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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君臣(12-1)

        进攻使馆区归甘军负责,破西什库则是义和团的事。但法术无灵,死伤累累,刚毅先还短衣腰刀,亲临督战,后来因为受不住令人欲呕的尸臭,也就知难而退。不过,每天都要到庄王府探问消息,大师兄总是毫不在意地说:“镇物太多!

        教堂顶楼,不知道有多少光腚女人,把法术冲破了!”

        “这一说,西什库教堂是攻不下来了?”

        “那有这话!”大师兄依然若无其事地:“破起来快得很!”

        “很”字刚刚出口,大师兄的神色突然变了,眼光发直,双唇紧闭,慢慢地眼睛闭上,神游太虚去了。

        好一会,大师兄方始张开眼来,慢慢摇着头说:“不好,很不好!虎神营有汉奸!”

        虎神营已是载漪的子弟兵,其中居然有汉奸,岂不骇人听闻?而大师兄的语气却不象猜测之词。

        “那么是谁呢?”

        “此刻不能说。这也是天机,不可泄漏,到时候自见分晓。”

        第二天就见分晓。虎神营一个管炮的翼长,名叫阿克丹,字介臣,本来是教民,为义和团一拥而上,缚住双臂,斩于阵前。据义和团说,阿克丹与西什库教堂的洋人已有勾结,倒转炮口预备轰自己人,所以用军法处斩。

        “这不象话!”赵舒翘向刚毅说:“倒戈自然应该军法从事,可是总不能让义和团来执虎神营的法。而况翼长是二品大员,不经审问,遽尔斩决,也有伤朝廷的体制。”

        刚毅默然。好久,叹口气说:“骑虎难下了。”

        “中堂应该跟端王提一声,得想个法子约束才好!”

        “约束?谈何容易。如今东城是甘军的天下,西城是义和团的世界,再下去,只怕连大内都难得清净。”刚毅咬一咬牙,作出破釜沉舟的姿态:“如今没有别的话说,只有一条路走到底,硬闯才能闯出头。”

        “怎么闯法?”赵舒翘觉得有句话如骨鲠在喉,不管是不是中听,都非吐出来不可:“就算把使馆踏平,西什库教堂烧光,又能怎么样,还能挡得住洋人不在大沽口上岸?”

        “上岸就把他们截回去。天津一定能守得住,守得住天津就不要紧。”

        赵舒翘说不下去了。唯有寄望于马玉昆与聂士成,能够守得住天津。

        ※ ※ ※

        以浙江提督的官衔,暂时统带武卫左军的马玉昆,是六月初三由锦州到天津的。随带马步军七营,驻扎河东,只住民家空房,凡是上了锁或有人住的房间,一概不准入内,亦不准士兵在街上随便游荡。天津人久苦于义和团的蛮横骚扰,一见有这样一支有军纪的军队,衷心感动,所以对马玉昆大为捧场,到处都有人在说:“洋人只怕马三元,他一到了,洋人无路可走了。”马三元就是马玉昆,他的别号又叫珊园。

        就在这天,张德成与曹福田会衔出了一张告示,说是“初三日与洋人合仗,从兴隆街至老龙头,所有住户铺面,皆须一律腾净,不然恐有妨碍。”这一带在海河东岸,铁路以西,为各国的租界,统名紫竹林,犹如京师东交民巷,为义和团攻击的主要目标。

        天津人此时对义和团已是不敢不信,不敢不怕,所以一见布告,从金汤桥的东天仙茶园开始,沿海河西岸到老龙头火车站的店面住家,毫无例外地闭门的闭门,走避的走避。但马玉昆的队伍亦驻在这一带,自然不理会这张布告,反而有好些士兵,特意挑高处或者视野广阔的地方去作壁上观。

        但看到的只是远处洋兵的严密警戒,直到黄昏日落,始终未见义和团出击。而第二天一早却纷纷传言,有所解释,据义和团说,这天是东南风,不利于军,要家家向东南方面,焚香祷告,转东风为西北风,便是大破洋人之时。

        有人拿这话去告诉马玉昆,他听罢大笑,“今天六月初四,东南风要转西北风,起码还得两三个月。”他说,“咱们别信他那一套鬼话,自己干自己的。”

