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营将领营求入陕者，未必即为忠勇奋发，无须招之使来。各省挑军入陕之举，必将有之，未必容臣挑选。臣拟俟回陕后，将陕甘饷事，悉心考究，度可养兵若干？再择营哨各官，赴安徽、河南开募。此时诚未敢草率从事。”

        接下来便是力保刘松山。刘松山在左宗棠确很得力，而出于曾国藩的派遣，这一层，左宗棠在心里是见情的，这时为了攻击李鸿章，更不得不暂忘前嫌，大捧曾国藩：

        “刘松山本湖南已故道员，赐谥壮武王鑫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之而未之奇也。嗣由湖南从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虽论功按阶平进，而属望有加。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虑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卒当马贼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特自各省言之，不能不目之为秦军，以各军言之，不能不目之为臣部。臣无其实而居其名，抚衷多愧。合特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

        奏折达于御前，慈禧太后大为赞赏，“左宗棠这支笔真行！”她微笑着向恭王说：“总算对曾国藩也说了一句良心话。”

        于是，恭王就在这时候提出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的建议。直隶总督，虽为疆臣的首领，但地近京畿，上有政府，下有顺天府尹，位尊而权轻，所以不算好缺。慈禧太后对官文久已不满，在吴棠入觐时，曾想把他留下，但吴棠不愿，认为四川总督天高皇帝远，可以为所欲为，因而陛见事毕，匆匆出京。现在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一则利用他的威望，坐镇京畿，再则要让他来练兵筹饷，整饬吏治。同时朝廷有疑难的大政，可以就近咨询，所以两宫太后都觉得这是最适当的安排，欣然表示同意。

        “那么，两江呢？”慈禧太后说，“这是个很要紧的地方，得有个能干的人去才好。”

        “除了曾、左、李以外，现在各省督抚，最能干的莫过于马新贻。”

        “马新贻？”慈安太后有些不以为然，“资格太浅了吧？”

        马新贻是山东荷泽人，跟李鸿章同榜，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不曾点翰林，也不曾补京官，榜下即用，分发到安徽当知县，进士出身的知县班子，其名叫做“老虎班”，最狠不过。马新贻头一天到省，第二天谒见长官，第三天藩司衙门就挂牌，补了广德州所属的建平知县。从此一直在安徽做官，打洪杨，打捻军，由县而府，由府而道，一直做到安徽藩司，有“能员”之称，历任巡抚都很赏识他。

        洪杨平定，马新贻调升为浙江巡抚，上年十二月，接吴棠的遗缺，继任闽浙总督。不过半年工夫，移督两江，升得是太快了些，所以慈安太后说他资望不足。

        “臣等几个也商量过，实在是马新贻最合适。”恭王从容陈奏：“马新贻精明强干，操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对两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军裁遣回籍，要马新贻这样的人，才能把那些骄兵悍将，妥为安置。”

        “这是要紧的。”慈禧太后问道，“马新贻跟李鸿章同年，他们的交情怎么样？”

        “他们是同年至好。”

        “那好，就怕他们面和心不和。”慈禧太后转脸看着慈安太后：“我看，两江就叫马新贻去吧。”

        “马新贻的那个缺呢？”

        “臣等公议，”恭王接口答道，“仍旧由福州将军英桂兼署。”

        “英桂行吗？”慈安太后表示怀疑。

        “不行也没有办法了。”慈禧太后说，“就这样定了吧！还有，李鸿章也得让他进京来见个面。”

        “是，臣也是这么打算，有许多洋务上的事，找李鸿章来问一问，就清楚了。”

        “好！马上写旨来看。”

        于是恭王回身向沈桂芬使个眼色，他先跪安退出，找“达拉密”去述旨写廷寄。

        “刚才当着沈桂芬在这儿，我不便说。”慈禧太后这时才向慈安太后解释，“连漕运、河道在内，一共十个总督，汉人倒占了八个，如果闽浙总督不教英桂兼署，再放一个汉人，就剩下两广一个瑞麟了！”

        慈安太后这下才明白，感慨地说：“谁教咱们旗人不争气！

        就是瑞麟在广东，也够瞧的！”

        ※ ※ ※

        话虽如此，眼前的威风，却尽归于汉人。冠盖京华，都不如大将入觐的令人注目，首先奉召的是左宗棠，八月初五到了天津，崇厚特地请他阅兵——神机营的洋枪队。八旗子弟供汉大臣校阅，这几乎是第一次。左宗棠也当仁不让，戴了副大墨晶眼镜看洋枪队打靶，老实地批评他们的“准头”不好，但也放了赏。然后八月初十由芦沟桥入崇文门，崇文门税吏的可恶，天下闻名，然而不敢难为“左骡子”——左宗棠新得的绰号，是神机营喊出来的。

