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脸一绷，吓得肃顺的管家，慌忙跪倒：“奴才不敢！”

        “我谅你也不敢。”说了这一句，文祥吩咐杨达，把徵善弟兄和管家，连人带东西，送到郑王府。

        其余的人就有想趁此溜走的，可是文祥早已防备好了，下令拦截搜检，把他们明抢暗偷，塞在怀里的东西，都给搜了出来。最倒霉的是那个西席，自己裤带上拴着的一个汉玉佩件，也当做悖人之物被没收了。

        “这个你不能拿！”那西席抗议，“这块玉是三代的家传！”

        搜他的人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下五旗的传统，看不起西席，称之为“教书匠”，所以一听他的话，勃然大怒：“去你妈的！教书匠做贼，丢你家三代祖宗的人！”说完，上面一巴掌，下面一靴子，把他踹了个筋斗。

        “不准打人！”文祥沉声说着，又看到一个差役借搜检的机会，调戏婢女，便又大喝：“不准轻薄！”

        就这样不准这个、不准那个，文祥替大家立下了严格的执行规矩。等把那些趁火打劫的人，搜检完毕，都驱入空屋，除却大厨房的厨子，可以照常当差，以及两三名帐房，必须随同办事以外，其余上上下下的，都算是暂时被软禁了。

        “大家散开来，分头办事吧！”

        一声令下，全面行动。预先已编配了多少个班，每班少则三个人，多则五、六个人，职位最高的，充作临时带班，不动手，只用眼，负稽察的责任，其余的一半点数，一半记帐，抄家称为“籍没”，非立簿籍登录不可。

        文祥自己也在里面带一班，这一班抄肃顺的书房，主要的就是检查肃顺个人的文件。一走进他那间宽敞而精致的书房，最触目的就是立在书桌旁边的一座大保险箱。不用说，如果肃顺有什么机密文件，一定放在这里面。

        这一下难题来了，保险箱不但要钥匙，而且还要对西洋数字的暗码，钥匙当然是肃顺自己带在身边，数字暗号，则更只有他自己知道。

        “怎么办？”文祥看一看四周问道：“谁懂这个洋玩意？”

        大家面面相觑，无从作答，连最能干的内务府的司官，也是一筹莫展。

        这时杨达已经把徵善兄弟送到了郑王府，回来交差，一看这情形，他倒有主意：“总理通商衙门的王老爷，一定有办法把它弄开。”

        “对了，对了！”文祥大喜，“你倒提醒我了，赶快去把王老爷请来。”

        王老爷是指总理通商衙门的一个章京，此人喝过洋墨水，又在上海多年，熟悉洋务，凡有不懂的“洋玩意”都得请教他。但总理通商衙门在东城，一来一往，很要一会工夫，于是文祥先把肃顺的书桌抽斗打开，把里面的奏稿、信札取了出来，一面看，一面等。

        也不知等了多少工夫，王老爷来了，还带了一个洋人来。见过了礼，那洋人取出一大串钥匙左试右试，又把耳朵凑在数字号盘上，一面慢慢地转，一面聚精会神地听。那些抄家的官员书办们，从未见过如此开锁，一个个住了手，兴味盎然地看着。

        那洋人绷紧了的脸，终于出现了喜色，接着就打开了沉重的箱门。文祥大喜，托王老爷向那洋人道谢，彼此客气了一番，洋人仍旧由王老爷带着走了。

        保险箱里，果如文祥所预料的，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却有许多文件。大部分是别人寄给肃顺的密札，略略翻一翻，写信的人，或用别号，或用隐名，或者就写上“知名”，甚至根本没有名字。不必看内容，光看这些，便知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在内。

        这是个极丰富的收获，但看了一两封，文祥觉得事态严重了。

        因为这些密札，虽然具名不显，措词隐晦，而外人看来莫名其妙，但在文祥眼中，大部分都能求得正确的解释。首先从笔迹上，他可以认出发信的人，由发信的人的经历，可以推想出那些隐语所指的是什么？这样因字识人，因人索事，细加寻绎，十解七八，而就在这可解的十之七八中，证实了外面的流言，不是空穴来风。

        很早就有这样的流言，说肃顺阴蓄异志，这些流言自然荒诞不经的居多，但似乎也有言之成理的，譬如指肃顺的支持湘军，说是在培植他个人的势力，而礼贤下士，亦无非王莽当年。只是这些流言不管如何散布，从没有一个人敢去认真追究，更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曾说过这些话，这些话的出入太大了，而且正当肃顺圣眷王隆的时候，谁也不敢招惹他。

