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九甲子日，六岁的皇帝在御前大臣的扶持夹辅之下，在太和殿行了登极大典，紧接着是慈禧太后的万寿，重重喜事刚过，被肃顺一派所抑制排挤的官僚，又复弹冠相庆，各衙门送旧迎新，热闹非凡。

        这一朝天子一朝臣，绝大部分出于恭王的安排。为了此一番大调动，他和文祥等人，煞费苦心，党同伐异，隐隐中的派系，要一一安抚妥帖，而清议又不能不顾，人才更不能不讲，除了这些以外，恭王还有一层只有他自己和极少数心腹才知道的私心，在垂帘之议定局以前，先要把自己的势力建立起来。

        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为了拟议“垂帘章程”，已在内阁开过好几次会了。无疑地，这是件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没有一个人敢于轻率发言，所以会议的进度极慢，甚至因为过分持重，座间的气氛，显得相当沉闷。但在私底下，三数友好，书斋清谈，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引经据典，相互辩驳，许多深刻的见解，都在各抒所见，比较异同之间呈露。

        恭王和他的心腹们，所重视的正是这些比较坦率的议论。

        议论中最坦率的一种看法，认为贾桢、周祖培等人的奏折上，已有“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的话，胜保一疏说得更明白：“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既然如此，则两宫太后的垂帘听政，实在是代行皇帝的全部权力。而且慈禧太后的为人如何，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天之中，已显示得相当明白，她是非象宋朝的章献刘皇后那样大权独揽不可的。

        果然，几次“酌古准今，折衷定议”的章程，送了上去，都为慈禧太后随意找个小毛病发了下来，面谕重新拟议。

        这样一再挑剔，逼得军机处和内阁的重臣，非照宋朝垂帘的故事来办不可。宋哲宗的祖母，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称，不足为虑。宋仁宗的嫡母章献刘皇后，虽亦被颂扬为“今世任姒”，其实是个极厉害的脚色，慈禧太后的性格，与她颇为相象，因此，恭王不得不有所顾虑。

        那一阵子，科甲出身的官员，把酒闲叙，常谈宋史，宋史中又常谈章献和宣仁的事迹，于是传说中“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也常被人提到了。

        有人谈到这个故事，说“狸猫换太子”是对章献刘皇后的厚诬，但宋仁宗在章献生前，始终不知道他的生母是李宸妃，以及章献亏待了李宸妃，都是事实。当李宸妃守陵病殁，宰相吕夷简向章献进言，主张加以厚葬，章献大怒，责问吕夷简，何出此言？吕夷简的答复是：“臣待罪相位，事无内外，皆当预闻。”

        由此可以推想而得一结论，宋仁宗以冲人即位，章献垂帘听政，如果不是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以及吕夷简、范仲淹这些大臣，正色立朝，遇事裁抑，那么，以车驾卤簿，同于皇帝，乘玉辂，谒太庙的章献刘皇后，可能会成为武则天第二。

        这些议论。对恭王是一大刺激，也是一大启发。诛杀肃顺，不过是他复起当国所必先排除的一个障碍，促成垂帘，才是他重掌政柄所必须履行的一个交换条件，但说到头来，这是违反祖制的，所以他早就内疚神明。而自肃顺伏法，几乎一夕之间，舆论大变，以前说肃顺跋扈专擅的，这时都在往他好的地方去想了，认为他的反对垂帘，并不算错，相形之下，显得错的倒是赞成垂帘的那些人。这一来，恭王内疚之余，而且也得要外惭清议，力图补救。

        补救的办法，就是鉴于章献刘皇后的往事，设法在慈禧太后尚未独揽大权之前，先谋裁抑之道。今古异制，依清朝的传统，那怕贵为议政王，也不能握有如唐宋那样与君权对等的相权，这样就只有多方面安插为自己所信得过的人，一方面是为了合力对付慈禧太后，另一方面也是培植自己的势力所必须采取的手段。

        这时的慈禧太后，还看不透这一层。灯前枕上，想了又想的，只是两件事，一件是如何才能使恭王照自己的意思，议定垂帘章程？一件是等到垂帘听政之后，如何才能把已取得的大权，紧紧握定，不致失坠。

