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回任与江苏巡抚李鸿章特授为钦差大臣的上谕，专差递到周家口时，曾国藩正在下围棋，就在棋枰边上拆阅了廷寄，他不作一声，继续打棋上的一个“劫”。

        午饭后一局棋是曾国藩唯一的嗜好，心越烦棋下得越起劲，然而黑白之间并不能使他忘忧，拈子沉吟时，棋枰往往变成了地图。这一条“大龙”是运河、那一条“大龙”是黄河，而着着进逼，到处流窜的是捻军。他不善于下“杀棋”，从僧王殉难以后，他更体悟出知拙善守，稳定待时的道理，然而旁观者都不以为然，包括他一手提携，认为可付以衣钵、畀以重任的李鸿章在内。

        现在要让李鸿章来下这局棋了！他分辨不出自己的感觉，是忧是愤，是委屈还是寒心？自己也觉得三十多年持志养气，不该有这样的不平之情，然而他用尽克制的功夫，只能拿一个“挺”字诀来应付，却无论如何也不能释然于怀。

        “子密！”他下完了棋，问他的幕友钱应溥，“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从江宁动身跟李少荃说的话？”

        钱应溥自然记得，上年五月把两江总督的关防交给署理江督的李鸿章，登舟北上时，他曾说过，“决不回任！”为了表示决心，这年四月请彭玉麟派了船，把欧阳夫人送回湖南，而李鸿章也当仁不让，一心就等待真除。现在看样子有了变化，钱应溥不知如何回答？只含含糊糊地点一点头。

        “少荃来接我的钦差，我依然一本初衷。”曾国藩揸开五指当作一把梳子样，理着他的花白胡须，“钦差大臣的关防，明天就派人送到徐州交少荃收领，我呢，请你仍照原意，替我拟个折稿。”说着他把上谕递了过去。

        钱应溥不想他真的如此固执！以他的身体，实在应该回江宁，好好休养，但是拿这些话来劝是无用的，且先依他，回头大家商议了再说。

        “就这样措词，”曾国藩慢慢念道：“自度病体，不能胜两江总督之任，如果离营回署，又恐不免畏难取巧之讥。所以仍在军营照料一切，维系湘淮诸军军心，庶不乖古人鞠躬尽瘁之义。”

        “大帅！”钱应溥觉得有个说法，或者可以使他重作考虑，“钦差大臣的关防是交出去了，又不回任接督署的关防，以何作为号令？”

        “这话有理！”曾国藩想了想说：“有个权宜之计，先刻一颗木质关防，文曰：‘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行营关防’，等奉旨开了缺再截角缴销。”

        手中不能无印，事实上也只好如此。钱应溥拿着上谕悄悄去找曾纪鸿——曾国藩的第二个儿子，刚到营中来省亲，曾国藩原来打算第二年正月进京陛见，带着曾纪鸿一起北上。现在有了这道上谕，指明毋庸陛见，曾纪鸿因为免了老父一番长途跋涉，自然觉得欣慰。

        “二世兄，你慢高兴！老人家不肯回任，李少荃就来不了，事情会成僵局，麻烦大得很呢！”

        二十一岁的曾纪鸿楞住了，好半晌才说：“钱大哥，你知道的，老人家不准我们跟他谈公事。”

        “这不是公事！朝廷体恤大臣，处以善地，老人家是公忠体国，做后辈的应该有做后辈的想法。”

        曾纪鸿何尝不希望父亲回任？全家都是这样希望，他母亲甚至在筹划搬出督署以前，表示宁可住周家口，不必回湖南，用意就在一有回任的消息，便可半途折回。如今消息来了，岂可不苦劝一劝？

        于是两人商量着约齐了幕友，一起去见曾国藩。他人虽方正，却最喜谈天说笑话，所以饭后在他卧室或书房聚谈是常有的事。谈来谈去谈入正题，你一句他一句都是劝他打消原意的话，曾国藩方始明白，大家是有所为而来的，便静静地只是听着。

        反复譬解的道理都说完了，他才开口：“你们的话都有理，无奈不知我的苦心。决不回任的宗旨，是我深思熟虑所定下来的，今天我的心境如何且不说，执持原意，决不是负气。子密，我刚刚自己拟了一段话，你可以把它编排在奏稿里头。”