        文祥自然也听到过不少的这种流言，在他觉得是可笑的，他不相信肃顺会做这种自不量力的蠢事，他至多是个权臣，不会是个叛逆。文祥甚至也不相信会有人敢对肃顺“劝进”，因为那不是爱人以德，可是此刻的文祥，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错了。

        在那些信札中，最可疑的是吏部尚书陈孚恩的信，颇有些暧昧不明的话，还有就是所谓“肃门六子”——都是湖南人，王闿运、李寿蓉、严咸、黄瀚仙、郑弥之、邓保之，这些人都算“名士”，书生积习犹在，评论人物，指斥时政，放言高论，不免偏激，也许本心无他，但如果追究陈孚恩那些暧昧不明的信，则此“六子”逞一时之快的意气之言，自然也就要当做附逆的证据了。同时这些信中，少不得也引用别人的议论，则又成一番是非，辗转株连，将兴起难以收拾的大狱，在这外患初消，内乱未平的时候，是足以动摇国本的。

        这样一想，文祥悚然心惊！一时也无法细看，先要把这些东西检齐了要紧。于是在保险箱和书桌抽斗里，把所有的文件，还有两本别人送钱给肃顺，肃顺送钱给别人的帐簿，包成一包，封缄严密，亲自画了花押，随身带着，上轿先走，去见恭王商量处置的办法。

        其时政变的消息已传遍九城。消息的来源有三处，最明白不过的自然是内阁的明发上谕，但此时看得到的，只有少数人，其次是劈柴胡同，众目昭彰的抄家，还有就是密云来客所谈的肃顺被拿问。凡是做官的人家，前门外的大商号，以及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作为话题，在大发议论。

        那些议论中，大都对于新政府表示欢迎，这不仅由于恭王的望使然，更因为军机六大臣中，五位原来就在京城里的，这一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京城里的人，觉得这五位军机大臣是“洋鬼子打进来”时，与老百姓一起共患难的，所以心理上特有一种亲切的好感。他们尤替恭王庆幸，认为他以前受了许多委屈，咸丰皇帝不该亏待同胞兄弟，天潢贵胄，不惜降尊纡贵与洋鬼子周旋，这些都被认作是恭王的委屈。

        当然，同情恭王，必不以肃顺为然，特别是那些旗人以及与户部、内务府有关系的商号，无不拍掌称快。

        那些商号都是为了五宇字官钱号勾结户部司官舞弊，为肃顺雷厉风行一办，吃了亏的。有了恩怨，说话就不公平了，把银价大涨，钱票贬值，影响小民生计，都归咎于肃顺，当然，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肃顺亟亟于定“祺祥”的年号，就是想早日把新钱铸出来，收兑烂钱票，好平抑银价、稳定物价。这一点连自负博古通今的名士李慈铭都省会不到，更不用说是市井小民了。

        在恩怨以外，最要紧的还是利害关系。顾命八大臣都垮台了，倚他们为靠山的人，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都想打听一下详细内幕，好作趋避。但自知色彩太浓，不便抛头露面，只好躲在家里干着急。

        另外在肃顺手里吃过苦头，被压抑而不得志的，那就跟那些失意者大不相同了，无不喜动颜色，奔走相告，同时更要去打听消息，联络感情，作为时来运转，复起的开始。

        恭王和桂良府里的门栏太高了，踏不进去，沈兆霖、文祥、宝鋆，也都是红顶子，难得高攀，所以目标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曹毓瑛，一个是朱学勤。

        曹毓瑛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处理回銮期间被压了下来的章奏诏令以外，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安抚在外的将帅。中枢政变，必然会影响前方的军心，湘军正当用命之际，死了一个坐镇长江上游，协和各方的胡林翼，已足以打击士气，再去了一个支持湘军最力的肃顺，说不定就会引起猜疑，激出变故。倘或如此，后果异常严重，即使在京城里从顾命八臣手中，顺顺利利地接收了政权，这一次处心积虑所发动的政变，仍旧不能算成功。

        恭王和文祥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曹毓瑛和朱学勤也深明其中的利害，因此，两个人商量着，用恭王的名义，写信分致各地重要的督抚，除了说明肃顺等人获罪的由来以外，最主要的一点，是有力地暗示，保证他们所受到的支持，比过去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些信的措词甚难，过与不及，都非所宜。因而在军机处一直忙到上灯时分，才能回家。

