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的皇帝，情绪激动异常，平日逃避着不肯去细想的心事，此时都兜上心来。太后的诘责、重臣的劝告、言官的议论，似乎把所有的过失都推在他一个人头上。最使他不甘服的是，明明是早就该说，以前不说就无须再说的话，偏偏在这时候用来作“欲加之罪”，而恭王不能约束儿子，反来管别人的闲事，更令人齿冷。还有，载澂居然敢如此，等于出卖自己人，其情尤为可恶。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皇帝握拳捣着御案，“非好好儿出这口气不可！”

        睡过一夜，余怒未息，强自抑制着召见军机。恭王陈述了沈葆桢赴台，大久保利通已自天津启程，准备如何交涉之类的有关总理衙门的事务以后，拿出一张白纸，捧上御案，是调补崇纶等人遗缺的名单。

        “户部左侍郎魁龄擢授工部尚书。”皇帝看到这第一行，立刻便觉气往上冲，几乎不可抑制，“这不太便宜了吗？同样是内务府大臣，一个革职，一个升官！”皇帝这样冷笑着说。

        “臣等公议，循次推迁。实在不知圣谕意何所指？”

        这等于公然挺撞，皇帝又是一气，冷笑着问：“魁龄有些什么资历？”

        “魁龄是咸丰二年的进士，同治四年就当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了。”

        恭王的意思是，魁龄早就是二品大员。皇帝当然懂他的话，故意又问：“我即位的时候，他干什么？”

        “那时，”恭王照实答道：“他是工部郎中。”

        “喔！四年的工夫，由郎中升到侍郎，是靠谁啊？”恭王一听语气不妙，赶紧这样答道：“自然是出自天恩。”

        “哼！”皇帝又问：“他跟你老丈人桂良是同宗不是？”

        魁龄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这是瞒不了的，恭王只好硬着头皮答一声：“是！”

        “好，好！”皇帝越想越不舒服，把前后的经过参照对看，认为魁龄先被派出去修陵工，随后告假，全是受了恭王的指使，有意规避，不理园工。如今将崇纶革了职，又正好补他的私人，居心是何等阴险？

        这样一想，多少天来的积怨，一下子发作，血脉愤张，脸胀得通红，自己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下去，咬一咬牙决定痛痛快快干他一常于是一言不发，振笔疾书，写好一张朱谕，大声说道：“把御前大臣都找来！”

        御前五大臣，日日在内廷当差，这几天更不敢疏忽，一闻宣召，全班进见。皇帝自我激动得手在发抖，一面将朱谕递给惇王，一面急促地说：“恭亲王无人臣之礼，我要重重处分！”

        惇王接到手里一看，大惊失色，朱笔写的是：“传谕在廷诸王大臣等：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辄无人臣之礼；且把持政事、离间母子，种种不法情事，殊难缕述；着即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并撤出军机，开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具奏。其所遗各项差使，应如何分简公忠干练之员，着御前五大臣及军机大臣会议奏闻。并其子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毋庸在御前行走，以示惩儆。钦此！”

        还未看完，惇王已经跪了下去，不知是惊恐，还是愤慨，用枯涩发抖的声音说道：“臣不敢奉诏！”

        听惇王这一说，可以猜想得到，必是恭王遭受严谴，所以其余诸人，包括恭王在内，一起跪下磕头，皇帝自己也是中心激荡，不能维持常度，有许多话要说，却说不出口，唯有不顾而起，径自下了御座，头也不回地出了东暖阁。

        这时惇王才把朱谕递了给恭王，大家也顾不得仪制了，一起围着看，自是无不既惊且诧，五中如焚。

        倒是恭王反而比较沉着，“皇上给我什么处分，我都甘受。就是这‘无人臣之礼，把持政事，离间母子’三句话，说什么我也不能承认。”

        “六爷，”宝鋆怕这话又忤皇帝之意，着急地说，“你就少说一句吧！咱们请五爷主持，怎么想办法，请皇上收回成命。”

