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写信给张佩纶，对军机颇为不满，大为牢骚，说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预备抗命不从。

        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曾纪泽。曾侯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

        “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二、请起宿将以壮军威。李鸿章署直督之议，如蒙采纳，则曾国荃在粤久病，调度乖方，自应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本任。伏念两粤吏治、饷源、防务，在在均待经营。张树声实任粤督，当必能殚精竭虑，以副委任；而粤东处各国互市之冲，水陆两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辅之，以壮声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今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直隶和两广，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后亦不能根据张佩纶一个轻飘飘的奏折，贸然调动，不过对他建议起用刘铭传，却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刘铭传功成名就，家资豪富，在合肥家乡大起园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难说得很。所以召见军机，指示先征询李鸿章的意见，至于对李鸿章的出处，竟不提起，张佩纶的折子也留中了。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李鸿藻和张佩纶颇为焦急，因为李鸿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办不到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李鸿章争到回天津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

        这层看法透露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恭王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本人多病，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刚过五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慈禧太后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二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李鸿章的出处，是件大事，慈禧太后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佩纶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

        “李鸿章回直隶，张树声回两广，我看都可以。不过，曾国荃呢？”慈禧太后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慈禧太后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

        “曾国荃身子不好。”恭王慢吞吞答道：“得给他找个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

        “话是不错。”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曾国荃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慈禧太后非常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她自己的看法：

        “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李鸿章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请皇太后别轻信外面的游词浮议！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拿法国看得太轻，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刚到广西，还不知道怎么样。唐炯是前湖北巡抚唐训方的儿子，是个绔绔。臣听人说，唐炯出镇南关，还带着厨子，这还不去说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驿马到昆明运泉水去喝。这种人，怎么能打仗？”

        “有这样的事？”慈禧太后有点不信，“有些言过其实的话，也听不得那许多。”

        恭王碰了个软钉子，不再作声。宝鋆也是赞成李鸿章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请，不过他看出慈禧太后有不惜一战之意，所以不敢主张议和，只这样说道：“北洋是重镇，将来不管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第一个先下给北洋，实在少不得李鸿章。”

        “既如此说，让李鸿章先回天津，接了北洋大臣再说。”

        “圣谕极是。”宝鋆急忙答道，“为今之计，一面严饬各省布置防务，一面该赶快催李鸿章到京。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自然最好。不然，军务全盘调度，到底也还是要靠李鸿章。”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问道：“总理衙门，你看要添人不要？”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宝海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上海与李鸿章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同时李鸿章又接到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所以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曾纪泽和正在巴黎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都有电报打回来，曾主强硬对付，唐则报告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不久，曾纪泽终于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曾纪泽：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国军队，亦是同样办理。曾纪泽大为愤懑，同时观察法国军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李鸿章，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李鸿章以严峻的态度刘待特利古，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李鸿章不敢隐瞒，据情转达京师。从对俄交涉以后，慈禧太后对曾纪泽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李鸿章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慈禧太后对恭王的不满，终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是，她并没有责备，是比责备更有力的行动，指派醇王参与筹划法越事宜。

        这是一道明发上谕，而且奉旨之日，醇王就到军机处阅看有关法越事宜的电报奏折。在上海的李鸿章，得到这个消息，知道局势将有极大的转变，倘不知趣，说不定又会有朝旨，派他到两广督师。因此，一面拒绝接见特利古，一面下令招商局调派一只专轮，升火待发。三天以后，他就上了轮船，直航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关防。

        在醇王主持之下，和战两途，同时进行。李鸿章仍旧回任直督，因为他服制未满，所以朝旨只用署任的字样。张树声回任粤督，而曾国荃则照恭王的原议，内召陛见，听候简用。

        这时特利古在上海发表了很强硬的谈话，预备带领法国兵舰北上。因此，有一道密谕寄交李鸿章，如果法使北来，即由李鸿章在天津跟他会议，特别告诫：“坚持定见，勿为所惑。”

        尽管是着着备战的情势，但已往几个月，聚讼纷纭，游移不决，耽误了进取的时机，而法国政府内部，却已取得了政策上协调，猛着先鞭，迎头赶上。水师提督孤拔，抵达海防，立即与陆军指挥官布意，拟订了一个急进的作战计划，展开攻击。