        曹毓瑛一到家，盈门的贺客便迎了出来，纷纷向他道贺荣膺新命，入参枢机，然后把他簇拥了进来，厅中又还有一班人在等着，照样再周转一番，而门上来报，倒又有客来了。

        曹毓瑛一看这情形不妙，恭王那里还有许多事要商量，第二天一早又要出城到清河恭迎梓宫，那得有闲工夫来跟这些人应酬？因此，他就不脱袍褂，也不进上房，向他不离左右的一名心腹听差，使了个眼色，便坐在厅上陪客。

        一番寒暄过后，有个曹毓瑛的同年，开口发问，他问得十分率直：“琢翁，外间传言，说拿问‘三凶’谕旨，出于大笔，可有这话？”

        “三凶”之称，曹毓瑛还是第一趟听见，顾而言他地说：

        “‘三凶’？莫非指怡、郑两王和肃中堂？”

        问话的人有些发窘，身历其境的人，依然客客气气对载垣他们用官称，不相干的局外人，倒已经定了他们的罪，加以“三凶”的恶名了。

        这一下别的宾客也不敢胡乱开口了，只泛泛地谈些无关紧要的话，但有一个人所问的，在曹毓瑛看来，极有关系，问的是新帝的年号，可是仍用“祺祥”？

        他还来不及回答，事实上亦很难回答，幸好他那心腹听差替他安排的脱身之计发动了，门上高擎一张名片，到了厅上，单腿屈膝向他打了个扦，用很清楚的声音通报：“恭王爷派人来说，请老爷马上到王府去，有要紧事商量。”

        那些想来打听消息或者套交情的宾客，只得纷纷起身怏怏辞别。曹毓瑛原要到大翔凤胡同鉴园，送了客，随即也就上了车，直放恭王的别墅。

        恭王与文祥已经谈了一会了，看见曹毓瑛到，劈头就说：“你来得正好。有个难题，你来出个主意，这一包东西怎么办？”

        曹毓瑛莫名其妙，把恭王所指的那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许多书札，拈起一封，略一审视，便知是从肃顺家取来的，他随即把它放下了。

        “莫非其中有什么关碍之语？”他问。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看到恭王的脸色沉重，文祥的脸色严肃，曹毓瑛便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把那包信推了一下，平静地说：“以不看为妙！”

        “着！”恭王突然击案一呼，把文祥与曹毓瑛都吓了一跳，怔怔地望着他，他却又看着曹毓瑛问：“琢如，你不愿看这些信，为的什么？为的不生烦恼是非，是吗？”

        曹毓瑛微笑着点点头：“王爷明鉴！”他说：“倘或关连着什么同年知好，我既不便为他们求情，又不能视作无事。倒不如眼不见，心不烦了。”

        “好个‘眼不见，心不烦’！”文祥苦笑道，“琢如，你比我运气好。”

        这就可见文祥看了那些信也在大感为难。曹毓瑛心想，这些信中，不知牵连着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最好一火焚之，也是一场阴德。但这话不便贸然出口，眼前只有先把它压下来再说。

        他刚有此一念，恭王却已见诸行动了，他亲手把那包信包好，“我也不曾细看。”他说，“琢如的办法最好，不闻不问。等事情略略乎定了，我奏闻两宫，当众销毁，好让大家安心。”

        “好极了，好极了！”文祥脱口大赞，如释重负，“王爷这样子处置，是国家之福。”

        “唯有这样，才能安定人心，一同把大局维持住。你们两位有机会不妨告诉大家，不必惊惶。不过……，”恭王沉吟了一会又说：“有几个人非办不可！”

        “名为‘肃党’的，也不可一概而论，形迹不著，不妨从宽。”文祥这样相劝。

        “当然。”恭王说道：“我想办两个人，一个是陈孚恩，一个是黄宗汉。”

        要办陈孚恩，曹毓瑛不觉得奇怪，陈孚恩是有名的能员，但也有名的狡猾。至于黄宗汉，历任封疆，毁誉不一，而且在清流名士中，颇有知好，如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就是走得很近的。

        心中虽有疑团，口头却无表示。文祥一向主张宽厚，曹毓瑛则是今非昔比，以前当军机章京，不过幕后的谋士，设谋不妨知无不言，态度立场亦比较单纯，善为人谋就行了，如今站在幕前，虽然衔头是“军机上学习行走”，但到底是共掌国柄的军机大臣，要学“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而况肃顺锋芒太露，喜欢得罪人，覆辙不远，岂可无戒？所以他们对恭王要办陈孚恩、黄宗汉的话，都出以一种审慎的沉默。