        说着，他从抽屉中取出一页纸来，交给钱应溥，大家围在一起看，只见他写的是：

        “若为将帅则辞之，若为封疆则就之，则是去危而就安，避难而就易。臣平日教训部曲，每以坚忍尽忠为法，以畏难取巧为戒；今因病离营，安居金陵衙署，涉迹取巧，与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清议之交讥，亦恐为部曲所窃笑！臣内度病体，外度大义，轻减事权则可，竟回本任则不可。”

        部曲是不会窃笑的，不论湘军还是淮军，谁不知道“大帅”的为人？至于清议交议，或恐不免，然则为来为去为的是他真道学的名声。曾纪鸿心想，义正辞严的话，正面来辩，徒劳无功，得要走一走偏锋。

        “爸爸！”他说：“儿子觉得‘每以坚忍尽忠为法’这句话，似乎还有斟酌的余地。”

        曾国藩最喜欢儿子跟他谈论文字学问，虽有辩驳，不以为忤。他的教子，亦是因人而施，老二纪鸿的格局不如老大纪泽宽宏，所以每每教他，作文“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才不至于束缚拘滞”。现在明明一段说理圆满的文章，却道有瑕疵可摘，这就是平地起楼台，“笔仗使得强”，正见得他已有进境，所以欣然问道：“如何欠斟酌，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说完，便是半望空中，慢捻胡须，大有侧耳细听的样子，这使得曾纪鸿倒有些紧张了，略想一想，大着胆说：“忧谗畏讥，似非‘坚忍’，而‘尽忠’亦不在不避艰危。朝廷为地择人，照儿子的看法，在后路筹饷，亦并不比在前方打仗容易。”

        曾国藩点着头笑了：“前面的意思还不错。可惜后面露了马脚。所以你须切记，”他正一正脸色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强以为知，立论就会站不住脚。你说朝廷为地择人，意思是要我回任去替李少荃筹饷，这就是你少不更事，说了外行话！李少荃用得着我替他去筹饷吗？”

        这句话一说，所有的幕友，都浮现了会心的微笑；最年轻的李鸿裔，说话比较率直，“大帅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他说，“不过大帅‘自愿以闲员留营效力’，李宫保怕不肯来！有位‘太上钦差太臣’在，如何办事？”

        “不错！这就是我的苦心。”曾国藩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去想一想我十一月初二的折子，是如何说法？就不难体会。照日子算，发这个回任上谕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我的折子，现在当然看到了，所以再辞一辞，大概天意可回！”

        这样一点穿，无不恍然大悟，也无不感动！十一月初二的那个奏折，主旨在申论“统兵大员，非身任督抚，有理财之权者，军饷必不能应手，士卒即难用命，”接着又说：行军太钝，精力日衰，等病体稍痊，“约腊尾春初入京陛见，”意思就是保李鸿章实授两江总督充任剿捻的钦差大臣——照此看来，八月间奏请“饬令李鸿章带两江总督关防出驻徐州，会办军务”，便是有意让他先成为“统兵大员”，好为以后建言作张本。

        “大帅！”李鸿裔激动地说，“这样子为李宫保绸缪周至，实在罕见！”

        “不然，不然。我是为大局着想。环顾海内，西北未必非左季高不可；东南却非李少荃不可。而要李少荃剿捻收功，自然要依他的盘算。有封信，你们都不曾看过，到今天非让你们看了，才知道其中的委曲关键。”

        曾国藩说完，自己亲手开了他那个存放密件的箱子，取出一封信来交给李鸿裔。信是李鸿章的，看日子是“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是一年以前，李鸿裔不看信，先定神想一想，那时候有什么大事？

        一想就想起来了，那时有一道密谕，派李鸿章带兵到河南洛阳一带，负责剿捻的西路军务，同时让曾国藩与李鸿章、吴棠“彼此函商”，同意不同意这样一个安排：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江宁藩司李宗羲署理漕督，两淮监运司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

