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着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援兵，张佩纶辄以援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皇，毫无定见，实属措置无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福州将军穆图善，驻守长门，因敌船内外夹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军力战，尚能轰船杀敌，功过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议。

        嗣后闽省防务，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责成穆图善、杨昌濬、张佩纶和衷商办，务臻周密。”

        这道上谕是连张佩纶的原奏，一起明发的。福建京官，一看大哗，因为张佩纶所奏报的情形，与各人家信中所说的情形，大不相符。

        于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给事中万培因，单衔上奏，案由是“为闽省诸臣，讳败捏奏，滥保徇私，仰恳收回成命，并请迅派大员，驰往查办，按照军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愤”。其中指出“七可疑”：

        “初三之战，以臣所闻，何如璋有隐匿战事之事，张佩纶有不发军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缓师期之事，堵在照会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陆各营之师，以臣所闻，轮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战属实。艺新船小逸去，伏波自凿，扬武并未开炮，余船纵火自焚。陆军则方勋所部潮勇先溃，而黄超群一军，乘乱入学堂、广储所、机器房等处，抢掠殆尽。其可疑二也。

        敌船被毁之数，以臣所闻，敌以八船入马江，仅用三船来攻，开巨炮七，我船已相继沉。惟福星曾击坏其鱼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勋、黄超群拒敌之事，以臣所闻，敌攻马尾后，次日复击船厂，轰坏铁厂，烟筒半折，船槽微损，即下船出攻长门。是时，方勋不知何往？黄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但窜而未溃耳！其可疑四也。

        闽安、馆头等处之战，以臣所闻，炮台各军，闻炮即鸟兽散，敌遂上岸，用镪水裂炮，掷火药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闻，何如璋预雇舆夫为逃计。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舆，众白为空炮乃返。初三，闻炮即从后山遁，是夜奔快安，复奔南台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顶帽坐竹兜中，所到众噪逐之，乃四出狂窜。

        其可疑六也。

        张佩纶之驻厂，以臣所闻，初三日，张佩纶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苇荐席地坐。迟明奔出后彭田乡，遣弁向城内巨绅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敌攻厂时，张佩纶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厂之有？其可疑七也。”

        这“七可疑”虽然传闻异辞，但与潘炳年领衔的公呈合看，可信之处就多了。此外，万培因也谈到“洋人之论”：

        “臣闻洋人之论，谓法兵之闯马江，驶入绝地，有必败之道三，地本内港，只须以船摧船，法舰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号炮船，护以夹岸陆军，法兵尽为炮的，敌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尽驱兵船以驻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装置火药等物，顺流蔽江而下，加以陆军火罐火药，夹岸抛射，法当大窘，此下策也。”

        这些纸上谈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说张佩纶“阳主战以排和，阴实望和而怯战”，却是一针见血之论。

        不过参得虽然厉害，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这完全是二李——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有人说，张佩纶屡有“先发”的建议，朝廷为保全和局，又恐误伤他国兵船，引起意外纠纷，所以不曾允许。说起来，此人还是有才具的，人才难得，不妨责以后效。

        又有人说，张佩纶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辩解，直接来自李鸿章，他说：“福建的炮台，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说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国军舰，可以由内而攻，这是“失势’”。炮台不能转动，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经营”，李鸿章早就知道，故意说是“不知如何做法”，无非为了庇护张佩纶，只好“嫁祸”老同年。

        他又说：“中国兵轮开办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坚，操练不如人家的纯熟，断难抵敌是中外尽人皆知的事。”这段话既为张佩纶卸责，亦为他自己解释，何以必须委屈求知？

        谈到醇王所一直主张并希望的“诱敌登岸，设伏出奇”，他认为必须有后膛枪、后膛炮才谈到此。而各省都没有后膛枪，“后膛轻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而置备后膛枪炮，甚费财力，北洋累年经营，勉强算有了规模。这意思是不可深责闽军守厂不力。

        以下又论南洋的战备，说长江水宽而深，是用水师之地，吴淞、江阴等处炮台，亦坚固可用，但是“敌船虽或受炮击损，其机器皆在水线下，仍可驶行。”接着他引用前两年由北洋衙门翻译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论》，其中所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例，证明他不是欺骗没有见过兵舰的人。

