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朱谕一交到军机手里，大权便算正式移转了。作为“首辅”的礼王，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该不该给皇太后递如意啊？”

        皇太后、皇帝有值得庆贺之事，譬如万寿等等，大臣照例要“递如意”。如今慈禧太后训政，权柄复归掌握，说起来是件喜事。可是脑筋稍微清楚的人都在想：如果给慈禧太后递了如意，可又给皇帝递什么呢？

        王文韶就是这么在想，不过他的手段圆滑，看大家不作声，只好这样答说：“到初八行礼朝贺，再递如意也不晚。”

        “夔石的话不错。”庆王出言附和，叫着王文韶的别号说：

        “先上去看看再说。”

        “可总得有两句门面话啊！”

        “王爷这你就甭管了！”刚毅自告奋勇，“回头我来说。”

        于是，一面找“达拉密”来行文内阁，将那道朱谕化为“明发”，以便“天下臣民”共知其“福”，一面“请起”。

        这一起，仍旧是“大起”。等行完了礼，刚毅精神抖擞地说：“老佛爷大喜！多少年以来，到底见了天日了。如果是早有老佛爷掌权，也不至于受洋人那样的欺侮，让新党这等的胡闹！”

        “我也是万不得已！”慈禧太后蹙眉说道：“皇帝是多少年来听信了奸人的话，糊涂得离谱了。第一个罪魁祸首是康有为，这个人万万容不得他！”

        “是！”刚毅立即接口，“奴才等请懿旨，立即拿交刑部，严刑讯问。”

        慈禧太后点点头，问：“听说他还有一个胞弟在京里？”

        “是！康有为的胞弟叫康广仁，弟兄俩同恶相济，请旨一并拿问。此外，”刚毅又说，“所有新党，应该一律严办，除恶务尽，以肃纪纲。”

        “罪有应得的，当然不能轻饶。不过，也别太张皇了。”

        听得这话，荣禄立即碰头说道：“老佛爷真正圣明。如今大局初定，一切总以安静为主，奴才斗胆请旨，眼前只办首恶。”

        “这话也是！”慈禧太后问道：“康有为是谁保荐的？”

        “保荐康有为的人可多了……。”

        一语甫毕，荣禄抓住他语声中的空隙，抢着说道：“保荐康有为的，是山东道御史宋伯鲁，请旨革职。”

        “可以！”慈禧太后正式作了裁决：“康有为、康广仁即刻拿交刑部，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

        于是军机承旨退出，请来在德昌门朝房中待命的步军统领崇礼，由刚毅当面下达懿旨，即刻逮捕康有为兄弟，捆交刑部。崇礼是早有预备的，回本衙门点起三百兵丁，亲自骑马率领，直扑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团团围住。那知康有为奉旨筹办官报，已经在前一天出京，由天津上了去上海的海晏轮了。

        “那么，”崇礼问道：“谁是康广仁？”

        已被抓了起来的康有为的两个门生，三个仆人，面面相觑，无从回答。却有个会馆长班，曾为康广仁打过一个嘴巴，此时想起前仇，恰好报复，大声答说：“康广仁在茅房里！”

        带着兵去，一抓就着。崇礼疑心康有为出京的话不实，下令大搜。就在这逐屋搜索之际，消息已经传到谭嗣同那里了。

        谭嗣同是刚卸任的湖北巡抚谭继洵的长子，湖南浏阳人，所以住在离米市胡同北面不远，裤腿胡同的浏阳会馆。“四京卿”依照军机章京当值的规矩，亦分两班，他与沈葆桢的孙女婿、康有为的弟子、福州人林旭是一班，这天轮休，正在寓处与来访的康门大弟子梁启超，商量如何筹办译书局。听说南海会馆出事，梁启超还有些不安的模样，而谭嗣同却是声色不同，只说：“这也在意料之中。且等一等，刘杨二公必有信来。”

        刘是刘光第，四川富顺人，进士出身，原职刑部主事；杨是杨锐，也是四川人，是张之洞当四川学政，特加识拔的门生。这两人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特荐，与谭、林同被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此刻正在内廷当值。有此剧变发生，自无不知之理，亦无不飞函告变之理。

        果然，杨锐的儿子杨庆昶，气喘吁吁地赶了来，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便是那道慈禧太后自即日起训政的上谕。

        “此局全输了！”谭嗣同惘惘然地对梁启超说：“卓如，我们四个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是奉旨‘参预新政’。太后训政，当然仍复其旧，谈不到新政，我亦就无事可办，闭门待死而已！不过，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是我辈的本分。卓如，你犯不着牺牲，不妨投日本公使馆，请伊藤博文打电报到他们上海领事馆，安排你出洋，留着有用之身，以图后起。

        如何？”

        这是个好主意。刚在前一天为皇帝召见的、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很同情中国的新政，当然会营救他出险。不过，“复生，你呢？”梁启超问。

        “我不能走！原因很多。最明白的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朝廷一定责成家父交人。你想，不肖能累及老亲吗？”

        “是！”梁启超肃然起敬地说，“复生！倘有不测，后死者必有以成公之志。”

        “正是这话！”谭嗣同欣然微笑，握着梁启超的手说：“吾任其易，公任其艰。”

        看到谭嗣同处生死之际，如此从容，梁启超反觉得迟徊不忍，是感情的浪掷。因此，庄容一揖，挺起胸来，大步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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