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容易！”陈夔龙的方法说穿了无足为奇，只要庆王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在告知到京与各国公使洽谈的经过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国政府自动严惩祸首的意向，就一定会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议。

        其实，不必庆王电告，李鸿章已经有了这样的建议，而惩凶不过是他进京议和的条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鸿章到达上海，虽托病不愿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动，一方面探测各国的意向，一方面直接与驻德的吕海寰、驻俄的杨儒等“星使”，电报往来，力谋疏解。李鸿章自恃与俄国的关系很深，又看俄国正进兵东三省，在关内的商务、侨民方面的利害关系不深，所以定下一个在东三省让步，换取俄国在北京自动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国，照样办理。这一策略在李鸿章看，是议和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眉目，他觉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来，随着俄国军队陷瑷珲、取营口、攻入黑龙江省城，李鸿章换取俄国在关内让步的策略，亦渐次实现。俄国不但承诺，愿将军队、公使、侨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鸿章的请托，代为劝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军。到了这个地步，李鸿章才开始考虑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鸿章单独电奏，请惩办祸首以外，又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合奏，说俄国表示善意，应该致谢。同时建议责成直隶总督剿匪；派奕劻、荣禄进京会议；下罪己诏；最后转述日军方面希望，请两宫回京。

        罪己诏是早就下过了，是王文韶的手笔，皇帝自责并责臣下之外，并无一语归咎于慈禧太后及亲贵。自行剿匪一节，亦可照办，已责成护理直隶总督的藩司廷雍，认真办理。此外各节，“亦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这是暗示，惩凶一节的时机尚未成熟。李鸿章当然亦能谅解，两宫还在道路流离之中，何能办此大事？起码亦要到了太原，让“行在”有了朝廷的样子，才谈得到追究责任，整饬纪纲。如今有此表示，便见诚意，所以李鸿章决定过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动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国军队负责，而就在这半个月中，东三省的俄军又攻陷了吉林省城与奉天的牛庄。黑龙江将军，早在八月初俄军攻入齐齐哈尔时，便已自杀。这些情形，刚到太原的两宫，毫无所闻，李鸿章虽然知道，却紧闭着嘴，不敢作声。

        在京城里，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国公使与联军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反而越来越强硬，并且众口一词，说慈禧太后与皇帝应该早早回銮，对和议有益。

        “这是什么意思？”慈禧太后问王文韶：“各国军队都还占着京城，怎么能回銮？”

        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国的用意，还是装糊涂？反正他觉得这是万不能说破的一件事。两宫回京，各国便可以请求觐见皇帝为名，迫使慈禧太后归政，这在德国外交部对吕海寰的谈话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德国外交部表示，议和固以惩凶为前提，还要看两宫的大权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则所派的议和代表，德国不能承认。这看起来象是怀疑两宫已为载漪等人所挟持，身不由主，而实际上是指皇帝的大权，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尽管庆王、李鸿章、各省督抚，甚至昆冈等留京办事大臣，纷纷吁请回銮，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谈，便是以京师“城门街道，此时仍由洋兵看管”为理由，认为“遽请回銮，于事体未为妥协”。

        见此光景，李鸿章知道回銮一事，不必再谈，可是惩处祸首，却必须做到。所以在天津发了一道电奏：“请致谢俄国，优恤德使，惩处祸首，冀早开议停战。”

        于是闰八月初二，太原发了三道上谕，两道明发，一道是：“德国驻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协，朕追念之余，倍更轸悼。着赐祭一坛，派大学士昆冈，即日前往奠醊。灵柩回国时，并着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着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瞩目的“惩处祸首”。说中外开衅，变出非常，实非朝廷本意。致祸之由，“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

        被处的一共九个人。领头的是庄亲王载勋，其次是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滢、载濂，这四个作一起，“均着革去爵职。”

        下来是端郡王载漪，特加“从宽”字样，处分一共三项：

        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停俸。

        再轻一等的是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最后是刚毅与赵舒翘，交吏部议处。

        另外一道廷寄，专为答复李鸿章：“所奏各节，本日均已照办，分别降旨。该大学士接奉此旨，着即日进京开议，勿再迟延。”可是李鸿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即将抵达，李鸿章在德国跟他见过，虽无深交，总有见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着，想先尽一尽地主之谊。