        这样，恭王也不必再谈下去了。曹毓瑛忽然想到了一个疑问，“刚才有人问我，”他说：“今上的年号，可是仍用‘祺祥’？”

        这一说，恭王和文祥都瞿然而起，“对了，”恭王大声说道：“当然不能用‘祺祥’！这是肃顺的年号。”他又转脸问说：

        “博川！我仿佛听你说过，芝老已有拟议。是吗？”

        “芝老”是指周祖培，“是！”文祥答道，“‘祺祥’这个年号，颇有人批评。芝老的西席李慈铭，就有许多意见。”

        “他怎么说？”

        “无非书生之见。”文祥又说：“也难怪他，他不知道肃六的用意。李慈铭批评‘祺祥’二字文义不顺，而且祺字，古来从无一朝用过，祥字亦只有宋少帝的年号‘祥兴’。”

        “那不是不祥之号了吗？”

        “是啊！”文祥答道，“如今倒不妨用他的说法，作个借口。”

        恭王不置可否，只问：”怎么叫文义不顺？”

        “祺就是祥。”曹毓瑛接口解释，“祺祥连用，似嫌重复。”

        “对了，这个说法比较好。”恭王也没了良心话：“肃六急于改元铸新钱，这一点并未做错。咱们也得赶紧设法铸钱平银价。”

        “此为势所必然。”文祥接着提出了拟议中的新年号：“据说也是李慈铭的献议，主张用‘熙隆’，或者‘乾熙’。”

        “这又何所取义？”

        “本朝康熙、乾隆两朝最盛。圣祖、高宗又是福泽最厚、享祚最永，各取一字，用‘熙隆’或者‘乾熙’，自是个吉祥的年号。”

        恭王大不以为然，因为无论“熙隆”或者“乾熙”，都是有意撇开雍正，令人想到其中有忌讳，雍正不是骨肉相残吗？将今比昔，似乎推翻顾命制度，是有意跟大行皇帝过不去！这怎么可以？

        于是恭王不屑地说一声：“这李慈铭真是书生之见！而且是不曾见过世面的书生。不行，‘熙隆’也好，‘乾熙’也好，都不能用。另外想吧！”

        接着又谈了些别的，因为第二天要到清河迎接梓宫，便早早散了。次日清晨，车马络绎出了德胜门，清河冠盖云集，热闹非凡。

        清河只有一条大街，街北沿跸道两旁，各衙门均设下帐房，供大官们休息。街上两家客店，则全被征用，把原住的旅客请了出去，作为王公大臣歇脚的地方，恭王则另借了一家宽敞的民居，以便会客。他一到就把贾桢、周祖培，还有刑部尚书赵光都请了来，趁空谈一谈，如何集议定顾命八臣罪名的事。

        说了来意，贾桢首先表示：“上谕派王爷会同内阁，各部院集议，自然是王爷定日子。”

        “今明两天，梓宫奉安。初四发通知，最快也得初五。”

        “就是初五吧！”恭王接受了周祖培的建议，“通知就拜烦两位相国偏劳了。”

        这是小事，没有什么好研究的，说了就算。要研究的是，顾命八臣的罪名，该预先商量出一个腹案，集议时才不致聚讼纷纭，茫无头绪。

        于是刑部尚书赵光说话了。他也是最恨肃顺的一个人，因为肃顺揽权，常常侵犯刑部的职司，最令赵光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是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杀大学士柏葰。科场风气诚然要整顿，但为此而诛宰辅，古所罕见，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必蒙恩赦免死，就是柏葰自己，也料定必是由死刑改为充军，还叫他儿子准备行李，以便一闻恩命，即行就道。

        那知道大行皇帝当时真个朱笔亲批，诛戮柏葰。赵光清清楚楚地记得，先帝特召部院大臣，当面宣旨之时，容颜凄惨，握笔的手，不住颤动，旨意一下，在廷诸臣，无不震恐，竟有因而失仪的。唯有肃顺一个人幸灾乐祸，出圆明园时，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今天杀人了，今天杀人了！”现在也要杀人了！赵光抗声而言：“肃顺死有余辜！载垣、端华，于律亦无活罪。其余五人，亦当严惩。”

        “这就是说，八个人分三等。”周祖培作了一个归纳：“肃顺是一等，载垣和端华是一等，其余五人又是一等。是这样吗？”

        “上谕中原说‘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分成三等，甚为允当。”贾桢点着头，表示赞成。