        果然，李鸿章的信，就是谈的这件大事，他不等主持函商的曾国藩先征询，抢先表示了他的意见。信中一开头就说河洛一带是“必战之地”，一面要防备陕西的回乱蔓延，一面要剿治捻匪，非有重兵不可，因而向曾国藩提出第一个要求，“拟恳将刘省三、杨鼎勋两军给还。”刘省三——刘铭传是淮军第一员大将，杨鼎勋是四川人，原为他的同乡鲍超部下，以多战功为同事所妒，在鲍超面前进谗，被迫改投淮军。因为是客将，怕淮军轻视他，所以作战特别勇敢。李鸿章克复江苏，最得力的就是自洪杨军投诚，原隶湘军，由曾国藩遣去支援李鸿章的程学启和这个杨鼎勋，他的装备全是洋枪，在目前曾国藩所辖的剿捻各军中，强劲第一。

        然后是谈饷，“朝命吾师弟各当一路，兵与饷似于合办之中，略分界画，目前不致推诿，日后亦易报销。”李鸿章提出的办法是，安徽和江宁藩司所辖的江宁、淮安、徐州等地的收入归曾国藩，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和上海的关税收入归他。

        大营的幕友，把这封长达二十页的密信，传观到此处，无不悚然动容！李鸿章的聪明识时务，会做官、善经营，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他的勋业富贵，由曾国藩一手所提拔调护，因而认为他逢人必提“老师”的尊师一念，出于至诚，亦决无可疑。谁知如今才发见他对“老师”的面目是如此狞厉！既要精兵良将，又要膏腴饷源，倘使照他所说，“老师”在周家口就只好象“空城计”中的武侯，抚琴退敌了！

        心里虽个个愤慨，只以曾国藩最重大体，而且在大庭广众之间，一向只誉人之长，不论人之短，所以都不敢有什么话说，只尽力把自己的心情平抑下来，凝神往下看他这封措词“当仁不让”的信，还有些什么花样？

        下面谈到上谕的正题，也就是李鸿章率师“驰赴河洛”以后的两江的局面。慈禧太后一心为了报恩，要破格提拔吴棠，以及恭王与军机大臣不以为然，而不便公然反对，特意用“朝中大政，密咨重臣”的传统手法，借曾国藩来作个推托，所谓彼此函商，就是要曾国藩提出异议，这也是大营幕友无不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恭王是不得已把难题推到曾国藩头上，而李鸿章竟亦忍心在千斤重担以外，另又出些难题，让“老师”去做。

        他的主旨在反对吴棠接他的手，署理江督。同时又表示丁日昌熟于洋务，才堪大用，而擢任苏抚，资望却还不够，李宗羲的才具也不过任江宁藩司为宜。还有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必因丁日昌的摧升而引病告退，也是安排未妥，令人难以心服的事。

        这些说法无非旁敲侧击，说朝廷的拟议，窒碍甚多，接着又出以后方变动，影响前方军饷的危言，以为“藩运易人，大营后路，恐不顺手”，而吴棠“满腹牢骚”，一旦署理江督，“用人行政，或多变局”，请曾国藩“熟筹密陈”，挡吴棠的驾。

        但是，他既率师西征，也总要有人来接他，吴棠既不可，则又该谁来呢？李鸿章在这里，便用“或谓”的语气，为他“老师”出了新的难题：“或谓宜调筱兄”为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江苏巡抚——

        信看到这思，李鸿裔到底忍不住了！

        “李宫保真是内举不避亲！”他冷笑道，“亏他怎么想出来的？难道江苏的督抚，注定了非他合肥李家的人来干不可？”

        这是说李瀚章——李鸿章的长兄，字筱荃，拔贡出身，分发湖南当知县，以替湘军办粮台起家。这三、四年由于李鸿章的“圣眷”，朝廷推恩，连番超擢，同治元年还是一个道员，如今已升到湖南巡抚，如果再调署江督，他的官运就好得不能叫人相信了。

        其时信已看到结尾，钱应溥大有意会，不断点头：“噢，噢！原来真意在此！”

        还没有传观到下文的人，心急便问：“真意是什么？”