        其次，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接直隶总督的任，先将兵权抓在手里再说。

        瓦德西是闰八月初四到天津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将，是个尚未结婚的老光棍，当过德国的总参谋长，具备做首相的资格，而且跟李鸿章一样，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当然决不可能先去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维持个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门求教。因此，只是侧面设法，托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鸿章一晤。谁知瓦德西个性严峻，而且东来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须以严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无望，李鸿章只好打点进京。闰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贤良寺为公馆，跟庆王见过面，随即传见总税务司赫德，由他陪着，遍访各国公使。回到行辕，随即发了一个电报，请将招致大乱的诸王大臣，从严治罪，不可随往行在。电奏中明白指出，这是各国公使一致的意见，倘不见听，不独和议难开，联军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时两宫行驾，已过山西闻喜，将抵临晋。随扈的军机大臣中，刚毅自知是罪魁祸首，忧悔交加，复以旅途劳顿，已染病在身。前几天接到京里的电报，说各国公使对原在保定，奉派参与和议的荣禄，因为围攻使馆的武卫军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护”，等于拒绝他进京。待荣禄尚且如此，对祸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几分。

        如今李鸿章的电报，成了刚毅的催命符，在闻喜病势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养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鸟镇，已经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闰八月二十五，一命呜呼。

        就在这一天，两宫渡过风陵渡，进了潼关。慈禧太后将庄王载勋留在河东蒲州，端王载漪留在潼关，不准随往西安。同时电知奕劻及李鸿章，对肇祸王大臣应如何加重处分，不妨密拟具奏，以凭定夺。

        也就是在这一天，保定为法英德意联军所占领，设立联军公所，组织军法处，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候补道谭文焕，审问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杀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员被捕，而且联军有进窥山西的模样。已经到达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惩祸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较明快的处置，麻烦将会层出不穷。果然，九月十八日得报，廷雍、奎恒、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枪决，谭文焕移解天津，枭首示众六天，沈家本则犹被拘禁在本衙门派兵看守。这已觉胆战心惊，第二天李鸿章来了一个电报，就更可怕了。

        原来在义和团最猖獗时，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坟墓，都被盗毁，瓦德西为了报复，更为了威胁，特为派兵到易州，将有不利于西陵的举动。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宁山，总名西陵。这样处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严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还想庇护懿亲，雍正、嘉庆、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后的惨祸。

        慈禧太后再有担当，也承受不起这个“不自殒灭，祸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扰易州的西陵，就能扰遵化昌瑞山的东陵，那一来就更严重了！世祖孝陵、圣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万银子修建的万年吉壤，亦在定陵之东的普陀峪，若为洋人侵扰，坏了风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电奕劻、李鸿章，向“德国在京使臣，切实诘问”，一面不能不考虑加重祸首的处分。及至李鸿章的“洋兵趋向进止，均由德瓦帅调遣，瓦德西擅居仪銮殿，坚不接晤，无从共商”的复奏一到，随即便有一道“肇祸诸臣，前经降旨，分别惩处。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生民涂炭，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治，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的上谕发布。

        这第二次惩处祸首，首当其冲的是载漪，与载勋同科，革爵，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怡亲王溥静及老恭王的次子贝勒载滢，亦交宗人府圈禁，载漪的胞兄载濂，着令“闭门思过”，是软禁在家。

        相形之下，载澜就便宜得多了，处分是“停公俸，降一级调用”。这因为他在八月初被派为御前大臣，军机既不能不卖个情面，慈禧太后亦觉得他还有可供驱遣之处，特意加恩。

        至于亲贵之外，英年的处分最轻，降二级调用；毓贤的处分最重，“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因为他“在山西巡抚任内纵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之故。本来，刚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议，赵舒翘倒是颇得慈禧太后谅解的，落得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仍旧当他的军机大臣。

        上谕最后，还有一段声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说：“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大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惩办，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海内外所共谅也。”

        这话是说给洋人听的，特别是希望瓦德西能听得进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 ※ ※

        李鸿章终于跟瓦德西见了面。他在电奏中所说的“坚不接晤”，并非事实，事实是李鸿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宫外见面，而瓦德西则坚持在仪銮殿相会不可。

        看看无法坚持，李鸿章只得委屈，以期打开僵局。事先以书面联络，约定九月二十四会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鸿章由副都统荫昌陪同，坐轿到了西苑门。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阁南，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仪銮殿，还有好长一段路，而李鸿章坚持下轿步行，从人纷纷相劝，置之不顾，他说：“纵或乘舆在外，体制不可不顾。”