        于是马玉昆下令构筑工事,用土堆成好几座炮台,安设小炮,架炮测距,不忙着出战。

        可是市面上传说纷纭,说马玉昆如何如何打了胜仗。义和团相形见绌,威望大损,张德成觉得很不是滋味,决定去拜访马玉昆,设法找面子回来。

        提督是一品武将,但张德成的派头也不小,坐着裕禄所派来的绿呢大轿,到得马玉昆的行台,先着人投帖,直到马玉昆出来迎接,方始下轿。

        “三元,”张德成大声喊着,就象久不见面的老朋友似地,“你那一天到的,怎么不来看我?你我在天津都是客,俗语说:‘行客拜坐客。’你不先来看我,是你不对!”马玉昆一愣,心里也有点生气,与此人素昧平生,怎么这样子说话?本待放下脸来斥责,继而转念,他是故意套近乎,为自己妆点面子。此人虽不足取,手下有好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义和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得罪了他,要防他紧要关头掣肘捣乱。为了免除后顾之忧,说不得只好委屈自己了。

        于是,他脸上堆起笑容,拱拱手说:“失礼,失礼!正要跟张老师去请教,不想反倒劳你的驾。请里面坐,好好商量破敌之计。”

        “是啊!不是为商量破敌之计,我还不来呢!”说罢,伸一只手来,马玉昆不能不理,张德成如戏台上所谓的“你我挽手同行”,大摇大摆,象走台步似地,牵着马玉昆,往里走去。

        坐定下来,少不得还有几句寒暄,及至谈入正题,张德成自然大吹大擂一番。说的话荒谬绝伦,但意气豪迈,不由得就使马玉昆在心里浮起这样一个想法:“这小子,莫非真的有一套?”

        “三元,”张德成话锋一转:“不是我拦你的高兴,我看见你安的炮位了,没有用!要说炮,你敌不过洋人,洋炮多,而且准。天津城里凡是紧要地方,都让紫竹林过来的炮弹打中了。你这几个炮位,迟早也得毁掉,白费工夫!”

        “那么,张老师,不用炮攻,用什么?”

        于是马玉昆以开玩笑的口吻,要求张德成作法,将洋人的大炮闭住。早有这么一个说法,义和团的法术,能使炮管炸裂,或者将炮口封闭,失去效用,马玉昆并不相信,故意出这么一个难题,意在调侃。

        谁知张德成大言不惭,“好!”他拍胸应承:“我把洋人的炮,闭六个时辰。”

        “你能拿洋人的炮,闭六个时辰,”马玉昆立即接口:“我就能把洋人一扫而光。”

        “一言为定!”张德成倏地起立,“就此告辞。”

        马玉昆一笑置之,依旧只管自己料理防务,并与驻军南郊八里台,一面须防备义和团偷袭,一面与紫竹林各国联军不时接战的聂士成取得联络。一夜过去,早将与张德成开玩笑的约定,抛在九霄云外,那知张德成居然派人来质问,问马玉昆,可是已将洋人一扫而光了?

        “不错!”马玉昆答说:“我说过这话。不过那得张老师先将洋人的炮闭住啊!”

        “是的。张老师已将洋人的炮闭住了。”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马玉昆愕然。心里大为气愤,可是无法与来人争辩。入夜联军停战不开炮,张德成便作为他的功劳,那不太取巧了?“去你娘的!”马玉昆将来人轰走:“你们拿这些唬人的花样来开老子的玩笑!”

        来人狼狈而去,马玉昆余怒未已,很想去见总督裕禄,揭穿义和团的骗局。左右有人劝他,说裕禄已自陷于义和团的“迷魂阵”中,无法回头了,几次奏报,义和团如何忠勇,如何神奇,如何杀了洋人多少万?而且还奏保张德成、曹福田“堪以大用”。这两个人在总督衙门来去自如,裕禄奉若神明。

        在这种情形之下,试问,进言有何用处?

        从关外来的马玉昆,听得这些话,诧为奇闻,同时也不免泄气,绝望地轻声自语:“天津保不住了!”

        ※ ※ ※

        京官逃的逃,躲的躲,或者衙门被毁,或者道路不通,一切公务,无形废弛,亦没有那个衙门的堂官,再对部属认真考勤。唯一的例外是翰林院。

        翰林院为甘军一火而焚,不知有多少清流名士,痛心疾首,但掌院学士徐桐并不以为意,借了内城祖家街的镶黄旗官学,作为翰林院临时的院址,出知单通知所有的翰林,照常办事,但奉召而至的,十不得一。

        徐桐非常生气,吩咐典籍厅取本衙门的名册来,逐一查问。名册所列,除了东阁大学士昆冈与他本人所兼的掌院学士名衔以外,第一行就是“日讲起注官侍读学士黄思永”,恰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人。

        这黄思永字慎之,籍隶江苏江宁,光绪六年的状元。虽为翰林,善于营商,道学家口不言利,已为徐桐所轻视,更坏的是好谈洋务,更犯了他的大忌。所以放眼一望,不见黄思永的影子,便即厉声问道:“黄慎之呢?”