        一进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然后由打前站的差官和办差的官员陪着，到贤良寺休息。贤良寺在东华门的冰盏胡同，本来是雍正年间怡亲王允祥的府第，舍宅为寺，世宗题名“贤良”。其地精致而清静，又近禁城，所以无形中成为封疆大吏入觐述职的下榻之处，现在做了陕甘总督的行馆。

        人还没有坐定，顺天府属下的首县，大兴知县的手本递了进来。大员过境或莅止，照例由首县作东道主，备办一切供应，所有费用或由地方摊派，或者先挪用公款，务使贵宾满意，则无事不可商量。所以至首县的，必须长于侍应，有“十字令”的歌诀：“红、围融、路路通、认识古董、不怕大亏空、围棋马吊精工、梨园子弟殷勤奉、衣服齐整语言从容、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这些人物，左宗棠看得多了，有他自己的一套与众不同的处理方法。

        “我们大帅跟贵县道乏！”奉命去“挡驾”的差官，跟大兴知县说，“再要跟贵县说一句，我们大帅向来不扰地方，贵县不必预备什么，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办，不劳费心。”

        “是，是！”那知县也知道左宗棠的作风，一年上百万的军饷过手，要什么有什么，不肯沾地方上的小便宜，所以根本也就没有预备。

        接着，左宗棠换去行装，穿上一品服饰，吩咐套车拜客，第一个是拜恭王。封疆大吏中，恭王唯一没有见过的，就是左宗棠，但倾慕已久，所以一见了面，等他刚一跪下，便赶紧亲手相扶，拉着他的手，细细端详了一番笑道：“季高，神交已久！今天得睹丰采，让我想起一个人，林少穆。”

        左宗棠并不觉得自己象林则徐，便这样答道：“林文忠公经世之才，可惜鞠躬尽瘁，赍志以殁。”

        “幸而继起有人，苍生之福。”接下来，恭王问起他的行程，转入寒暄，当面约他晚上吃“便饭”。

        名为“便饭”，其实是一桌满汉全席，而宾主一共只有五个人，恭王只邀了军机三大臣作陪，以便谈西征的部署。左宗棠逸兴遄飞，把陕甘的形势，进兵的方略，参以乾隆“十大武功”中平回部一役的史实，口讲指画，头头是道。虽然满口湘阴土腔，恭王不大听得明白，但光看他那份气势，已令人心折。

        谈到最后，左宗棠的老脾气发作了，开始攻击李鸿章和淮军，这时军机三大臣的态度不同。宝鋆颇感兴趣，沈桂芬虽跟李鸿章同年，却能声色不动，只有文祥觉得不妥，便找个空隙打断他的话问：“季翁，请训的折子预备了没有？”

        “这……”左宗棠不大懂入觐的规矩，愕然不知所答。

        “想来还不曾预备。”文祥说道，“我叫人替季翁递吧！”

        “费心，费心！”左宗棠拱拱手道谢，“那一天召见，请博翁事先给我个信。”

        “当然。”文祥又问：“今年贵庚？”

        “我跟胡润芝同岁，今年五十七。”

        于是文祥转脸看着恭王说：“季翁进宫，该先请个恩典。”

        恭王懂他的意思，这个“恩典”是“紫禁城骑马”，又称“朝马”。按定制，大臣六十五岁以上，才能奏请，但军兴以来，名器甚滥，所以五十七岁也够资格了。

        等宴罢茶叙，谈到起更时分，左宗棠起身告辞。军机三大臣却仍留在那里，有所商谈。当然要谈左宗棠，“你们觉得这个当代诸葛亮如何？”恭王笑着问。

        “自然远胜王昭远。”宝鋆这样回答。王昭远是后蜀孟昶的宠臣，一个极无用的人而跟左宗棠一样，好以诸葛亮自命，所以宝鋆拿他来作比。

        “凡是此辈，都好大言，用奇计。”沈桂芬以极冷峭的语气说：“召见那天，须防他信口开河，万一上头不明究竟，许了他什么，交下来办不到，岂不麻烦？”

        “顾虑得是。”文祥深深点头，“召见那天，六爷自己带班吧！”

        “可以。”恭王又说，“不过最好找人先跟他打个招呼，比较妥当。”

        “这个人倒不好找。”

        “有一个。”沈桂芬打断宝鋆的话说，“左季高一定会去拜潘伯寅，托他相机转告好了。”

        大家都认为他的办法很好，就托他走一趟，当夜去访潘祖荫，道明来意，请他第二天不必入值，在家等左宗棠来拜访，潘祖荫自然一口应承。

        果然，沈桂芬料事甚确，第二天左宗棠专诚登门拜访，潘祖荫于左宗棠有恩，所以他一见面就跪了下去，但论官位，主人只是一个侍郎，连忙口称：“不敢当，不敢当！”随即也跪下还礼。

