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起来！”

        于是取来绳子，将这个到底不知姓张还是姓刘的白痴，横七竖八地胡乱缚住，先抬了出去，摔在墙角再说。

        “佛爷受惊了！奴才该死。”李莲英伏地请罪，“砰、砰”

        磕着响头。

        受惊倒不曾受惊，生的气却不小，”太不成事体了，”慈禧太后很严厉地说：“一定得查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人？怎么进宫来的？来干什么？你起来，快去办。”

        李莲英答应着，起身出殿。先找刘玉祥等人来商议，彼此亦都诧异，宫禁森严，此人何由而入？

        “当然是由西花园角门进来的。”刘玉祥说，“这件事，可不能怪护军。”

        西花园在大内西北角，名为花园，已经荒废，它的南面本是明朝玄极宝殿的原址，有一道角门，封闭了多年，从安德海打开以后，便成了太监私自出入的捷径。按照此人出现的方位来看，刘玉祥的揣测是对的。不过，进一步探究，仍有疑问。

        “可也得先进了神武门，才能进角门，没有人带，他能进神武门吗？”

        李莲英这一问，便等于提供了答案。从李三顺一案发生，护军把守宫门，特别当心，象这样一个乡愚打扮的人，无论如何是混不进来的。但是护军把门虽严，对太监却以李三顺的前车之鉴，格外客气，所以若有太监带领，什么人都可以混得进来。

        “我看这里头有人捣鬼！”李莲英神色凝重，“咱们自己先得查一查。火药的案子是压下去了，这档子怪事已经‘通天’！压不下去的，送到慎刑司一问，什么都会抖露，那时候咱们可就站不住脚了。”

        “是啊！”刘玉祥说，“要查，就得先问那疯子。只怕疯疯颠颠，问不出个名堂来。”

        “不能吓他，一吓神智就更不清了。我不能问，他见了我一定害怕。”李莲英略想一想说：“找崔玉贵吧，他的花招儿多，让他去问。”

        于是找了管长春宫小厨房的首领太监崔玉贵来，说知究竟，崔玉贵满口应承，一定可以把真相问明白，不过，他说：

        “我得用我的办法，李大叔，你可别管我。”

        “我不管你。你只要能问明白了，用什么办法都可以。”

        崔玉贵的办法是，不拿那人当犯人，第一步先解了缚，第二步到小厨房取来些食物，当款待好朋友似的，和颜悦色陪着食用。一面吃，一面闲谈，很快地盘出了真相。那人本名叫做刘振生，不疯不痴却有些傻，外号就叫“刘大傻”。

        刘振生的语言，虽然凌乱颠倒，但异中求同，真相大致可以了解。他住在西城猪尾巴胡同马家大院，同院住着个在宫里当差的苏拉，姓魏，行四，每次回家，总是夸耀宫里如何富贵繁华。刘振生便常常表示，住在“天子脚下”，又有位在天子身边的芳邻，此生此世，总得到宫里去见识一番，才不枉人间走一遭。

        于是有一天——不久以前的一天，魏四跟刘振生说，如果真的想进宫去逛逛，他可以带路。只是第一，要胆大，第二，要听他的话。

        刘大傻不知天高地厚，一诺无辞，但魏四当时并未带他进宫。直到昨天回家，才跟他约好，这天上午进宫，领入神武门，迤逦往西，绕过一带假山，指着一道角门教他往南走，又教了他一套话，假说姓张，“从天上来”，“来放火”之类，都是魏四的教导。

        听完崔玉贵的报告，李莲英切齿骂道：“这个该死的魏四，就该千刀万剐。”他问：“那魏四叫什么名字？”

        “他那知道？只管人家叫‘魏四哥’”。崔玉贵说，“只拿簿子来查一查，看有个住在猪尾巴胡同，姓魏的苏拉就是了。”

        “言之有理。”李莲英即时派人到敬事房去查花名册。

        查到住在猪尾巴胡同，姓魏的苏拉名叫魏丰，派在御花园当差。李莲英便会同敬事房总管“移樽就教”，在御花园找了间空屋子坐定，将魏丰传唤了来。

        “你想死想活？”李莲英第一句话就这样问，声音平静，但脸上却蕴含着杀气。

        魏丰倒也胆大沉着，陪笑问道：“李大爷，你说什么，我不大明白？”