        “送家眷到通州去了。”

        “告假了没有?”

        “告了假了。”

        “假期满了没有?”徐桐继续追问。

        “昨天满的。”

        “昨天满的,”徐桐越发声色俱厉,“何以不回京销假?”

        有个编修叫严修,字范荪,天津人,是徐桐会试的门生,忍不住开口:“老师,黄慎之已经回京了。听说昨晚上有义和团到他家,说是‘庄王请黄状元有话谈’,不由分说,架着就走,至今下落不明。请老师作主。”

        徐桐愣了一下,方始明白,黄思永好谈洋务,为义和团当作“二毛子”,架到庄王府,神前焚表,吉凶难卜。心想:

        “这是他自作自受,何能为他作主?”

        于是想了一下,用训饬的语气答道:“既知到庄王府,怎么又说下落不明?你少管闲事!”

        “老师!这个闲事,你老可不能不管!也是你老的门生,奉命出差,路上让义和团抢劫一空,狼狈不堪。”严修抗声说道:“这样下去,不待外敌,先自倾其国了。”

        “是何言欤!”徐桐勃然变色,“你倒是说的谁?”

        “骆公骕。”

        此人亦是一位状元,名叫骆成骧,四川资州人。他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状元,亦是徐桐会试的门生。殿试的名次本来列为第三,应该是探花,由于他的策论中有两句话:“君忧臣辱;君辱臣死”,而其时正当甲午大败之后,皇帝感时抚事,认为骆成骧血性过人,特地亲手拔置第一,照例授职翰林院修撰。

        这年庚子,子午卯酉,大比之年,骆成骧放了贵州主考。乡试主考,照例边远省分最先放,骆成骧从京里动身时,义和团已经闹得很厉害了,见启秀辞行时,启秀告诉他说:“等你回京复命时,京里就没有洋人了。”那知洋人犹在,他的行囊资斧却没有了。

        听严修说罢经过,徐桐将脸一沉,“范荪,”他摆出教训的神色:“读书明理,凡事不可不细加考察。义民忠勇奋发,向不贪财,否则会遭神谴,这明明是莠民假冒义和团干的好事!”

        严修还想争,他的一个同年曹福元拦住他说:“算了,算了!骆公骕不过财去身安,刘葆真连条命都送在‘莠民’手里了!”

        “莠民”是假意避忌的说法,其实也是义和团。被杀的刘葆真,名叫刘可毅,江苏常州人,光绪十八年的会元。此人精研麻衣相法,自道额有恶纹,恐有横死之厄,而偏偏会试揭晓,玻璃厂卖“红录”,曾将他的名字错刻为“刘可杀”。

        这个传遍九城的新闻,将刘可毅会试夺元的满怀喜悦,冲得一干二净,而且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等殿试已过,点了翰林,心里便在想,词臣不会犯杀头的罪名,只有科场舞弊,如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纵非有心,亦难免有绑赴菜市口的可能。因此,每逢点考官,他人唯恐不得,独独刘可毅相反。本来,想派充考官难,不想当考官很容易,翰林点考官,须先经过一次考试,名为“考差”,如果不应考差,根本就不会点考官。可是,穷翰林举债,都以“得了考差还”作为保证,如果根本不应考差,债主问一句:“拿什么来还?”便无词以对。所以刘可毅考差照样参加,只是下笔草草,不望取录。从入翰林以来,八年之中连个顺天乡试的房考官都没有当过。

        到了五月里,义和团由近畿蔓延到京城,刘可毅一看势头不妙,找个借口,请假回籍,想躲过这场劫难。那知冤家路狭,在潞河遇见一个无意之中所结的仇人。刘可毅未中进士以前,在一个亲戚家当西席,有个厨子勾搭上了一个丫头,幽会时为刘可毅撞个正着,一时多事,告诉了居停,厨子被逐,因而结怨。不想十年以后,这个厨子当了义和团的大师兄,一见刘可毅,自然不肯放过,劫持以去,下落不明。又有一说,是遇害了,“可杀”竟成恶谶。

        听得刘可毅故事,清秘堂中,惨然不欢,徐桐却板起脸来说:“这是咎由自取!夷人欺凌,神人共愤,不赴君父之难,只想独善其身,真是枉读了圣贤书!”

        “不过,老师,”曹福元说:“‘莠民’冒充义和团横行不法,也该严办才是!”

