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洋公所，已有盈门的访客。以前李鸿章督直时，每次进京寄寓贤良寺，亦有这样的盛况，所不同的是访客的身分。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文华殿大学士去世，接替了他的殿阁，即为内阁首辅，而且既是中兴勋臣，又是翰苑前辈，所以红顶花翎的宾客，无足为奇。

        这一层上头，是袁世凯无论如何比不上的。他的访客，不是京堂，便是道员，尚书侍郎大致都是前辈，听说他来了，充其量派名听差持名刺致意而已，翰苑中人，更是绝无仅有。较之李鸿章当年，相形逊色，自不待言。不过，这也有好处，那些来访的京堂、道员，大致不是谋差，便是托事，可以不见，见了亦只是三五句话，便可打发。

        但有位访客，却是不能不见，而且一见便有谈不完的话，那就是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内务府大臣的那桐。

        “听说一到就叫起。”那桐笑着恭维：“四哥的帘眷，可真是越来越隆了。”

        “得，得！琴轩！”袁世凯撇着京腔说：“你可别给我念喜歌儿了！一到就叫起，可不是好事。”

        “谈了些什么？”

        “谈张季直给我的一封信……。”

        听不到几句，那桐的脸上，笑容尽敛，袁世凯本就疑心其中有文章，见此光景，越觉所疑不虚，因而亦就纤细不遗地，将慈禧太后问及此事的经过，都说给他听。

        “必是瞿子玖给你下了药了！”那桐用低沉的声音说：“四哥，你可得留点儿神，有两件事，很有人在议论。”

        “那两件？”

        “一文一武！文的是你跟张香涛主张废科举，张香涛的火候够了，别人不敢拿他怎么样。你可犯不着得罪王夔老、瞿子玖他们。”

        “原来瞿子玖也是主张维持科举的？”

        “当然罗！不然那里来那么多门生、小门生？”“啊，啊！原来如此！”袁世凯恍然有悟，接着又问：“一武呢？说我练兵太多？”

        “对了！练兵就要费饷，自然有人不高兴，有个说法很可怕，说是内轻外重，尾大不掉！”

        袁世凯矍然而惊，“这是瞿子玖的说法？”他问。

        “你不用问是谁的说法！反正上头能听得到。”那桐又说：“瞿子玖上次虽碰了个大钉子，帘眷未衰，所以毫无怯意，仍旧跟岑三很近，几乎每半个月就有信件往来。”

        袁世凯只点点头说：“琴轩，你是知道我的，忝在北洋，我的责任很重。如今别的不必说，只说日俄开战这件事好了！”

        袁世凯顿一下，继续说：“两帮混混，在人家家里打得一塌糊涂，作主人的倒说‘严守中立’，这不是笑掉人大牙的话吗？为了所谓‘守中立’，我不知道费了多少事，为的是希望日本胜了，东三省还有物归原主的希望，倘或俄国胜了，咱们就撤到山海关也还不知道守得住守不住。那时候练兵就不止一镇、两镇了！”

        “我知道你的苦心，可是别人不知道。练兵要筹饷，四哥，”

        那桐规劝着，“你也别太自讨苦吃。”

        “我何尝愿意自讨苦吃？时势所逼，只有尽力而为，兵我是得练。”

        “饷呢？”那桐说道：“你可不比李文忠那个时候。”

        “有土斯有财的道理是这样的。”袁世凯说：“如果两江、两广在咱们自己手里，我怕什么？”

        “两广？”那桐吐一吐舌头，“你不怕岑三跟你拚命？”

        “别人怕岑三，我不怕他。”

        “啊！”那桐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我给你做个媒如何？”

        “给我做媒？”袁世凯愕然。

        “你看我，”那桐失笑了。“说话都说不利落了。我给府上做个媒，一个是人家看中了你的一位少君，一个是我听人说起，似乎门也当，户也对！”

        “是那两家高门？”

        “先说看中五世兄的，不是外人，是陶斋。”那桐问道：

        “莫非他没有在你面前提过？”

        “原来是陶斋。”袁世凯得意地笑道：“他的眼力真不坏！”