        为了前一个目的，她的笼络恭王，无所不至，每一召见，“六爷”长，“六爷”短的，喊不停口。常常军机全班见面以后，又单独召见恭王，稍微谈得久些，到了传膳的时刻，必又传旨，从御膳中撤出几样菜来赏议政王。

        除去这些小节，又因为先帝与恭王手足的参商，起因于恭王的生母，一直未获尊封，直到临死以前，才很勉强地得了个“康慈皇太后”的尊号。等康慈崩逝，先帝余憾不释，一面命恭王退出军机，回上书房读书，以示惩罚，一面只上康慈太后的諡号，神主不入太庙，因此不能象“孝全成皇后”那样称为“孝静成皇后”，表示同为皇后，仍有嫡庶之分。这一点恰又触犯了慈禧太后的大忌，正好借着示惠恭王的原因，说服了慈安太后，特传懿旨，命廷臣集议，孝静皇太后升袝太庙的典礼。

        为了后一个目的，慈禧太后觉得最好能读些书，看看列祖列宗，以及前朝的贤君女主，到底如何处理政务，驾驭臣子？只是宫里的史书虽多，苦于程度不够，读不成句。于是想了个主意，给上书房和南书房的翰林派了个差使，叫他们在历代帝王的言行以及前史垂帘听政的事迹之中，选择可供师法的，摘录下来，加以简明的注解，由内阁大学士总纂成书，再交议政王及军机大臣复看后，缮写成呈，作为参考。

        日思夜想，慈禧太后的希望，终于一步一步接近实现了。垂帘章程虽还未定局，但内阁集议一次，让步一次，大致已可接受，于是她可以私下计议举行垂帘大典的日子了。

        日子一直配合得很好，十月初九甲子日，嗣皇帝登极，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于今垂帘章程到议定之时，恰好是先帝宾天百日刚过。国丧服孝，百日缟素，白布褂子穿得久了，灰不灰、黄不黄，好不难看！加以百日之内，不得剃发，一个个毛发蓬乱，再穿上那件灰暗破旧的白布褂子，不象个囚犯，也象个乞儿，看着好不丧气！等到百日一过，依旧朝珠补褂，容颜焕发，那时在垂帘大典中受群臣朝贺，才是件风光体面的喜事！

        因此，慈禧太后自己翻过时宪书，选了十一月初一这个日子，也暗示了桂良，他奉旨管理钦天监，只要暗示了他，钦天监自然会遵从意旨，选奏这个日期。

        为了除服，宫里自然有一番忙碌，除了各人要预备自己的冬衣以外，门帘窗帘、椅被座垫，都得换成国丧以前的原样，还有许多摆设，或者颜色不对，或者质料不同，因为服孝而收贮起来的，这时也得重新换过。

        那些都是太监、宫女的差使，自有例规，不须嘱咐，要两宫太后亲自检点的，是把先帝的遗物清理出来，分赐群臣。

        照入关之初的规矩，大行皇帝的一切遗物，依关外的风俗，在大殓和出殡的日子，在乾清宫外，举火焚化，称为“大丢纸”“小丢纸”，当初世祖章皇宗出天花驾崩，就是这么办的。据说“丢纸”时的火焰，呈现异彩，不知焚毁了多少奇珍异宝？以后大概是想想可惜，到圣祖宾天，就不这么办了，把大行皇帝的衣冠鞋帽，日常服御的器物，分赐大臣和近臣，称为“颁赏遗念”，照例在除服之前举行。

        受颁“遗念”的名单，事先早由军机处开呈，内则亲贵大臣，外则督抚将军，另加已经告老致仕的先帝旧臣，一共五十几个人。每人照例要有四样，也照例有一两样是贵重的，两三样是凑数的。当然，特殊的人物，不在此限。

        象恭王的那一份，就是两宫太后亲手挑选的，一顶紫貂暖帽，一件玄狐石青褂，都是先帝在滴水成冰的天气所服御的。另外两样也是常在先帝身边的珍玩，一件多宝串和一方通体碧绿的翡翠印，印文是“皇四子”三字，还是世宗在潜邸的旧物，传到道光年间，因为先帝也行四，宣宗就以这方翠玉相赐，现在拿来颁赏给行六的恭王，虽不切实用，但对受赐者来说，却真正是一种遗念。恭王与先帝一起在上书房读书时，无一日不见这方翠印，想到先帝窗课，遇到下笔得意之时，便取出这方翠印，押脚钤盖的那份欣悦的神情，恍然如在眼前。