        照赵光的意思，第三等中还要分，象匡源附和最力，另当别论。但贾桢和周祖培都不赞成，黄桢是卫护同乡，周祖培则是想到了景寿，是恭王嫡亲的姐夫，如果匡源应该严办，则景寿身为国戚，受恩深重，罪名也应该比别人来得重。

        赵光的本意只放下过肃顺，所以对此并不坚持。就在他们谈论的这一刻，有人来报，说是押解肃顺的车辆，已经过了清河，进京去了。接着又来禀报：醇王到了清河。

        弟兄相见，无不兴奋。只以大丧期间，笑容不便摆在脸上。贾、周、赵三人都很知趣，与一身行装的醇王见礼寒暄过后，一起告辞，好容他们兄弟密谈。

        “京里怎么样？”醇王首先发问。

        “京里很好哇！”恭王反问：“路上怎么样？听说肃六咆哮不法，说了些什么？”

        “反正是些无法无天的混话。不过……。”

        话到口边，忽又停住，恭王越发要追问，但他没有开口，只拿威严的眼色看着醇王。他最忌惮他这个六哥，只好实说了。

        “肃六大骂‘西面’。”醇王把声音压得极低，“他说，太祖皇帝当初灭海西四部，叶赫部长布扬古发过誓，他的子孙中，那怕剩一个女的，也要报仇。现在这话应验了，大清江山要送在叶赫那拉手里。又说，‘西面’是条毒蛇，小心着，总有一天让她反咬一口！”

        “哼！”恭王只是冷笑，把肃顺的话看作泄愤的狂訾。传说中虽有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为世仇，宫中秀女，不选叶赫那拉的话，其实是荒诞无稽之谈，高祖的皇后、太宗的生母，就是叶赫那拉，以后太宗有侧妃、圣祖有惠妃、高宗有顺妃，亦都出于叶赫那拉。至于慈禧太后，精明有决断，不象个柔弱女子，倒是真的，说她是毒蛇，要防备反噬，这话在恭王觉得可笑得很。

        于是顾而言他，谈到醇王的新职，恭王准备把肃顺所遗的差使之一，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保荐他接任，负责掌理紫禁城的警卫。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差使，醇王欣然接受。

        “你先进京吧！两宫有许多话要问你呢。”

        于是醇王即时启程，换乘一骑御厩好马，带着护卫，飞奔回京。到了崇文门，恰好赶上肃顺的囚车进城，醇王为了当差谨慎周到起见，特地亲自押送到皇城东面户部街的宗人府。

        宗人府有许多“空房”，这是个正式的名称，专为禁闭获咎的宗室之用。肃顺一到，因为他是个钦命要犯，三品顶戴的府丞，特地亲自出来照料，等向醇王请了安，掀开车帷看了一下随即又向醇王说道：“王爷请回吧！交给我了。”

        醇王本来还想等肃顺下了车，验明正身，正式交付，再交代几句“小心看守”之类的官腔，但又怕肃顺把他狗血喷头乱骂一顿，想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自讨没趣？于是点点头，扬长而去。

        府丞也已听说肃顺桀骜不驯，不好伺候，所以特别加了几分小心，亲自把车帷取下，哈着腰说：“中堂，你请下来吧。”双手被绑，闭目静坐的肃顺，睁开眼来，看着他问：“怡、郑两王在那儿？”

        “在后面，单有一个很宽敞的院子。”

        “我想跟他们两位一起，行不行啊？”

        在那府丞的记忆中，肃顺从未如此低声下气，用征询的口气向人说过话，受宠若惊之余，一叠连声地答应：“行，行！”

        “再劳你驾，派人到劈柴胡同，通知我府里，送动用的东西来。”

        府丞心想：肃顺大概还不知道他已经被抄了家。这时候不必多说，反正他跟载垣、端华一见了面，就全都知道了。所以敷衍着说：“好，好！”随即一面派两名笔帖式，把肃顺领了进去，一面另派一名经历与醇王所派的押解官员办理交接人犯的手续。

        宗人府衙门坐东朝西，最后一个院落，坐西朝东，却从来不见晨曦照耀，因为那是有名的所谓“高墙”。皇子宗室犯了过错，常用“家法”处置，不下“诏狱”，圈禁在“高墙”中。那里除了中午有极短暂的阳光以外，几乎不见天日。数百年下来，阴森可怖，破败的屋子里，砖地上都长了极厚的青苔，灰黑的墙壁上，隐隐泛出暗红的斑点，一看就会使人想到是拷掠所溅的血迹。