        “送你到慎刑司，你就明白了。”李莲英有些不耐烦，“我没有工夫跟你蘑菇！你想活呢，把你干的好事，一字不准瞒，都说出来，我给你盘缠，到那儿躲一躲。你想死呢，我也给你一个痛快，马上我就上去回明了，一顿板子送你回姥姥家。我再说一句，我没有工夫跟你磨，你只要支吾一下儿，我拍腿就走！”说着，便站起身来。

        魏丰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只好实说，是受了一批年轻好事的太监，包括李三顺在内的教唆，有意骗刘振生进宫，为的是好坐实了护军失职的罪名。

        李莲英言而有信，果然给了他五两银子，让他避到京东原籍，然后在敬事房的册籍上记下一笔：“苏拉魏丰自八月初五起准假十日。”同时将刘振生送到内务府慎刑司去审问。

        那里的官员自然不会象崔玉贵那样，好言好语哄着他吐露真相，疾言厉色之下，吓得刘振生越发傻了，满口胡说，不知所云。内务府司官却又不敢动刑，怕刑伤过重，一命呜呼，担不起这个干系，只好复奏，说这刘振生形似疯颠，口供不明，但阑入宫禁，案情重大，请旨交刑部审讯。

        复奏未达御前，慈禧太后已将李莲英唤来，问过案情。李莲英将魏丰遣走，原意是隔断线索，不使事态扩大，但却并无嫁祸护军之意。因为魏丰的请假，到底是“倒填年月”的假把戏，瞒上瞒不住下，如果硬说护军门禁不严，可能护军会据实陈奏当时的情形，而魏丰当天是在宫内，亦有许多人见过，一手遮不住所有的耳目，破绽毕露，反见得作伪情虚。

        因而回答得含含糊糊，留下好些弥缝的余地。

        “这是个疯子，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他说，“奴才在想，总有什么人一时疏忽，无意之间把这个疯子带了进来。这也不能专怪那一个人，如果各处值班太监都能实心办事，处处留意，这个疯子怎么样也到不了里头。奴才首先就该自请处分。”

        “与你不相干。”慈禧太后说，“第一关是神武门的护军，再就是各处值班的人，都该罚。”

        “是。”李莲英趁机揽权，但不便明奏，“奴才请旨，宫内各处，应该好好儿稽查整顿，决不能再生这些事故。万一真的惊了圣驾，奴才死无葬身之地。”

        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就派你！切切实实查一查，有不称职的，马上就换。”

        “奴才不敢推辞。不过，奴才斗胆，请佛爷当面谕知敬事房总管太监，奴才好放手办事。”

        “我知道。”慈禧太后又将内务府的复奏交了给他：“你到东边去说，说我的意思，派军机跟内务府，会同刑部审问。”

        李莲英当即到钟粹宫面陈其事。慈安太后自然照办，第二天面谕军机。于是刘振生便由内务府移送刑部。刑部尚书潘祖荫大为头痛，午门的案子未了，神武门又出了乱子，依然是牵涉到护军与太监，亦依然是棘手之事。

        但秋审处的司官，却欣然色喜，认为天赐良机，可了午门一案。因为阑入宫禁，竟到了太后寝宫，这疯子自是必死无疑，而守门护军与太监，只要不是有意谋逆，则亦不过斥革军流的罪名。但案情的轻重，与午门一案，大不相同，两相对照，午门一案定罪已嫌过分，慈禧太后如果明理，就决不会再作苛求。

        潘祖荫一听这话，大有道理，愁怀一去，亲自先提刘振生讯问。陪审司官都是好手，问话都在关节上，所以不多片刻，便已真相大明，携着口供单到恭王府去请示。

        “奉旨会审，请六爷的示下，军机上是派那一位？部里好发通知。”

        “让佩蘅去吧！”恭王拿着口供单，却并不看，问潘祖荫说，“是太监想害护军不是？”

        潘祖荫笑了，“凡事瞒不过六爷。”他说，“有个姓魏的苏拉，把这个疯子骗了进来闯祸。”

        “那得追！由你那里直接行文，跟敬事房要人。”

        “刑部跟宫里从无公文往来，还是得行文内务府。”

        “那也可以。”恭王特意叮嘱：“措词要严厉。”

        等潘祖荫回部，说与属下，承办司员手段老到，将行文内务府，要姓魏的苏拉到案一事，搁在一边。先传讯当日神武门值班护军，多方研求，确证不误，才通知内务府，详细载明魏苏拉的年岁相貌，指出他是案中极有关系的要犯，“请即日押送刑部，归案严讯。”