        等听差把两个人搀扶了起来，左宗棠说道：“寅公！我今日一拜，拜的是你那两句话。”随即朗声念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那是咸丰九年，左宗棠为永州镇总兵樊燮所控，湖广总督官文上折参劾，奉旨讯办，潘祖荫在南书房入值，受同官郭嵩焘所托，上疏救左宗棠的。潘祖荫便即笑了，“实告爵帅。”他说，“我那个奏折里面的话，无一句不是郭筠仙所说。”

        这一下把左宗棠说得愕然不知所答。潘祖荫和郭嵩焘合力救了他，而他的报答不同，因为他对潘祖荫有知遇之感，对郭嵩焘则恩怨纠结，终于反目成仇。现在照潘祖荫的话看，知己应该是郭嵩焘，这是从何说起？

        看见客人有窘色，潘祖荫倒有些自悔孟浪，便把话扯了开去，说了许多伸慕的话，顺便向他道谢每年所送的巨额“炭敬”。

        最后谈到沈桂芬所托的事，他问：“爵帅定在那天鄞见？”

        “要等军机处替我安排。”左宗棠答道：“总要先谈出个大概来，才好入奏。”

        “是，是！”潘祖荫趁机说道：“恭邸和军机诸公，对爵帅都极推重。”

        “理当如此！”左宗棠毫不考虑地答说。

        这有点大言不惭的味道，潘祖荫觉得很难说得下去，但受人之托，不能不勉为其难，便很婉转地说道：“枢府诸公无事不可商量，只望内外相维，有为难之处，大家和衷共济，从长计议。不必率尔上闻。”

        吴人京语，舌头有弯不过来的地方，但他说得很慢，所以左宗棠听得很清楚，立即答道：“只要枢府协力，我亦无事不可商量，原就说过，‘总要先谈出一个大概来，才好入奏。’

        不过，枢府诸公如果有所轩轾偏爱，那就很难说了。”

        言外之意，潘祖荫自然明白。李鸿章说朝廷优容左宗棠，左宗棠又说军机偏爱李鸿章，恭王和文祥等人，调停将帅，心力交瘁，结果落得两面不讨好，想想有些不平。他虽是名士领袖，但却不是一味摩挲金石碑版的人物，有时也敢言肯言，因而率直说道：“爵帅这话，未免辜负了朝廷的苦心。诸公固然栉风沐雨，百战功高，殊不知朝廷在事大臣，得失萦心，食不甘味，加以通盘调度军务政事，处处要求其妥帖，其中况味，也够受的。”

        “是，是！”左宗棠立即引咎：“我失言了。”

        “不敢！”潘祖荫拱拱手，话锋一转，谈到湘阴文庙出灵芝的事。

        外面有这样一个传说：同治三年，湘阴的文庙，忽生灵芝，而这年郭嵩焘放广东巡抚，他家人说是应了瑞兆。左宗棠听得这话，大为不悦，认为要应也要应在他封爵这件事上，所以在向郭嵩焘道贺的信上表示，平洪杨的将帅，百战艰难，始得封疆，“而足下安坐得之”，此为郭、左两亲家失和的主要原因。照公论其曲在左，而左宗棠不肯承认，不过此时此地，不宜谈论此事，所以笑笑不答。

        于是话题谈到京里的那些名士，这在潘祖荫是最熟悉不过的，说翁同和葬父回乡，许彭寿早已病殁，高心夔潦倒不堪。左宗棠跟肃顺所最赏识的高心夔很熟，怜念故人，问得特别仔细。

        等兴尽告辞，回到贤良寺，已有一名军机章京，奉命送信，在那里等着。当面向左宗棠报告，两宫太后及皇帝，定于八月十五召见，同时也赏了“朝马”。道谢过后，送客出了中门，材官接着便拿了一大把请帖进来，左宗棠看了一遍，决定只应文祥之约，其余的一律辞谢。

        请的是晚饭，他却很早就到了文祥那里，因为他知道这天的饭局，人数不会太多，席间要谈西征的大计，而且必有沈桂芬在座。他认为沈桂芬事事偏袒他的同年李鸿章，早去的用意，就是要避开沈桂芬跟文祥密谈。

        “曾涤生、李少荃都是在好地方打仗。打西捻，李少荃有十万之众，数省饷源，我只得五千人马，协办自然该归他得。”左宗棠先发了一顿牢骚，接着又说：“陕、甘地瘠民贫，所以谈西征，第一就要谈筹饷。我想先请教博翁，朝廷是怎么个意思？”

        “那得先请教季翁，每年要多少饷，可曾计算过？”

        “陕、甘地方，跟各省大不相同。”左宗棠屈指数道：“第一、地瘠民贫；第二、舟楫不通；第三、汉回杂处，互相仇杀，百姓逃得光光；第四、牛马甚少，种子、农具，两皆缺乏，田地多荒废了；第五、各省在地丁钱粮以外，还有厘金杂税，可以弥补，陕西则每年厘金只收十万两，甘肃连这戋戋之数亦没有；第六、长毛、捻子投降，只要给他盘缠，资遣回籍，各地自会安顿；陕甘乱民，皆是土著，得要另筹经费，帮他们自安生计。”