        于是一面退到月华门的朝房，一面派人先去打听皇帝的动静。须臾得报，皇帝在养心殿西暖阁休息，气似乎生得好些了。

        “再递牌子！见不着皇上，咱们不走。”文祥说着便四处张望，意思是要找奏事太监。

        “不用递牌子！”醇王摇摇头，“我们五个人上西暖阁去就是了。”

        所谓“五个人”是指御前五大臣，也算是属于皇帝最亲近的侍从，原可以随时进见的。

        惇王认为这话不错，便领头又进遵义门，带往养心殿西暖阁，命总管太监进殿奏报。

        “慢一点！”惇王忽然喊住总管太监，将皇帝的那道朱谕一折为二，交了给他：“你跟皇上回奏：朱谕恭缴！”

        “五爷，”奕劻劝他，“这么做不合适，还是见了皇上，面奏陈情的好。”

        大家亦都觉得缴回朱谕，是明白表示不奉诏。再来一个“无人臣之礼”，连惇王亦受处分，事情就会闹得更不可收拾，因而亦都同意奕劻的见解。

        等总管太监入殿不久，只见伯彦讷谟诂的儿子，醇王的女婿，御前行走的贝勒那尔苏，掀开帘子往边上一站，大声宣示：“皇上驾到！”

        皇帝一闪而出，手里捏着一张纸，御前五大臣就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跪了下来。皇帝不等他们礼毕，就说：“那尔苏，你把这道朱谕交给惇亲王，转给军机。”

        那尔苏接过朱谕，走下来交到惇王手里，看上面写的是：“已革总管内务府大臣崇纶、明善、春佑，均着加恩改为革职留任。钦此！”

        “臣遵旨转给军机。”惇王说道：“恭亲王平日言语失检，也是有的。请皇上念他当差多年，加恩免议，臣等同感天恩。”

        皇帝将脸一沉，“你打算不遵旨吗？”

        “臣不敢！”惇王答道：“臣是为大局着想。”

        这一下正好替醇王想好的话，作了启导，他紧接着说：“惇亲王所奏甚是。如今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已自天津进京，日内就可以到。和战大计，决于这一次的谈判。文祥体弱多病，恐怕不足以应付，要靠恭亲王全力周旋。如果革去亲王，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仿佛闲散宗室，日本使臣必以对手爵秩不隆，不肯开议。日本的用心奸刁，处处挑剔，枝节横生，恭亲王、文祥和李鸿章，谨慎应付，犹恐不周，岂可再授人以隙？伏祈是上以大局为重，收回成命。”

        听得这一番陈奏，皇帝有如梦方醒之感，想想不错，但也更不甘心，种种牵缠，真个就动恭王不得？

        正在这样沉吟着，伯彦讷谟诂说了话：“今年慈禧皇太后四旬万寿，恩纶沛施，普天同庆。唯有恭亲王独遭严谴，恐非慈禧皇太后慈祥恺侧，优遇大臣的本心。”

        这以下就该景寿开口，他讷于言却不盲于心，知道皇帝的意思已被打动，不妨等一等，看他是何表示，再作道理。

        皇帝改变了主意，用那种屈己从人的语气说：“好吧！把它拿回来！”

        “喳！”惇王响亮地答一声，疾趋而前，缴回朱谕。

        “你们只要说得有道理，我无有不听之理。”皇帝借题发挥，“应该早说的话不说，到木已成舟再来大放厥词，把罪过都推在我一个人头上，我不受！就象翁同龢，到京销假一个月了，承值书房，一句关于园工的话也没有说过。这是以臣事君的道理吗？”

        “翁同龢回京不久，或者情形还不甚明了的缘故。”

        对于惇王的解释，皇帝并不满意，“你们下去，我另有旨意。”说完，转身入内。那尔苏跟在后头，等皇帝隐没在帘子后面，他回头望了一下，摇一摇手，不知是警告皇帝正在火头上，诸事慎重。还是表示：不要紧，放心好了！