        刑部办此案的经过，李莲英不断在打听，同时也知道恭王主张严办，看来这一案要想照原来的办法搪塞，不易办到，如果魏丰被逮到案，审明实情，则有意作伪袒护的用意何在？颇难分辩。所以他又在敬事房的档籍上改动了一下，注明魏丰是出事当日，请假出宫。这样就比较接近事实，即有破绽，也易于弥补。

        于是等内务府转来公事，敬事房便照此申复，办好公文拿给李莲英看时，他却又有顾虑。

        “咱们做事不能顾前不顾后。”他问：“这封公事，到了刑部，想想看，人家会怎么办？”

        “自然是抓魏丰到案。”刘玉祥说，“如果是刑部行文到直隶总督衙门，一层层转下去，还得有些日子，就怕军机上直接通知步军统领衙门派人到京东，那可一抓就着。”

        “就是这话罗，我看魏丰是逃不掉了！与其将来等他有了口供，再来要人，倒不如咱们先送几个去。”

        “这话说得是。”刘玉祥说：“军机奉旨，派的宝中堂会审，这个老头儿好说话，大事化小，总有几分把握。”

        “我正就是这个主意。就这么办吧！”

        于是根据崔玉贵在刘振生那里哄出来的真话，将教唆过魏丰的太监中，找了几个平日办事不力的，直接移送刑部。公文当然也改过了，自己为自己渲染了一番，说是如何细心查究，追出根由，但对诳骗刘振生进宫的原因，却一再申言，是那些太监愚昧糊涂的戏谑，“并无他意。”

        送出公事，李莲英亲自去看参与会审的内务府大臣恩承，话中表示投鼠忌器，此案如果办得过严，牵连太广，深怕人心震骇。同时太监们惶惶不安，或许亦会激出其他事故，希望恩承向宝鋆进言，速速了结。

        太监在统属上归内务府管，所以恩承就为本身的利害，也得听从李莲英的话，向宝鋆一提，颇以为然。在刑部，正好依律从轻，有助于了结午门一案，因而亦欣然同意，等将魏丰逮捕到案，问了两堂，便即奏复结案。

        这一案共分为三起来结，第一起是当日神武门值班的护军统领载鹤，交部严议，该班章京及兵丁革斥。第二起是魏丰及教唆他骗刘振生进宫，还有刘振生所经各处值班失察的太监，依照罪名轻重，分别摘顶、罚银、斥革、责打、发遣等处分。这两起奉懿旨裁决后，当日执行，发遣的由护军立即押解出宫。

        第三起专为处置刘振生一个人，以“素患疯疾，混入宫禁，语言狂悖，实属罪无可逭”的罪名，被判处了“绞立决”。在刑部大狱内，一条绳子，三收三放，冤冤枉枉送了一条命。

        于是刑部接着处理午门一案，依旧照原来的拟议复奏。这已经是疯子混入长春宫的二十天以后，慈禧太后在这二十天中，病症又减了好些，所以亲自御殿裁决。

        “我真不明白，”她悻悻然地说，“刑部为什么这么固执？”

        “刑部依律办理。请圣母皇太后明鉴。”恭王替刑部说好话，“刑部司员尽心推求，既不敢枉法，更不敢忤旨，处境很难。”

        “这是护军抗旨，不能拿一般的情形作比。”慈禧太后问道：“以前总有抗旨的例，让他们查出来看。”

        恭王答应着，立即通知刑部查例，这一案先搁一搁，商议其他政务。很快地，刑部有了答复：“抗旨无例，照违制例”，抗就是违。

        违制除非情节重大，譬如领军出征，不遵指授的方略，以致贻误戎机，损兵折将，自然难逃一死，或者象崇厚那样，擅作主张，丧地辱国，亦有取死之道。如象这一案的午门护军那样，是决没有死罪的。

        由于恭王及军机大臣力争，刑部的复奏，悬而未决。退朝之后，慈禧太后大为不乐，一口气憋不住，派李莲英传谕，召见刑部及内务府的堂官。

        “你们拟得太轻了。”慈禧太后面色凛然，”一定要加重！

        赶快重拟复奏。”

        慈禧太后不按规制办事，潘祖荫和恩承等人，却不敢贸然奉诏，随即赶到军机处向恭王请示。

        如果硬顶回去，必又是一场轩然大波，恭王跟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商量，决定采取比较缓和的办法，直接由刑部、内务府奉旨复奏，军机处暂不介入，保留发言的余地。

        刑部的司官，坚持如故，但复奏的语气，却很委婉，同时特呈律例一册，将有关的条文案例，分别注明。到了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军机，不再坚持护军必须处死，但罪名是加重了。恭王看争到这个结果，已非易事，因而承旨拟发上谕，说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刑部所拟：

