除非等米下锅，不会卖书。

        再有个原因是，江标对海源阁的珍藏，由羡生妬，在一篇题跋中说：“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拥载而南？”意思是说如果他发了大财，一样也能将杨以增从江南买去的书，再买回江南。杨凤阿看到这篇文章，大为恼怒，从此重门深锁，拒客更甚。是这样一种宁饱蠹鱼，勿失手泽的殉书态度，当然打不上什么主意了。

        至于宁波天一阁的藏书，自明朝嘉靖年间，至今三百年，世守不失，由于范氏子孙自律的禁例甚严，阁门及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孙齐集不开锁，阁中藏书不准下楼梯，亦不晒书，用芸叶、石英保持干燥。子孙无故开门入阁，罚不与祭一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罚不与祭一年；擅自将书借出，罚不与祭三年，如果盗卖书籍，逐出宗祠。

        这样，剩下来唯一可商量的，只有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了。为此，张之洞亲自写信给端方，谆谆相托。这就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志在必得了！因为袁世凯被逐，奕劻势力渐弱，端方颇有岌岌之感，张之洞即令与童贵不甚投机，毕竟是三朝元老，庙堂之上，颇受优礼。若说要保全一个人，只要肯出死力相争，摄政王亦不能不做让步。端方在想，能将这件事办成了，不但可显他做督抚的本事，而且必蒙张之洞激赏，结一个有力的奥援，正是他今天所最需要的。

        端方为人似雅而俗，而且俗不可耐。雅事俗办无非威胁利诱，不过这趟他却办对了，主要找对了一个人。

        本来端方门下，专有一个替他经理金石碑板、书籍字画的清客，名叫杨惺吾。此人眼力甚高，精通目录学，端方的收藏，大部分有他的题跋。但物以类聚，有巧取豪夺的居停，便有诡谲奸诈的门客。杨惺吾的品行甚坏，作伪的本事亦很大。端方心想，如果请他到常熟去谈判，人家一看就怕了，敬鬼神而远之，一定谈不拢。

        因此，端方找的是常熟的名士曾朴，字孟朴，是世家子弟，会试不第，进北京同文馆读书，专攻法文，但跟一般学洋务的人不同，不愿以精通外文作为猎取好差使的手段，而迷上了法国文学。又写过一部轰动一时的，所以在江南提到曾孟朴，知道的人极多。

        这是个所谓“新派人物”，见解自不会囿于一隅之地，赞成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公诸国人，认为由京师图书馆典藏，比私人贮存，更能垂诸久远，所以慨然接受了端方的委托。

        铁琴铜剑楼在常熟的菰里，主人姓瞿，传书已经四代，如今楼主叫瞿启甲，字良士，年纪很轻，但很能干。他答复曾朴说，此事必须先向叶昌炽请教。

        叶昌炽的目录学，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又是翰林前辈，因此在苏州对于保护乡邦文物，说话很有力量。端方见此光景，先发制人，打了个密电给叶昌炽，托他代为向瞿启甲相劝，随后又说，新正初七到苏州，约他面晤。

        不过，常熟的士绅，见解与曾朴不同，想维持“南瞿北杨”这一美名亦大有人在。这种情势亦在端方估计之中，他略施“敲山震虎”小计，下个札子，说风闻东来书贾，垂涎瞿氏藏书，妄思铁琴铜剑楼可为皕宋楼之续，责成地方官加以保护。于是苏州知府、常熟县官，都派差役到菰里明查暗访，甚至登门盘问，这一来，首先瞿家就起了恐慌，其余持异议的士绅怕惹来“勾结东贾”的嫌疑，亦就不敢多事了。

        不过，不反对并不表示赞成，就算瞿家肯出让藏书，亦得有相当条件。所以居间的人，辛苦奔走，一时也还不能有成议。端方却有些忍不住了，因为德宗梓宫定于三月十二自观德殿奉移西陵梁格庄，各国都派特使来华送殡，端方亦已奏准，到京恭送，成行在即，希望此事有个着落，到京见了管学部的大学士张之洞，得有圆满的交代。因此，对于瞿启甲及常熟的士绅，不断催促，态度相当恶劣。曾朴不想端方行径，近乎无赖，很懊悔多管了闲事，但亦不容他抽身，只能打定这样的主意：瞿氏藏书归公一事，仍须贯彻初意，不过不能让瞿家吃亏，亦不能让端方巧取豪夺。将来细节方面，要好好磋商。

        瞿启甲与常熟的士绅，都觉得这个宗旨不错，于是打电报通知了已经到京的端方。

        隔了两天，端方回常熟士绅一个公电：“瞿氏藏书归公，俟京师图书馆成立，当赞成。与学部诸君同阅来电欢喜赞叹，莫可名言！图书馆在净业湖上，月内即可入奏，先此电谢。”

