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外面已有风声，但只知朝局有大反复，却不知详情如何？因为这一场可以震动九城的大政变，在京里也只是载垣和端华的被拿交宗人府，算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而此迹象又只现于内廷，非外界所能得见。同时三品以上的官员，为了恭迎梓宫，多已出城住在离德胜门十几里的清河，根本还不知道京中有此变故。而一般品级较低的官员，却又不够资格与闻高层的机密，连打听都无从打听，唯有在内廷供职，地近清华的翰林，略有所闻，但情势混沌，吉凶难卜，也不便公然谈论，免得无端卷入漩涡，所以这些风声在官场里并未引起什么波澜。

        反是民间，消息比官场得到得早而且真，尤其是西城皇木厂一带的居民，前一天就从被驱散的轿伕、跟班口中得知，郑亲王被革了爵，抓了起来，随后发现郑王府附近，多了些兵勇巡逻，到了十月初一傍晚，终于又看到肃顺抄家。

        那是文祥亲自坐了绿呢大轿来抄的，他的随从，除了步军统领衙门的武官以外，还有宗人府、内务府、刑部各衙门的司官和顺天府的地方官。这些随员又有随员，每人都带着几名极其干练的书办。等一到了二龙坑劈柴胡同，与郑亲王府望衡对字的肃顺的住宅，步军统领右翼总兵属下的军队，立刻团团围住了四周，顺天府尹衙门的差役，把皮鞭子挥得刷拉、刷拉地响，但赶不走看热闹的路人，一个个站在远处，以惊诧不止的心情，看着文祥下轿，带领随员，进入肃顺的宅子。

        肃顺的妻子早就故世了，两个姨奶奶跟在他身边，此时也已一起在密室被捕，家里只有两个儿子，两个姨奶奶一人生一个，大的十三岁，名叫徵善，承继给郑亲王端华为子，小的叫承善，才八岁，生得倒象肃顺，什么都不怕，看见来了这么多人，觉得十分好玩，非要出来看热闹不可。

        除了承善以外，肃顺家的西席、帐房、管家、听差、婢女、无不吓得瑟瑟发抖，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文祥搭话。好在文祥也明了这种情形，到得厅上坐定，首先吩咐随员：“这件差使，要干得漂亮、利落！谁要是手脚不干净，莫怪我不讲情面。”

        “喳！”随员们齐声答应。

        “还有，‘罪不及妻孥’，肃顺犯罪，跟他家里的人不相干。

        千万不准难为人家！”

        “喳！”随员们又齐声答应。

        那个抄那部分，任务是早分配好了的，看看文祥没有话，大家便要散开来动手，文祥却又喊一声：“慢着！把这里的管家找来！”

        肃顺的管家原就知道挨不过必须出面，早戴着大帽子在厅旁伺候，听这一声，便跑了来，摘下大帽子替文祥磕头，自己报了名字。

        “你家主人的大孩子，可是过继出去了？”文祥问说。

        “是。过继给四房了。”那是指端华——端华行四。

        “现在在这儿不在？”

        “在！”

        “把他们小哥儿俩，送到他四伯那儿去。是他们哥儿俩的东西，尽量带走。”

        这时杨远三站在文祥身边，懂得他的意思，便点醒肃顺的管家：“你要听清了文大人的话，是他们小哥儿俩的东西，可以尽量带走。你可要快一点儿！”

        肃顺的管家，如梦方醒，磕头称谢，匆匆而去。这是文祥厚道的地方，网开一面，让他们带些细软出去，可以变卖度日。肃顺的管家已经领悟，也知道不会容他从容检点，到了里面，与西席、帐房略略商量，大家都说，时机急迫，只好尽量拣好的拿，能拿多少算多少。

        于是一起奔入上房，七手八脚拿斧头劈开箱子，先找珠宝首饰，次取字画古玩，再拣大毛皮货，满满装了两个箱子。其时全家的婢仆，众口相传，也都赶到了上房，趁火打劫，尽挑好东西往身上揣。有两三个比较正派的，先还吆喝着阻止别人放抢，阻止不住，而且见人发财眼红，终于也淌入浑水中了。

        这样乱糟糟搞了有半个时辰，听得外面喝道：“里面的人都出来！”