        “自系照例办理。惟此次李三顺赍送赏件，于该护军等盘查拦阻，业经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违不遵，藐玩已极，若非格外严办，不足以示惩儆。玉林、祥福均着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着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着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着再交部严加议处。至禁门理宜严肃，嗣后仍着实力稽查，不得因玉林抗违获罪，稍形懈弛。懔之！”

        ※ ※ ※

        上谕一发，清流大哗，忠于职守的充军，放弃职守，容疯子混进宫的，不过斥革为民，天下岂有这样颠倒的是非？陈宝琛决定上疏力争，张佩纶得知这个消息，告诉了张之洞，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可有所表现的机会，立刻去访陈宝琛。

        张之洞率直陈述来意，是听到了张佩纶的话，特来求证，“我也想上个折子，作为同声之应。”他问，“不知意下如何？”

        “自然好罗！建言的人越多，越有力量。”

        “不过，”张之洞实符其名，“世事洞明皆学问”，特意叮嘱：“此事只可求注意门禁，裁抑宦官之言，祈望太后自悟，不必为护军乞恩。否则，太后盛怒之下，一激反而无益有损。”

        “是了。”陈宝琛说：“当如尊意。”

        “那就各自起草，明天换着看。”

        “不必了，早上为妙，各自递吧！”

        于是当晚各自在灯下起谏草，陈宝琛的笔下快，振笔疾书，写的是：

        “前因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事，下刑部内务府审办，未几遂有刘振生擅入宫内之事，当将神武门护军兵丁斥革。昨者午门案结，朝廷既重科护军殴打违抗之罪，复谕以禁门理宜严肃，仍当实力稽查。圣虑周详，曷胜钦服。臣维护军以稽查门禁为职，关防内使出入，律有专条。此次刑部议谴玉林等，谓其不应于禁地斗殴，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谕旨从而加重者，谓其不应藐抗懿旨，亦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虽然，藐抗之罪，成于殴打，殴打之衅，起于稽查，神武门兵丁失察擅入之疯犯，罪止于斥革，午门兵丁因稽查出入之太监，以致犯宫内忿争之律，冒抗违懿旨之愆，除名戍边，罪且不赦，人情孰不愿市恩而远怨？其于畏祸，孰不愿避重而就轻？虽谕旨已有‘不得因玉林等藐抗获罪稍形松弛’之言，而申以具文，先以峻罚，兵丁有何深识？势必惩于前失；与其以生事得罪而上干天怒，不如隐忍宽纵，见好太监。即使事发，亦不过削籍为民，此后凡遇太监出入，但据口称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详细盘查，以别其真伪，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

        写到最后一个字，手真有些酸了，陈宝琛将笔一掷，揉揉手，在火炉上烘了一会，就手倒了一杯“浓、热、满”的武夷茶喝。在茶烟飘漾中，细读已写下的一段，自觉笔势如群山起伏，连绵不断而一气呵成，说理极其酣畅，而文气不矜不伐，颇为动听。

        于是趁着文兴，提笔再写，由天棚藏火药之事，说到太监“岂尽驯良”？历引嘉庆年间“林清事变”，太监引贼入内等故实，再转到前明阉寺之祸，以及本朝裁抑宦官的家法，然后提出他的看法：

        “臣愚以为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格外严办，以尊懿旨；而在皇太后之宽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

        这一扬一抑，自觉情理周洽，立言有体，陈宝琛欣欣然地，相当得意。

        这就该结束了，陈宝琛略一思索，便就约束太监，恪遵定制着眼，又写了两三百字，归结于“使天下臣民知重治兵丁非为殴打太监，亦非偏听太监赴诉之词，则群疑释然，弥彰宸断之公允。”写完细看，却又困惑，自觉总有不够圆满之感。

        凝神细想，发现了自己的毛病，这篇文章，只论黑白，未辨是非。是非原要对照来看的，这一案护军是而太监非，奏折中虽已大致说明白，但实如未说，因为护军依旧判了重刑，则是者非而非者是。这一点是非说而不争，无非怵于威权，畏惧得祸。陈宝琛内心自惭，决定不听张之洞的话，要为护军乞恩。