        至于谈到布设水雷，确为“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马江宽至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何能遍设。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马江战败，不是张佩纶的责任。而就此刻来说，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国军舰侵入，更不能与外国军舰对敌。

        就为了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长叹以外，无话可说。当然，张佩纶的责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办。

        议和的事，倒象有转机了。杨约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鸿章，说接到美国京城来的电令，法国已要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的意思，中国如果肯让步，法国亦必采取同样的步骤，在相互让步之中，总可以想出一个顾全彼此体面的办法。杨约翰又表示，他是专诚为此事而到天津来的。言外之意，中国须看调人的面子。

        中国如果让步，自然多少要赔兵费，而煌煌上谕，已经剀切告诫，凡有主张赔偿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鸿章的电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费二字。

        总理衙门当然不敢转奏。同时对法国求和的诚意，亦很怀疑，因为据上海、香港、福州等地来的电报，孤拔可能顾虑马江沉船塞口，归路断绝，不敢在福州登陆，却有窥取基隆的模样，增援的船只之中，有一艘载有挖煤机器，更为意在基隆煤矿的明证。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击基隆。

        第一次是在马尾之战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领战舰六艘，载陆军三千，直到基隆，分舰三艘，窥台湾四大港之一的沪尾——淡水港。

        台湾的防务，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苏澳为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领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调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领所部三营，专责防守台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军，杨金龙的湘军，章、杨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刘铭传一共是五颗红顶子守台北到基隆这一线。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开炮轰击，一面派兵一千登陆，曹志忠、章高元力战却敌，阵斩法军中队长一员，士兵一百多，夺获联队旗两面。法国陆军后退登舰时，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于是孤拔请税务司出面，邀请刘铭传登舰相会，刘铭传峻然拒绝，第一次攻台之战，不了了之。奏报到京，特发内帑三千两犒赏。

        刘铭传幕府中有个专管海关，兼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务委员，名叫李彤恩，人很能干，认为淡水港水道宽阔，“红毛城”上的五尊旧炮，毫不管用，等于无险可守，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张。

        驻淡水的英国领事，得到消息，提出坚决的反对，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经上市，如果港口封塞，船只无法出入，秋茶不能出口，影响英国的商务。

        李彤恩不是轻易能让洋人吓倒的人，当反复争辩，不得要领时，李彤恩要求英国领事担保，法国军舰不会从淡水港入口。这下算是难倒了对方，照原定的计划，沉下几条船，塞住了淡水港口。

        就因为这明智的一着，孤拔卷土重来，就容易占到便宜了。

        法国兵舰十一艘，由原驻马祖澳的孤拔，亲自率领，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清晨两点钟，法军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与曹志忠的重庆中营相遇，展开激战。章高元接到报告，率领两百多人赴援，法军不敌，因为道路迷失，被困至日中，又死了一百多。

        这时的刘铭传，正在基隆炮台督战。相持不下之际，谍探来报，法国兵舰五艘将到淡水。刘铭传下令收兵，回救离台北三十里的淡水。

        “省帅，”曹志忠疑惑地问：“这不就是把基隆丢掉了吗？”

        “不要紧！”刘铭传说，“我自有道理。你那里抽三百人，跟林朝栋一起守狮球岭。”

        林朝栋是彰化巨族，名将之后，他的父亲就是林文察，咸丰八年，捐饷助军，授职游击，留福建补用。以后领军转战浙东各地，积功升到福建提督，同治三年在漳州阵亡，諡刚愍，在本籍及漳州建有专祠。

        林朝栋以骑都尉的世职，捐了个郎中，在原籍做绅士，平日急公好义，深得地方爱戴。中法交涉破裂，战火将起，林朝栋招募了五百人，自备两个月的粮饷，去见刘铭传，愿意防守一方。刘铭传自然嘉许，立刻拨给军械，指定基隆以南的暖暖，作为他的防区。此时又负起扼守狮球岭，严防基隆弃守以后的法军南侵的重任。