        那真是“空房”，原来是什么也没有的，不过载垣和端华住进来以后，自然有他们的家人，上下打点，把动用的物件送了进来，当然不会有家具，地上铺了茅草，草上却铺着官阶一品以上才准用的狼皮褥子，细瓷青花的碗盏、蜡黄的牙筷，雪亮的吃肉用的小刀，金水烟袋之类，杂乱无章地摆得满地。时将入暮，载垣和端华正要吃饭，旗下贵族最讲究享受，虽在幽禁之中，载垣居然还想得起月盛斋就在附近，正叫一名照料他的笔帖式，派人去买月盛斋的酱羊肉来吃，那名笔帖式去而复回，带来了肃顺的消息。

        肃顺已经松绑了，由左司的理事官，带着一名主事、两名笔帖式，押送而来，一见载垣，他瞪大了眼睛，狠狠吐了口唾沫，恨声说道：“好，这下好！全玩儿完！你要早听我的话，那儿会有今天？”

        载垣没有想到，一见面先挨了顿骂。他原也有一肚子的冤屈，好好一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不要当，让肃顺挟持着去跟恭王和慈禧太后作对，以致落得今天这个下场，肃顺如果明白事理，应感内疚，谁知反倒迁怒到别人头上，这是从何说起？

        载垣气白了脸，正待发作，端华抢在前面责备肃顺：“老六！事到如今，你还提那些话干什么？不管用的废话少说，咱们好好儿来商量一下。”

        “哼，商量！跟谁商量？”肃顺还要发脾气，说狠话，看见宗人府的官员，在一旁很注意地听着，心中有所省悟，便改口问道：“我住那儿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叫人怎么住？请你快派人到劈柴胡同……。”

        “老六！”端华抢着截断了他的话，“你先歇一歇，等我慢慢儿告诉你。”

        “对了！”左司理事官扬着脸，看着端华和载垣：“请两位王爷跟肃中堂，好好儿说一说。我们只要差使交代得过去，依然当从前一样尊敬。不然的话，可有点儿不方便了。”说完，他又留下一名笔帖式在那儿照料，自己带着两名主笔退了出去，厚重的木门，缓慢地合拢“咔哒”一声，知道是下了锁了。

        三个人垂头丧气地回到屋里，都在狼皮褥子上盘腿坐下，久久无语。话是有的，不知从何说起？两名笔帖式倒有些奇怪了，走到窗下，悄悄向内窥探。

        端华一眼望见，大声喊道：“嗨！等一等。”他走到窗前又说：“请你再派一个人到我那里去一趟，就说六爷来了，再送一副铺盖来。还有，我的鼻烟没了，叫我家里快送来。”

        “好，我就派人去。”那个笔帖式属于镶蓝旗，端华原是他的旗主，不免有香火之情，所以照应得还不错。

        “慢着！”肃顺一跃而起，环视问道：“有笔砚没有？”

        载垣和端华一时还弄不明白，他要笔砚，作何用处？那镶蓝旗的笔帖式，类似的事，见得多了，反应极其敏捷，陪着笑说：“跟中堂回话，你老人家要别的，譬如要一点儿穿的、吃的、用的，不管怎么样，那怕是上头怪罪下来，我全认了，可就是一样，不敢伺候，片纸只字不能带出去！那是砍脑袋的玩意，我不能陪着中堂玩儿命。”

        前面的话都好，说到最后不动听了！肃顺厌烦地挥一挥手，把张太白脸转了过去，什么也不屑理睬。

        窗外的人，见此光景，随即走了。肃顺听得步靴声远，才回过头来，脸上依然是绷着脸，微锁着眉，满是那种倔强不屈，准备接受任何挑战的神气。载垣和端华，一直是随他摆布的，看见他这神情，信心大增，眼中不由得又流露出殷切期望的神情。

        “别忙，他们想弄死我，没有那么容易。”

        听得肃顺这话，载垣和端华大为兴奋，不约而同地围了拢来，三个人坐在狼皮褥子上，把头凑得极近，低声密议。

        “第一步是如此！”肃顺取牙箸在潮湿的砖地上，写了个“拖”字。拖到什么时候呢？他接着又写了“甲子”二字。

        端华一时不能意会，载垣却领悟了。甲子日是十月初九，皇帝举行登极大典，第二天又是慈禧太后的万寿，喜事重重，决不能杀人。

        这时肃顺又写“或有恩诏”。意思是指登极大赦。

        字还未写完，载垣摇摇头说：“不见得。”

        肃顺也知道登极大赦，不赦十恶，而十恶的第一款，就是恭王所指控他们三人的大逆不道，但是：“可请督抚力保。”

