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本来发配新疆，走到兰州，有朝旨追来，就地正法，派按察使何福堃监斩。藩司李廷萧本是山西调来的，此时署护陕甘总督的关防，心里在想，监斩应该派他而竟派了何福堃，必是因为他在山西承毓贤之命杀了许多西洋教士之故，看起来迟早不免！于是，跟英年一样，大年初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是吞金屑自杀的。

        毓贤从起解之时，便已有病，听说定了死罪，更是神智恍惚，奄奄一息，所以正月初四绑上法场，不似载勋那样死得生气勃勃。不过，一死之后，却传出两副自挽的对联，一副是：“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另一副是：“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有人说，这两副自挽联，文字虽浅，但怨而不怒，其鸣也哀，不似毓贤的为人，而气息仅属之际，亦未必能从容构思，应该是幕友所捉刀。

        ※ ※ ※

        给洋人的照会，说得明明白白，正月初三降旨，初六处决。英年自尽，载勋赐死，毓贤处斩，都有电报到京，但赵舒翘却无下文。

        初六那天，各国公使派人到贤良寺探问动静的，络绎不绝，李鸿章口头上答复：“遵旨处分，决无差错。”而心里却是不怎么宁帖，到得上灯时分，沉不住气了，发了个电报到西安，催问究竟。

        电报到西安，已在深夜，值班军机章京译好了送到在“满城”的荣禄公馆。听差接下，送入卧室，荣禄只问了一个事由，便即翻身向里。他就在等这么一个电报，因为他亦深知决不能失信于洋人，但慈禧太后犹有保全赵舒翘之意，不便固请。如今有了这一道赵舒翘的“催命符”，次日面奏，有词可借，他可以睡得着了。

        于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降旨赐赵舒翘自尽，派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限下午五点钟复命。

        岑春煊很机警，知道西安百姓对此事颇为不平，而赵舒翘在本乡本土，亲戚故旧很多，消息泄漏，一拥而至，即无麻烦，亦多纷扰。因而只带几名随从，骑着马到了赵家，进了大门，方始说破，是来宣旨。

        上谕是初三就下来的，赵舒翘早就知道了，原定初六惩办，而又迟了一日，在他看，更是慈禧太后有意加恩，不与他人同样办理的确证。因此，跪着听完上谕，赵舒翘问道：

        “还有后旨没有？”

        “没有！”

        “一定有的。”赵舒翘极有把握地说。

        岑春煊不便跟他争，也不便逼得太紧，只说：“展公，奉旨酉刻复命。”

        “我知道，我知道！不到中午就有后旨了。”

        向来召见军机，至迟上午十一点钟，“承旨”、“述旨”，差不多皆已妥帖。如有特赦的“后旨”，一定也是交代军机，“刀下留人”，迟不得半点，当然即时便有章京来送信，所以赵舒翘有那样乐观之语。

        岑春煊无话可说，只能在厅上坐等。赵家派了人到军机处去打听信息，中午回报，军机大臣已有两位回府了，并无特赦的后旨。

        “老爷，”赵夫人泪眼汪汪地说，“洋人逼着不肯饶，太后也教没法子！我们夫妇一场，一起死好了！一定再没有什么圣旨了。”

        赵舒翘只是皱着眉，一脸困惑的表情。见此光景，赵太太便取了一个金戒指，用剪刀剪成一丝一丝，拿个碟子盛了，另外倒一杯茶，一起捧到丈夫面前。

        赵舒翘紧闭着嘴不作声，好半天才拈了一撮，用茶吞下肚去，往软榻上一躺。这时室内虽只赵夫人一个人，室外却已围满了子媳家人，一个个眼中噙泪，默默注视。赵舒翘先是瞑目如死，不久，哼了一声，翻身坐了起来。

        “太太，”他说：“趁我还有一口气，我交代交代后事。”

        于是子孙一齐入室，跪在地上，听他的遗嘱。赵舒翘的壮硕是有名的，又当悲愤之时，嗓音更大，从他服官如何清正勤慎说起，滔滔不绝。讲了有个把钟头，亲戚来了。亲戚已经到得不少，岑春煊不放进来，及至越来越多，阻不胜阻，放进一个，其余的接踵而至，很快地挤满了上房。

