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后任，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到底找对了！”宝鋆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具、年纪、身分，还有他老太爷的余荫，足可勾当此事。”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勋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好！”恭王也点头，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刚勋臣之后，与国同休戚，想来他明知艰巨，也说不出推诿的话。就照此回奏，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宝鋆又说：“各国公使一起抗议，这情形也得让上头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驳他，“‘西边’最讨厌听这些话，以为洋人处处挟制，如果不问到，不必多说。”

        “是！”沈桂芬看了宝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点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祸。”

        宝鋆细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决裂，崇厚当然要掉脑袋，不然就有点师出无名了。若是曾纪泽到了俄国，能把交涉办了下来，则依万国公法，没有杀崇厚的道理。而且将来转圜的办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纪泽，假托俄国人的要求，开释崇厚，表示议和的诚意，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说，“刑部预备复奏，请王大臣会议定罪，这又可以缓一口气。”

        徐颂阁就是徐郙，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状元，现在当詹事府正詹，在南书房行走。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鸿藻，以徐郙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南派“连衡”、“合纵”的妙用。

        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毕竟还有区别。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只想卸除负荷，好好喘息一会；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

        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当然是关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然而“西佛爷”的权威，也很可观了。正月初三奉明发上谕，根据刑部的奏请，将崇厚的罪名交由亲王、大臣会议，就没有一个人敢为崇厚申辩。复奏说他“违训越权，情节重大”，于是，慈禧太后进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亲郡王一起会议定罪。

        正月初八，李鸿藻朝珠补褂，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请安报到的奏折。当时召见，慈禧太后面许：“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朝旨一降，贺客盈门。张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赶到李鸿藻家，等到了好消息，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

        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气量虽狭，然而城府极深，到李家致贺时，神态极其从容，并且不是道个贺，做到了应酬的礼节，随即告辞，而是闲逸地坐下来，与熟人闲聊，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

        他本籍吴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建立“畿辅先贤祠”，他亦是赞助人之一，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

        “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个年，”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香涛，该有一番举动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今年第一个年，自当别论。”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

        张之洞跟沈桂芬谈“畿辅先贤祠”，谈得十分投机，可是议论时向，就格格不入了。当时，崇厚失职，荐主不能无咎，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他所谈的是边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购置新式枪械、如何择要防守，口讲指划，旁若无人。而在举座侧目之中，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那种轻视的神态，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仿佛兜头一盆冷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沈桂芬接口说道：“局外人的高论，可以拣有理的说，自然动听，局中人不尚空谈，要讲实际。香涛，有一天你执了政，记着我今天的话。”说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动地拱拱手：“失陪了。”

        这个软钉子，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好不是滋味。过后思量，越想越不服气，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无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吴大澂。

        吴大澂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因为山西、河南、陕西大旱，奉旨会办赈务，躬历灾区，不避辛劳，救的人很不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员，吴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驻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务水利。

        这个缺分很苦，但东有开封、西有洛阳，南岸就是荥阳、汜水，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吴大澂虽是苏州人，却深慕他的乡先贤，明朝的韩雍。他平时喜欢谈兵，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颇有“准头”，沾沾自喜，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斜阳影里凭吊古迹，策马高岗，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荫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颇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么升迁。

        对俄的纠纷一起，象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沉默，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平时常有书信往来，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大谈筹边之计。其时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吴大澂的同乡，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吴大澂亦颇有所知，因而论到西北、东北的山川形势，头头是道。张之洞灵机一动，认为吴大澂应可以有一番作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当时便检出吴大澂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送给李鸿藻去看，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澂带兵筹边。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见此情形，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澂，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

        话虽如此，也不能贸然举荐。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但为人诚恳，他觉得保举人才，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将帅和协的善地，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

        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李鸿藻为吴大澂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后，就可进行。

        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要议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说他“违训越权”是句笼统的话，到底如何“越权”，如何“违训”？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看来看去有一条“增减制书律”可以比照，对外国的条约，须奏奉钦定，即与“制敕”无异。“增减制书”的行为，自有已行、未行的区别，虽然条约未奉批准，但已画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减制书已行”者，是斩监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决，无人提到异议，议罪一事，就算定谳。另一件事是总理衙门所上的一个折子，事宜是“筹备边防事宜”，一共八条，洋洋数千言之多，范围太广，无从议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工夫来细心研究，纷纷画押，草草成议，由内阁具奏，听候圣裁。