        看到曾国藩面色凝重，对轻率的议论有不以为然的意思，李鸿裔不敢造次，话到口边，复又咽住，支吾着敷衍了过去。好在李鸿章的真意何在，虽有知有不知，曾国藩的用意却是大家都明了的，他要推荐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但以过去一直向朝廷这样表示：“庙堂之黜陟赏罚，非阃外诸臣所宜干预，”不能出尔反尔，同时也碍着“牢骚满腹”，虎视眈耽，虽已奉调闽督，却还不能赴任的吴棠，更不便指名密保，因而以不肯回任作侧面的挤逼，希望挤出慈禧太后一句话来：“既然曾国藩说什么也不肯干，那就叫李鸿章去！”

        于是大家各散，钱应溥照曾国藩的意思，拟了一个折稿，细核清缮，派定专差，第二天午间辕门鸣炮“拜折”。曾国藩依然围棋一局，寄烦忧于黑白之间。

        但奉到的上谕，措词恳切而严峻：“曾国藩为国家心膂之臣，诚信相孚已久，当此捻逆未平，后路粮饷军火，无人筹办，岂能无误事机？曾国藩仰体朝廷之意，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着即廪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得以专意剿贼，迅奏肤功。该督回任以后，遇有湘淮军事，李鸿章仍当虚心咨商，以期联络。毋许再有固请，用慰廑念。”这“毋许再有固请”六字，已指明再无商量的余地，否则就会在面子上搞得很不好看。

        曾国藩无可奈何。安排琐务，过了年自周家口动身，由陆路到徐州，走了十天才到。从李鸿章手里接了印，师弟二人，细谈西北的局势——陕甘总督左宗棠尚未到任，剿西捻的责任，还在曾、李身上，而张总愚一大股已经逼近西安，朝命督催赴援，急如星火。

        ※ ※ ※

        西路紧急，东路亦不轻松，任柱、赖汶光、牛洪、李允那些“太平天国”的“王爷”，落草为寇的捻军，纠合马步精锐，不下十万之众，在湖北安陆、德安之间，古云梦泽一带盘旋，狼奔豕突，拚命想打开出路。原为湘军后隶淮军的郭松林一军，中伏大败，李鸿章嫡系的“树军统领”，广西右江镇总兵周树珊在德安阵亡。东捻屯兵臼口——钟祥县南九十里，臼水入口之处。据哨探谍报，正计议分兵三支，一支渡襄河入蜀，一支出武关会合西捻，一支屯在湖北声援各路，只待过了年便要大干一场。

        不过，比较起来还是西路吃重，而且陕西巡抚又已换了恭王的好朋友乔松年，格外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密旨不断严催，要曾国藩兄弟，督促鲍超的“霆军”，即速援陕。一到了陕西，不久就要归陕甘总督左宗棠节制，曾左不和，并且左宗棠跋扈任性，看不起行伍出身的武将，为此，鲍超不愿西去，托词待饷，逗留在湖北不走。同时湖北巡抚曾国荃，一个折子参倒了官文，革去湖广总督，由谭廷襄署理，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湖北的军务便只有独任其艰，也希望把鲍超留在省境。这一来，唯有另派援军入陕。

        曾国藩和李鸿章先顾眼前要紧，商量的结果，决定调老湘军刘松山“寿军”援陕。刘铭传的“铭军”二十营约一万人，鲍超的“霆军”二十二营约一万六千人，此时都驻河南南阳一带，限令克日南，分路进剿屯臼口的东捻。

        鲍超接到命令，知道可以不必去受左宗棠的气，大为兴奋，当时下令开拔，由樊城渡河到襄阳，沿汉水往南扫荡。

        “霆军”的打仗，与众不同，这是由于鲍超的性格所形成。他是四川夔州人，跟宋朝党进是一路人物——他的胸无点墨的笑话，与党太尉也差不多。有一次从捻军那里俘获四幅屏条，是董其昌写的《江赋》和《海赋》，下款署着“臣董其昌奉敕敬书”，原为明朝大内的珍物。有个幕友欺他不识字，意存吞没，骗他说这四条字没有上款，不便张挂。鲍超认为不要紧，补一个上款好了。于是那幕友奋笔直书：“春霆军门雅蜀”，见了的人，无不是想笑不敢笑。