        原来袁世凯这时已有五位夫人，六个儿子了。长子克定，字云台，是元配于夫人所出。次子克文，三子克良同母，就是袁世凯的三位“高丽太太”中的第二位金氏，在姨太太中是第三位。另外两位“高丽太太”，一姓白，生子克权，排行第五；一姓李，生子克瑞，排行第四。大姨太沈氏无出，五姨太杨氏生子克桓，排行第六。

        袁家“克”字排行的这六位兄弟之中，资质最好的是老二克文与老五克权。克文字豹岑，这年才十五岁，聪明绝顶，但与他的长兄相反，不喜经济实用之学，而讲究词章，喜欢金石，旁及音律，凡是所谓“杂学”，无不涉猎，已颇有些名士派头了。

        克权字规庵，年方十岁，已通平仄，能够做诗了。读书不但敏慧，而且中规中矩，颇为袁世凯所钟爱。袁家的宾客，凡曾见过克权的无不誉为跨灶之子，端方尤其赞赏，所以托那桐来做媒，说来绝非意外。

        “怎么样呢？”那桐问道：“能赏我做媒的一个面子不？”“言重，言重！”袁世凯答说：“以我跟陶斋的交情，不是老哥所命，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只不知道是陶斋的那一位小姐？”

        “当然是最小的那个。”那桐答说：“长得很俊，家教也好。”

        “那更没话说了。”袁世凯又问：“还有一家呢？”

        “是张安圃。”那桐说：“安圃多子，最小行十二，名叫元亮的那一个，头角峥嵘，跟你家大小姐年岁相当，你看如何？”

        那桐所说的张安圃，就是现任广东巡抚张人骏。张人骏的叔叔张佩纶，很看不起袁世凯，但张人骏跟他的关系不同，袁世凯当山东巡抚时，张人骏是他的藩司。张元亮他也见过，只是年岁方幼，已不大记得起了。

        “琴轩，”袁世凯对这头亲事，觉得需要考虑，便找个借口，“儿子的亲事，我可作主，嫁女儿就不同了。请让我跟内人、小妾商量了再说！”

        “当然，当然！”那桐连连点头，“我改天来听信儿。”

        袁家眷属都在天津，那桐总以为袁世凯要等回去以后，跟于夫人以及他的长女伯祯的生母二姨太太商量停当，才有回音。那知不然，第二天便有了消息。

        原来袁世凯这天晚上，通前彻后想了一遍，忽有省悟，正途出身的大老，有大门生、小门生为之羽翼，一旦入阁拜相，势力已遍布京里京外，根深蒂固，不易摧折。从前左宗棠斗不过李鸿章，李鸿章又斗不过翁同龢，道理都在这上头。自来宦途中最重师门之恩、同门之谊，说是尊师重道，无非门生话，究其实际，无非富贵相共，休戚相关，门生捧老师，老师提拔门生而已。

        论到这一层关系，自己决不能跟瞿鸿玑相比，不过别人有门生，自己有儿女，儿女亲家之亲密，决不下于师生。他在想，长子克定已经成婚，娶的是吴大澂的女儿；次子克文亦已定亲，定的是籍隶安徽贵池，当过驻英公使，广东巡抚刘瑞芬的孙女儿。这两家都是高门，但亲家与亲翁，皆已下世，无足为助。如今与端方、张人骏结成亲家，彼此呼应，缓急可恃。尤其是张人骏在广东，力虽不足以箝制岑春煊，至少可以使他稍存顾忌，若有机会扳倒岑三，张人骏顺理成章地升任总督，那一来自己的势力就非瞿鸿玑所可轻侮了。

        既已作了决定，便无须再费周折，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告诉了那桐，愿以长女许配张家。为了照顾自己所说过的话，他附带说明，已经用电报征得于夫人及二姨太的同意。

        这对做媒的那桐来说，面子十足，当然也很高兴，特设盛宴款待袁世凯，但设席不在他的颇饶花木之胜的金鱼胡同住宅，而是借庆王府的花厅，这是为了迁就奕劻这位特等陪客。因为照规制，亲王、郡王是不赴大臣家的宴席的。