        “那当然要严办,我要面奏皇太后,请再降严旨。不过,‘福者祸所倚,祸者福所倚’,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诸君只要存心光明正大,不投机,不取巧,虽在危城,亦必蒙神佑。”他摇头晃脑地加了两句:“勉之哉,勉之哉!”接着,便起身走了。

        出了镶黄旗官学,轿子抬往西华门,这是目前唯一的入宫之路,盘查甚严。徐桐是赏了“朝马”的,通行无阻,轿子横越禁城,直到宁寿宫前,“递牌子”要见慈禧太后。

        ※ ※ ※

        太后正在召见庆王与荣禄,谈的虽是战局,但由近及远,北起关外,南到江浙,亦等于综观全局。

        近的先谈东交民巷使馆区,“董福祥要大炮,我看,”慈禧太后说:“似乎不能不给他了!”

        “不是奴才不给,有一层不能不顾虑。”荣禄是早就防到慈禧太后有此主张,预先想好了一个万驳不倒的理由:“大炮必得架在正阳门或者崇文门城垛子上,居高临下,打出去才管用,不过由南往北,大炮不长眼睛,怕打了堂子,怎么得了?”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悚然而惊。“堂子”对汉人而言,是个绝不许阑入的禁地,就是旗人,除非是天潢贵胄,或者在内务府当差而主管祭祀的官员,亦无由得窥其究竟。因为如此,便有些离奇的传说,道是堂子中所祭的是明朝名将邓子龙。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征朝鲜,明朝因为成祖的生母碽妃是朝鲜人,外家有难,理当援救。邓子龙在万历二十六年,以副总兵的官衔,领水师从陈璘东征,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共当先锋。年逾七十的老将,身先士卒,锐不可当,以致在釜山以南的海面阵亡。

        其时清太祖已经起兵,据说常微服至辽东观察形势,有一次为明朝东征的士兵所擒,解送到邓子龙那里,一见投缘,私下放他出境。为了报答这番大恩,特为设祭。所以京城里的人,提起堂子,都叫它“邓将军庙”。

        又一说邓子龙为国捐躯,残而为神,在辽东的皮岛上有他的庙。有一次太祖出战不利,危急万分,迫不得已在邓子龙庙祷求神佑,结果竟得脱险,因而在辽阳立庙,每年元旦首先祭邓将军,如或怠慢误时,邓将军就会在宫中显灵。

        这此说法,真相如何,已无可究诘,不过,堂子为皇帝家祭之所,祭事之郑重,过于南郊祭天。犹如后妃不入太庙,慈禧太后亦没有到过堂子,只是一提起堂子,便有懔惧之感。尤其有大征伐必祭堂子,如今在用兵之时,倘或堂子被毁,神失凭依,更何能庇佑三军?

        因此慈禧太后连连摇手:“算了,算了!那可动不得!”

        “是。”荣禄答说:“堂子就在御河桥东,靠近翰林院,甘军烧翰林院,没有波及堂子,真是祖宗有灵。如果落一两个炮弹在那里,奴才是管大炮的,可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了。”慈禧太后皱着眉点头:“我可就不明白了!”她说,“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难道真的攻不下来?”

        荣禄不答,只拿眼睛往旁边瞄了一下。受了暗示的庆王奕劻便即说道:“洋人是‘困兽犹斗’,甘军呢,是‘投鼠忌器’,就譬如堂子要保护,打仗就是一个牵制。皇太后、皇上圣明,就把使馆拿下来,也是胜之不武!各国传说开去,也不是件有面子的事!”

        “要怎么样才有面子?”慈禧太后忽然激动了:“别说洋人,南边各省也看不起朝廷。不过,也难怪,连京城里自己的地方都收不回来,怎么能教人看得起。”

        “回皇太后的话,南边各省……。”

        “你别替他们说话了!”慈禧太后打断荣禄的话:“你看,三令五申,催各省调兵解饷,有理这个碴儿的没有?”