        “啊，啊！”载垣见他写的字，懂得“拖”的作用了，活动督抚力保，要一段日子，如果刀下不能留人，再有力的奏章，亦无用处。

        “你懂了吧？看！”肃顺写了几个姓：“曾、骆、劳、官、彭、严、李。”

        这是指两江总督曾国藩、四川总督骆秉章、两广总督劳崇光、湖广总督官文、代理安徽巡抚彭玉麟、河南巡抚严树霖，以及新近接了胡林翼遗缺的湖北巡抚李续宜，这些封疆大吏，正在为朝廷效力，说话颇有分量，而且与肃顺的关系都不坏，如果他们能自前线分头上奏，请求宽贷这三个人一死，恭王是无论如何不敢不头帐的。

        看到载垣和端华的欣许的脸色，肃顺才解释他要通个信出去的目的，想找个人在外面替他设法去“拖日子”、设法去活动督抚力保，“此人可当此任！”他接着又写下三个字：“陈子鹤”。

        陈子鹤就是陈孚恩。一提到他，载垣和端华都想起他当军机章京的时候，救穆彰阿的故事。这是二十年前的话，陕西蒲城的王鼎，与穆彰阿同为大学士直军机，痛恨穆彰阿妨贤误国，斥为秦桧、严嵩，宣宗是个庸主，最不善识人，王鼎苦谏不听，继以尸谏，一索子上吊死了，衣带里留下一道遗疏，痛劾穆彰阿而力荐林则徐。

        王、穆不睦，是陈孚恩所一直在注意的，这一天王鼎未曾上朝，又无通知，心知必有蹊跷。开是匆匆赶去探望，一进门就听见王家上下哭成一片，陈孚恩问知其事，直入王鼎卧室，不由分说，叫王家的仆人把老相爷的遗体解下放平，一摸身上，找出那通遗疏，暗叫一声：“好险！”如果晚来一步，遗疏一上，穆彰阿要大倒其霉。

        因此，陈孚恩便把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拉到一边，悄悄为他分析利害：第一，大臣自尽，有伤国体，不但没有恤典，说不定还有追夺原官等等严厉的处分；第二，皇帝正恼王鼎过于耿直，遗疏言词激动，皇帝一定听不进去；第三，如果能扳得倒穆彰阿，倒也罢了，就怕扳不倒，两家结下深仇，王抗不过一个翰林，如何斗得过穆彰阿？

        一听这话不错，王抗慌了手脚，自然要向他求教，陈孚恩乘势劝他，奏报王鼎暴疾而亡，同时替他改了王鼎的遗疏。当然也答应为他从中斡旋，使王鼎能得优恤，王抗丁忧起复后，可以升官。

        虎父犬子的王抗，居然听信了陈孚恩的话，穆彰阿得以安然无事，感激之余，大力提拔陈孚恩，不数年当到山东巡抚，还蒙宣宗御笔题赐“清正良臣”的匾额。而王抗因为不能成父之志，他的陕甘同乡，他父亲的门生故吏，统通都看不起他，以致郁郁而终。

        这段往事，端华记得很清楚，所以当时脱口称许：“好！

        这小子真能从死棋肚子里走出仙着来！你找对人了。”

        载垣却有不以为然的神气，肃顺便问：“怎么样？”又写了一行字：“陈随梓宫到京，事不宜迟，即应设法通信。”

        “不找他行不行？”载垣低声问说。

        “不行！非此人不可。”

        “只怕他们不见得饶得过他。”

        “那是以后的事。”肃顺又写：“子鹅为求自保，更非出力不可。”

        载垣点点头，写着字答复他：“通信之事，我可设法。”在未被捕以前，他一直是“宗令”，这宗人府里都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他有此把握。

        肃顺一到，就带来了希望，载垣和端华便又死心塌地听他指使摆布了。其时端华有件事要告诉他、安慰他，心里已转了半天的念头，趁这情绪略好的当儿，便用极和缓的语气说道：“老六，你先沉住气，我跟你说点事儿。劈柴胡同，让他们给抄了……。”

        话还未完，肃顺猛然跳起身来，气急败坏问道：“什么，抄了？没有定罪先抄家，这是谁的主意？”

        “不知道。”端华已料到他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仍旧能够保持平静的态度，“也还没有旨意，文博川带人就去抄了。不过，他倒还好，手下留情，让两个孩子带了点东西出来，住在我那儿。”

        肃顺意乱如麻，焦忧不堪，在屋里疾步绕行，走不数步，突然停住脚问：“我那个保险箱，不知让他们打开了没有？”