        这个电报，语气颇有暧昧之处，细心寻绎，才发现端方居心叵测。“当赞成”三字之中，大有文章，仿佛瞿氏自愿以藏书归公，而他以本省长官的资格，赞成瞿氏完成这桩好事。本来是公家向瞿氏征求家藏，若肯割爱，已是很顾公家的面子，至于酬报，自然照市价计算，如今变成瞿氏自愿报效，即不能索偿，无非由端方具奏，请予奖励，即令“给价”，亦不过实值的一两成而矣！这就是端方惯使的伎俩，既是巧取，亦是豪夺。

        不过端方一回了任，却一时没有工夫来管此事。因为江苏在“大闹家务”，巡抚、藩司、臬司、上海道吵作一团，最后则连端方自己亦不能不牵涉在内了。

        纠纷先起于上海道蔡乃煌，欺侮江苏巡抚陈启泰。由于陈启泰在公事上诘责得严厉了些，蔡乃煌的回信，语多不逊，“横一榻乌烟，叉八圈之麻雀”，竟成丑诋。陈启泰大怒，严章参劾。向来督抚参司道，无有不准的，重则撤职，轻则查办，视情节而定。这回出了新花样，朝命江督端方查办，既查蔡乃煌，亦查陈启泰。老迈身弱的陈启泰一气成病。当端方进京时，已有奏请开缺，回湖南养病之说了。

        及至端方回任，江苏藩司瑞澂因病请假，由臬司左孝同兼署。藩司衙门有个顾师爷，是瑞澂的亲信，而为陈启泰所恶。于是趁此机会逐顾而荐一姓韩的入藩幕。

        瑞澂得知其事，大为恼怒，他认为自己是请假，并非开缺，巡抚何得擅易他的幕僚？于是上书江督，控诉陈启泰“专制无理”，连带也责备左孝同，指他“有意蔑视”。

        这件事本来是陈启泰做得鲁莽，加以瑞澂的靠山甚硬，只等陈启泰一开缺，“指日高升”，端方当然要买他的帐，下个札子给陈启泰，要他“驱逐韩幕”。这一来，陈启泰的病势当然又重了。

        那知事情还没有完，韩去而顾不至，闭门高卧，百事不管。名幕的架子向来是这样大的，而事实上又非他不可，没有他许多重要公事都不能办。于是，首府、首县再三劝驾，方将坚卧的顾师爷复起。

        等这一场督抚藩臬纠缠不清的纠纷，告一段落，陈启泰一病不起，端方得要派人奏报出缺，派人署理，查查陈启泰任内有无亏空，以及重要的未了事项。这一阵忙下来，他自己奉调直隶，继杨士骧遗缺，忙着办交代，“放起身炮”，一时顾不得瞿家的藏书，但却始终未能忘情。这一次来看张之洞，是别有用心的。

        “这一次交卸，别无经手未了的事件放不下心，唯独瞿氏藏书，耿耿于怀。”端方的话锋一转：“图书馆的馆址，不知道中堂定夺了没有？”

        “在我是早已定夺了！”张之洞答说：“就是内务府还有意见。”

        京师图书馆的馆址，是早在端方春天进京时，便已选定，在德胜门内的净业湖，亦名积水潭。京师相传有“四水镇”，东南，崇文门西泡子河；西南，宣武门西的太平湖；东北，地安门左的什刹海；西北，德胜门右的积水潭。

        积水潭上有一座镇水观音庵，乾隆年间改名汇通祠。祠据高阜，四周水木清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张之洞预备在净业湖中央的洲渚上，兴建四座楼阁，庋藏四库全书，宋元精椠。学部早就将计划拟好了，只是净业湖、汇通祠是内务府管理的官产，竟还不肯放手，所以至今不曾出奏。

        “以中堂的身分，莫非内务府还有异议？”

        “这也很难说。陶斋，”张之洞不胜感慨地，拉长了声调说：“今非昔比罗！”

        “事情是如此，没有地方就不能建馆，不建馆，常熟的书就来不了。”

        “当然，当然！这件事我一定要办的，明天我就让部里拟稿出奏。”

        “中堂，奏折上先别提瞿氏藏书，免得有人误会，以为有了瞿书才建馆，岂不贬低了京师图书馆的身分？”

        “不错，不错！不过四库全书，天禄琳琅，那是一定要提到的。”

        “当然！硕果仅存的一部，归于典藏，自足增重。”端方接着说道：“此馆之设，移中秘之书，嘉惠士林，是千载创新的盛举，非中堂之力不及此，窃愿忝附骥尾。将来瞿氏之书北来，我自然勉效绵薄，始终其事。”

        “此何待言？必要借重的。”

        揽事即所以揽权，只要能够经手，铁琴铜剑楼的精椠，多少可以弄到几部。端方此来目的既达，以“中堂多多静摄”为由，告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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