        这样的人，自然只有胡林翼、曾国藩才能欣赏重用，而鲍超的报答知遇，也真是一片血诚。他带兵只有八个字：“身先士卒，生死相共”，每次出阵，将官在前，士兵在后，也无所谓“戎装”、“行装”，红顶子、双眼花翎、黄马褂，穿戴得极其辉煌，打仗就如上朝一般。也因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威势，洪杨军只见了翎顶辉煌，疾驰而至的部队，便奔走相告：“霆军来了！”随即鼠窜。甚至有些官军被围无法脱身时，冒用“霆军”的旗号，居然亦能化险为夷。

        因为鲍超有这样的威名，所以遭妒，刘铭传就是其中之尤。他与鲍超同时领军南下，但路线不同，铭军由枣阳沿汉水东岸挺进，一路也打得很好。铭、霆两军在钟祥会师，逼得东捻退保杨家洚、尹隆河一带。

        于是霆军进驻臼口，铭军进驻臼口之东的下洋港，与南面尹隆河两岸的匪垒成鼎足之势。方圆二、三十里之间，更鼓相闻，旌旗蔽日，在暗沉沉的冻云下，弥漫着一片惊心动魄的杀气。

        这样的战局，真是到了短兵相接的生死关头，自然维持不到好久的。霆、铭两军信使往还，秘密约定第三日辰刻——早晨八点钟进军夹击。刘铭传心想，东捻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此。这一仗打胜，便是呈献新任钦差大臣的一份大大的贺礼。但转念想到鲍超，顿时又意兴阑珊了。

        其实也难怪鲍超，以湘军宿将，十年之间，大小数十战，出生入死，威名远播，现在与淮军后起的刘铭传，比肩作战地位相等，自不免由不平而有轻视的意思。在刘铭传，看鲍超目不识丁，有勇无谋，不过偏裨战将，只因为受胡林翼、曾国藩逾格的宠遇，才有那么大的名气！自己那一点不如他？声名处处落在他后面！每一想起，便有无限的抑郁。

        就为了这一份不甘心，刘铭传盘算了又盘算，想定一个主意，他把所有的营官都找了来会议，首先说明这一仗关系重大，非胜不可，接着便问：“胜是胜了，有面子的不是我们！

        面子叫谁占了？”

        这还用说吗？自然是鲍超。他的部下虽未开口，但神情之间，已经作了回答。

        “不错，鲍春霆！”他自问自答地说：“我们拚命，别人首功，这种傻事不能干！”

        然则计将安出？有人提醒他说：“已经跟霆军约好了，不能说了不算。”

        “那个说了不算？”刘铭传说，“不过淮军决不能让人说一句，因人成事。我们各干各的，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要赶在前面。我想不如早一个时辰出发，等我们把捻匪打垮了，叫霆军来看看，到底谁行？”

        说到这里，他太阳穴上的青筋，不断跳动，这是连他自己都为未来那份扬眉吐气的痛快情绪所激动了。部下看长官如此，谁不喜功？个个心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互用眼色认可了这个胆大的决定。

        于是，接下来便是商量战法。捻军跟僧格林沁捉了好几年的迷藏，而且也从官军那里俘获了许多马匹，加以熟于地形，所以飘忽如风，诡诈百出，常用的是两种战法，一种是用老弱诱敌，而精锐利用天然形势遮蔽，官军贪功深入，必中埋伏；一种是以前队挑战，另选精骑，绕出官军后路，施行突袭，所以官军总是凭借村堡，先求不败，再求获胜。如今既非以自保为足，而且要想一举击溃人数数倍之多的东捻，就非扬弃过去那种为捻军所熟悉的战法不可。

        当时议定，全军尽出，留五营守辎重，其余十五营尽皆渡河，分为左、中、右三军，每军五营，齐头并进。这样出其不意地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全面出击，为以前官军剿捻很少有的举动，先予敌人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感觉，在气势上就占了上风。

        会议妥当，诸将辞出，各自去作准备。到了约定的那天，大家半夜里便都起身，一到卯正，刘铭传一马当先，冲出营门。

        于是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刘铭传是不打算回下洋港了，东捻蚁聚，连眷口不下十万之众，一仗“剿洗”不完，怕乘胜追击之际，还要派部队回来照料辎重，未免耽误时机，所以倾师全出。