        抚今追昔，低徊不已，恭王不由得痛哭了一常就在颁赐遗念的那两天，恭王接得来自热河的密告，说肃顺的财产，有一部分藏匿在陈孚恩那里。这是非常可能的，但如查问陈孚恩，决不会有结果，因为可以意料得到，他是决不肯承认的。

        于是军机处在商议此事时，大费踌躇了。陈孚恩的狐狸尾巴，在查办肃顺，抄出往来书信帐目以后，逐渐显露，已现原形，但此人手腕圆滑老练，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最大，不是当面对质，不易拆穿他的花样。因此，朝士中颇有人以为陈孚恩是个干才，甚至认为他不是肃党，不但不是肃党，还是肃顺他们所忌惮的人物。当先帝在热河崩逝，在京奉派的恭理丧仪大臣，只有陈孚恩奉召得赴行在奔丧，肃党的形迹明显到如此，而居然有人力言，说肃顺要把他召赴行在，是调虎离山之计，深怕他在京里捣鬼，反对肃顺，这就是陈孚恩自己放出来的流言。

        为了这个缘故，自恭王以次，虽都主张严办，但怕清议支援陈孚恩，掀起意外的风波，不能不加慎重。可是，正如在登极大典之前，必须处决了载垣、端华、肃顺一样，陈孚恩的案子，亦必须在垂帘大典举行以前结束，所以在景山观德殿颁赐了遗念，全班军机大臣，专为此事，举行了一次会议。

        没有一个人主张轻纵，会议就很顺利了。垂帘大典在十一月初一举行，已成定案，这样，就只有九天的工夫来处理此案。同时，象陈孚恩这种已革职的尚书，照规矩，必须指派大臣，会议定罪，那也得要几天的日子，算起来，时间相当局促，要办就得赶快办，不能再拖延瞻顾了。

        当时决定，派户部尚书瑞常、兵部尚书麟魁，将陈孚恩拿交刑部，并严密查抄家产。同时派周祖培和文祥，会同刑部议罪。第二天一早进宫，自然一奏就准。

        奏准了便该写旨进呈，转由内阁明发上谕，但那样一来，可能谕旨还未发出，陈孚恩已经把财产转移分散，隐藏无踪了，所以必得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恭王一回军机处，便派人把瑞常和麟魁请了来，宣明旨意，请他们立刻遵旨办理。

        于是这两位尚书，点派司官吏役，亲自率领，到了陈家，投帖拜访。陈孚恩做过大官，只是革了职就跟庶民无异，听说两位现任尚书来拜，便开了中门，亲自迎接。

        到得厅上，照样让座献茶，寒暄一番，然后瑞常站了起来，先拱拱手说：“鹤翁，有旨意。”

        “是！”陈孚恩相当镇静，听得这话，离了主位，走向下方，等瑞常往上一站，他便跪了下去。

        口传了谕旨，陈孚恩照例还要谢恩，接着，站起来大声喊道：“来啊！把那口箱子抬出来！”

        陈家里面已经有哭声了，但陈孚恩脸色却还平静，只静静地等听差把箱子抬来，这一下倒教瑞常和麟魁觉得莫测高深了。

        等箱子抬到，陈孚恩亲手揭开箱盖，里面收藏的是白花花的现银子。这是干什么？莫非要行贿？这不太肆无忌惮了吗？瑞常和麟魁正在诧异之时，陈孚恩揭开了疑团。

        “一生宦囊所积，尽在于此，共是九千余两。”他指着银子说，“请两公点收。”

        平平淡淡两句话，在瑞常和麟魁心中，引起极大的疑问。看这模样，陈孚恩事先早有准备，可能抄家的消息已经走漏，不过此人工于心计，或者已经料到，不免有此下常果然如此，这个人可真是够厉害的。

        看看瑞、麟二人面面相觑，不作表示，陈孚恩黯然摇一摇头，吩咐听差：“快收拾衣包行李！”