        这时候正好越南政局，发生变化，“嗣德皇帝”阮福时病殁无子，大臣拥立他的堂弟阮福升，称号叫做“合和皇帝”。孤拔就利用这一时机，由海防率舰南下，直攻位在越南中部的京城顺化。第二天，布意的陆军，亦对怀德府的黑旗军发动攻击。刘永福所部因为河决被淹，退保丹阳。于是孤拔的舰队，封锁越南各海口，并且攻破顺安炮台，在第十天上，就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二十七条的城下之盟，越南自承为法国的保护国。由法国派驻越南的“东京理事官”转任为公使的弗罗芒，贴出告示，说越南全境尽属法国，驱逐黑旗军出境。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使得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两方面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但是法国政府却还识不破中国的底蕴，所以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安抚的办法，由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照会曾纪泽，声明对越南全境土地，无所损害，“并愿保存中国按照旧例，体面攸关的礼貌。”意思是可以承认中国对越南仍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事实上越南亦仍不愿舍弃中国，就在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以后，“合和皇帝”阮福升还曾致书两广总督张树声，请准许由海道入贡。

        在另一方面，法国下定决心要扫荡黑旗军，在丹凤地方激战三昼夜，刘永福虽然勉强守住了阵脚，但伤亡极重。不多几天，终于支持不住，与越南的统督军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退到山西。刘永福部下只剩三千余人，军心涣散，近乎解体，亏得唐景崧极力劝解，而中国所发的饷银，亦适时由云南解到，才能稳定下来。

        和战到了最后关头，大局不算决裂，曾纪泽在巴黎，李鸿章在天津，分别展开交涉，但醇王一意主战，奏明慈禧太后，作了新的军务部署，派彭玉麟带领得力旧部，招募营勇，迅速前往广东，与张树声妥筹布置。南北洋及长江防务，责成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保荐的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悉心规划，妥慎办理”。此外，以洋枪有“准头”而颇为自负的吴大澂，在吉林练了三千“民勇”，可以抽拨，亦责成吴大澂亲自统率，由海船直航天津，听候调遣。

        军机上日夜会议，筹划如何增兵添饷？但是谈得多，做得少，因为恭王始终不主张兴兵决裂。同时李鸿章奉到诏旨询问战守机宜，究竟有无把握？亦率直上陈，认为中国实力不足，应及早结束。这一下，备战的各项事务，便又停顿了下来。言路大哗，刘恩溥上折参劾李鸿章，贻误大局，请另简贤员，筹办法越事宜。而清流中比较激烈的人，甚至要严参恭王。

        到了十月底，果然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奏指责军机全班，说“枢臣皆疾老疲累”。这虽是笼统而言，但亦可以分开来论。恭王与景廉多病，宝鋆年纪太大，李鸿藻清癯如鹤，当个瘦字，翁同和虽不瘦、不老、不病，但入直军机以外，毓庆宫教皇帝念书，每日必到，本职工部尚书，琐碎事务极多，还兼领着管理国子监的差使，同时他是极讲边幅的人，凡有应酬，必不疏忽，所以累得连逛琉璃厂浏览古董字画的工夫都没有了。为此，吴峋建议派醇王赴军机处稽核，另简公忠正大，智略果敢的大臣，入直军机，换句话说，就是撤换全班军机。这个主张，相当大胆，恭王认为不能不有所表示。

        “我决意退让贤路。”他在军机处说，“让我家老七来挑一挑这副担子也好。”

        “六爷，”宝鋆接口问道，“真是这么打算？”

        “不这么怎样着？还真的赖着不走，非得人来撵？”

        “好！我追随。”

        宝鋆这样表示，大家自然也都声明，决心与恭王同进退。当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谁也没有真的辞出军机的打算。

        这是料准了慈禧太后一定会挽留，但是却没有料到慈禧太后借此机会有一番相当严峻的告诫。她毫不掩饰她的失望，责备恭王游移寡断，始终不肯实心实力去筹饷调兵，最后是责望他跟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都得极力振作。

        恭王也实在无力振作，只诉说了许多难处，认为越南君臣不争气，疆臣都只看到眼前，不想一想兵连祸结，将来是如何了局？又说大家将刘永福看得太重。而特别加强了语气说的一句话是：“洋人兵器甚精，决非其敌。”

        “不是他的敌手，莫非就不该讲边防了？”慈禧太后说：“现在是在人家的地方打仗，好象胜败都可以不大关心，若是在越南打败了，人家撵到咱们国土上来，这又该怎么说？”

        “臣岂不知能打胜仗，大张天威是好事？不过，实在没有把握。臣还听人说：刘永福在越南，跟法国在讲和。果然有这样的事，就更不可恃了。”

        “你是听谁说的？”