        当然，刘铭传弃基隆是有道理的，第一、外海没有兵舰，炮台又不中用，日夜受法舰炮轰，徒然挨打，兵打光了，基隆还是守不住。第二、淡水港塞口以后，法舰不能深入，炮轰的威胁可免，孤拔如果不死心，派军登陆，则正好迎头痛击。第三、是因为南北洋对援台一事，或者不甚起劲，或者口中喊得起劲，并无实惠，等基隆一失，朝廷必起恐慌，严旨督饬，后援方始会来。这最后一层用意，孙开华等人，自然是无法了解的。

        回到沪尾，重新部署防务。以孙开华专守淡水炮台，章高元和刘铭传的侄孙刘朝枯分布沿海一带，此外还有士勇一营计五百人，埋伏在北路山间，这一营士勇是李彤恩招募来的。刘铭传奉旨防台，朝命准许自行募勇，增强防务，刘铭传便委派候补道充任洋务委员的李彤恩，专司其事。

        李彤恩办事很实在，贴出布告以后，自己在招募公所坐镇，只见应募的小伙子，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便也下手帮忙。百忙中一眼瞥见一个人，似乎面善，此人皮肤白皙，面貌清秀，而眉目之间带着点娘娘腔。定睛细望，想起来了，是唱歌仔戏的小旦张阿火。

        “阿火！”李彤恩问道：“你来干什么？”

        “李大人！”阿火笑道：“我来投军。”

        “投军！你开什么玩笑？”李彤恩说，“你也懂得打仗？”

        “打仗不要懂的。我不想做夷人，穿夷装，自然就会跟他们拚命。”

        李彤恩大为惊异，想不到演惯佳期密约，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不尽闺中哀怨的张阿火，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再跟李大人说吧，我也不是冒冒失失，闹着好玩的。说到打仗，我是头一回。不过，我想法国人也不会比野猪再凶吧！”

        “喔！我懂了，你喜欢打猎？”

        “是！”阿火手一指，“这些都是！”

        李彤恩往外一望，只见十来个精壮少年，口嚼槟榔，嘻开一张血盆似的嘴，都望着阿火发笑。李彤恩立刻就中意了。从咸丰初年以来，招募乡勇，都遵循曾国藩的成法，而曾国藩又师戚继光的遗规，务取一双泥巴腿的乡农。此辈假以时日，可以练成一支经得起败仗的劲旅，但诚朴有余，机变不足，训练起来很吃力，尤其不能指望他们救急。这些猎户，年轻力壮，又会用火器，稍用兵法部勒，便可上阵，岂不大妙？

        于是李彤恩欣然问道：“这些都是你的朋友？”

        “是从小在一起玩的弟兄。”张阿火答道，“他们听说我要来投军，都愿意跟我一起来玩玩。”

        “玩玩！”李彤恩笑了，却又正色告诫：“这不是好玩的事。”

        “我也这么说。不过他们还是愿意来玩玩，大不了玩掉一条命。”

        “肯玩命还怕什么？”李彤恩察言观色，对张阿火刮目相看了。市井中原有奇人，张阿火必是讲义气，重然诺，为一方的侠少，因而便又问道：“阿火，你能招多少人来？”

        “千把人总喊得到。”

        “都是猎户？”

        “也有打渔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生意的。”

        “都听你的话？”

        “都是我的弟兄。没有什么事讲不通的。”

        他虽是不矜不伐的神态，李彤恩却到底还不敢冒失，想了一下说：“你去招五百人来。要个个管用，这五百人就归你统带，我先给你请一张‘五品军功’的奖札，等立了功，保你做官。”

        “官倒不要做，只要打退夷人就是了。”张阿火问，“招五百人容易，从山上下来，得有住的地方……。”

        “这你放心。我点了人数，马上发号衣、发饷，自然也要拨地方给你安顿。”

        张阿火欣然应诺，当天就回山。在淡水西北的竹仔山，一呼百诺，来了有七八百人，挑成五百，大多是猎户，带着土枪下山，直奔台北，守城的兵不敢放他们进城。张阿火倒也很讲理，留他的弟兄在城外，单身去见李彤恩复命。