        大家回身向窗外一望，只见一个带刀的武官，领着数名兵丁差役，正走进院子，随即闪在两旁，让出一条路，步履安详的文祥，踱了进来，抬头望了一眼，立刻便皱起了双眉。

        屋里的人，一个个躲躲闪闪地走了出来，两口大皮箱也搬到了廊上，肃顺的管家找到了徵善和承善，叫他们向文祥磕头道谢。

        想到肃顺薰天的气焰，今天落得这样一个凄凉的下场，文祥心里也很难过，国法之外，能帮肃顺忙的，也只有照顾他的后人这一点了。所以文祥叫他们弟兄站起来，以长辈的资格，慰勉着说：“你们俩好好儿到你们四伯那儿去，要好好儿念书。你们父亲到底也给朝廷出过力，是个人才，你们将来要学他的才干，别学他的脾气。”说到这里，转脸对肃顺的管家：“我派人把你们送出去。你的这两个小主人我可交给你了！

        你要拿良心出来。不然，哼！”

        他把脸一绷，吓得肃顺的管家，慌忙跪倒：“奴才不敢！”

        “我谅你也不敢。”说了这一句，文祥吩咐杨达，把徵善弟兄和管家，连人带东西，送到郑王府。

        其余的人就有想趁此溜走的，可是文祥早已防备好了，下令拦截搜检，把他们明抢暗偷，塞在怀里的东西，都给搜了出来。最倒霉的是那个西席，自己裤带上拴着的一个汉玉佩件，也当做悖人之物被没收了。

        “这个你不能拿！”那西席抗议，“这块玉是三代的家传！”

        搜他的人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下五旗的传统，看不起西席，称之为“教书匠”，所以一听他的话，勃然大怒：“去你妈的！教书匠做贼，丢你家三代祖宗的人！”说完，上面一巴掌，下面一靴子，把他踹了个筋斗。

        “不准打人！”文祥沉声说着，又看到一个差役借搜检的机会，调戏婢女，便又大喝：“不准轻薄！”

        就这样不准这个、不准那个，文祥替大家立下了严格的执行规矩。等把那些趁火打劫的人，搜检完毕，都驱入空屋，除却大厨房的厨子，可以照常当差，以及两三名帐房，必须随同办事以外，其余上上下下的，都算是暂时被软禁了。

        “大家散开来，分头办事吧！”

        一声令下，全面行动。预先已编配了多少个班，每班少则三个人，多则五、六个人，职位最高的，充作临时带班，不动手，只用眼，负稽察的责任，其余的一半点数，一半记帐，抄家称为“籍没”，非立簿籍登录不可。

        文祥自己也在里面带一班，这一班抄肃顺的书房，主要的就是检查肃顺个人的文件。一走进他那间宽敞而精致的书房，最触目的就是立在书桌旁边的一座大保险箱。不用说，如果肃顺有什么机密文件，一定放在这里面。

        这一下难题来了，保险箱不但要钥匙，而且还要对西洋数字的暗码，钥匙当然是肃顺自己带在身边，数字暗号，则更只有他自己知道。

        “怎么办？”文祥看一看四周问道：“谁懂这个洋玩意？”

        大家面面相觑，无从作答，连最能干的内务府的司官，也是一筹莫展。

        这时杨达已经把徵善兄弟送到了郑王府，回来交差，一看这情形，他倒有主意：“总理通商衙门的王老爷，一定有办法把它弄开。”

        “对了，对了！”文祥大喜，“你倒提醒我了，赶快去把王老爷请来。”

        王老爷是指总理通商衙门的一个章京，此人喝过洋墨水，又在上海多年，熟悉洋务，凡有不懂的“洋玩意”都得请教他。但总理通商衙门在东城，一来一往，很要一会工夫，于是文祥先把肃顺的书桌抽斗打开，把里面的奏稿、信札取了出来，一面看，一面等。

        也不知等了多少工夫，王老爷来了，还带了一个洋人来。见过了礼，那洋人取出一大串钥匙左试右试，又把耳朵凑在数字号盘上，一面慢慢地转，一面聚精会神地听。那些抄家的官员书办们，从未见过如此开锁，一个个住了手，兴味盎然地看着。