        是听李鸿章说的。李鸿章这话，跟好些人说过，已经证明他是为了急于议和，故意散布的谣言。恭王一时口滑，直奏御前，却不便在诘问之下，进一步以谣言为事实，只好这样答道：“现在外面谣言甚多，也当不得真。”

        “对了，谣言当不得真。别人听信谣言犹可说，军机也听谣言，就说不过去了。”慈禧太后问道：“我如今要句实实在在的话，岑毓英、唐炯、徐延旭，到底怎么样？”

        “岑毓英是能办事的。唐炯，臣以前回奏过。徐延旭，”他指一指李鸿藻说：“大家都说他还不错。”

        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出于李鸿藻的力保，而听恭王的语气，似乎不以为然。因而李鸿藻不得不说话了，“徐延旭很能带兵。”他说，“军机已接到他的信，不日自龙州出关，驻扎谅山，亲自调度。合粤桂滇三省之力，必可力固边防。”

        “我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的声音很有力，“岑毓英、张树声都能打仗，都有自己练的兵，唐炯一向勇敢，徐延旭既然能带兵，广东的倪文蔚也不错，两总督三巡抚合在一起，还有刘永福。而且越南虽说跟法国订了约，还是心向中国。照这情形看，应该能打胜仗，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头绪。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其实她明白，只是顾全恭王的体面，有意不说。能打胜仗而至今没有头绪，只为恭王与李鸿章“内外相维”，一意向“和”的路子上走，调兵遣将，举棋不定，慢慢都落在法国后面了。

        恭王当然也听出言外的责备之意，但是，他所了解的情形，与慈禧太后所知道的不同。徐延旭既老且病，信任他的一个患难之交，分发广西的道员赵沃，而淮军出身的广西提督黄桂兰，倚赵沃为护符，与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臭味相投，每日在营里拥着年轻貌美的越南“妹崽”，饮酒作乐，因而北圻的民怨甚深，民心并不可恃。总之，照恭王看来，这个仗是不能打的，一打开来，难得收场。不过，慈禧太后已为许多慷慨激昂的清议所打动，一时难以挽回她的心意，更不能激怒了她，只有委曲将顺，等“嚣张”的主战论，略略消减，方能全力推动和议。

        在这样的打算之下，对慈禧太后的不满，只好装作不解，依然是敷衍的话头。话题由战备谈到交涉，慈禧太后便问到总理衙门，是不是也该添一两个年轻力强、精明能干的人，帮着应付法国的公使和巴黎来的电报？

        提到这一点，恭王灵机一动，随即答道：“如今对各国的交涉甚多，倘能如慈谕，简派一两员得力的人到总理衙门，自于交涉有益。”

        “你们倒看看，谁合适？”

        “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就很合适。”

        举荐这个人，自慈禧太后到其余的军机大臣，无不觉得意外。因为主战的论调，就数张佩纶的声音最响，而总理衙门办各国交涉，自然是秉持“化干戈为玉帛”的宗旨，与张佩纶的素志，岂不相违？

        “你说他合适吗？”

        “是！”恭王一反近来吞吞吐吐的语气，答奏得清朗有力：“张佩纶为人极其明白，对法越事宜，屡有陈奏，见得他在这方面很肯留心。如蒙降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和战大计，他一定看得很透彻。”

        听这话也有道理。张佩纶本就在红得发紫的时候，慈禧太后自然照准。

        就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的那一天，接到电报，顺化的局势又有了变化，越南接位不多日子的“合和皇帝”阮福升象慈安太后那样，忽然暴死。死因不明，有的说阮福升不堪法国的压迫，愤而自裁，有的说是主战派以毒药弑主。看样子以后一说比较可信，因为嗣位的“建福皇帝”阮福昊，名为前皇阮福时的继子，其实是辅政阮说的亲子，而阮说是主战派。

        这自然对中国有利，而对中国有利，就对法国不利。从顺化条约订立以后，法国就逼迫越南政府催促黄佐炎撤兵，同时表示，如果越南政府能撤除黑旗军，法国愿意将所占的河内、海阳、南定三城交还。因此，刘永福的处境很难。不过，唐景崧已正式奉到朝旨：“设法激励刘永福，不可因越南议和，稍形退阻”，而且悬下赏格：刘永福“如能将河内攻拔，保全北圻门户，定当破格施恩”，同时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所以唐景崧力劝刘永福固守，黑旗军中的第一员勇将黄守忠，亦表示宁死不退。法军假越南以迫刘永福的计谋，归于无用。