        这不必修改原折，只要加一个“附片”就可以了。但这篇“翻案”的文章，立言更须得体，措词更应宛转，必得一箭中鹄。不然，小事不见听，大事就更难讲话了。

        因此，他彷徨彻夜，直到窗纸上显现曙色，方始定了腹稿，呵冻捉笔，写了下来：

        “再臣细思此案护军罪名，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格外从严，然一时读诏书者，无不惶骇。盖旗人‘销档’，必其犯奸盗诈伪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恶强盗谋故杀人之事者也。今揪人成伤，情罪本轻，即违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圈禁五年，在觉罗亦为极重。此案本缘稽查拦打太监而起，臣恐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义。

        臣职司记注有补阙拾遗之责，理应抗疏沥陈，而徘徊数日，欲言复止，则以时事方艰。我慈安皇太后旰食不遑，我慈禧皇太后圣躬未豫，不愿以迂戆激烈之词，干冒宸严，以激成君父之过举。然再四思维，我皇太后垂帘以来，法祖勤民，虚怀纳谏，实千古所仅见，而于制驭宦寺，尤极严明，臣幸遇圣明，若竟旷职辜恩，取容缄默，坐听天下后世，执此细故以疑议圣德，不独无以对我皇太后皇上，问心先无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陈。”

        写到这里，陈宝琛如释重负。立言最难的就是这一大段，因为抗疏则必指陈缺失，措词太软则不够力量，太硬则易激起反感。一开头用“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的字样，先撇开慈禧太后，入手是正确，以下就容易说了：

        “伏乞皇太后鉴臣愚悃，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藐视抗玩之兵丁，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圣德。”

        正文只简单扼要几句话，就说明白了。但就象做八股文一样，“八比”既完，应该总会前文，咏叹数句，另外附两“小比”在后面，才是气度从容，理趣完整的好文章。陈宝琛这样想着，决定用两个慈禧太后能懂的典故，补足文气，兼以讽谕。

        这不难找，只要将许彭寿、潘祖荫所编纂，专为两宫太后初度垂帘进讲之用的《治平宝鉴》，拿来翻一下就可着笔。

        陈宝琛原就想到了汉文帝和薄太后的故事，一翻《治平宝鉴》，果然有此题材，便文不加点地接着写：

        “昔汉文帝欲诛惊犯乘舆之人，卒从廷尉张释之罚金之议，又欲族盗高庙玉环者，释之执法奏当，文帝与太后言之，卒从廷尉，至今传为盛德之事。臣彷徨辗转，而卒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岂有惜于二三兵丁之放流幽系哉？实愿我皇太后光前毖后，垂休称于无穷也。区区之愚，伏祈圣鉴。”

        写完已倦得无力再看一遍，掷笔上床，睡到午间起来，不忙漱洗，先推敲原稿，自觉相当动听，如果慈禧太后成见不深，则天意一定可回，就怕病中肝火特旺，那就再委婉亦不会见听。

        为了踌躇难决，陈宝琛想到不妨跟张之洞商量一下，于是写了封信，附上原稿，专差送达，注明“鹄候回玉”。结果，原稿退了回来，带回口信：“张老爷说，另外有信给老爷。”

        陈宝琛明白，张之洞必得先请示李鸿藻，所以不即答复。到了半夜里，陈家上下都已熄灯上床，起居无节的张之洞才派听差敲门来送信，拆开一看，只有一行字：“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这是隐语，知者自解。陈宝琛颇有怅然若失之感。彻夜考虑，不知这片“附子”要投不要投？想来想去，只有取决于张佩纶。

        张佩纶是常相过从的，没有三天不见面的时候。这天上午来访，陈宝琛将原稿跟张之洞的复信，都拿了给他看。

        读到“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彰圣德”，张佩纶击节称赏，看完说道：“精义不用可惜！”

        一言而决，陈宝琛决定附片并递，但张佩纶还有话。

        “不妨打听一下，西圣近日意绪如何？如果肝火不旺，则‘附子入药’，必可奏功。”

        “是！”陈宝琛更加快慰，“我的意思，跟世叔正同。”陈宝琛科名比张佩纶早，但因张佩纶的侄子张人骏，跟陈宝琛是同年，所以他一向用“世叔”这个尊称。

        于是又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情。马文植因为用药与薛、汪不同，而太监又需索得很厉害，不堪其扰，已告退回常州原籍。目前完全由薛福辰主治，颇得宠信，经常有珍物赏赐，而且御笔赐了一块匾额：“职业修明”。同时已由内务府另外在东城找了一处大宅，供薛福辰居住。张佩纶跟他相当熟，自告奋勇为陈宝琛去打听消息。