        那洋人绷紧了的脸，终于出现了喜色，接着就打开了沉重的箱门。文祥大喜，托王老爷向那洋人道谢，彼此客气了一番，洋人仍旧由王老爷带着走了。

        保险箱里，果如文祥所预料的，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却有许多文件。大部分是别人寄给肃顺的密札，略略翻一翻，写信的人，或用别号，或用隐名，或者就写上“知名”，甚至根本没有名字。不必看内容，光看这些，便知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在内。

        这是个极丰富的收获，但看了一两封，文祥觉得事态严重了。

        因为这些密札，虽然具名不显，措词隐晦，而外人看来莫名其妙，但在文祥眼中，大部分都能求得正确的解释。首先从笔迹上，他可以认出发信的人，由发信的人的经历，可以推想出那些隐语所指的是什么？这样因字识人，因人索事，细加寻绎，十解七八，而就在这可解的十之七八中，证实了外面的流言，不是空穴来风。

        很早就有这样的流言，说肃顺阴蓄异志，这些流言自然荒诞不经的居多，但似乎也有言之成理的，譬如指肃顺的支持湘军，说是在培植他个人的势力，而礼贤下士，亦无非王莽当年。只是这些流言不管如何散布，从没有一个人敢去认真追究，更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曾说过这些话，这些话的出入太大了，而且正当肃顺圣眷王隆的时候，谁也不敢招惹他。

        文祥自然也听到过不少的这种流言，在他觉得是可笑的，他不相信肃顺会做这种自不量力的蠢事，他至多是个权臣，不会是个叛逆。文祥甚至也不相信会有人敢对肃顺“劝进”，因为那不是爱人以德，可是此刻的文祥，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错了。

        在那些信札中，最可疑的是吏部尚书陈孚恩的信，颇有些暧昧不明的话，还有就是所谓“肃门六子”——都是湖南人，王闿运、李寿蓉、严咸、黄瀚仙、郑弥之、邓保之，这些人都算“名士”，书生积习犹在，评论人物，指斥时政，放言高论，不免偏激，也许本心无他，但如果追究陈孚恩那些暧昧不明的信，则此“六子”逞一时之快的意气之言，自然也就要当做附逆的证据了。同时这些信中，少不得也引用别人的议论，则又成一番是非，辗转株连，将兴起难以收拾的大狱，在这外患初消，内乱未平的时候，是足以动摇国本的。

        这样一想，文祥悚然心惊！一时也无法细看，先要把这些东西检齐了要紧。于是在保险箱和书桌抽斗里，把所有的文件，还有两本别人送钱给肃顺，肃顺送钱给别人的帐簿，包成一包，封缄严密，亲自画了花押，随身带着，上轿先走，去见恭王商量处置的办法。

        其时政变的消息已传遍九城。消息的来源有三处，最明白不过的自然是内阁的明发上谕，但此时看得到的，只有少数人，其次是劈柴胡同，众目昭彰的抄家，还有就是密云来客所谈的肃顺被拿问。凡做官的人家，前门外的大商号，以及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作为话题，在大发议论。

        那些议论中，大都对于新政府表示欢迎，这不仅由于恭王的威望使然，更因为军机六大臣中，五位原来就在京城里的，这一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京城里的人，觉得这五位军机大臣是“洋鬼子打进来”时，与老百姓一起共患难的，所以心理上特有一种亲切的好感。

        他们尤替恭王庆幸，认为他以前受了许多委屈，咸丰皇帝不该亏待同胞兄弟，天潢贵胄，不惜降尊纡贵与洋鬼子周旋，这些都被认作是恭王的委屈。

        当然，同情恭王，必不以肃顺为然，特别是那些旗人以及与户部、内务府有关系的商号，无不拍掌称快。

        那些商号都是为了五宇字官钱号勾结户部司官舞弊，为肃顺雷厉风行一办，吃了亏的。

        有了恩怨，说话就不公平了，把银价大涨，钱票贬值，影响小民生计，都归咎于肃顺，当然，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肃顺亟亟于定“祺祥”的年号，就是想早日把新钱铸出来，收兑烂钱票，好平抑银价、稳定物价。这一点连自负博古通今的名士李慈铭都省会不到，更不用说是市井小民了。