        ※ ※ ※

        饭罢茶叙，恰好外务部送来一通急电，说守旅顺的俄军，终于投降了。从辽阳大战结束，日本对旅顺发动了三次总攻击，都是劳而无功，到了十月二十，续调援军，发动第四次总攻击，经过九天的血战，以一万七千人的前赴后继，不死即伤，毕竟突破困境，攻占了军事地图上称为“二○三高地”的老虎沟。经过整顿部署，将旅顺东、北两面的要地东鸡冠山、二龙山、松树山逐步占领，旅顺的俄军司令斯图塞尔知道无法再守了，树白旗投降，将校八百七十多，士兵两万三千五百人，皆成俘虏。

        日军的捷报，等于袁世凯押中了一宝，彼此庆幸之余，正好以此为话题，谈东三省的未来。袁世凯认为日军必胜，已成定局，虽然俄国决定以波罗的海的舰只，编为第三舰队，东来参战，但很难扭转战局。俄国同盟，波折甚多，旅顺一失，德国必然见机而作，更难成盟。看样子只要有大国如英、美出来调停，日俄很快地就会谈和。

        “能收回东三省，太后一定会很高兴。”奕劻很兴奋地说：“李少荃惹出来的大祸，从我们手里把它料理清楚，这件事做得很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是！”袁世凯说：“王爷在日本公使那里，还得多下点工夫。”

        “当然，当然！”奕劻连连点头，“我不会放松的。”

        “设行省之议，不妨及早筹划。”那桐接口问道：“不知道上头跟王爷提过没有？”

        “提过一次。”奕劻说：“上头似乎还是看中了赵次珊。”

        那桐与袁世凯对看了一眼，都不作声。袁世凯跟那桐隐约谈过，如果东三省设行省，一总督三巡抚，最好都能派“自己人”去。如今奕劻所说，似乎一时还无从措手，只好看以后情势再作道理。

        “此事还早，倒是有件事，两位不妨参赞一番。”说着，奕劻从抽斗中取出一份抄件，顺手交给了袁世凯。

        这个抄件是两通奏折。一是署理两江总督端方代奏修撰张謇的条陈，建议在徐州设行省。另一个是监察御史周树模所奏，建议裁撤漕运总督一缺，说到理由，条条是道。

        漕运总督管理漕粮由运河北运的一切事务。漕船有帮，称为“漕帮”，由明朝的“卫所”演变而来。至今还保留着沿运河的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浙江、湖广诸卫所，每一个卫所之下，又分多少卫、多少所、多少帮。管事的首脑，在卫称为“掌印守备”，在所、在帮称为“领运千总”。

        明朝的卫所，本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计口授田隶属卫所，平时为农，有事当兵，称为“屯户”。到清朝利用卫所运输漕粮，屯户只管弄舟，不管打仗，本已大失原意，自从洪杨以后，一方面运河淤塞，不通全漕，一方面海运勃兴，转输便利，南漕一半折银缴纳，一半由海道北上，运河上漕船连樯千里的盛况，再不可见。所以各省的卫所，一律裁撤，屯户亦与一般百姓，毫无分别。

        这一来，各省的粮道，也就次第裁减，漕运总督无官可辖，无船可管，不仅有名无实，简直成了个赘疣，是故裁去漕督一缺，早就有人主张，只是周树模形诸奏牍而已。

        至于张謇的条陈，着眼不在裁漕督，而在设行省。他作了一篇文章，名为《徐州应建行省议》，以为当年刘邦崛起，与项羽争天下的这一片千里无垠，莽荡平原，一方面“控淮海之襟喉，兼战守之形便，殖原陆之物产，富士马之资材”，可以自成局面；一方面“俗俭民僿，强而无教，犯法杀人，盗劫亡命，枭桀之徒，前骈死而后钟起者，大都以徐为称首。”久为朝廷的隐，而“将欲因时制宜，变散地为要害，莫如建徐州为行省。”

        这个“省”的辖区，张謇有明确的指陈，以徐州为众星之月，东到海州，西至商邱，南起泗州，北迄沂水，包括苏、皖、鲁、豫四省交会之区的四十五州县。此省新建，张謇以为有“二便四要”。所谓“二便”实际上只有一便，即漕督可裁，由“徐州巡抚”兼理裁撤漕督以后所留下的“未尽事宜”。