        等左宗棠一口气说到这里，略停一停的空隙，文祥追问一句：“季翁，你还没有谈到军饷？”

        “这就要谈到了。”他又先把淮军将领克扣军饷的情形，骂了一通，然后说道：“陕甘缺粮，转运亦难，粮价比他省贵好几倍，一名兵勇每天吃细粮二斤，就要一钱银子，如果照淮军的办法，每月关三两银子的饷，刚好喂饱肚子，而且只能吃白饭。”

        “那当然得另有津贴。季翁先说个总数，我们再筹划。”

        “我仔细算过。”左宗棠很快地回答：“陕西每年缺饷一百五、六十万两；甘肃每年缺饷二百余万两。”

        文祥吓一大跳：“每年缺饷三百五、六十万两？”“是啊！”左宗棠又说：“办屯田，以及招抚乱民的费用还不在内。”

        “那是第二步的事。”文祥想了想问道：“这笔巨数，自何所出？季翁总也筹划过？”

        “当然。若无筹划，何敢贸然当此大任？幸喜西捻已平，李少荃不必再视两江为禁脔了。以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且看老夫的手段！”说罢哈哈大笑。

        文祥这两天正在看《晋史》，心想，世间真有桓温、王猛这样的人物！唯有耐心跟他细磨。于是解释大乱平后，各省善后事宜，极其繁重，办洋务、造轮船，讲求坚甲利兵，更非巨款不可。最后答应，一定不会让他空手而回，白来一趟，但“军饷”的确数，要户部仔细筹议了再说。

        左宗棠当然也知道朝廷的难处，同时他也信任文祥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所以有此结果，已经相当满意。当天宾主尽欢而散。

        到了中秋那天，一大早骑马入宫，先在军机处休息，等照例的军机“见面”以后，第一起召见的，就是左宗棠，由恭王亲自带班。左宗棠还是初次进入内廷，九重禁闼，肃静无哗，一路上侍卫和太监都紧靠着墙边走路，看见恭王，无不垂手请安，那份敬慎恐惧的天家威仪，别有慑人之处，把个从来见了什么人都不在乎的左宗棠，也搞得心里七上八下，自觉肩背之间的肌肉，有些发紧发冷。

        就这样默想着觐见的仪注，不知不觉已走到了养心殿，太监打起门帘，由正殿进东暖阁，他眼中已看不见恭王，只记得幕友所教的礼节，三步走过，双膝一跪，口中奏称：“臣左宗棠恭请圣安。”然后免冠磕头。照规矩帽子先放在地上，而赏过双眼花翎的，得把翎尾朝上，这一点左宗棠倒记得，但磕过头起身跪近御前时，却忘了再把帽子戴上。

        他这时只看到前面数步的一个垫子——这是优遇，也是提示，须跪在那里奏对，左宗棠光着脑袋跪在垫子上。

        “左宗棠，”第一个开口的是慈禧太后，“这几年你辛苦了。”

        “臣蒙先帝知遇之恩，应该竭忠尽力。”

        “你是那一天动身到京的？”

        “臣八月初二从连镇动身，初五到天津，初十到京。”

        “一路上可安静啊？”

        “大乱以后，民不聊生，眼前看起来倒还安静，全靠疆臣实心办事，整顿吏治，百姓不吃苦就不会乱了。”

        “朝廷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接着又说，“所以把曾国藩调了来当直隶总督，你们要和衷共济才好。”

        “是！”左宗棠答道，“曾国藩的知人之明，臣是佩服的。”

        这时慈安太后问了：“你跟曾国藩讲过学没有？”

        “臣跟故降补河南布政使贺长龄讲过学。那时曾国藩做京官，臣不曾跟他有交游。”

        “喔！”慈安太后又问：“你是那一科的？”

        “臣是道光十二年壬辰，湖南乡试中式第十八名。”

        这时慈安太后才想起来，左宗棠是个举人，不是进士，连问两问都没有问对，她不愿再说话了。

        于是慈禧太后接着问：“你出京多少年了？”

        “臣在道光年间，三次进京，最后一次是道光十八年出京，算起来整整三十年了。”

        “道光十八年？”慈禧太后看着恭王问道：“曾国藩不是那年点的翰林吗？”

        “是！”恭王深知左宗棠的一生憾事，就是不能中进士，入词林，偏偏两宫太后触及他的隐痛，所以趁机捧他一下：“左宗棠的学问，不输于翰林，他是讲究实学的人。”

        慈禧太后非常机警，立刻便接口说道：“朝廷用人唯才，原不在科名上头讲究。左宗棠，你看，西北的军务，得要多少时候才能成功？”