        “这都是刚子良害我的！”赵舒翘向亲友说道：“我的命送在他手里，冤枉不冤枉？九十三岁的老娘，还要遭这么一件惨事，我真是死不瞑目！”说罢放声大哭。

        哭声响得在大厅上的岑春煊都听见了。先当是赵舒翘毕命，家人举哀，赶紧往里奔去，到得垂花门，才知道是赵舒翘自己的哭声，中气十足，怎么样也不能想象他是将死之人。

        看看复命的时刻将到，岑春煊不免烦躁，将赵府上一个管事的帐房找了来，沉着脸说道：“这是拖不过去的事！到底怎么样，请你进去问一声，如果不愿遵旨，索性明说，我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不愿遵旨”就是抗旨，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赵家帐房赶紧答说：“请岑大人不要误会，决不敢不遵旨。不过，岑大人明鉴，这件事实在很为难，已经吞了金屑了，只为敝东翁体气一向很强，一时还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是力量不够！你们要另外想法子啊！”

        “另外想什么法子呢？”

        “嘿！”岑春煊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一个人想活也许很难，要死还不容易吗？大烟、砒霜，那样不能致命？”

        “那，那就服大烟吧！”

        不知是分量不够，还是赵舒翘的秉赋过人，竟能抵抗烟毒？吞下两个烟泡，依然毫无影响。这时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到了，见此光景，便向岑春煊说道：“云翁，展如的情形你都看见了，罪非必死，情亦可矜，似乎也可以复命了。”

        “复命？”岑春煊大声问说：“人还没有死，我怎么复命？”

        薛允升默然。他原是一种含蓄的请托，希望岑春煊将赵舒翘吞金、服鸦片皆不能死的凄惨情形，据实奏闻，然后由朝廷据以跟洋人交涉，或许看在“人道”二字头上，可望贷赵一死。谁知岑春煊毫不理会，答得这样决绝，以薛允升的地位，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了。

        “也罢！”薛允升站起身来对赵家的人说：“服砒吧！”说完，掉头向外走去，不理岑春煊。

        砒霜不比鸦片那样方便，等弄来已晚上八点钟了。岑春煊在窗外监视着等赵舒翘服了下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开始呻吟了。这是毒性发作的初步，岑春煊不必再看，仍回大厅坐等。

        这时首府西安府知府胡延，得知巡抚至今不能复命，亦不愿接受赵家款待，一直枵腹坐等的消息，赶紧派人备了食盒来“办差”，岑春煊吃得一饱，问左右从人：“怎么样了？”

        “还没有咽气，只说胸口难过，要人替他揉。”

        “大概也快了！”胡延说道：“赵公身体太好，平时大家都羡慕，不想今天反受了身体好的累了。”

        岑春煊不答他的话，看一看表说：“九点钟！”

        复命的时限早就过了，岑春煊对赵家没有决绝的处置，深表不满。但以巡抚之尊，亦无法打什么官腔，发什么脾气，因为赵家上下都不理他，人来人往皆以仇视的眼光相看，若不知趣，很可能会吃眼前亏，唯有忍着一口气，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形，胡延当然不愿多作逗留，当他起身告辞时，岑春煊突然一把拉住他说：“胡老哥，你不忙走，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胡延无奈，站住脚说：“请大人吩咐！”

        “赵家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岑春煊放低了声音说，“钦限是酉刻，如今过了四个钟头了，到十一点子时，就是明天正月初八的日子了，复命迟几个钟头，犹有可说，迟一天，公事上就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胡延心想，要人性命的事，自己就有主意也不能出，免得一则造孽，二则结怨。因而很快地答说：“大人何不请幕友来商量？”

        “来不及了！而且也不便张扬。”岑春煊说：“我拜托贵府，回去以后马上找司狱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人死而无痕迹的好法子？问清楚了以后，赶紧派人来告诉我。”

        “是！”胡延答说：“我派司狱来，请大人当面问他。”

        “不！”岑春煊说：“你一定要问明白，如果他没办法，来亦无用。”

        “是了！我让司狱去问狱卒，问清楚了，让他当面来回禀大人。”

        “好！叫他穿便衣来。”

        胡延答应着走了。而岑春煊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十点多钟，在赵家门外看守的抚署亲军，领进来一个穿便衣的瘦小中年人，向岑春煊行了礼，说是胡延派来的，自报履历：“西安府司狱燕金台，河南陕州人，监生出身。”