        李彤恩细问究竟，听说都来自基隆、淡水之间的山中，这支士勇，先得地利，已为胜人一筹。等到出城亲自编点，益发觉得是一支堪以大用的新锐之师，所以逐一抚慰，异常殷勤。张阿火和他的弟兄们便益发起劲了。

        “阿火！”李彤恩说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象你这样子向上心切，很快就可以立功做官，你的名字要不要改一改？阿火是小名，将来报到朝廷，不大好听。”

        “那就请李大人给我改一个。”

        李彤恩想了一下说：“改名李成好了。姓张就是张李成。”

        李成之“李”是李彤恩，李成之“成”是成功，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张阿火由于李彤恩的识拔而能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成全。总之张阿火是非常珍惜这个新得到的名字。

        在李彤恩，亦觉得这是一大快事，又看到张李成约束部下，言必信，行必果，更有喜出望外之感。得意之余，喜孜孜地去报告刘铭传。

        刘铭传正在苦恼。兵既不足，械亦不精，见到李彤恩，正好发一发牢骚。这也难怪他，驻扎台南的台湾道刘璈，是左宗棠的嫡系，而他与李鸿章的关系，尽人皆知，左李不和，势如水火，因而刘璈对巡抚衔的长官刘铭传，并不买帐，四十营防军倒有三十一营摆在彰化以南，自加节制，对北面的粮饷接济，亦是多方拖延。如今基隆已失，台北府岌岌可危，长官向部属求援，而刘璈居然置之不理，刘铭传如何能不气恼？

        “南北洋三次增援，不过六百人，连以前调到的，总计亦只一千三百人，章营只有两百余人。怎么得了？”

        当然，还有孙开华、曹志忠两军，不过孙曹是湘军，而且出身霆军，尹漋河之役，鲍超与刘铭传失和，因而霆军与铭军一向是死对头。现在刘铭传对待孙、曹二人，虽然刻意交欢，但内疚于心，总觉得格格不入，所以有意不提这两个人。

        李彤恩当然知道他的心病，实实在在是心病，孙、曹二人对于当年的嫌怨，已经淡忘，曾经在李彤恩面面有过表示，此时正好用来劝慰刘铭传。

        “省帅怎么不提孙曹两位？”李彤恩故意这样问说。

        “老兄不是明知故问？”刘铭传苦笑着答说，“他们两位总算捧我的场了，我又何敢苛求？”

        “如何谈得到苛求？大家在一起，生死以之，祸福相共，省帅如果心存芥蒂，反倒小气了。”

        “那里？老兄这番责备，我可不认。我是怕人家心存芥蒂。”

        “不！适得其反。孙曹两位，都以为省帅原是推诚相与，但太客气了，反让他们有见外之感。”李彤恩说，“我看省帅还是脱略虚文，该如何便如何的好。”

        “真的？”刘铭传惊喜地问，“他们真的有过这样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省帅面面瞎说？”

        刘铭传决定接纳李彤恩的建议，唤一名亲兵，去请孙开华、曹志忠来议事。相见携手，特致亲切，加以李彤恩从中穿针引线，极力拉拢，十几年的嫌隙，到此才真的涣然冰释。

        然后商定了诱敌之计，各自返回防区，准备迎敌。

        到了八月二十清早，淡水口外的法国兵舰开炮大轰，不下数百发之多，然后法国陆战队八百人，在炮火硝烟掩护之下，分乘小艇，强行登陆，目的是想占领炮台。

        首当其冲的是孙开华的三营，中右两营在前，后营接应，短兵相接，各尽全力。孙开华所部吃亏的是枪械不如法军精良，看看有抵挡不住之势，而午潮初涨，却又有后援的法军，继续涌到。

        于是埋伏在后山的张李成一营出动了。五百人分成两队，第一队两百五十人，打扮象是野人，散发赤身，口喷大嚼槟榔而生的红沫，到达炮台前面临水的斜坡上，一字排开，卧倒在长可及胚的野草中，右足屈起，左足跟搁在右膝盖上，揸开脚趾，枪管就搁在当中，静静等待。

        后援的法军，乘潮上坡，端着枪直往上冲。张李成屏息以待，看看距离够了，朝天放了一枪，这是“号炮”，二百五十支枪应声而发，法军立刻就倒了几十。未倒的不知弹从何发？相顾错愕之间，草丛间又来了一排枪，打死了好几十。