        这问到要紧地方来了，左宗棠不敢疏忽，想了想答道：“西北的军务，须剿抚兼施，一了百了，总得五年的工夫，才能班师。”

        五年的工夫似乎太长了，但“一了百了”这句话，慈禧太后深为喜悦。心里在想，五年以后就是同治十二年，皇帝十八岁，可以亲政了。那时以一片太平天下，手付皇帝，大清朝的中兴，出于女主，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四海苍生，说什么“女中尧舜”？要做女中的汉武帝、唐太宗，才真正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圣后！

        转念到此，飘飘然象做了仙人，凌云御风般轻快！“你总要格外出力，能早日收功最好。”她说，“这几年百姓很苦，全靠你们几个同心协力，早早平乱，大家才有太平日子好过。”

        “是！”左宗棠不知不觉地引用了《出师表》上的话：“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提到这话，慈安太后便又问了：“你快六十了吧？”

        “臣今年五十七岁。”

        “精神倒还挺好的。”

        “托庇圣恩，残躯顽健。”左宗棠说，“那都是这几年在军营里练出来的。”

        “左宗棠，”慈禧太后又提到西征，“你剿贼，总要由东往西，一路打过去！”

        这话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必须由东及西，京畿始可确保安宁。事实上左宗棠的进兵方略亦是如此，所以随即答奏：“臣谨遵慈谕。臣已饬部将在洛阳整军待命，等臣陛辞出都，拔营到山西，再渡河入陕。”

        “这样子很好。”慈禧太后又说：“前天恭王面奏，说西征的军饷，每年得要三百五十万两，这得好好筹划。”

        “西征军饷，每年实须四百万两。臣仰恳天恩，交部筹拨。

        饷有着而军心稳，臣无后顾之忧，才能专心注意前方。”

        “话是不错。”慈禧太后踌躇了一下，看着恭王问道：“六爷，你看怎么样啊？”

        恭王微有不悦，原说三百五、六十万两，现在又说“实须四百万两”，兹事体大，无法在这一刻商量定规，所以这样答道：“让左宗棠写个折子上来，臣跟户、兵两部，仔细议定章程，请旨办理。”

        “好！”慈禧太后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于是恭王跪安。左宗棠知道奏对已毕，跟着也磕了头，站起身来，退后数步一转身，依旧光着脑袋，跟在恭王身后退出，把顶大帽子遗忘在养心殿砖地上了。

        安德海在一旁伺候，眼明手快，疾趋而前，把帽子收了起来，慈安太后便喊：“小安子！”

        “喳！”安德海跪下答应。

        “你把左宗棠的帽子，叫人给他送了去。”

        “喳！”安德海答应着，退了下去。

        于是两宫太后又商量，因为这天过节，特意又赏了左宗棠“四色月饼一盘十三个”。颁赏到贤良寺，谢了恩，开发赏号，头一起太监刚走，第二起太监又到了，提着一个帽盒，要见“左大人”。

        “左大人的红顶子跟双眼花翎都丢了，”那太监跪着说道：

        “我特地来送还。”

        “喔！”左宗棠正为此不安和懊恼，所以很高兴地说，“真难为你。”

        “跟左大人回话，这件事外面还不知道。”

        知道了便怎么样呢？左宗棠还在寻思，左右的幕友机警，赶紧凑到他耳际，低声说了两句，他点点头说：“可以，你看着办。”

        幕友把安德海派来的太监，请到别室，先套交情，再问来意，那太监要三千两银子，一文不能少。

        不给怎么样？后果可想而知，必有满洲御史劾奏左宗棠“失仪”，必定蒙恩免议，但劾奏的折子也必定“发抄”，见于邸报，通国皆知。

        这一下就会“闹”成笑话，元戎西征，威望有关！那幕友替左宗棠作主，接受了太监的要求。而左宗棠本人，只知道又发了一次赏，并不知道是受了勒索。他丢开这份小事，亲自动笔；上了一个“疏陈陕甘饷事艰难”的奏折，两宫太后发交户部议奏，结果奉旨：在海关洋税项下，每年指拨陕甘军一百万两。

        要四百万只得一百万，左宗棠自然失望。但此时争亦无用，等带兵出关，军务部署见了实效，那时有多少人要多少饷，照实计算，指明来源，不怕朝廷不允，否则就奏请“另简贤能”接办。这套要挟的方法，人人知道，所以他决定学得聪明些，一句话不说，“递牌子”觐见两宫太后及皇帝，辞行出都。

        这天是八月二十，他出京，李鸿章到京，两人在贤良寺还有一番酬酢。然后李鸿章就“接收”了左宗棠的行馆，一住住了差不多一个月。

        这因为他是来办善后，第一要谈“撤勇”；第二要谈报销。这两件事都非常麻烦。朝廷的意思，首先要让刘铭传的部队进驻京畿，刘铭传的职务是“直隶提督”，带兵到任，名正言顺。而且曾国藩调为直隶总督，论私人情谊，他亦不能不想办法让刘铭传来帮曾国藩。无奈那位爵爷，名成利就而身心交疲，只想解甲归田，坐拥爵衔巨资，先享两年福再说，这已使得李鸿章左右为难，而且他自己还有“泥菩萨过江”之虞。