        “胡知府跟你说了没有？”

        “说过了。”

        “你有法子没有？”岑春煊问。

        “有是有个法子，不过只听人这么说，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道灵不灵……。”

        “你不必表白！”岑春煊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你只说这是个什么法子好了。”

        “这个法子叫‘开加官’……。”

        法子很简单，一说就明白。燕金台的话刚完，自鸣钟噹噹地敲了起来。

        “十一点，是子时了！”岑春煊大声吩咐：“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了回来报告，赵舒翘依然未死，又哭又嚷，妻儿陪着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局？

        “这可不能再拖了！把赵家管事的人，请一个出来。”

        来接头的仍是那位帐房。岑春煊这一次的话很容易说，但也很厉害，他说他虽奉旨监视赵舒翘自尽，但也仅止于赵舒翘咽气之后看一看而已，决没有逼人去死的道理。如今已交正月初八子时，无法再等，只有据实复命，请他转告赵家。

        所谓“据实复命”，无非奏报赵舒翘应死而不死，既然“赐令自尽”办不到，那就只有“赐死”，换句话说，是由朝廷派人来杀赵舒翘！这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家属亦可能因此而获罪。赵家帐房识得其中的轻重，转而请教岑春煊，如何才可以使赵舒翘毕命？

        “没法子！”岑春煊指着燕金台说：“西安府的司狱老爷在这里，你自己跟他请教！”

        岑春煊这一手很不漂亮，燕金台深为不悦，但碍着他的官大，只好公开了“开加官”的方法。赵家帐房回进去细说缘由，赵夫人垂泪点头。可是，谁来动手，却又成了极大难题。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燕金台，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赵舒翘的大儿子出来下跪，恳求“成全”，燕金台方始很勉强地答应下来。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复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 ※ ※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 ※ ※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 ※ ※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黄、松”的烟泡，时隔十余分钟之久，方始张目开口。

        “也可以说得！”荣禄慢慢点着头，一脸筹思已熟的神情，“以你的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们就不便启齿。”

        吴永知道，这倒不是他怕碰钉子，是怕说了不见听，以后就不便再说了。如今照他的看法，自己不但可以说，而且说了会有效，不由得勇气大增。

        “不过，你措词要格外慎重，切戒鲁莽。”

        “是！”吴永加了一句：“当然不能当着皇上陈奏。”

        “那还用说吗？你好好用点心，奏准了，就是为国立了功，也帮了我们的忙。”

        荣禄的鼓励，自比张之洞的激劝更有力量，吴永从此一刻起，便以找寻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列为宫门伺候的第一件大事。

        这天上午是慈禧太后单独召见，问过一些琐碎的事务，吴永发觉她神气闲豫，颇有想聊聊闲天的意向，而左右恰好无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再不开口，等到何时？

        于是他定定神，尽力保持着从容的语气说：“臣此次从两湖回来，听到外面的舆论，似乎对于大阿哥，不免有闲话。”

        “喔，”慈禧太后略有诧异之色，“外面说点什么？跟大阿哥有什么关系？”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朝政毫无关连。”吴永将心口相商，不知琢磨了多少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不过大家的看法，以为这一次的事情，总由大阿哥而起，如今仍旧留在宫里，中外人民，不免胡乱揣测，就是在对外的交涉上，亦怕徒增妨碍。如果能够遣出宫外，则东西各国，必定称颂圣明，和约就容易就范了。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亦这么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多奏，只是事事要皇太后亲裁，太忙或者容易遗忘。只要一奏明了，皇太后定有下慰臣民、外安列邦的区处。”

        后面这段话，措词极其婉转，亦很象张之洞的口吻，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凝思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这件事，你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必提起！到了开封，我自有道理。”

        “是！”吴永恭恭敬敬地答应，心里在想，这张“无头状子”大概可以告准了。

        辞出宫来，又将奏对的经过回想了一遍，慈禧太后虽有谨守慎密之谕，但对荣禄，应是唯一的例外。于是，吴永即刻谒见，要求摒绝从人，将此事的结果，秘密相告。

        “很好！渔川，你这件事办得很妥当。”荣禄又似自问，又似征询地说：“该怎么酬庸呢？”

        “中堂栽培之日正长，”吴永客气地答说：“不必忙在一时。”