        这下提醒了遵旨办事的两位大员，放低声音，略略交谈了几句，仍旧由瑞常发言。

        “鹤翁！”他很率直地问道：“外头流言甚盛，多说肃豫庭有东西寄存在尊处。此事关系甚巨，鹤翁不可自误。”

        “何来此言？”陈孚恩使劲摇着头说，“我说绝无其事，二公或者不信，尽请查抄，如果见有为肃豫庭匿藏财产的踪迹，孚恩甘领严谴。”

        话说到这样，不须再费辞了，“既如此，只好委屈鹤翁了！”

        瑞常大喊一声：“来啊！请刑部吴老爷来！”

        吴老爷是刑部的司官，随同来捉陈孚恩，当时走了上来，行过礼听候吩咐。

        “你知道旨意吗？”瑞常问道。

        “是。已听敝衙门堂官吩咐过了。”

        “那好。你把人带走，了掉一桩差使。”

        “是！”姓吴的屈一腿请了安，便待动手。

        “慢着！”瑞常又说，“陈大人有罪无罪，尚待定拟，你可把差使弄清楚了。”

        “弄得清楚，”姓吴的答道，“我们把陈大人请到刑部‘火房’暂住几天。”

        “火房”不是监狱，待遇大不相同，陈孚恩一听这话，知道是瑞常帮了他的忙，随即作揖道谢，瑞常却不肯明居缓颊之功，避而不受。

        于是在陈家内眷一片哭声中，刑部的官吏，用一辆骡车，把陈孚恩带走。其时陈家出入要道，都已严密把守，瑞常和麟魁，分别在大厅和书房坐镇，开始抄家，抄到半夜才完，除了肃顺的一些亲笔密札以外，看来陈孚恩匿藏肃顺财产的话，全属子虚。

        到了第二天上午，大学士周祖培，派人把军机大臣文祥，刑部尚书赵光和绵森，请到内阁，定拟陈孚恩的罪名，这时陈孚恩拿问及抄家的上谕已经发佈了。因为查办党援的案子，陈孚恩、黄宗汉、刘琨等人，或者革职，或者永不叙用，已经作了结束，所以旧事重提，把他一个人提出来重新究治，就得要有新的原因，除了“查抄顺家产内，多陈孚恩亲笔书函，中有暗昧不明之语”以外，又指责他在热河会议“皇考大行皇帝郊祀配位”时，以“荒诞无据之词”，迎合垣等人的意思，斥为“谬妄卑污”。这多少是欲加之罪，但“郊坛配位，大典攸关”。拟那罪名就欲轻不可了。

        由于表面与实际有此不符，所以会议时所谈的是另一套。

        首先由文祥公开了一批密件，就是所谓“中有暗昧不明之语”的，陈孚恩的“亲笔书函”，除了文祥所搜获的以外，御前侍卫熙拉布是正式奉派抄肃顺家的人，陆续又查到许多，这些信在赵光和绵森都是第一次寓目，两人看完，都有些紧张，那是从他们职司上来的忧虑，怕要兴起大狱，刑部责任甚重。

        “就凭这几封信，把陈孚恩置之大辟，亦不为过。然而投鼠忌器，大局要紧！”赵光说到这里，看着周祖培问道：“中堂，你看如何？”

        “你的话不错。此案务须慎重，处置不善，所关不细。”

        文祥也知道，“暗昧不明”的话，如果要从严根究，可以发展为一件“谋反”的大案，那一来不但陈孚恩信中所提到的人，都脱不了干系，还有许多平常与肃顺有书札往还的内外官员，亦将人人自危，把个刚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搞得动荡不安，足以危及国本。他一向主张宽和稳健，已跟恭王秘密议定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这时见在座的三人，对此都忧形于色，便把那办法先透露出来，好教大家放心。

        “两公所见极是。”他不便明言其事，只怂恿周祖培说，“中堂何妨向六王爷建言，所有从肃顺那里得来的信件，不必上呈御览，由内阁会同军机处，一火而焚之！”

        “好极了！这才干净。”周祖培大为称赏，但又不免疑惑，“恭王如果另有所见，那……？”