        到了薛福辰那里，张佩纶直道来意，是要打听慈禧太后，这几日病情如何，肝火可旺？薛福辰为人伉直豪爽，也不问他打听这些是为了什么原因，检出最新的脉案底稿来给他看，上面写的是：“日常申酉发热，今日晨间亦热，头眩足软。今交节气，似有微感。”方子用的是：人参、茯苓、白术、附子、鳖甲、元参、麦冬、阿胶。

        “依然是大补的方子？”

        “是的。”答得更简单。

        “岐黄一道，我是门外汉。”张佩纶说，“俗语有‘虚不受补’的话，如今能够进补，且为大补，自是好征兆？”

        “也可以这么说。”

        “多谢见教！”张佩纶拱拱手，起身告辞。

        看这样子，慈禧太后诸症皆去，已入调养期间，一旦潮热停止，便距痊愈之期不远。既然如此，便不必再费踌躇了，陈宝琛第二天便将折子递了上去。

        朱之洞得到消息，内心颇为不悦，跟人发牢骚：“他朋友的规劝，尚且不听，如何又能期望上头纳他的谏劝？”陈宝琛听了，一笑置之。

        接着，张之洞也递了他的折子，第二天在朝房遇见陈宝琛，问起消息。照规矩，当日递折，当日便有回音，而陈宝琛那个折子，却无下文。

        “如石投水！”他这样答复张之洞。

        张之洞的折子也是如此，如石投水，毫无踪影，怕的是一定要留中了。

        “留中”不错，但并不是“不发”，慈禧太后真的如陈宝琛所奏劝的，“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在细细考虑其事。

        陈宝琛的话，自然使她感动，而更多的是欣赏。如果照他的话做，中外交口称颂，慈禧太后圣明贤德，那不也是件很快意的事吗？

        同时她也想到制裁太监的必要，张之洞奏折中有几句话，说得触目惊心，她已能背得出来了：

        “夫嘉庆年间林清之变，则太监为内应矣！本年秋间，有天棚搜出火药之案，则太监失于觉察矣！刘振生擅入宫禁，则太监从无一人举发矣！然则太监等当差之是否谨慎小心，所言之是否忠实可信？圣明在上，岂待臣言！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

        这些话是不错的，安德海就是一个榜样。李莲英倒还谨慎，但此外难保没有人不步安德海的后尘。这样一再思考，她渐渐地心平气和了。

        于是她先将陈宝琛和张之洞的折子发了下去，接着便与慈安太后一起御殿，召见军机，第一句话便是提到午门一案。

        “午门护军打太监那件案子，照刑部原议好了。”慈禧太后特为又说：“不用加重！”

        恭王自是欣然奉诏。回到军机处，首先就找陈宝琛、张之洞的原奏来看。两疏裁抑宦官，整肃门禁的命意相同，但张之洞的折子，又不及陈宝琛的来得鞭辟入里，精警动人。恭王看一段赞一段，口中啧啧出声，从未见他对人家的文字，这样子倾倒过。

        看完了，他将陈宝琛的折子，重重地拂了两下，“噗、噗”作声，“这才真是奏疏。”他对李鸿藻和王文韶说：“我们旗下都老爷上的折子，简直是笑柄！”

        李王两人都明白，是指前两天一个满洲御史上书言事，争的是定兴县买卖落花生的秤规。这种琐屑细务，居然上渎天听，实在是笑话。

        “是！”两人同声答应，但内心的感触和表面的态度都不同。

        李鸿藻也是力争这一案的，有此结果，自感欣慰，但还不足以言得意，得意的是，两张——张之洞和张佩纶，承自己的意志，有所行动。陈宝琛虽少往还，而清流声气相通，亦无形中在自己的控御指挥之下。陈宝琛和张之洞的奏疏一发抄，天下传诵，必享大名，而往深里追究，则知隐操清议，自有宗主，所以内心兴奋，脸上象飞了金似的，好生得意。

        王文韶则正好相反。他的地位还不能与李鸿藻相匹敌，而是为沈桂芬担心，从崇厚失职辱国，连累举主，沈桂芬就一直抬不起头来。眼看清流咄咄逼人，当然不是滋味，但清流放言高论，锋芒毕露，还不过令人感得刺心，而于实际政务的影响，毕竟轻微。如今可不同了，慈禧太后震怒，迁延数月，王公不能争、大臣不敢争的午门一案，竟凭清流的两篇文章，可以回天，这太可怕了！