        另外“一便”，是练兵容易。因为这个地区的民风，“朴啬劲悍”，照张謇的估计，招募一万人，练步队六千、马队四千，如果训练得法，只要三年的工夫，这一万人便有足够的防御力量。这在鱼米之乡的江南是不可能的事。

        所谓“四要”是“训农、勤工、通商”，地方富庶了，自然百废俱举，但“农工商兵皆资学问”，所以“兴学”为要中之尤要。

        “这个条陈，看起来很动人，可惜，纸上谈兵，不容易做得到。”袁世凯将两个抄件转交那桐，淡淡的说：“我跟季直相处甚久，很知道他的为人，如果他入南皮幕府，宾主一定相得。”

        这是隐隐讥刺张謇不免书生之见。奕劻点点头说：“我亦是这么想。不过，张季直以状元居乡，过去刘岘庄很看重他，听说他在南边很有号召力，大家就觉得他的条陈，不能不用，而要用又实在很难。军机处把原件转到政务处，为的集思可以广益。慰庭，你是奉旨参与政务处的，不妨切切实实说一个意见，我好跟大家去斟酌。”

        袁世凯对张謇的这个条陈，实在不感兴趣，主要的是觉得徐州设省这件事，根本就是空谈。不谈“四要”之难，只说划定辖区，牵涉到四省，便不知有几许分歧的意见。

        不过，朝廷有大政，每先咨询北洋，他已恢复了当年李鸿章所拥有的地位与权势，倘或缄默不言，无异自贬自削，因而想一想说：“漕督可裁是不易之论，江淮辽阔，江宁藩司照应不到，亦是实情。我以为不妨就此两点去斟酌折中，期于允当。至于分割四省四十多州县，合为一省，疆界的变更最容易发生纠纷，这在承平时期，尚且要慎重，何况当今之世。”

        “对！一动不如一静！”奕劻很起劲的说：“我的宗旨定了。”

        袁世凯颇为欣慰。但不是他的主张得以实现，而是奕劻的唯言是听。不过口中还得谦虚一番。“我亦是想到就说，话不一定对。”他说：“请王爷再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不必多听，多听反而莫衷一是。慰庭，”奕劻突然转换话题：“我再跟你商量一件事。西苑跟颐和园的工程，陆陆续续在增添，钱总不够。你能不能在北洋那一笔经费中，挪拨几十万银子？”

        这个要求在袁世凯并不感到意外，他经常想到，宫中可能会有需索，所以对那一处有余款可以动用，亦经常有留意。

        此时想了一下，从容的问道：“大概要多少？”

        “至少要凑个三十万银子。”

        “我拨五十万好了！”

        奕劻喜出望外，“慰庭，”他问：“你是从那里拨？”

        “铁路的盈余。”袁世凯说：“造关外通关内的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

        这笔英国借款，由胡襢芬经手，汇丰银行承借，总计三百三十万镑。合同中订明，“关内各路产业，并全路脚价进款，应尽先作为借款之保”，“各路收款进款，应存天津汇丰银行，所有经理修路应用各费，均由各局进款项下开支。俟有剩余，备还此款之用。”因此，路局的任何收入皆须无息存放五津汇丰银行，至今除按约分期付息拔本之外，尚积存一百八十多万两银子。袁世凯几次派人交涉要提用，汇丰银行借口合同限制，不肯通融。

        “既然不肯通融，慰庭，你怎么又说能提五十万？”

        “要想法子，非让汇丰银行就范不可。”袁世凯说：“只要上谕准我提，我一定提得出来。”

        “上谕岂有不准之理？”奕劻提起汇丰银行，便觉有气，狠狠地说：“应该全数提出来才好！”

        “那是决计办不到的事。”那桐笑道：“汇丰银行不讲理，王爷又不是不知道。”

        皮里阳秋，话外有话，只为彼此关系太深了，那桐这近乎开玩笑的话，奕劻自然不会计较，付之苦笑而已。

        “王爷，”袁世凯问道：“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一时想不起，明后天再谈吧！”

        “本意想多住几天，”袁世凯说：“日本攻下了旅顺，恐怕东三省的局势会急转直下，我想明天一早就递牌子，请了训，马上赶回天津去。”

        “啊！”奕劻被提醒了，“倒不是要紧的。你明天就回去吧！

        那笔款子，请你马上办。”