        荣禄不答，想了一会，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倒有一个道缺，地方远一点。好在上头一时也还不肯放你走，路远路近无所谓，你先占了这个缺，随后再想法子替你调。”

        这个缺是广东的雷琼道，韩文公流放之乡，海刚峰出生之地的中国版图中极南之区。不过，补缺的同时，另有一道上谕：“新任广东雷琼道吴永，着缓赴新任，监办回銮前站事宜，并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

        这一下很快地传了开来，吴永是皇太后面前，第一红人。包括孙宝琦等人在内，纷纷登门道贺，啧啧称羡，形于词色。

        而吴永却是苦在心里，知道以后做事做人更难了。

        本来由怀来到太原的宫门事务，都由吴永一手承办。所谓“宫门事务”，即是地方官及各省差官，有事向宫门接头时，由吴永居间联络折冲。他是地方官，深知个中苦况，所以持平办事，不让太监有凌逼勒索的情事。“宫门费”不丰不俭，按股匀分，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此番重掌前职，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自太原至西安，他的职司改归岑春煊接替。此人善于投机，猎官不择手段，是肯管李莲英叫“大叔”的人，当然不会放弃借花献佛，巴结近侍的机会，所以一反吴永所为。凡是各省解饷进贡的差官，岑春煊都出面替太监“讲斤头”，使费不足，多方挑剔，让人交不了差。每到一州县，第一件事就是谈“宫门费”，多则上万，少亦七八千。此外只要跟宫门打到交道，他一定代为需索。这一来，太监们自无不高兴，众口一词地说：

        “岑三儿够交情。”

        相形之下，吴永便招恨了，太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气量小的，所以当吴永初回行在，奉懿旨仍旧照料宫门时，便有个李莲英的亲信，专管各省贡品的太监赵小斋，当面向他诘责。

        “我们从前都蒙在鼓里，被你吴大老爷刻薄死了！还亏得岑三懂交情，肯帮忙，动是千儿八百的，作成我们吃口饱饭。横竖使的人家的钱，百姓头上搜括，来路容易，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掂斤播两的，区区几两银子，还要叫人请安谢赏，这不存心耍我们吗？”

        当时吴永知道此番归来，召见“过班”，必蒙外放实缺，照料宫门，是个短局，既然太监有此怨言，大可撒手不管。可是这一次明文奉了上谕，而且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不能不管宫门，也就不能不做恶人。而况如今的太监，居安而不思危，已恢复了在京的气焰，浑非去年流离道路，求一饱而不可得，所望不敢过奢的境况。吴永意料到以后的麻烦不但会多亦不会小。

        ※ ※ ※

        本来定期回銮的上谕一宣布，人心原已大定，但朝廷内部有异见，各省疆吏亦有难处，因而慈禧太后的心又活动了。

        朝廷中，军机大臣鹿传霖首建幸陕之策，至今亦仍不以亟亟乎回銮为然。因为他是同情旧党的，提起刚毅、赵舒翘，言下之意，总觉得他们死得可惜。

        有时酒后大言，鹿传霖说洋人如不肯就范，不妨再决雌雄。他的话谁也不会理他，但侧面主张两宫仍留西安，亦可以看出他始终有“固守关中，俟机东向出击”那种两千年前的兵略思想。

        在疆吏，主要的是怕期限太促，误了差使。第一个近在咫尺，接替岑春煊而为陕西巡抚的升允，上折奏报：“天时炎热，道路泥泞，请展缓行期。”

        其次是河南巡抚松寿上奏，说是今年夏天，积雨连旬，黄河大水泛滥，跸路多被冲毁，灵宝、阌乡一带为古函谷道，深沟一线之路，山洪暴注，尤为危险，至今泥深数尺，步步阻滞。此外巩县的行宫，亦由于洛水漫溢，工程有所损失，刻正设法赶修之中。同时又说，七月间的“秋老虎”很厉害，圣母高年，不宜跋涉。因而建议，将回銮之期改至中秋以后。

        这一次跸路所经，横贯河南全境，松寿的责任特重，他的话亦就格外有力量。不过展期启驾，虽成定局，却不便过早宣布，怕影响了沿路整修桥道的工程，更怕引起无谓的揣测。而揣测终于不免。