        “少荃！”恭王这样对他说，“上头的意思，怕左季高独力难支，将来还有借重你的地方。所以淮军应该汰弱留强，作个预备。”

        李鸿章是决不愿再领兵打仗了！一方面是打仗太苦，一方面“军功”也够了。尤其是跟左宗棠在一起打仗，不但受苦，还要受气，上头这个“意思”，无论如何要把它打消。

        “王爷！”他以十分郑重的语气答道：“军国大计，不敢不据实奉陈。平洪杨、平捻军，十几年苦战的心得，只得一句话：事权必须归一。以平西捻而论，若非朝旨以王爷节制各军，直隶有那么多将帅督抚，各自为政，只怕治丝愈棼，局面会糟不可言。”

        这番话以恭维恭王来说明“事权必须归一”，自然很动听，因而恭王点点头说：“这是很实在的话。尤其季高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如果西征不顺手，必须易帅，朝廷自然有妥善的处置。”

        这一说更不得了！如果留淮军以备助剿，还可以派部下大将入陕，照现在恭王的话，西征无功而易帅，是由自己去代左宗棠，那就得亲临前敌，怕十年都不能收功，非死在秦陇不可。

        “王爷！”他说：“左季高大才槃槃，对经营西北，视为平生志事之所在，如果他犹无功，更无人可。何况淮军将领，不是我在王爷面前说句泄气的话，百战艰难，锐气都尽，真正是‘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

        “那……，”恭王看着在座的文祥说：“撤军之议，只怕谈不出结果来了。”

        “在京里本来就谈不出结果来的。”文祥从全局着眼，提出建议：“善后事宜要通盘筹划。汰弱留强是一事，粮饷从何而出？又是一事。裁勇资遣一事，另外练兵又是一事。大乱敉平，百废待举，尤其洋务急待开展，更要大笔款子，而况西饷才筹出一百万，不足之数着落在何处？也得先作个准备，等左季高请饷的折子来了，才可以应付。”

        “唉！”恭王有些心烦，感慨着说：“为来为去为的一个字：

        钱！”

        “对了！正是一个钱字。所以天下的命脉在东南财赋之区的两江，而京畿为腹心，湖广为股肱。让他们三位总督见个面，好好谈一谈，事情就有眉目了。”

        “好！”恭王当即作了决定：“少荃，你到金陵走一趟，约了马谷山跟曾涤生谈个章程出来。朝廷的意思，反正你也知道了，只要大局能够在稳定中有开展，你们怎么说，怎么好！”

        “跟王爷回话，我本来的打算，也是出京以后，先到两江，见我老师，开了年到武昌接事。不过，我那老师，只怕不肯接直督的印。”

        提起这一点，恭王又心烦了。曾国藩调任直督的谢恩折子中，虽没有明白表示，不愿到任，但有个“附片”说：“丁忧两次，均未克在家终制；从公十年，未得一展坟墓，瞻望松楸，难安梦寐。”又说：“剿捻无功，本疚心之事；而回任以后，不克勤于其职，公事多所废弛，皆臣抱歉之端，俟到京时，剀切具奏。”意思是尽过忠，现在该尽孝了，进京陛见时，一定会面奏，请假回籍扫墓，就此辞掉直督。现在听李鸿章一说，那“附片”的言外之意，越发明白。这件事得要早早疏通。

        于是恭王作了很坚决的表示：“少荃！平心而论，你那老师，也该休息几时，不过局面摆在那里，谁是可以高蹈袖手的？更何况你老师的德望才具，国家万万少不得此人！你们师弟的感情极好，我请你代为劝驾，不肯接直督的话，最好不要说出来，一说，于事无补，徒伤感情。”

        李鸿章的心思一直很活动，打算着“老师”真的坚辞直督，而上头不愿强人所难，他就要设法劝曾国藩“荐贤自代”，所以到处宣扬他老师有倦勤之意。现在听恭王的口风，非其人不可，他算是在眼前死了这条心了。

        于是，他非常恳切地答应：“王爷请放心！我一定把我那老师，劝得遵照朝廷的意思，来接直督。”

        恭王很见他的情，说了好些拜托的话。但是李鸿章有件事，却无法拜托恭王斡旋。平捻的军费，前后用去四千万两银子，虽出于两江，却要向户部报销。他的想法是最好象平洪杨的军费一样，免予奏销，为此，特地去看户部尚书宝鋆和罗惇衍，提出暗示，而宝、罗两人，默然不应，那就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第一步是托人跟户部的书办拉交情，请到饭庄子小酌，探问口气，要怎样才能把这四千万两银子的报销，顺利过关？