        ※ ※ ※

        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这一年来，两派针锋相对，大致互持不下，还可相安无事。此刻则“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南不胜北，是再也无法讳言的一件事。清流搏击，向不给人留余地，贺寿慈被攻落职；崇厚被攻几乎性命不保；董恂被攻不能不告老；万青藜被攻亦丢了官，此外闽浙总督何璟、湖广总督李瀚章都被劾获谴，等而下之，更不必谈。气焰已经那样高张，再有此力足回天的表征，看来是要动沈桂芬的手了。

        沈桂芬一垮，王文韶很清楚，就是自己的冰山已倒，不能不引为深忧。同时他为沈桂芬担心的，还不止于权势地位，而是他的身体。沈桂芬入秋以来，一直缠绵病榻，他的气量又狭，病中见到这种清流的气势，必定大感刺激。倒要好好去安慰他一番才是。

        因此下朝以后，直接就坐车到沈家。沈桂芬卧室中只有一个小火炉，窗子虽裱糊过不久，但房子不好，且又旧了，处处缝隙，寒气侵人。这样的地方，何能养病？王文韶的心里，越发难过。

        “这么早来，必是有什么要紧事？”拥衾而坐的沈桂芬，喘着气问。

        这一下提醒了王文韶，自悔失计，将这件事看得太严重，反更易引起沈桂芬的疑虑。

        因此，他急忙答道：“没事、没事。顺路来看一看。”

        接着王文韶便坐在床前，问起沈桂芬的病情，一面说话，一面随手拿起茶几上的书来看，却是几本邸抄，便又放下。

        “夔石！”沈桂芬突地愤然作色，“你看十一月二十七的那道上谕！什么‘铁汉’？”

        王文韶愣了一下，旋即想起，他不满的是“翰林四谏”中的邓承修。此人专好搏击，字“铁香”，所以有“铁汉”的外号。邓承修最近所弹劾的是户部右侍郎长叙，措词固然严刻，但听沈桂芬的语气，似乎鄙夷不屑，却不解其故，便检出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上谕来看：

        “邓承修奏：本月十三日为圣祖仁皇帝忌辰，朝廷素服，薄海同遵。风闻户部侍郎长叙，以是日嫁第二女与署山西巡抚布政司葆亨之子为婚，公然发帖，宾客满门，鼓乐喧阗。伏念功令：遇国忌之日，虽在山陬海澨，停止鼓乐，奚论婚娶？今长叙、葆亨，俱以二品大员世受国恩，内跻卿贰，外任封疆，而藐法妄为一至于此！使其知而故为，则罪不容诛，使其不知而为之，如此昏瞆糊涂，岂能临民治事乎？查长叙为前任陕甘总督裕泰之子，现任广州将军长善之弟，累世高官，连姻帝室。葆亨仰蒙特简，累任抚藩，而公犯不韪，哆然无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臣闻国之为治，赖有纪纲，纪纲不张，何以为国？长叙、葆亨姻亲僚友，多属显官，而俱视为固然，无有一人知其干犯，为之救正者。昧君父之大义。忘覆帱之深恩，情迹虽殊，恣欺则一。夫以圣祖之深仁厚泽，百世不忘，皇上方降服弛县，宫廷只肃，而近在辇毂之下，贵戚之家，伐鼓撞钟，肆筵肃客，公卿百僚，称贺争先，此实中外之骇闻，搢绅所未有。若非明正纪纲，从严治罪，则陵夷胡底等语，本月十三日系属忌辰，户部右侍郎长叙之女，于是日出嫁护理山西巡抚布政司葆亨之子，实属有干功令。长叙、葆亨，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部议的结果是革职，一时忘却忌讳，竟致丢官，自是过苛。王文韶想起陈、张的奏折，不免忧心，“上头也太纵容这班人了！”他说，“此辈过于质直任性，总要想个法子，压一压他们的气焰才好。”

        “哼！”沈桂芬冷笑，“你以为只是质直任性？奸诈得很呢！

        劾长叙就劾长叙，何苦又牵出长乐初？又是什么‘连姻帝室’，连心泉贝子都中了冷箭。这种鬼蜮行径，算什么铁汉？”

        这一说，王文韶才明白。长乐初就是长善，是长叙的胞兄，奕谟字心泉，是长善的女婿。邓承修把他们无端牵涉在里面，用心确有疑问。

        “长乐初总算贤者，在广州力倡文教，以驻防将军肯作偃武修文之举，难道还对不起邓承修他们广东人？”

        “是的。”王文韶说，“邓铁香的笔锋，原可以不必扫及长乐初的。或者另有嫌隙亦未可知。”

        “什么嫌隙？无非长乐初打点京官的炭敬，拿邓都老爷一例看待而已。”