        在恩怨以外，最要紧的还是利害关系。顾命八大臣都垮台了，倚他们为靠山的人，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都想打听一下详细内幕，好作趋避。但自知色彩太浓，不便抛头露面，只好躲在家里干着急。

        另外在肃顺手里吃过苦头，被压抑而不得志的，那就跟那些失意者大不相同了，无不喜动颜色，奔走相告，同时更要去打听消息，联络感情，作为时来运转，复起的开始。

        恭王和桂良府里的门栏太高了，踏不进去，沈兆霖、文祥、宝鋆，也都是红顶子，难得高攀，所以目标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曹毓瑛，一个是朱学勤。

        曹毓瑛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处理回銮期间被压了下来的章奏诏令以外，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安抚在外的将帅。中枢政变，必然会影响前方的军心，湘军正当用命之际，死了一个坐镇长江上游，协和各方的胡林翼，已足以打击士气，再去了一个支持湘军最力的肃顺，说不定就会引起猜疑，激出变故。倘或如此，后果异常严重，即使在京城里从顾命八臣手中，顺顺利利地接收了政权，这一次处心积虑所发动的政变，仍旧不能算成功。

        恭王和文祥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曹毓瑛和朱学勤也深明其中的利害，因此，两个人商量着，用恭王的名义，写信分致各地重要的督抚，除了说明肃顺等人获罪的由来以外，最主要的一点，是有力地暗示，保证他们所受到的支持，比过去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些信的措词甚难，过与不及，都非所宜。因而在军机处一直忙到上灯时分，才能回家。

        曹毓瑛一到家，盈门的贺客便迎了出来，纷纷向他道贺荣膺新命，入参枢机，然后把他簇拥了进来，厅中又还有一班人在等着，照样再周转一番，而门上来报，倒又有客来了。

        曹毓瑛一看这情形不妙，恭王那里还有许多事要商量，第二天一早又要出城到清河恭迎梓宫，那得有闲工夫来跟这些人应酬？因此，他就不脱袍褂，也不进上房，向他不离左右的一名心腹听差，使了个眼色，便坐在厅上陪客。

        一番寒暄过后，有个曹毓瑛的同年，开口发问，他问得十分率直：“琢翁，外间传言，说拿问‘三凶’谕旨，出于大笔，可有这话？”

        “三凶”之称，曹毓瑛还是第一趟听见，顾而言他地说：“‘三凶’？莫非指怡、郑两王和肃中堂？”

        问话的人有些发窘，身历其境的人，依然客客气气对载垣他们用官称，不相干的局外人，倒已经定了他们的罪，加以“三凶”的恶名了。

        这一下别的宾客也不敢胡乱开口了，只泛泛地谈些无关紧要的话，但有一个人所问的，在曹毓瑛看来，极有关系，问的是新帝的年号，可是仍用“祺祥”？

        他还来不及回答，事实上亦很难回答，幸好他那心腹听差替他安排的脱身之计发动了，门上高擎一张名片，到了厅上，单腿屈膝向他打了个扦，用很清楚的声音通报：“恭王爷派人来说，请老爷马上到王府去，有要紧事商量。”

        那些想来打听消息或者套交情的宾客，只得纷纷起身怏怏辞别。曹毓瑛原要到大翔凤胡同鉴园，送了客，随即也就上了车，直放恭王的别墅。

        恭王与文祥已经谈了一会了，看见曹毓瑛到，劈头就说：“你来得正好。有个难题，你来出个主意，这一包东西怎么办？”

        曹毓瑛莫名其妙，把恭王所指的那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许多书札，拈起一封，略一审视，便知是从肃顺家取来的，他随即把它放下了。

        “莫非其中有什么关碍之语？”他问。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看到恭王的脸色沉重，文祥的脸色严肃，曹毓瑛便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把那包信推了一下，平静地说：“以不看为妙！”

        “着！”恭王突然击案一呼，把文祥与曹毓瑛都吓了一跳，怔怔地望着他，他却又看着曹毓瑛问：“琢如，你不愿看这些信，为的什么？为的不生烦恼是非，是吗？”

        曹毓瑛微笑着点点头：“王爷明鉴！”他说：“倘或关连着什么同年知好，我既不便为他们求情，又不能视作无事。倒不如眼不见，心不烦了。”