        ※ ※ ※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个会议筹备边防事宜的奏折，光是看一遍，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从开年以来，精神一直不好，过分劳累和忧急，加上饮食失调，伤了脾胃，以致夜不成寐，并有盗汗，但不能不强打精神，力疾从公。

        内阁的复奏是由李莲英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念给她听的。兹事体大，未跟军机当面商谈以前，无法作任何决定，能决定的是崇厚的罪名，不过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将“东佛爷”请到长春宫，慈禧太后为她解释，刑部按律定罪，只要是这个罪名，便是“斩监候”，没有宽减的可能。

        “崇厚当然糊涂该死。不过既说按律定罪，到底是已行、未行，得要辨一辨清楚。”慈安太后问道：“不是说，条约得要批准了才能算数？那就不是“已行”。你说是不是呢？”

        “不是！”慈禧太后的肝火很旺，所以声音僵直，竟是一个钉子碰了回去，“如果是‘未行’，就不会有眼前这么大的麻烦！‘斩监候’还是便宜他的，且莫说雍正、乾隆年间，只怕先帝在日，他都逃不掉‘斩立决’的罪。”

        慈安太后默然。过了一会便站起身来，说一声：“传轿！”

        连慈禧太后的病情都未问，就回自己宫里去了。

        象这样怫然而去的情形，是极少有的，慈禧太后自也不免失悔。

        然而那只是出自良知的刹那间事，一转眼看到厚厚的一叠奏折，不由得便把这两三个月来，操劳国事所感到的种种焦急、气愤、忧愁、深夜不寐、彷徨无计的苦楚，都想了起来，觉得自己就算言语失检，慈安太后也应该体谅，何苦如此认真？她不体谅有病的人肝火旺，莫非有病的人，例该受委屈？

        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胸膈之间象有个痞块往来冲突，五中焦躁，怎么样也咽不下那口怨气。

        “哼！”她冷笑着，“居然给脸子我看！”

        听语气不象自言自语，李莲英便需答话，他趴下来磕一个头：“奴才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什么话？”慈禧太后警告似地说：“你可别也来气我！”

        “不怪主子生气，奴才也不服。不过，话说回来，谁也没法儿替主子分劳分忧，国家大事，全靠主子操心，千不念，万不念，只念着天下少不得主子。”李莲英又磕一个头：“奴才嘴笨，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

        他虽说不出来，慈禧太后却懂他的意思，毕竟还有个人了解自己的甘苦！这样想着，心里好过了些，对李莲英当然也格外另眼相看了。

        “主子圣体欠安，别人不知道，奴才知道主子的病是怎么来的。饶是这么费心费力，还受人的气，奴才替主子……。”

        说到最后，竟是哽咽着无以毕其词。慈禧太后一惊，急急问道：“你是怎么啦？”

        “奴才，奴才想想，替主子委屈。”

        李莲英居然泪流满面。慈禧太后感动得不得了，又难过，又高兴，又惊异，竟是这样子忠心耿耿，实在难得。

        “你用不着替我委屈。”她点点头说，“你有这点孝心，不枉我看重你。俗语说得好，‘不要气，只要记’，你也记着今天这一段，大家走着瞧吧！起来，拿药我吃！”

        慈禧太后一直不大肯服药，此刻不待相劝，自动要药来服，似乎全是看在他的“孝心”上面。李莲英自然奉命唯谨，赶紧站起身来，从条案上的银盒子里，取出一包由太医院特地配制，平肝清火的丸药，打开来放在托盘里，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不知是药的功效，还是由于李莲英的孝心，慈禧太后觉得比刚才舒服得多，精神一振，便又说道：“看看还有几条，把它念完了。”

        李莲英很知道分寸，这些大事上，他不敢劝慈禧太后节劳，要避干预政事的嫌疑，于是仔细看了看答道：“还有两条。”