        醇王机警，赶紧招一招手。那尔苏向里面看了看，很快很轻地走了过来，先总请一个安，然后又到醇王面前请安，因为还未过门，他仍旧叫醇王：“七叔！”

        “玉柱子，”醇王喊着他的小名，悄悄叮嘱：“万一皇上劝不住，到时候你想法儿，赶紧通个消息给两宫太后！”

        “我明白。”那尔苏又说，“请七叔通知载澂，让他马上销假当差。”

        醇王懂了，皇帝虽革了载澂的爵位，心里仍旧是喜欢他的，这至少也是缓和局势的一助，便连连点头：“我知道。你赶快进去吧！”

        “是！”那尔苏又回身向伯彦讷谟诂请个安说：“阿玛，我今儿不能回家了。”

        “不要紧。好好当差去吧。”

        于是那尔苏进入西暖阁，御前五大臣仍旧回到月华门朝房候旨，但恭王革爵的朱谕虽已收回，停园工的明诏却还未下，所以心头都沉重异常。

        “奉旨：即刻召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

        一个太监传了旨，第二个又紧接着来：“奉旨：再添上翁师傅。”

        这天因为临时由太监口传：“无书房”，所以翁同龢正与南书房翰林潘祖荫，在庋藏秘籍孤本的昭仁殿，展玩《宋元精椠》，赏心惬意，深喜眼福不浅之际，忽然听得苏拉传报，说皇帝指名召他与军机大臣、御前大臣一起进见，始而诧异，继而欣喜，终于疑虑了。

        诧异的自然是弘德殿行走的师傅，罕有与军机、御前一块儿“叫起”的前例，欣喜的是，弘德殿的师傅、谙达，只有自己奉召，而疑虑者亦在此！皇帝与十重臣之间的格格不相调合，是他所深知的，如今添上自己一个，说不定会遭什么池鱼之殃。

        因此，他急急赶到月华门王公朝房，十重臣都在，翁同龢最熟的是李鸿藻、沈桂芬与恭、醇两王，要问，当然是问李鸿藻。

        “皇上的意思怎么样？”他低声探询：“为什么召见要添上我一个？”

        “大致是为了园工责备大家，何不早说。”李鸿藻说：“连带提到你，说这一次回京，何以一句话也没有？”

        听这一说，翁同龢放了一半心，略想一想问道：“兰翁，道路传闻之词，可否入奏？”

        “不妨！”李鸿藻答道：“非激切危言，不足以动天听。”

        有了这句话，翁同龢的胆便大了，默默坐着，想好了一套话。等到午正时分，太监到军机处传旨召见，同时交下了一封朱谕，撤消了魁龄等人的任命，说另有旨意。

        等翁同龢随班进见，果然，皇帝第一个就问到他：“翁同龢，你到京多日，应有所见，何以一句话都不告诉我？”

        “这一个月，皇上到书房才七天，六天作诗作论，辰光紧迫，不容臣有所献议。”翁同龢又说：“臣此次进京，道路听闻，流言甚多。说皇上的孝思诚可格天，可惜有人不能仰体圣意，假公济私，种种欺蒙，园工一兴，将数十年不能完工，动支国帑，何止一两千万？为了戡平大乱，筹措军饷，百姓吃苦，都以为值得，如果为了饱少数人的私囊，欲壑难填，百姓觉得苦不出头了。长此以往，人心涣散，非同小可！”

        他的语气平和，所以皇帝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只看着恭王问：“捐输银两，不是你领头的吗？”

        “是！”恭王答道：“臣要顾皇上的面子。臣总以为皇上天亶聪明，必以为事不可为，有下诏停工之一日，则天下归美于君，岂非盛事？”

        “你的话倒说得好听！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甚至惊动两宫皇太后，告我一状，这不是离间母子吗？”

        这话牵涉到醇王福晋，醇王便磕头说道：“臣等决不敢。臣等仰体圣心，为尽孝思，不愿下诏停工，因而奏请两宫皇太后作主。两宫与皇上慈孝相应，岂是臣下所能离间？”