        “好个‘眼不见，心不烦’！”文祥苦笑道，“琢如，你比我运气好。”

        这就可见文祥看了那些信也在大感为难。曹毓瑛心想，这些信中，不知牵连着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最好一火焚之，也是一场阴德。但这话不便贸然出口，眼前只有先把它压下来再说。

        他刚有此一念，恭王却已见诸行动了，他亲手把那包信包好，“我也不曾细看。”他说，“琢如的办法最好，不闻不问。等事情略略乎定了，我奏闻两宫，当众销毁，好让大家安心。”

        “好极了，好极了！”文祥脱口大赞，如释重负，“王爷这样子处置，是国家之福。”

        “唯有这样，才能安定人心，一同把大局维持祝你们两位有机会不妨告诉大家，不必惊惶。不过……，”恭王沉吟了一会又说：“有几个人非办不可！”

        “名为‘肃党’的，也不可一概而论，形迹不著，不妨从宽。”文祥这样相劝。

        “当然。”恭王说道：“我想办两个人，一个是陈孚恩，一个是黄宗汉。”

        要办陈孚恩，曹毓瑛不觉得奇怪，陈孚恩是有名的能员，但也有名的狡猾。至于黄宗汉，历任封疆，毁誉不一，而且在清流名士中，颇有知好，如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就是走得很近的。

        心中虽有疑团，口头却无表示。文祥一向主张宽厚，曹毓瑛则是今非昔比，以前当军机章京，不过幕后的谋士，设谋不妨知无不言，态度立场亦比较单纯，善为人谋就行了，如今站在幕前，虽然衔头是“军机上学习行走”，但到底是共掌国柄的军机大臣，要学“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而况肃顺锋芒太露，喜欢得罪人，覆辙不远，岂可无戒？所以他们对恭王要办陈孚恩、黄宗汉的话，都出以一种审慎的沉默。

        这样，恭王也不必再谈下去了。曹毓瑛忽然想到了一个疑问，“刚才有人问我，”他说：“今上的年号，可是仍用‘祺祥’？”

        这一说，恭王和文祥都瞿然而起，“对了，”恭王大声说道：“当然不能用‘祺祥’！

        这是肃顺的年号。”他又转脸问说：

        “博川！我仿佛听你说过，芝老已有拟议。是吗？”

        “芝老”是指周祖培，“是！”文祥答道，“‘祺祥’这个年号，颇有人批评。芝老的西席李慈铭，就有许多意见。”

        “他怎么说？”

        “无非书生之见。”文祥又说：“也难怪他，他不知道肃六的用意。李慈铭批评‘祺祥’二字文义不顺，而且祺字，古来从无一朝用过，祥字亦只有宋少帝的年号‘祥兴’。”

        “那不是不祥之号了吗？”

        “是啊！”文祥答道，“如今倒不妨用他的说法，作个借口。”

        恭王不置可否，只问：”怎么叫文义不顺？”

        “祺就是祥。”曹毓瑛接口解释，“祺祥连用，似嫌重复。”

        “对了，这个说法比较好。”恭王也没了良心话：“肃六急于改元铸新钱，这一点并未做错。咱们也得赶紧设法铸钱平银价。”

        “此为势所必然。”文祥接着提出了拟议中的新年号：“据说也是李慈铭的献议，主张用‘熙炉，或者‘乾熙’。”

        “这又何所取义？”

        “本朝康熙、乾隆两朝最盛。圣祖、高宗又是福泽最厚、享祚最永，各取一字，用‘熙炉或者‘乾熙’，自是个吉祥的年号。”

        恭王大不以为然，因为无论“熙卤或者“乾熙”，都是有意撇开雍正，令人想到其中有忌讳，雍正不是骨肉相残吗？将今比昔，似乎推翻顾命制度，是有意跟大行皇帝过不去！

        这怎么可以？

        于是恭王不屑地说一声：“这李慈铭真是书生之见！而且是不曾见过世面的书生。不行，‘熙炉也好，‘乾熙’也好，都不能用。另外想吧！”

        接着又谈了些别的，因为第二天要到清河迎接梓宫，便早早散了。次日清晨，车马络绎出了德胜门，清河冠盖云集，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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