        接着，便不疾不徐地念道：

        “此次开办东北两路边防，需费浩繁，现在部库支绌，必须先时措置，以备不虞。着户部通盘筹划，先将各省丁、漕、盐、关，实力整顿，并将厘金、洋药税等项，责成督抚，力除中饱，毋任有滥支侵蚀情弊，俾资应用。惟边防刻即举办，需饷甚急，着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

        念到这里，慈禧太后突然打断：“慢着！”

        于是李莲英住口无声，很小心地抬眼偷觑，只见慈禧太后凝视着空中，却不是空中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迷惘的眼神，不知是悲伤还是怅惘？只看得出她是在尽力搜索着记忆，睫毛眨动得越来越快，双眉越拧越紧，是很吃力的神气。

        终于眉目舒展了，视线落下来看到李莲英谨慎而关切的神色，她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想起来了！皇帝亲政的第一天，军机跟他回奏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存四成洋税’。一晃儿七年了。唉！”她叹口气又问：“今儿几时？”

        “昨儿‘燕九节’，今儿正月二十。”

        “皇帝是那年正月二十六亲政。差六天，整整七年。”

        原来她口中的皇帝，不是指此刻沉睡在长春宫寝殿中的小皇帝，是指出“天花”宾天的先帝。李莲英很奇怪，慈禧太后念及独子，似乎感慨多于悲悼。这仿佛证实了沈兰玉他们平日闲谈中所透露的，当年母子感情不和的传说，因此他不敢多说，只这样答道：“奴才进宫晚，没有赶上同治爷在的日子。”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似乎不愿再提先帝，接着又说一声：“往下念吧！”

        李莲英答应一声，找着成段落之处念起：

        “惟边防刻即举办，需饷甚急，拟着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酌拨巨款，以应急需；一面按年指拨各省有着的项，俾无缺误。其西征专饷，津防水陆各军，北洋海防经费，及淮军专饷，拟着户部分饬各省关，按年全数解足。东三省练饷、协饷，各省关未能解足者，亦着勒限解清。”

        念完了这一条，要等慈禧太后考虑，李莲英起身替她换了热茶。她捧着茶杯出了半天的神，忽然问道：“在山西办赈的阎侍郎，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

        这是指工部侍郎阎敬铭。李莲英常为慈禧太后读奏折，山西大旱的赈务及善后事宜，常由巡抚曾国荃与阎敬铭会衔出奏，他如果说不知道，就是欺罔，李莲英便答一声：“是！”

        “你听说了没有，他在山西怎么样？”

        李莲英略想一想答道：“奴才有亲戚从山西逃荒来的，多说朝廷派阎侍郎办赈，就是天大的恩典。阎侍郎办事很认真。”

        “嗯，嗯！”慈禧太后没有再往下说，李莲英却有些猜到了，正在谈筹饷，忽然提到阎敬铭，看来是要将他调到户部来办事。

        由于奏折太多，慈禧太后昨夜不免过劳，这天起身，精神委顿，视朝比平日晚了许多。因此，恭王和军机大臣，都在养心殿廊下待命，小声谈着她的病情，忧心忡忡地怕她累出一场大病来。

        “说实在的，西圣真该好好息一阵子。不过，这话不便进谏。”

        “请福晋进宫的时候，不妨劝一劝。”宝鋆提议。

        恭王点点头，正要想说什么，听有太监传呼之声，知道西宫太后出临，便住了口，静待“叫起”。

        等两宫太后坐着软轿驾到，恭王领头站班迎接，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看慈禧太后的颜色，但见她脸黄黄地，又干又瘦，一双眼中显露出无限的疲惫，不住用手绢捂着嘴干咳，那副病容，已不是珠翠脂粉所能掩饰的了。

        她自己亦不讳言，等跪安已毕，首先就说：“我身子很不好！怕有一场大病。”

        “近来天时不正，请圣母皇太后多加颐养。”恭王这句话空泛之极，自觉毫无意味，但不这么说又怎么说？踌躇了一下，加上一句：“臣等奉职无状，上劳圣虑，真正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

        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咳嗽不止，脸都胀红了。殿上不准有太监、宫女伺候，恭王等人又无能为力，只能瞪着眼着急，于是只好慈安太后来照料，替她捶背，又拿茶碗送到她唇边，乱了好一阵，才能安静下来。