        流言纷纷，说来亦有道理。一说，慈禧太后怕回京以后，各国会提出酿成拳祸的首要责任，促请归政，所以不许皇帝回京。又一说，慈禧太后倒还坦然，是李莲英怕她失权就会失势，极力丛恿，暂留为佳。

        至于展期的次第，亦言之凿凿。说第一次改期在中秋以后，第二次改期在九月初三；第三次必以慈禧太后万寿为借口，改期十月半中旬，第四次则以时序入冬，不宜道路，改至明年春天，这样一改再改，结果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些流言，亦非全无根据。慈禧太后确有一个坚持不移的宗旨，洋兵不撤，决不回銮。而各国的意见恰好相反，要等两宫自西安启銮，方肯全撤。为此和约虽经定议，就为撤兵确期一节，所见相左，迟迟不能签订。

        ※ ※ ※

        费了好大的劲，拖到七月二十五终于在贤良寺订了和约。李鸿章抱病出席，与庆王奕劻占大餐桌的一面，正对面是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其余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十国公使，列坐三面。略一寒暄，由葛络干宣读条约全文，共计十二款：第一、对德谢罪；第二、惩办祸首；第三、对日谢罪；第四、于外国坟墓被掘处建碑；第五、禁止军火运入中国；第六、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第七、使馆驻军；第八、削平大沽炮台；第九、各国于北京、山海关间驻军；第十、张贴禁止仇外之上谕；第十一、修濬白河、黄浦江；第十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读完法文本，再由中国方面的随员宣读中文本，然后由奕劻与李鸿章先画押，是画的几十年不曾一用的“花押”。

        等各国公使依序签署完成，庆王奕劻虽觉心情沉重，但亦不无仔肩一卸的轻松之感，只有李鸿章，心事反而愈重！公约虽成，俄约棘手。公约未成之际，俄约犹可暂时搁置，如今则推无可推，拖无可拖，而且预料格尔斯等人的催逼，会日甚一日。八十老翁，竟陷于内外交迫，摆脱不能，动弹不得的困境，想起来真如一场噩梦，而且是不醒的噩梦。

        回到贤良寺，上上下下，一片沉默。李鸿章整夜失眠，长吁短叹，令人酸鼻，可是没有人敢劝他，也不知如何相劝？唯一敢在他面前发议论，谈得失的张佩纶，从发了辞差的电报，就请假回江宁了。此外，只有一个于式枚，比较起来，能够使李鸿章不至于因为肝火太旺而大发脾气，所以大家公推他去伺机劝慰。

        于式枚长于文笔，拙于言词，一清早见了李鸿章，只请个早安，竟别无话说。

        “庆邸怎么交代？”李鸿章问道：“画押一事，是否先发电报，请代奏？”

        “是的。已经发了，只说已画了押，不及他语。”

        “你看，是不是应该将这次议约的苦衷，详细奏报？”

        “看中堂的意思。”

        “我看一定要有此一奏。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心事如潮，反不知从何说起，你倒拟个稿子来看。”

        “是！”于式枚说：“请中堂列示要点。”

        李鸿章想了一下说：“前一阵子我听人说，军机上还有类似刚子良之流所发的论调。真正是国家的气数！中国元气大伤，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这一层意思，只有摆在最后说。”于式枚问：“前面呢？”

        “自然是谈和议之难，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于式枚点点头又问：“请从速回銮的话，要不要提？”

        “不必提了！既有明谕，不必饶舌。”

        于式枚很快地拟好奏稿。李鸿章看上面写的是：“查臣等上年奉命议和，始而各使竟将开议照会驳回，几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嗣于十一月初一日，始据送到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臣等虽经办送说帖，于各款应商之处，详细开说，而各使置若罔闻。且时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吓。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

        看完这一大段，李鸿章停了下来，沉吟着说：“‘笔秃唇焦’之下，应该有两句话，表示苦衷。”

        “是力不从心之意？”于式枚问。

        “不止于此！”李鸿章提起笔来，在“笔秃唇焦”下面，添上一小段：“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抚衷循省，负疚良深。”

        中间是叙议定以后，枝节丛生，种种委屈。最后，于式枚将李鸿章的话叙了进去：“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卒，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可或复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悽悽之愚，伏祈圣明垂察。”

        “没有能说得透彻。可也没有法子了！”李鸿章说：“拜发吧！”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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