        当时如此，于今主战派势力抬头，刘永福和黄佐炎自然更不会退出北圻。于是法国在越南的统帅孤拔，展开新的攻势，攻破兴安省，捉住巡抚，解到河内枪决，分兵进窥刘永福在山西的防区。

        军情紧急，刘永福向云南告急，并无回音。再向广西催饷，亦无结果。饷银就是朝廷所赏的十万两，指定由广西藩库垫发，徐延旭妒嫉刘永福和唐景崧的优旨褒奖，硬是不肯垫发，甚至连军火接济都停止了。这一来不但刘永福进关募勇的计划落空，连向广东“十三行”所买的四百杆洋枪，价款九千两银子都付不出，惹得商人大吵大闹，最后迫不得已，只有出一张“领结”，备一角公文，请商人自己到广西藩库去“领价”。

        黑旗军还在愁兵愁饷，法国陆军的斥堠，却已迫近山西，幸好唐景崧奉旨所管带的四营滇军，到了三营。都是疲瘦短小的新兵，十个人分不到一枝洋枪，就有枪也不会用。不过，总算有了三营人。唐景崧跟刘永福商议，借他的旗帜号衣，将这三营新兵，全部换装易帜，列坐在城墙外面。法国的先头部队，遥遥望见，心惮黑旗军，不敢轻举妄动。唐景崧的这出变相“空城计”，总算有了效验。

        不过也只延宕了不多工夫。三天以后，法军大举进犯，水陆动用了十二条军舰，四十艘民船，陆路有三千陆军，后勤支援有五百车弹药及够一个月用的粮秣，浩浩荡荡，直薄山西。

        调兵防守是由刘永福亲自主持，陆路前敌由黄守忠扼守。山西城四门，亦都布置了重兵，刘永福自己驻外城，唐景崧则驻内城，看守老营。至于黄佐炎的部队，一共有两千人，刘永福指定驻扎南门外的一个村落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一无指示。

        不但如此，刘永福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越南兵进城。

        这是因为刘永福接到密报，说越南的山西总督阮廷润私通法国，所以作此防范的措施。唐景崧不大相信，但黑旗军大多这样说法，也只好将信将疑了。

        部署既定，刘永福召集诸将训话，定下杀敌立功的赏格，然后与唐景崧巡视防务，主要的是北面红河边上的一条堤。堤高齐城，上设铁炮，最大的不过八百斤重，要用它来轰击法国军舰，简直是笑话！然而唐景崧怕动摇军心，不敢说破。

        法军水陆两途，都自东北进击。黑旗军迎头挡了一阵，打了个小小的胜仗，杀了七个法国兵，割下脑袋，进城报捷。那知紧接着报来一个坏消息，河堤失守，黑旗军已退入城内。刘永福急急下令闭城，并用令箭调黄守忠的部队，包抄法军后路。等军心稍定，查问河堤失守的原因，才知道法军炮弹，恰好打入河堤上的铁炮炮口，轰然一声，炮口炸裂，堤下清军闻声大骇，仓皇四散，牵动了黑旗军的阵脚，以致不守。

        刘永福气得说不出话，唐景崧心里自然很难过，召集部下三营官密议，预备夺回河堤。于是招募死士，定下赏格，首先登堤的，保升守备，请赏花翎。到了四更时分，发动突袭，无奈这天刚好是十一月十五，月明如昼，须眉可见，堤上的法军，得以展开有效的防守，三进三见，死了六七十个人，仍旧不能得手，只好退入城内。

        转眼天明。刘永福下令尽撤全城入城，准备固守。那知城门一开，信奉天主教，亲近法国的越南“教民”，趁机混进城来，良莠莫辨，而且身为客军，无从阻止。刘永福的禁令，无形中废除，果不其然，第二天法军攻城，彼此轰击了一天，到傍晚时分，越南军民里应外合，改着白衣，作了投降法军的准备。

        大势已去，黑旗军只好撤出山西，往南败退。仓皇中不知唐景崧人在何处？刘永福痛不欲生，悬赏二万两银子，募人入城救唐景崧。应募的一共六个人，无功而返。其实唐景崧已经逃出山西，与刘永福相遇于兴化，两个人抱头痛哭，商量着整顿溃卒，反攻山西。

        这一仗辎重尽失，第一件事就是要设法补充子弹。派人到北宁请领军械，及朝廷所赏的十万两银子。结果广西提督黄桂兰，只拨了不足一战之用的两万发子弹，赏银分文全无。

        亏得时逢冬令，红河水泄，法国军舰航行困难，未能南下，战事算是暂时停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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