        原来是长善对邓承修的炭敬送少了！沈桂芬说此话，自然有根据，怪不得看不起邓承修。王文韶怕事，不敢仔细打听，唯唯地敷衍着。

        就在这时候，听差送进一封信来，王文韶偷看了一眼，那笔大气磅礴的颜字，一望而知是翁同和的手笔。心念一动，怕信里是提到陈、张两折的结果，便不肯落在翁同和后面。

        “老师，”王文韶是沈桂芬在咸丰元年当浙江乡试考官所取中的门生，“午门一案结了，仍照刑部原奏。李兰荪大为得意，陈伯潜、张香涛的两个折子，居然把上头说动了。”

        一听这话，沈桂芬一愣，然后拆阅翁同和的信，将信看完，脸色非常难看，仿佛猝受打击，无所措手的神气。

        好半天，他恨恨地说：“走着看吧！”

        “老师亦犯不着跟他生闲气。”王文韶劝道，“上结主知，全在实心实力，光是鹜声气，浮而不实，到头来无非自取其败。”

        “看人挑担不吃力，那些大言不惭的家伙，几时让他们自己尝尝味道就知道了。”

        “是啊，可笑的是吴清卿，书生筹边，煞有介事。俄事总算可以和平了结，不然不知道会狼狈成什么样子？”

        “哼！”沈桂芬又冷笑了，“照他们这样子嚣张，纸上谈兵，放言无忌，搞成一股虚骄之气，总有一天，国事让他们败坏得不可收拾。”

        “所以，这就全靠老师中流砥柱了。朝廷少不得老师，千万珍摄。凡事放开些，不必过于操心。”

        “我也看开了。”沈桂芬忽作豁达语。“只等身子稍微好些，我也要求田问舍，略作菟裂之计。”

        “是。老师也太自苦了。”王文韶看着那个小煤炉，不胜感叹地，“谁想得到，相府寒俭如此！”

        由此开始，说了好些无关国计的闲话。沈桂芬以腊八粥飨客，王文韶自奉不俭，但颇善于做作，将一大碗配料不甚讲究的腊八粥，津津有味地吃得一干二净，方始告辞。

        辞出沈家，在车中回忆刚才跟沈桂芬的谈话，想起长叙，同为户部侍郎，而荣枯不同，急景凋年，谪居寂寞，应该去探望一番。再说，长叙眼前虽倒霉，而“连姻帝室”，跟恭王亦有渊源，终有复起大用的一日，趁这时候也应该烧烧冷灶。

        主意打定，转道长叙寓处。他跟他侄子志锐同住，志锐是新科翰林，而王文韶是本科殿试的读卷官，论起来是师生。老师拜门生，照规矩是“硬进硬出”，所以志锐虽不在家，长叙仍旧很客气地开中门迎接。

        但一到书房，却以通家至好，就熟不拘礼了。长叙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依依客座之间，十分可爱。

        长叙倒是很潇洒，绝口不提获谴丢官的事。岁末怀人，谈起许多故旧，特别是长善在广州将军署，辟题“壶园”的后苑，结文社所延的那班名士，番禺的施鼎芬、广西贺县的于式枚，都已跟志锐一样，点了翰林名，独有江西萍乡的文廷式，至今还不曾中举。

        “此君我亦久闻他的大名。”王文韶问道：“比于晦若、梁星海如何？”

        “文芸阁才气犹在此二人以上。可惜场屋赠蹬，同治十二年曾应北闱未售。以后就在家兄署中作客。”长叙又加了一句：

        “大器晚成！”

        “如今呢，依然是在令兄署中？”

        “在南昌。”

        “何不招之北来？”王文韶有感于李鸿藻的作风，亦颇想罗致才俊，作为羽翼，所以这样试探着问。

        “文芸阁赋性不羁，要看他的兴致。后年乡试，大致还是应北闱，说不定作了夔翁的门生。”

        “不会，不会。”王文韶摇摇头，“我对考差的兴致，不如翁叔平来得浓，顺天乡试的主考，决不会放我。”

        长叙也知道不大会放他，因为他不是翰林。说文廷式可能会作他的门生，原是一句恭维的话，说过也就算了。但王文韶的想法却又不同，“有机会，倒很想见见此君。”

        他说，“如果他不嫌弃，以师弟相称，亦未始不可。”

        这是想文廷式拜他的门，长叙自然表示愿意促成其事。这是很渺茫的一件事，总要到后年乡试，文廷式愿赴北闱，到了京里再说，而王文韶却谆谆叮嘱，显得很认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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