        那就要碰钉子了！以周祖培的身分，不能不慎重，文祥懂得他的意思，立即拍胸担保：“中堂一言九鼎，六王爷不能不尊重！我包中堂不会丢面子。”

        “好，好！明天我就说。”

        “这可真是德政了！”赵光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轻松地说：“言归正传，请议陈孚恩一案。”

        “该你先说话。”周祖培反问一句：“依律当如何？”

        “既是‘暗昧不明’的话，则可轻可重。不过再轻也逃不掉充军的罪名。”

        “除此以外，还有议郊祀配位，所言不实一案。”绵森提醒大家。

        “照这样说，罪名还真轻不了！”周祖培沉吟了一会，转脸看着文祥问道，“博川，你的看法呢？”

        “死罪总不致于。活罪嘛……，”文祥慢吞吞地说，“充得远些也好。”

        大家都觉得这话意味深长。以陈孚恩翻手为云覆手雨的手段，如在近处，说不定又替谁做“谋主”，搞些花样出来。

        “‘敬鬼神而远之’。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吧！”

        刑部两堂官，军机一大臣都无异词，凭周祖培一句话，此案就算定谳了。可是消息一透露出去，招致了许多闲言闲语，是会议的那四个人所意料不到的，也因此，成议暂时须搁置，先得设法平息那些浮议流言。

        平息流言浮议的办法也很简单，只是加派两位尚书，会同原派人员，一起拟定陈孚恩的罪名。这是恭王可以作主的事，但既应降旨，便须上奏，为了有许多话不便让另一位军机大臣沈兆霖听到，所以他在每日照例的全班进见以后，又递牌子请求单独召对。

        再次见了面，恭王首先陈请添派沈兆霖和新任兵部尚书万青藜，拟议陈孚恩的罪名。慈禧太后心知有异，象这样的事，何须单独密奏？于是问道：“怎么？陈孚恩的罪定不下来吗？”

        “定倒定了。原议‘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这就更可怪了：“既然已经定了罪，何必还要再派人？”

        “因为外面有许多闲言闲语。这一会儿求人心安定最要紧，所以添派这两个人，两个都是汉人，万青藜还是陈孚恩的江西同乡，这是朝廷示天下以大公无私，请两位太后准奏。”

        “准是当然要准的。”慈禧太后答说，“不过，我倒要听听，外面是些什么闲言闲语？”

        这话让恭王有不知从何答起之苦。踌躇了一会，觉得让两宫太后明了外面的情形，才知调停不易，办事甚难，也未始不可。这一转念，便决定把满汉之间的成见隔膜，和盘托出。

        “外面有些人不明了内情，认为是旗人有意跟汉人为难。”

        “那有这话？”慈安太后骇然失声，“满汉分什么彼此？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汉人跟旗人该有点儿什么不同？”

        “太后圣明。无奈有些人无事生风，偏要挑拨。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一趟派的人，也真不大合适，看起来象是有意要治陈孚恩似的。”

        “怎么呢？”慈禧太后问道：“就为派的旗人多了？周祖培和赵光，不是汉人吗？”

        “周祖培和赵光，是大家都知道的，素来反对肃顺，现在议肃党的罪名，就算公平，在别人看，还是有成见的。”

        “怎么，非要说陈孚恩无罪，才算是没有成见吗？”“陈孚恩怎么能没有罪？”恭王极有把握地说，“只把那些信给万青藜一看，他也一定无话可说。”

        “那好吧！写旨上来。”

        “是！”恭王退了出来，随即派军机章京写了上谕，由内奏事处送了上去，当时就盖了印发了下来。

        果然，恭王的预料一丝不差，万青藜接到通知赴内阁会议，原准备了有一番话说，这是他受了江西同乡以及与陈孚恩有交情的那些人的压力，非力争不可的。周祖培和文祥他们四个人也知道，会议要应付的只有万青藜一个人，所以早就商量过了，决定照恭王的指示，先把陈孚恩的信给他看，看他说些什么，再作道理。

        万青藜字藕舲，所以文祥管他叫：“藕翁，这些书札你先看一看，就知道陈孚恩罪有应得。”