        于是慈禧太后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内犯说起,历数几次京师有警,只要一纸诏令,各省督抚或者亲自领兵赴援,或者多方筹饷接济。这一次根本之地的危急,过于咸丰八年,但应诏勤王的,只有山东巡抚袁世凯所派的一支兵,以及江苏巡抚鹿传霖晋京来共患难。至于催饷的上谕,视如无物,根本不理。抚今追昔,慈禧太后对朝廷威信的失坠,颇有痛心疾首的模样。

        其实就是袁世凯与鹿传霖,也还不是尊重朝廷,只是买荣禄的面子。袁世凯领武卫五军之一,且为荣禄所提拔,当然不能不听指挥,鹿传霖与荣禄则别有渊源。荣禄的岳父,已故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是鹿传霖的老师,本为世交,及至荣禄为宝鋆、翁同龢所排挤,外放西安将军时,鹿传霖正当陕西巡抚,对侘傺无聊的荣禄,颇为礼遇,因而结成至交。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所了解的,一想起来,更觉得荣禄毕竟与他人不同。而今如说朝中还有能为督抚忌惮的大臣,怕也就只有荣禄一个人了。

        就这一念之转,慈禧太后觉得不宜再对荣禄多加责备,自己将胸中的一团火气压一压,平心静气地问道:“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李鸿章,已经三次电旨催促,迅即来京。而李鸿章始终表示,只身赴难,无裨大局。如果要谈和,第一、要保护各国公使;第二、要自己剿捕拳匪。换句话说,这就是李鸿章进京的条件,做不到这两点,他是不会离开广州的。

        如果据实而陈,慈禧太后必以为是李鸿章挟制朝廷,又挑起她刚平息下去的火气。所以荣禄向庆王看了一眼,取得默契以后,方始答说:“用人之际,要请皇太后、皇上格外优容。奴才在想,如果调李鸿章回北洋,催他上任,他也就无可推托了。”

        “莫非,”慈禧太后问说:“他是拿这个来要挟?”

        “那,他不敢!”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裕禄也实在太无用!可是,李鸿章是不是肯接北洋,我看,亦在未定之天。”

        荣禄与庆王本来都有心病,一个怕他回北洋,一个怕他回总理衙门。如果慈禧太后在两三个月以前说这话,必为荣禄与庆王颂作圣明,但事到如今,巴不得能卸仔肩。有李鸿章来,总是一个大帮手,分劳、分忧、分谤,无论如何是于己有利的事。所以异口同声地说:“肯接!”

        “好吧!你们说的青接北洋,那就让他回北洋。”慈禧太后说:“当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么,裕禄呢?”

        “那只好另外安置了。”

        “你们去商量。”慈禧太后很深沉地说:“不过,你们可得想一想,朝廷这样子迁就,如果李鸿章仍旧不肯进京,那一来面子上更难看。”

        “是!”荣禄答说,“决不能再伤朝廷的面子。”

        接下来谈压境的强敌,除了天津以外,关外的形势亦很险恶,沈阳、辽阳等处教堂被毁,铁路被拆,而俄国军队不断开到,如果发生冲突,必非其敌。因此李鸿章、刘坤一,以及驻俄公使杨儒,都直接打电报给盛京将军增祺,请他切勿轻举妄动,免得为俄国资为进兵的口实。这些电报,同时亦发到总理衙门,所以庆王对入侵之敌的动静,大致了解。

        “各国军队,就数俄国派得最多。除了关外,在天津的也不少。”庆王乘机说道:“李鸿章到过俄国,跟俄国掌权的户部尚书威德,很有交情。前十天,威德告诉钦使杨儒,对我大清朝,决不失和,又说最好李鸿章到京里来。德皇也告诉钦使吕海寰,让李鸿章出来议和。事情实在扎手,请皇太后、皇上早降旨意。”

        言外之意是要让李鸿章来掌管洋务。慈禧太后觉得庆王未免太不负责任,心中不悦,便微微冷笑:“你们也别把‘和’这个字,老摆在心里!能和则和,不能和也就说不得了。李鸿章替国家效力多年,军务、洋务都是熟手。至于怎么用他,要看情形。这会儿怎么能认定了,说李鸿章进京,就是议和来的!那不自己就先输了一着了吗?”

        一听话锋不妙,庆王与荣禄在仓卒之间,都莫测高深,唯有碰头,不发一言。

        “皇帝,”慈禧太后转脸问道:“你有什么话交代他们?”

        皇帝有些猝不及防似地,哆嗦了一下,定定神答说:“没有!”

        “皇上没有话,你们都听见了?”

        何须有此一问?仿佛预先留着卸责的余地似地?庆王与荣禄更觉得慈禧太后这种态度,很难理解,更须防备,所以跪安退出以后,彼此商量,决定将慈禧太后的意思,转达给“军务处”,看是何反应,再作道理。

        “军务处”是徐桐所定的一个名称。火烧翰林院,正当斗志昂扬之时,慈禧太后曾有面谕:“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等,会商京师军务。”因此,徐桐想出“军务处”这么一个名目,隐寓着有取军机处而代之的意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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