        由此展开激辩，皇帝面红脖子粗地大骂言官沽名钓誉，恭王与醇王自恃长亲，渺视皇帝，话越说越多，也越离谱了。

        最末一名的翁同龢，看皇帝的劲道发泄得差不多了，便把握机会说道：“今日之事，须有归宿。请圣意先定，臣下始得承旨。”

        皇帝想了想，气虎虎地问：“等十年、二十年之后，四海平定，库藏充裕了，你们准不准我修园？”

        “是，是！”有好几个人齐声回答，最后仍旧是恭王发言，“如天之福，到那时候一定把圆明园修起来。”

        “好了！顺了你们的意了！你们可也得替我想一想，‘感戴慈恩’，如今不就成了空话了吗？”皇帝悻悻然地说。

        “感戴慈恩”是上年九月二十八所下，重修圆明园诏谕中的话，这是讨价还价，好得早有准备。恭王因为这件事闹得太大，急于收束，所以很干脆地答道：“三海近在咫尺，房子差不多也都完好，斟量修理，所费不多，亦勉强可以作娱养两宫太后，以及皇上几暇，涵泳性情之处。”

        “你们瞧着办吧！”皇帝冷笑一声，“反正都听你们的了！”

        说完，挥一挥手，把脸都扭了过去。醇王还想说什么，他身后的沈桂芬拉了他一把，示意勿语。于是十重臣，一师傅，回到军机处。因为同承旨，便得同拟旨，这次是沈桂芬动“枢笔”，聚精会神，目不旁瞬，显得很矜重地在拟稿。

        “好家伙！”惇王把帽子取下来，扔在炕几上，一面自己抹汗，一面让听差替他宽补褂，嘴里还不肯闲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算顶下来！”

        “这叫‘九牛二虎顶一龙’！”一向沉默寡言的景寿，忽然说了这么一句，大家把他的话想了想才明白，正好是十一个人，合“九牛二虎”之数。

        “还不知道顶得注顶不住呢！”伯彦讷谟诂说，“刚才抽空儿跟玉柱子说了两句话，据他说皇上的气生得不校”“那可顾不得了。”惇王看一看壁上的钟说，“快未正了，咱们先开饭吧！”

        “对了！”沈桂芬嫌大家吵，无法精心构思，所以接口说道：“诸公吃完饭，我的稿子也就好了。”

        于是军机处的小厨房备了极精致的午饭。惇王自己带着药酒，用个扁平银壶盛着，一面大口吃烙饼，一面喝药酒。吃完，大家回到原处，沈桂芬刚刚脱稿，只见上面写的是：“上谕：前降旨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修，原以备两宫皇太后燕憩，用资颐养，而遂孝思。本年开工后，见工程浩大，非克期所能蒇功；现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军务未尽平定，各省时有偏灾，朕仰体慈怀，甚不欲以土木之工，重劳民力，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着停止。俟将来边境又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因念三海近在宫掖，殿宇完固，量加修理，工作不致过繁。着该管大臣查勘三海地方，酌度情形，将如何修葺之处，奏请办理。将此通谕知之。”

        “挺好！”恭子指着“均着停止”那四个字说，“这儿改为‘均着即行停止’吧！”

        “是的。”沈桂芬随手添注。

        “外面流言很多，我看，皇上亲阅园工，还是把它叙进去的好。”

        大家都以醇王的意见为然，于是在“本年开工后”之下，加了“朕曾亲往阅看数次”，暗示所谓“微行”，实为亲阅园工的误会。

        “该管大臣的字样如何？”宝鋆这样泛泛地问。

        “有何不妥？”沈桂芬反问一句。

        “是不是仍旧交内务府筹办……。”

        “算了，算了！”惇王大声打断，“都是内务府惹出来的麻烦，还找他们干什么？”