        六部的实权，操在司官手中，司官又必须依赖书办，所以要“过关”的关键，还在书办身上，而户部的书办与吏部的书办，比其他各部的书办又不同。本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有六个字的比拟：富贵威武贫贱。吏、户两部的书办，占个“富”字，却真是当之无愧。

        但户部的司官和书办，在内部又有区分，十四个“清吏司”的职掌各各不同。这天李鸿章方面的人，邀请的主客是“江西司”和“贵州司”的书办，就因为江西司稽核各省协饷，贵州司稽核海关税收，这都与淮军平捻的军费报销，有密切关系。

        再有一个主客，越发要紧，这人是户部“北档房”的笔帖式。户部的总帐，归北档房所管，国家岁出、岁入的确数，只有北档房知道，那里的司官胥吏，历来不准满人插足。同时北档房负复核的责任，报销的准与不准，最后就要看北档房，因而这个名叫乌克海的笔帖式，被奉为首座。

        代作主人的是一个山西票号的掌柜，姓毛行三，他这家票号跟淮军粮台有往来，李鸿章在京里有什么应酬馈赠，常由他出银票过付。跟户部的人极熟，三天两头在一起，不是酒食征逐，就是听戏“逛胡同”，下馆子吃饭，照例要“叫条子”。但这天却只是“清谈”，因为要商量“正事”，而这件正事的关系出入甚巨，不足为外人道的缘故。

        酒过三巡，毛三开口了，“乌大爷，”他说，“都不是外人，敞开来谈吧！‘那面’托我先请教、请教各位的意思。”

        “这也用不着我说，部里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乌克海说，“我们哥儿几个，倒不妨先听听那面的意思。”

        这话很难说，毛三只受托探问口气，不能放下什么承诺，想了想自作聪明地说：“从前曾大人……。”

        刚提了这一句话，乌克海就打断了他的话，“嗐，还提那个！”他痛心疾首地说，“那时候倭中堂‘管部’。这位道学老夫子，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人情世故，也不跟大家商量商量，糊里糊涂就上了个折子，平洪杨的军费免予报销。这倒也不是便宜了曾大人，是便宜了他下面的粮台。都要照倭中堂这个样，我们家里的耗子都得饿死了。”

        “那么，”毛三问道，“乌大爷，你也别管部里的规矩不规矩，反正托的是我，也总不能说是非按规矩办不可。这话是不是呢？”

        “当然，熟人是熟人说话。等我们商量、商量再说。”

        三个人坐到一边，悄悄低语了一番。其实这是做作，应该开个什么“盘子”早就在部里商量好了来的。

        “别人来说，是这个数，毛三爷，看你的面子，这个数。”

        乌克海比着手势，先伸一指，再伸三指。

        “一三？”毛三问道：“一厘三毫？”

        “对了，一两银子一厘三。报多少算多少。”

        “这个……，”毛三问道，“能不能再少一点儿？”

        “一厘不能少。”乌克海斩钉截铁地回答。

        由于乌克海的口风甚紧，无可通融，毛三也就不必多说。散了席随即赶到贤良寺。李鸿章对此事特别关切，降尊纡贵，特别找了毛三来亲自问话。

        磕过头起身，毛三斜签着身子坐在椅子上，把乌克海的话，照实说了一遍。李鸿章心想，两江地方，前后数年为平捻所支出的军费，总在三千万两左右，照一两一厘三毫扣算，一千万就得十三万；三千万左右，就得四十万两银子，这笔数目不小了。

        “部里原来是什么规矩？”李鸿章问道：“你可晓得？”

        “回中堂的话，这没有准规矩的，看人说话。”

        “噢！”李鸿章要弄明白，是看报销的人说话，还是看居间的人？这得弄清楚：“如何叫看人说话？”

        “象中堂这样，他们不敢多要。”毛三又说，“再要看各人的做法怎么样？我们这面漂亮，他们那面也漂亮。”

        “嗯，嗯。”李鸿章虽没有说什么，心里在估量毛三到底是为自己说话，还是为对方说话？

        “再有句话，不敢不跟中堂回，那班人真正是又臭又硬，事情越早办越好，晚了还花不进钱去。”

        “为什么呢？”

        “人防虎，虎也防人。”毛三低声说道，“晚了，那班人只当另有布置，就不敢要了。”

        由这句话，李鸿章知道毛三相当忠实，因为他说的话很中肯。这件事一起了猜疑之心，不敢要钱，那就一定公事公办，尽量挑剔，事情就会很棘手。

        “你倒是个肯说老实话的人，很好！辛苦你了。”

        说罢，李鸿章手扶一扶茶碗，廊上的戈什哈便喊“送客”，毛三赶紧站起身来要叩别，李鸿章已经哈一哈腰，往里走了进去。

        “搞他娘的！”他走到幕友办公的那间屋子里，坐下来便骂：“真正是‘阎王好见，小鬼难当’！”