        走到仪銮殿，花了将近三刻钟，气喘吁吁，面无人色。不过，瓦德西倒很客气，仪队从东向的宝光门摆起，一直排到南向的景福门，瓦德西在来薰门外迎接，进了门，就是仪銮殿，延入东面的多福斋见礼。

        他们是在德国京城的旧识，透过荫昌的翻译，有长长一段的寒暄，李鸿章问到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德皇与皇后，伦洛熙王爵，现任的首相褒洛夫伯爵，以及瓦德西的老师，德国名将毛奇的后人。然后又问瓦德西本人及他的僚属，最后的话题一转，问起联军的动向。

        “我听说联军打算开到张家口？”李鸿章问。

        “不！”瓦德西答说：“不过长城为止。听说那里有许多中国军队。”

        “如果有，也只是为了弹压地方。”

        “保定府亦有许多中国官军。不幸地，这些军队并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鸿章针锋相对地答说：“亦并不与西洋人为难。”

        “中国官军没有纪律的很多，北方的民众都不能原谅他们。”

        “我想，这是道路流言，并不确实。”

        “如果贵大臣能够担保，中国官军不与联军冲突，我一定不会再派兵到各处。”

        李鸿章乘机说道：“联军现在究竟占据了那些地方，我还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必须先知道联军所占的地方，才可以约束官兵注意避免冲突。瓦德西当即表示，愿意送李鸿章一张记明联军屯驻地点的地图。

        然后，瓦德西问起两宫的消息，又问如何通电。李鸿章告诉他说：“由北京到上海，转汉口到西安。”

        “贵国皇太后、皇帝，应该早日回京为宜。”

        “是的。贵国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劝。不过，”李鸿章答说：“皇上有点胆怯。”

        刚谈到这里，庆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见面，便由李鸿章引见。握手以后，庆王开口先说：“我想跟贵统帅缔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着庆王大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相共游宴的情形，适与李鸿章大谈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岂知瓦德西老练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连李鸿章要求发一张与中国官军联络，通过联军防区的护照，都不能同意。庆王与李鸿章此来，除了一张联军占领区的地图以外，一无所获。

        李鸿章的烦恼犹不止此，他还怀着一个鬼胎。东三省的局势，越来越糟，这个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势，一旦败露，即令不至于成为张荫桓第二，首领不保，但身败名裂，是可以预见的。

        原来甲午战后，朝中重臣及有权的督抚，都主联俄拒日，于是光绪二十二年春天，李鸿章奉派以庆贺俄皇加冕专使的身分，带着大批随员与他的通洋文的长子李经方，到了彼得堡，签下一份“中俄密约”。李鸿章此行，踌躇满志，向人夸耀：“从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

        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变生肘腋，真可有覆国之祸。因此，西安行在从慈禧太后到刚抵达的荣禄无不忧心忡忡。

        不但李鸿章与奕劻，根据各国公使的意见，电奏朝廷，认董福祥是主要的祸首，而且隐约谏劝，不可容荣禄袒护其人，而且刘坤一、张之洞亦一再有电报到西安，说是英法外交官先后表示，毓贤、董福祥必置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时不能严惩，务必设法夺去他的兵权，撵得远远地，方能释各国之疑。

        正当朝廷疑难焦忧之际，李鸿章又有奏报，说各国已“另备哀的美敦照书，祸将莫测”。同时又密电荣禄，说京中谣言，刘坤一、张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举，将引起各国极大的反感，和议根本无望。

        于是在荣禄主持之下，发了两道密电：一道是辟谣，亦即等于提供保证，刘、张二人，决不会调动，另外一道，说是“毓贤将置重典”，不过“懿亲不得加刑”，是拿毓贤来换载漪等人的命。至于董福祥，当然只有缓缓图之。

        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终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着带领亲军数营，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这样处置董福祥，对各国公使总算有了交代。同时和约的草案大纲，亦由各国磋商定案，通知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准备开议，附带有一番声明。

        声明中说，各国明知条款苛刻，但亦是中国政府咎由自取。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不可有一字之驳。如果愿意接受，则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算结束，军费的赔偿，亦以此日为止截之期而结算。否则，各国联军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有所行动，后果十分严重。

        这自然是恫吓，但不受就不能开议。所以奕劻、李鸿章密电行在备案。定于十一月初一在西班牙公使馆开议。

        事先，西班牙公使有一个照会，以“廨宇狭隘，座位无多”为理由，限制中国方面的“来宾”，不得超过十个人。两全权大臣及英、法、德、日、俄五名翻译以外，另外只能带三个随员。奕劻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只带两个人，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户部侍郎那桐。