        “唉！”慈禧太后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筹议边防的折子，我都看了。曾纪泽由英国到俄国，得要些日子，到了能不能马上开议？开了议，会不会有结果？都难说得很。夜长梦多，实在教人不放心。”

        “眼前总还不要紧。”恭王答说，“俄国就是有心挑衅，它那里调兵遣将，也得有些日子。臣已叫总理衙门，多订各地方的新闻纸，如果俄国有什么动静，新闻纸上一定有消息。目下还看不出什么。”

        “它要调兵遣将，自然是在暗中行事。就算它没有动静，我们也不能不防。”

        “是！臣等仰体圣意，自然要作备战求和的布置。”恭王又说，“连年西征，海防经费，未免不足。能够不决裂最好，不然……。”

        “不然怎么样？”慈禧太后毫不放松地追问，“不然，就看着俄国兵打过来？”

        这是碰了个钉子。但恭王不能因此就不说话，“那自然没有这个道理。臣是说，能够求全，暂时不妨委屈。真的要开仗，”他很吃力地说，“也只有全力周旋。”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问道：“李鸿章怎么说？北洋海口，他有没有守得住的把握？”

        “北洋海口，关乎京师安危，李鸿章当然要出死力把守。他筹防已有多年，战舰炮台，大致有了个规模。臣前天接到李鸿章来信，预备在烟台、大连湾布防。奉天营口，亦是北洋的范围，自然也要责成李鸿章统筹兼顾。不过，水师究嫌不足，只有着力整顿步兵，刘铭传是淮军宿将，要不要调到天津来，等李鸿章奏明了，等再请旨办理。”

        “北洋有李鸿章，西路有左宗棠，大致可以放心。”慈禧太后说，“我不放心的是东三省，听说俄国人在海参崴地方，很费了些经营，那一带要不要添兵添将，能有什么得力的人派过去，你们复奏的折子上，怎么不提？”

        “用人大政，臣等未敢擅拟，原打算面奏取旨办理。”

        恭王这几句话，答得很得体，“未敢擅拟”的说法，倒也不是故作恭顺，取悦太后，确是有不便事先形诸笔墨的窒碍，因为布置边防的用人，关系军情，宜乎慎密。同时有些宿将，解甲归田以后，大起园林，广置姬妾，正在享福，能不能再用，肯不肯复出，在在都成疑问，亦不便贸然建议复召。

        这些情形由恭王回奏明白，慈禧太后的肝火便平服了，于是根据复奏的八条，一项一项细细核议。议到传午膳的时候，还只议了一半，暂时休息。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传膳，同时吩咐撤御膳赏恭王和军机大臣，传谕就在养心殿的梅坞食用。

        膳罢复议，慈禧太后的神情越发委顿，不过这是少有的大事，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强打精神议完，却还不能回寝宫休息，得要等着看军机承旨所拟的上谕。

        于是，军机章京全体动手，分头拟旨，一道明发、十几道廷寄。其中“筹备边防事宜”一事，析而为八，开头都用“此次俄国与崇厚所议条约”这句话领起，以下的措词，各不相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朝廷柱石”，对他们无机密可言，所以将朝廷的本意，坦率相告，条约因为“多所要求，万难允准，虽已另派曾纪泽往议，而该国心怀叵测，诡谲多端，不可不先事防范，用折狡谋。”此外就不便让他们与闻大计庙算了。或者说俄国”难保不滋生事端”，或者说“边备自不容缓”，饬令着意整顿防务，并不曾透露不惜一战的决心。

        先是这八道廷寄，多则千言，少亦有五六百字，连拟带抄，加上沈桂芬、王文韶的帮忙，也费了一个多时辰，才得妥帖，送给恭王核看。

        “我不必再看。宫门快下钥了，赶紧送上去吧！”