        李鸿章与左宗棠的脾气不同，左宗棠是讨厌谁骂谁，而李鸿章骂人，不一定就表示他对被骂的人不满，所以他的幕友，明知他是骂户部的胥吏，都不接口，要听了他的意思再说。

        “我十几年不曾进京，来一趟也不过花了十万银子，那些小鬼要我四十万，那里来？”

        四十万两银子，诚然是个巨数，但幕友中各人的想法不同。有的吓一跳，那是不明淮军军饷支出的人，明了的，就不觉得多了。

        “大帅！”管章奏的幕友，很平静地说：“江宁的折差刚到，涤相有封信，只怕里头有谈到报销的话。”

        那是一定的！此事与曾国藩密切有关，而且调任直督，在两江经手的大事，必须作一交代。从西捻平后，他与他老师函牍往还，一直就谈的是撤军与报销。果然，曾国藩的这封信中，提出了他对报销的处理办法，打算“实用实销”。

        一看这四个字，李鸿章便觉刺心，知道又有麻烦了。

        再取信中附来的奏折草稿，看出是曾国藩的亲笔。笔划之间，直来直去，跟他方正的性情一样，少波磔顿挫的捭阖摇曳之姿：

        “从前军营，办理报销，中外吏胥，互相勾结，以为利蔽。此次臣严饬属员，认定‘实用实销’四字，不准设法腾挪，不准曲为弥缝。臣治军十余年，所用皆召幕之勇，与昔年专用经制弁兵者，情形迥异；其有与部例不符之处，请敕部曲为鉴谅，臣初无丝毫意见，欲与部臣违抗也。”

        “我那老师，真正是可欺其以方的君子。”李鸿章顺手把奏稿递了给幕友，“你们看看！”

        “话是说得再好都没有，招呼打在前面，户部的堂官，心里会很舒服，不过，司官以下的人，看了就不舒服了。”

        “‘中外吏胥，互相勾结，以为利薮’，骂得倒也痛快！”李鸿章就在这片刻间，心思又已一变，心想让老师骂一骂也好，有人在表面骂，自己在暗地里做人情，相形之下，便越发会令对方心感。所以他接下来说：“事缓则圆，留着慢慢再说。”

        这是在大庭广众间说的话，私底下他另有处置。派人告诉毛三，托他转告乌克海，说这件报销案，于公于私，都得听曾国藩主持，目前他还不能有确实的答复，但他个人，将来无论如何一定会有一番“意思”，请他们放心。这样先把部里的胥吏稳住了，然后写信给曾国藩，隐约表示，即使有这道奏折，部中怕仍旧要照例挑剔驳复，与其以后“随驳随顶”，不胜其烦，不如早作部署为妙。当然，劝是这样劝，曾国藩听不听又是一回事，反正他已经准备花钱了，就不听也无所谓。

        于是，过了重阳，摒挡出都。一路思量，这趟入觐之行，公私两方面都还算顺手。到金陵看了老师，然后回合肥过年，等年初五做过生日，奉母到武昌接任，从此以后，又另是一番境界了。

        “我半生事业，尽在两江、山东。江苏从上海到常州，这一片膏腴之地，是我从长毛手里拿回来的，我那里还对不起江苏人？江苏的京官丧尽良心！”李鸿章这样对他的幕友说，想起江苏京官对他的种种为难，越说越愤慨，“不是我，翁叔平那里去回乡葬父？我们在前方出生入死打仗，他们在京里升官玩古董，结果是以怨报德，真正叫人寒心。”

        大家都不明白他这样大发牢骚，是何用意？只有默然听着。

        “安徽骂我的人也不少，不过总是家乡。山东，虽然丁宫保处处掣我的肘，百姓对我是不错的。我这一走，总得留下点去思才好。”

        原来如此！立刻便有幕友献议，说曲阜的孔庙丹漆剥落，尼山书院自军兴以来，久已荒废，如果能筹一笔款子把孔庙修起来，不但山东的老百姓高兴，凡是读书人亦无不心许。

        对此建议，李鸿章击节称赏，立刻就商定了办法。

        办法并非他自己捐几万银子，这不是舍不得，更不是拿不出来，只是一不愿过于沾丁宝桢的面子；二怕有人骂他沽名钓誉。所以只上了一个奏折，请在撤军完毕以后，由两江、湖广各筹两万银子，解送山东，并由山东巡抚自筹两万，一共六万两银子修孔庙。

        再有一个奏折，是由为安徽留去思，扩大到为匪患各处的百姓请命，凡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湖北五省，捻军所流窜盘踞的各地，同治六年以前的钱粮，请旨概行豁免。

        这两个奏折就在旅途中拜发。然后到江宁与曾国藩见面，谈好了撤军、报销两件大事，衣锦荣归到合肥过年。曾国藩接着也动身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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