        宝鋆的原意是修三海要内务府自己设法，移东补西，弄成个样子算数，听惇王这样坚决反对，就不便再往下说了。

        于是定稿誊正，随即递上，大家都还等着，要等皇帝核定交了下来，才能散去。这一等等了一个钟头，不见动静，都不免在心里嘀咕，怕事情变卦，倘或平地又生风波，就不知何以为计了！

        果然，平地起了风波。申时一刻，内奏事处交来一个盒子，里面不是刚递上去的停园工的诏旨，是一道朱谕，封缄严密，上面写明：“交军机大臣文祥、宝惇、沈桂芬、李鸿藻共同开读。”

        这是密谕，而军机大臣的职权是不可侵犯的，所以首先就是恭王站起身来说：“我们退出去吧！让他们四位处置密谕。”

        连恭王自己在内，都知道特为撇开他，则此密谕，自与恭王有关。文祥拿着那个封套，在手掌心里敲了几下，慢吞吞地说道：“事出异常，各位先到朝房坐一坐。”

        “我不必了！”恭王一半留身分，一半发牢骚，“潘伯寅送了我一块好端砚，搁在那儿三天了，我得看看去。”

        “也好！”文祥点点头，“六爷就先回府吧！回头再谈。”

        于是恭王上轿出宫，五御前、一师傅就在隆宗门旁边，领侍卫内大臣办事的屋子休息。

        文祥拆开朱谕一看，写的是：

        “传谕在廷诸王大臣，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检，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钦此！”

        “到底还是饶不过六爷！”文祥茫然地望着窗外，“至亲骨肉，何苦如此！”

        宝鋆一言不发，走出去告诉军机处的苏拉：“递牌子！”

        递了牌子，文祥等人到养心殿门外等候，总管太监传谕，只有两个字：“不见！”

        “怎么办？”文祥想了想说：“只有顶上去了。”

        于是重回军机处，仍由沈桂芬执笔上奏。军机处用“奏片”，不须那些套语，秉笔直书，为恭王求情。递了上去，原奏发回，这四个人的心思相同，非全力挽回此事不可。于是再上奏片，说有紧急大事，这天一定得进见面奏。

        皇帝还是不见，但态度似乎缓和了，派太监传谕：“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同时把停园工的诏旨发了下来，一字无更改。

        “马上送内阁发！”文祥这样告诉值班的“达拉密”，同时通知惇王等人，请先回府，晚上另外柬约，有事商谈。

        这样安排好了，四个人一起到了恭王那里。

        因为天意难回，文祥等人相当着急，惇、醇两王则不但同气连枝，休戚相关，而且同为皇叔，皇帝对“六叔”可以如此，对五、七两叔，当然亦可这样子无情无礼，因而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但恭王却显示出极可敬爱的涵养。这一次与同治四年，慈禧太后剥他的脸面，大不相同。那一次他确有摧肝裂胆的震动，而这一次难过的是皇帝不成材，对于他自己的遭遇，夷然不以为意，因为他觉得不能跟少不更事的侄儿皇帝，一般见识。

        “总算有个结果，停园工的明旨下了，咱们算是有了交代。”他平静地说，“我一个人的荣辱，无所谓！”

        当然，他也知道，皇帝这道朱谕，在他不足为辱，而且必可挽回。而别人跟他的想法不同。不为恭王自己打算，也得替大局着想，一人之下的懿亲重臣，忽然受此严谴，威信扫地，号令不行，何能再为枢廷领袖？

        同时，眼前就有一个极大的不便，大久保利通在八月初一就要到京，一到便得开议，而对手则是大清皇帝所不信任的臣子，即使别人不好意思提，自己也会感到尴尬，又何能侃侃折冲，据理力争。

        为此，必得请皇帝收回成命，是一致的结论，但采取怎么样的途径？却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请出两宫太后来干预，把皇帝硬压下来；一派的态度比较和缓，认为不宜操之激切，还是见了皇帝，当面苦求，比较妥当。