        送到两宫太后那里，慈禧太后不能不细看，一面看，一面还得为慈安太后解说。廷寄第一道是给李鸿章的，畀以保卫京畿，巩固北洋门户的重任，一切布置，限期一个月奏报。

        第二道是给左宗棠的，以新疆南北两路的边防，责成他通盘筹划。第三道须分缮八通，分别寄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黄河以南各省督抚，以及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等人，加强南洋防务及江防，简练陆军，以辅水师。第四道寄山西巡抚曾国荃，调驻扎山西的刘连捷一军，移防绥远。第五道寄河南巡抚涂宗瀛，调驻扎河南的宋庆一军，移师关外，驻守奉天、营口等处。第六道分寄乌里雅苏台将军、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库伦办事大臣等等满蒙旗将，加强辖区边防，认真操练，兴办屯垦。第七道分寄各省，整顿地丁、漕粮、盐课、关税，充裕饷源，同时严饬将应解款项，限期解清。

        最后一道是指示东三省的防务。龙兴之地，特关紧要，这道廷寄对吉林将军铭安的指示，特别详细。而吴大澂以三品卿衔，赴吉林为铭安帮办军务，在李鸿藻保荐给恭王，刚才面奏奉准以后，此刻亦叙入寄铭安的廷寄之中。

        除了吴大澂以外，慈禧太后很重视鲍超。从多隆河一役，刘铭传恩将仇报，冒功而诬控友军“失期”，害得鲍超忧愤攻心，旧创大发，这几年一直在他老家夔州新起的大宅中休养。慈禧太后和恭王都知道他的委屈，怕他前嫌未释，不肯出山，所以在寄给四川总督丁宝桢，“传旨饬令来京陛见”的廷寄中，特别写明：“现在时事艰难，需才孔亟，务当懔遵谕旨，迅速来京，不准推诿迟延。”

        此外还有一道很重要的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保荐人才，以备任使。惟恐奇材异能之士，伏处尚多，该督抚等，闻见难周，尚未尽登荐牍，必须周咨博访，以广搜罗。着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将军督抚，暨曾任统兵大臣彭玉麟、杨岳斌，加意访求，其有器识闳远，通达治体；为守兼优，长于吏事，以及才略过人，足任将帅：骁勇善战，足备偏裨；熟悉中外交涉事宜，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善制船械，精通算学，足供器使；并谙练水师事宜者，无论文武两途，已仕未仕，均着各举所知，出具切实考语，秉公保荐。不得徒采虚名，滥竽充数，亦不得以无人可保，一奏塞责，庶几人材辈出，缓急可资，以副朝廷延揽人才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这道上谕充满了“闻鼙鼓而思将士”的意味，征召鲍超，便是明证。加以筹议边防的八道廷寄，内容不免泄露，因此人心振奋，都在谈论，这一次“非跟老毛子好好干一场不可了”！

        当然，最起劲的是张之洞、张佩纶这班人，不独吴大澂的被重用，足为清流张目，更重要的是，主战的政见占了上风，李鸿藻一出，声势不凡，将沈桂芬压得黯然无光。沈桂芬确是憔悴了。李鸿藻的“威风”，固然使得气量褊狭的“吴江相国”，寝食难安，然而亦不尽出于私心。练兵筹饷，广罗人才，这样大张旗鼓的搞法，在他看来，是祸非福，总有一天弄得决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主战派正在锋头上，清流的嚣张，犹在其次，慈禧太后力主备战，不信能够和平了结的态度，才是他最感到焦灼的。

        “上头为什么如此强硬。”他困惑地问宝鋆，“莫非真是肝火旺的缘故？”

        “肝火旺也还罢了，还有人在火上加油，才是最不可解之事！”

        “谁啊？”沈桂芬问：“是五爷跟七爷？”

        “五爷的话，上头未见得听，七爷的话，也得先看看对不对？再作道理。只有一个人的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那是谁？”

        “你想呢？”宝鋆反问一句，“谁还能三天两头，奉召进宫？”

        沈桂芬明白了，指的是荣禄。

        荣禄虽在上年十一月间，因为腰伤复发，不耐劳剧，解除了步军统领的职司，而宠信未衰。如今李鸿藻复出，表里相济，使得沈桂芬更感威胁。眼前固然还有件关于荣禄的案子在兵部，只是要想在这上面做篇文章，搞他个难堪，却还不容易，只有隐忍着，等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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