        到了那一天，贤良寺传出活来，李鸿章病势加重，不能出席和议。延期势不可能，只好由奕劻带着陈夔龙、那桐赴会。宾主相向一揖，亦无寒暄，随即由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朗诵和约大纲，一共是十二条：

        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

        二、严惩祸首，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

        三、戕害日本书记生事，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

        八、北京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

        九、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张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各国之谕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念完将文件交给庆王奕劻。念的是法语，文件亦是法文，奕劻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只这样答说：“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我立刻会电达西安行在，等奉到电旨，立即知照。”

        说完，将文件随手交给陈夔龙，然后拱拱手告辞。

        十一国公使只是站起身来，便算答礼，宾客辞出，连送都不送一送。奕劻的脸色当然就很难看了。

        “你看，端王迷信拳匪，闯这么一场大祸！”

        陈夔龙知道庆王有受辱之感，心想：这也未免太看不开，想不透了！城下之盟，受辱理所当然，如果受辱而不能负重，则为两失。应该劝劝他，不必生此闲气，养养精神在会议桌上极力一争，才是正经。

        念头还不曾转完，庆王又发话了：“我为国受辱，无话可说。你们俩赶紧回贤良寺，跟李中堂去报告，会衔的电奏，今天一定要发出。电稿不必送给我看了，发电以后，抄个稿子给我好了。”

        陈夔龙答应着，目送庆王上了轿，回头去找那桐，一见不觉吃惊！那桐面色发青，身子颤抖，颇有支持不住的样子。

        “琴轩！”他问：“你怎么了？”

        原来西班牙公使馆中，生得极旺的火炉，洋人本来穿得少，室内又照例卸去厚呢外套，炉火虽旺不碍。那桐穿的是大毛出锋的袍子，外罩貂褂，礼节所关，不能脱卸，以致为炉火逼得汗出如浆，出来朔风扑面，毛孔一闭，就此受病，已是寒热大作了。

        陈夔龙无奈，只能派人将那桐送回家，一个人到贤良寺去办事。接待的是他的会试同年，以道员而在李鸿章幕府的杨士骧。

        “中堂不能见客。”

        “那怎么办？”陈夔龙叫着杨士骧的别号说：“莲府，劳你驾，把和约大纲送进去，让中堂先过一过目，再请示方略。”

        “中堂这时候沉沉昏睡，就叫醒了，也未见得能看得下去。依我说，不如请你先拟个电稿，呈中堂阅定即发，来得便捷。”

        “兹事体大！”陈夔龙大感踌躇，“没有中堂的指示，我实在不便擅拟。”

        “事机迅急，间不容发，这个电报，今天不办，万难推到明天。老年兄，试问你不敢拟，还有谁敢拟？来，来，马上动手吧！”

        杨士骧亲自为他照料笔砚，铺纸磨墨，硬捺着他在书桌前面坐下，陈夔龙握笔在手，久久不能着一字。

        其实，李鸿章之不愿陪奕劻一起到西班牙公使馆，以及此刻之不愿见陈夔龙，都是有意做作，为的是和议成后，必受清议攻击，甚至朝廷过河拔桥，反而有所追究，那时便好以病势正剧，思虑难免不周，作个卸责的余地。此时见陈夔龙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于是李鸿章命他的幼子李经迈出来说：“家君昨天说过，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笔。”

        陈夔龙的疑难立解。不用重笔，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许，便即笑道：“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能压倒一切！”

        于是，陈夔龙以“西安军机处”开头，先叙奕劻与十一国公使会晤的经过，次录和约大纲华文全文十二款，最后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并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的话，所以秦请允准和约大纲，就从这段话上发端，“请出宗庙社稷”，说是：“臣等查条款末段所称，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惟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复电是“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过其中利害轻重，仍责望奕劻、李鸿章“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看语气是完全照准了。

        谁知西安将和约大纲十二条分电重要督抚以后，张之洞接二连三提出意见，首先指出第五款内“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则永无御侮之具，各省的制造局及枪炮局亦必无事可办，均须停闭，所以这一句必须删去。

        第二个电报是对第七、八、九三款有异议，认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则“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变成门户之防全撤，不容自卫，是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平允。”须两全权大臣，“于此节务商善法”。