        这一下，法军不能不后退了。然而还有伏兵，张李成的另外一队，两翼包抄，直逼面前。法军抢艇退去，其时正当落潮，小艇胶着在沙滩上的很多，退走不及，又死了好些。

        孙开华的部下，见此光景，士气大振，奋勇肉搏，冲动了法军的阵脚。孙开华身先士卒，阵斩法国军官一名，夺旗踏阵，终于将法国兵驱出淡水口外。

        在口外，有日本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率领兵舰在观战，在山上，有英国商民用望远镜在了望。这一仗打得不坏，法军伤亡惨重，还被俘了十四人，英国人大为喝采。

        但是十四名战俘为孙开华下令枭首，亦为英国商民所亲眼目睹，认为中国军队违反万国公法，提出抗议。刘铭传当然置之不理，飞章奏捷，盛道孙开华的战功，请求破格奖赏。

        提到张李成，只有一句话：“领队袭之”，但保奖却不没其功：“五品军功张李成，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并加都司衔”。

        十二天以后，孤拔布告封港，北起苏澳，南至鹅銮鼻，一共三百三十九海里，禁止所有船只出入。航行限在距岸五海里以外。

        这一来，商货断绝，文报不通，台湾日用所需，除茶米以外，无一不缺。当然，各国的商务亦大受影响，尤其是英商的贸易停顿，损失最重。

        朝廷得报，大为焦急，但亦只有以严旨命令南北洋选派铁甲快船，多带兵勇器械，星夜驰援。而南北洋一共只有五分厚的铁甲船五只，何敢闯关？就算敢闯，这些小船上也载不了多少兵。所以李鸿章决定趁此机会，逼一逼朝廷，回心转意，重新谈和。只是不敢明言，只用“另设他法，解此危困”之类的话，旁敲侧击。

        因此，刘铭传由厦门转发的电报，到达北洋，转给总理衙门时，李鸿章往往加以增删，张大其词。台湾海口不过封锁了两天，他就这样电报：

        “顷刘提督初三由厦门转电，初二日法又到船六只，在台北者不下二十只。上月二十八日，法四船扰台南、澎湖，存亡无信，富绅多举家逃走，士勇已募五千余，无器械不受约束，不能御敌，徒索饷闹事。土匪四起，疫疠不止，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人。敌势甚大，日内必有恶战，如十日外无电到，北不保。传同将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现在洋火药已缺，食盐无来，百姓扰乱，饷路亦阻，台局不堪设想，可为痛哭，请转电总署。”

        李鸿章转发了这个电报，自道亦为“痛哭流涕”。其实电文中他加上了许多显而易见的假话，既然法国封锁，“富绅多举家逃走”又往那里去逃？刘铭传自己说过，在官绅中“有可用者，无不广致礼罗”，所以除林朝栋自成一军，扼守狮球岭以外，台北板桥的林维源捐饷二十万两；新竹绅士林汝梅招募练勇二百人，自筹两个月的粮饷，协守海口；基隆与台北接壤之处，由武举人王廷理、周玉谦捐款募勇三百人，据险防堵。此外量力捐助兵饷的也很多，绝少举家逃走的情形，就是逃，亦不过由前线逃到后方，由法国所占据的基隆逃到台北。

        当然，希望谈和的，不止于李鸿章，在台湾有贸易利害关系的各国，亦希望中法罢兵议和。特别是英国，因为台茶不能出口，约会驻英公使曾纪泽，打算出面调解。

        英国调处的条款，一共四件，主要的是要求中国履行天津条约，劝请法国不索赔偿，撤出台湾海口。这些条款，对中国可算有利，但是醇王跟总理大臣都不敢答应。结果提出对案八条，要修改天津条约；要在镇南关外设官；要法国不用保护越南的名义；要法军退出基隆，……最后一条是：“中国不索赔款，如法有不允之条，应先赔偿中国损失。”

        这是南辕北辙，自然谈不拢。同时法国又向作调人的英国提出条件：中国完全履行天津条约，法军占据台北，直到中国允赔兵费，方始退出。这当然更谈不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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