        “你想呢？”

        “完了，完了！”肃顺脸色灰败，不知何时，已取得保险箱的钥匙在手，使劲往窗外一丢，在空庭铿锵的清响中，大声嚷道：“咱们完了！陈子鹤也完了！”

        他看得很准，但他不知道，陈孚恩即使没有给肃顺写过那些暧昧不明的信，禄位亦将不保。詹事府少詹许彭寿，在拿问顾命八大臣的诏旨初下时，便已上了一个折子，奏请察治党援，意中所指，就是陈孚恩。许彭寿除了卑视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以外，其间自不免还涉及恩怨。陈孚恩倚附肃顺，曾硬生生挤掉许彭寿的父亲许乃普的吏部尚书，取而代之。其时正为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之后，当焚园的那一刻，许乃普父子、沈兆霖、潘祖寅等人，还在圆明园值班，闻警仓皇，几乎性命不保。而陈孚恩不念同在烽火危城，曾共患难之义，竟忍心利用肃顺的权势，对惊魂未定的许乃普，横施压力，迫令告病，腾出吏部尚书的位子来给他。这样，不但使许乃普从此失去了拜相的机会，并且也是在那种艰难黯淡的日子里，犹如雪上加霜的一次打击。口虽不言，心情抑郁，为人子的许彭寿，自然要引以为大恨！而尤其使他不服气的是，陈孚恩根本不具备当吏部尚书的资格。吏部为六部之首，历来非翰林出身不能当尚书，而陈孚恩的出身是拔贡。

        翰詹科道原许闻风言事，但当政者如果有意根究其事，可以命令指名回奏，恭王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于是许彭寿复奏，痛劾陈孚恩，而钻营肃顺弟兄和载垣的门路的，又不止陈孚恩一个人，吏部侍郎黄宗汉，户部左右侍郎成琦、刘昆，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等等，形迹最密，京官朝士啧有烦言，于是也一起列名弹章了。

        弹章上有黄宗汉的名字，恰好符合了恭王的心意。他的痛恨黄宗汉，由于和议而来。早在咸丰七年冬天，黄宗汉继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其时英俄两国兵舰已停泊吴淞口外，如果军事上没有把握，此时议和还不会太吃亏，所以当他赴广州到任，经过上海时，两江总督何桂清苦苦要留他在那里与洋人开谈判，但黄宗汉知道广东民气激昂，如果他在上海议和，到任必不为地方所欢迎，为了自己的前程，不顾一切，取道福建，到广州接了督署的大印。

        因为这一耽误，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内犯天津，而黄宗汉在广州，还在迎合民心，以一股虚骄之气，鼓动民团作无谓的抗争，把局面越搞越坏。但亦终于由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经过美国的调停，与四国订立了“天津条约”，规定关税税则，换约，以及交还广州等等谈判，在上海开议。那时黄宗汉已回到上海，桂良自然要问问他广东的情形，好作谈判的准备，那知道他竟避不作答。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桂良一谈起来，就要动气。

        恭王在实际接触到国际交涉以后，认为弄成这样不利的城下之盟，以及和议再一次决裂，演变成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天子走避，只顾自己功名，不顾大局艰难的黄宗汉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而这样一个误国的疆臣，因为依附肃顺的缘故，当时竟能调任四川总督，越发让桂良和恭王，咽不下那口气。

        因为这些缘故，陈孚恩和黄宗汉的前程，当恭王复起的那一刻，就已注定终结，而当劈柴胡同肃顺家被抄，搜出那些暧昧不明的信以后，陈孚恩就连脑袋都有不保的可能。但办事有一定的程序，整治“党援”，必须等正犯先议了罪才能动手。

        梓宫是十月初三到京的，由德胜门进京城，东华门进禁城，奉安皇帝正寝的乾清宫，接着举行祭典，恩赏扈从官员，忙了两天，到了初五一早，六部九卿各衙门的堂官以及翰林、御史，齐集内阁大堂，等恭王和三位大学士一到，随即开始会议，公拟顾命八大臣的罪名。

        谕旨上指明派恭王召集这个会议，因此由他先发言。恭王事先是有了准备的，采取一种奉旨办理的态度，所以未曾开口，先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来，从容说道：“奉两宫太后面谕，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逆行，令人发指。两宫面谕此三人的罪状，我给大家念一念。”

        他看着纸上的记录，念出载垣、端华、肃顺的罪名，共有八款：

        “一、大行皇帝弥留时，面谕载垣等立皇帝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乃造作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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