        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刘铭传驻马等候谍报。两三拨哨探接踵报告，说是捻军仍在尹隆河对岸，未见动静，似乎对官军出击，尚无所知。

        这还等待什么？刘铭传立即下令，以步兵五营留在宿食桥守护辎重，余下的依照原来的计议，全数渡河。原来的计议是分作三路，齐头并进，右军先扑尹隆河北岸的杨家洚，任务特重，刘铭传特派他手下最得力的唐殿魁担当。左军统带是刘成藻，中军则由他自己亲自率领。

        这一带是真正的古云梦泽，湖泽纵横，楚天辽阔，又当冬季水浅，更便驰驱。刘成藻的左军先到河边，人马涉水而过，接着中军也渡了河，拉开队形，向前直冲。

        捻军自然已得到了警报，也分作三路迎敌，牛洪在西、任柱在东，赖汶光和李允居中策应。铭军是刘成藻的部队较弱，而东捻以任柱一股最强悍，所部全是马队，跟僧王周旋过很长的时间，转战数千里，能够人自为战。这最强的正好碰着最弱的，而且首先遭遇，刚一接触，刘成藻那五营就稳不住阵脚向后转了。

        左军一转，带动中军，刘铭传一看这情形，恨不得把刘成藻抓来手刃于马前。此时无奈，唯有硬拚，下令冲锋。

        长号筒“呜嘟嘟”地吹得好响，马队一路冲锋，一路开洋枪，乒乒乓乓，夹杂着万蹄杂沓，加上后续步兵“杀呀，杀呀”的喊声，声势十分惊人。东捻中军的赖汶光和李允，颇有惮意，正在有些踌躇，想先避一避锋头，忽见东面尘烟大起，遥遥一望，喜逐颜开，那些喽罗们亦无不精神大振。

        东面来的是任柱的马队，一部分渡过尹隆河去追击刘成藻的部队，一部分由任柱亲自领着来攻刘铭传的中军。拦腰侧击，形势最利，等刘铭传发觉，已颇难应变——任柱的马队飘忽如风，转眼迫近，拦腰被冲为两段。

        后一段溃散，前一段恰好遇着赖汶光和李允，迎头痛击。刘铭传此时方寸大乱，只由两百亲手训练的亲兵保护着，在乱军中夺路而走。

        中、左两军都垮了，右军唐殿魁却打得很好，轻易夺下杨家洚，渡河击退牛洪一股，正遇着任柱侧攻中军，飞马来援，阻遏了攻势。

        然而这一挡却使他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中、左两军死的死、逃的逃，捻军三路合而复分，一半渡河去追官兵，一半对付唐殿魁一军。他只得两千五百人，捻军则有两三万，重重包围，渐渐逼紧，唐殿魁和两名营官吴维章、田履安力战阵亡。

        铭军整个儿崩溃了。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及亲兵，陷在重围之中，无法逃生，索性脱下冠服，坐待就擒。

        这时捻军两翼的马队，渡河的还不多，大部分在尹隆河南岸对付唐殿魁一军，以及追杀四下溃散的官军，但中路捻军，渡河而北的人数已有一两万，乌合蚁聚，遍野皆是，忽然间有人惊惶地喊道：“霆军，霆军！”

        但见北来的霆军，仿佛大海潮生，初看不过一线，等听出人喊马嘶，已如怒潮澎湃，转眼迫近。霆军的排面拉得极广，那凌厉无比的气势，急风骤雨般慑人心魄，捻军先就有了怯意。

        霆军大敌当前，情况也还不甚明了，只从铭军的溃卒口中，得知友军吃了败仗，到底败到如何程度，先得弄个明白。因此，鲍超下令暂停，会合他手下的主要将领，娄云庆、宋国永、孙开华、杨德琛，策马上了一处小冈，大家拿望远镜四处搜索，怎么样也望不见铭军的帅旗。

        “坏罗，坏罗！”鲍超着急地说，“刘省三怕的是完蛋了！

        怎么搞的嘛？”说着，拨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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