        万青藜肩上的压力极重，为了对同乡以及所有督促他据理力争的人有所交代，把那些信看得极仔细，一面看，一面暗暗心惊，那些“暗昧不明”的话，如果要陈孚恩“明白回奏”，他是百口难以自辩的。“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的罪名，看似太重，其实还算是便宜，倘或在雍正、乾隆年间，根究到底，陈孚恩本人首领不保，固在意中，只怕家属也还要受到严重的连累。

        当他聚精会神在看信时，其余五双眼睛都盯在他脸上，看他紧闭着嘴，不断皱眉的表情，大家心里都觉得轻松了。于是相互目视示意，取得了一致的默契，坚持原来议定的结果。这也是恭王事先指示过的，到万不得已时，不妨略减陈孚恩的罪名，照这时看来，已无此必要。

        “果然，陈孚恩罪有应得。”万青藜把手里的信放下，用块手绢擦着他的大墨镜，口里向镜面呵着气，望空的双眼，不住闪眨，显然的，他还在踌躇着有话要说。

        周祖培见此光景，便不肯让他说出为陈孚恩求情的话来，特意先发制人，“藕舲，”他说，“这样子的人物，也算是‘清正良臣’吗？”

        这“清正良臣”四字是有出典的。自从道光年间，王鼎痛劾穆彰阿误国，继以死谏，由陈孚恩设法隐匿其事，救了穆彰阿一场大祸以后，就此在仕途中扶摇直上，很快地外放为山东巡抚，在任时据说颇为廉洁，加以穆相的揄扬，宣宗御笔颁赐一块匾额，所题的就是这“清正良臣”四字。

        这块匾在抄家的时候，就已附带追缴了，宣宗所许“清正良臣”的美名，扫地无余，万青藜只好这样答道：“他早年曾蒙天语褒奖，有此一节，是不是可以格外矜全？请公议。”

        “不提这话还好，一提更坏。”周祖培立即反驳，“陈孚恩曾蒙宣宗特达之知，于今所作所为，有伤宣宗知人之明，不更见得辜恩溺职，应该重处吗？”

        “是啊！”赵光搭腔，他的科名甚早，当了多年尚书，不曾入阁拜相，所以话中不免有牢骚：“陈孚恩一个拔贡出身，居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照现在这样子，我不知他如何对得起宣宗的在天之灵？”

        “那是出于穆相的提拔。”绵森下了个评语，“此人才具是有的，就是太热中。”

        “不是太热中，又何致于这么巴结载垣和肃顺？”赵光发完了自己的牢骚，又替他的同年许乃普发牢骚：“他为了想得‘协办’，硬把许滇生的吏部尚书给挤掉。向来吏部非科甲不能当；肃顺居然敢于悍然不顾，在先帝面前保他，真是死有余辜！”

        这一下把话题扯开了，谈起陈孚恩和载垣、肃顺等人的恩怨，以及他假借他们的势力，排挤同官的许多往事。万青藜只能默默听着，一句话也说不进去。

        “天色不早了！”文祥好不容易打断了他们的谈兴，“请定议吧！”

        “依照原议。”周祖培看着万青藜说。

        万青藜觉得非常为难，照自己的立场来说，还要力争一番，但话说得轻了，于事无补，说得重了，于自己的前程有碍，而况看样子以一对五，就是不顾一切力争，也未见得有用。

        正这样煞费踌躇时，文祥再次催促：“藕翁如果别无意见，那就这样定议吧！”

        “我倒没有别的意见。”万青藜很吃力地答说，“新帝登极，两宫垂帘，重重喜事，怜念陈孚恩白发远戍，只恐此生已无还乡之望，何妨特赐一个恩典。”

        这算是无可措词中想出来的一番很宛转的话，无奈在座的人，对陈孚恩都无好感，所以“白发远戍”的哀词，并不能打动他们的心。而万青藜的话，又在理路上犯了个语非其人的毛病，因而很轻易地为周祖培搪塞过去。

        “恩出自上。”他把视线扫过座间，落在万青藜脸上，“上头对陈孚恩有没有恩典，要看他自己的造化。我们此刻也无从谈起。”

        万青藜被堵得哑口无言。反正应该说的话已经说到，算是有了交代，于是继续沉默。陈孚恩的罪名，就此算是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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