        就这争议不决之际，宫里又传出消息，说皇帝原来的朱谕，借词极其严厉，有“诸多不法，离间母子；欺朕年幼，奸弊百出”等等的话。后来交给文祥的朱谕，已经重新写过，缓和得多了。

        恭王这时才有些着急，急的不是由亲王降为郡王，而是皇帝的话，令人难堪。这原来的一道朱谕，如果“明发”，“奸弊百出”这句话，要洗刷干净就很难了。

        因此他这样摇着手说：“万万不能再惊动两宫了！皇上耿耿于怀的，就是“离间母子’这一句，如果再搬大帽子压皇上，岂不是坐实了有此‘离间’的情形？”

        大家都觉得这话看得很深。同时也有了一个很清楚的看法，为恭王求情是国事，倘或搬请两宫太后出面，有“离间母子”这四个字在，便搞成闹家务。而闹家务，外人是不便干预的，这一来除却懿亲，四军机就成了不能说话的局外人，那是自失立场的不智之举。

        因此，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是：拖着再说！到了第二天，恭王照常入值，全班军机都是宰相之度，见了皇帝，浑如无事，根本不提那道朱谕，恭王照常详奏对日交涉的准备情形。

        宝鋆陈奏李鸿章在天津办理海防，决定要求四川总督吴棠，筹拨历年积欠协饷二十万两银子。此外请旨的事件还很多，一一面奏取旨，见面两个钟头才退了下来。

        这两个钟头之中，皇帝却颇有忸怩之感，一回到宫里，细细一想，觉得是受了极大的欺侮。

        他在这两个钟头之中，始终有这样一个感觉，大家都当他是个不懂事的少年，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不然，岂能有这样视如无事的神态？

        转念到此，觉得自尊心受了屈辱，是件决不可忍的事！同时他也想到了降恭亲王为郡王的朱谕，照规矩，昨天就应该“明发”。昨天不发还可以说是时候太晚，不及拟旨进呈，而这天见面，何以没有明发的旨稿？这是有意不奉诏，而且是约好了来的，故意不提，故意装糊涂，打算着把这件事“阴干”了它。这个手段如果管用，以后自己说什么话都不管用了！

        由此一念，生出无怨怒，浑身的血似乎都已化成热气，烧得他耳面皆赤，双眼发红，自己想尽办法，按捺不住心头的那股突兀不平之气。

        “都混帐！都该滚！”他拍着桌子骂，大踏步在寝宫里走来走去，心里不断在思索，怎么样才能大大地出一口气？

        在军机处，十重臣又作了一番集议，认为皇帝的朱谕，不宜搁置不办，而要皇帝自己开口收回成命，已是不可能之事，苦求亦未见得有用。宝鋆忽有开悟，认为去求皇帝，即蒙允许，亦会讨价还价，加恩赏还亲王，毋庸世袭罔替，吃亏的还是恭王。倒不如发了下去，见了明谕，两宫太后不能不知道，也不能没有表示，是间接敦促皇太后出面干预的一条途径。

        这番意见，私下跟文祥说了，他亦颇以为然，恭王反正多少已有置之度外的态度，不加可否。于是拟旨呈阅，准备明发。

        这并不能使得皇帝消气，他认为是他们得到了消息，发觉他为此震怒，不能不勉强顺从。由此更可以看出，有权在手，不可不用，如果早就作了这样严峻的措施，军机大臣也好，御前大臣也好，早该就范了。

        从这个了解开始，皇帝把心一横，一切都不顾虑，亲笔写好一张指五军机、五御前，“朋比为奸，谋为不轨”，尽皆革职的朱谕。第二天一早派太监传旨，召见六部堂官、左都御史、内阁学士。

        这是仿照慈禧太后在“辛酉政变”中所用的手法，自然瞒不过内廷的大小官员。历来的规矩，国家有大举措要宣布，才用这样的方式，而召集一二品大员中，独无军机，明显着是皇帝要越过这一关，亲自执行政务，更为事出非常的特例，所以相顾惊疑，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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