        再有一个电报，说条款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这段话中的“遵奉内廷谕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此事“万分紧要”。

        紧接着又来了第四个电报，说第二款内，“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重轻办理，若不划清界限，后患无穷”，应将此二字删去。

        这四个电报中的建议，朝廷无不照转两全权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谕旨”，很明显地是为了保护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纵容义和团的责任，朝廷更为认真，责成奕劻、李鸿章“据此力为辩论，总以删除为妥！”

        在李鸿章看，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体谅当事者处境的艰难，只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词，形成掣肘，可恶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鸿章，亲自口授复奏，将张之洞痛驳了一顿。幕府中录稿呈阅，李鸿章的余怒不已，提笔加了几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绪六年庚辰，这一年慈禧太后为了守午门的护军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监，闹出轩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杀护军不可，后来是“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箴主稿，与张之洞联名奏谏，居然为慈禧太后所嘉纳。张之洞亦由此得承帘卷，而有今日。

        所以李鸿章亲笔所添的这几句话，不止于渺视后生之意，亦是在讽刺张之洞只善于以文字逢迎。当然，“局外论事易”

        五个字，亦隐隐然有指责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内。

        ※ ※ ※

        尽管朝廷常有严旨，督促尽力补救，但和约大纲既经允准，则和局必不致决裂，是李鸿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国公使鉴于中国政府已有初步的诚意表现，敌视的态度亦大见缓和，贤良寺渐渐热闹，有李鸿章当日在京，经常与外宾酬酢往还的盛况了。

        这天两国公使同时相访。一个是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一个是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遇到这种情形，要分交情深浅，交情浅的比较客气，应该先见。小村寿太郎在甲午年间曾署理公使，与李鸿章是旧识，但这一次重新使华，还是头一回来拜访，似乎又不能不先见，但萨尔瓦葛是预先约好了的，如果先见日使，于理不合。左右为难之下，只有一法处置，同时接见。

        两国公使都是有所为而来的，但有事只可密谈，当着另一国的公使，彼此皆有顾忌，便只好谈些不着边际的外交词令了。

        不过，利害相同，立场一致的事，还是可以谈的。十二条和约大纲中，牵涉到实际利益的几款，各有各的想法，而严惩祸首这一款，众议佥同，因而成了此时的话题。

        “各国的意见，祸首的前三名是：载漪、董福祥、载勋。”萨尔瓦葛以一种困惑的神情说，“何以中国政府对这三个人，不下令处死？实在不能了解其中的道理。”

        “懿亲是不处死的。”李鸿章答说：“这在各君主国家亦不乏先例。”

        “那么，董福祥呢？”

        李鸿章笑笑答说：“小村先生对于中国的情形比较了解，想来同情中国政府的处境。能不能为中国政府作个解释？”

        “我刚到中国，对于义和团闹事，演变成这样严重的大祸，究竟原因何在，还未深入研究。至于董福祥，我对他略有所知。”小村寿太郎直接以英语向萨尔瓦葛说：“此人是个土匪将军。在中国西北一带，有相当的号召力，现在他手里还握有重兵，如果压力太大，他会起兵作乱。我以为各国对这一点，应该体谅中国政府的苦衷，不必过于坚持。”

        “这一层苦衷，当然可以谅解。不过，中国政府的借口似乎太多。”萨尔瓦葛紧接着问李鸿章：“我想问一个人。徐侍郎，亦就是现在为日本军队所拘禁的徐侍郎，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鸿章脱口相答。

        为什么不好呢？李鸿章有解释：七月初三杀许景澄、袁昶，是他监斩，七月十七杀徐用仪，也是他监斩。最可恶的是，徐承煜还曾逼他父亲自尽，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枭獍”。

        “还有一位，”小村寿太郎问说：“与徐侍郎一起被拘禁的启尚书，为人如何？”

        “他是大学士徐桐的门生，很得老师的赏识。为人如何，可想而知。不过，”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此人的私德还不差。”

        就因为这一句话，启秀得以暂脱缧绁。原来他以老母病殁，曾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请假十日治丧，未获允准。这件事是小村所知道的，此刻听了李鸿章的话，回去便通知山口，不妨准启秀的假。

        十日期满，启秀自行报到，言而有信，为日军另眼相看了。见此光景，徐承煜援例以为父治丧为名，请假十日。山口因为从小村口中已得知徐承煜是“枭獍”，断然拒绝，不管他如何“据理力争”，始终不考虑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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