        “是！上谕亦请王爷赶紧发。”

        ※ ※ ※

        转眼年下了。徐州设省这件事，必须在年内办出一个结果，因为分划疆土，改变建制，正好趁改岁之初，除旧布新，自成段落，办理一切改隶移交的手续，以光绪三十年年底为准，界限分明，可以省好多事。

        就是为了省事，不但王文韶、鹿传霖与新补不久的军机大臣荣庆，听从奕劻的意见，瞿鸿玑亦觉得改漕督为巡抚，不失为综核名实，顺理成章的事。于是援引史实，亲自拟了一个奏片，驳张謇之议。

        张謇特重徐州，所以要驳他就得讲个徐州并不重要的道理。“徐州在江苏，地居最北，若于平地创建军府，既多繁费，所分割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县，亦涉纷更。今昔形势，迁变无常，汉末迄唐，淮徐代为重镇；宋及金元之际，徐已降为散州。至明以来，则重淮安，历为前代漕督及国初庐凤巡抚，后改漕督驻扎之地。及江南河道总督裁撤，漕督移驻淮城迤西之清河县，实为绾毂水陆之冲，北连徐海，南控淮阳，地既适中，势尤扼要。”

        接下来是论漕督原有管理地方之责：“伏查前明初设漕运总督，即兼巡抚地方。国朝顺治六年，裁庐凤巡抚改漕运总督，仍兼巡抚事。漕督之兼巡抚，原为控制得宜，现漕务虽已改章，地方实关重要，与其仍留漕督，徒摊虚名，不如径设巡抚，有裨实用。”

        理由说明，奏陈办法：“臣等共同商酌，拟将漕运总督一缺，即行裁撤，改为巡抚，仍驻清江，照江办巡抚之例，名为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仍归两江总督兼辖。一切廉俸饷项，衙署标营，均仍其旧，但改漕标副将为抚标副将，以符定章。”

        定了江淮巡抚属下的官制，再定江淮巡抚的辖区。这比定官制更容易，原封不动地转一转手就可以了。

        因势利便，亦由江苏的建制与他省不同。他省都是一省一藩司，唯独江苏有两个，一名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名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藩司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太仓直隶州、海门直隶厅。江宁藩司亦管四府，江宁、淮安、徐州、扬州，另辖两个直隶州，南通、海州。泾渭分明，久如划疆而治。如今在长江以北设巡抚，与苏松常镇的关系浅，而与江淮徐扬的关系深，所以，“应将江宁布政使及所辖之四府二州，全归管理。巡抚所驻，即为省会。江宁布政使应随总督仍驻江宁，总督在江南，巡抚在江北，既无同城逼处之疑；江宁六府前隶苏抚者，即改隶淮抚，亦无增多文牍之扰。”

        写到这里，瞿鸿玑自觉这番更张，解消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得意之余，奋笔直书：“不必添移一官，加筹一饷，而行省已建，职掌更新，建置合宜，名实相符。”他这样自夸，同官亦纷纷表示赞许，于是在封印以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明文颁发上谕，如奏施行，并规定新建行省，由两江总督兼辖。

        消息一传，江苏的京官奔走相告，哗然惶然，新年团拜，无不以此为话题，大致愤慨，决定上疏力争。其时江苏京官名位最高的是两个状元，一个是同治元年壬戌状元，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徐郙，嘉定人；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状元，都察院左都御史、南书房行走陆润庠，苏州人。徐郙年纪大了，不愿多事，便由陆润庠领衔出奏。

        江苏人，尤其江南的江苏人，最不满的是将江苏无端分隔为两省。譬如前堂后轩一座成格局的住宅，忽而为人封闭中门，割去了一半，门面依旧，堂奥已浅，自然不能甘心。不过，这层理由，列为有“关系者三”。第一有关系是“江淮、江苏，若合为一省，则名实不符。昔有控扼两省设为重镇者，如国初偏沅巡之例，至一省两抚，向无所有。现在湖北、云南本有之巡抚，甫经议裁，而江南一省忽然添缺，未免政令分歧。”

        其次，“苏淮若分两省，则要政首在定界。自古经划疆里，必因山川阨塞，以资控制，设险守国，盖在无事之时，溯自苏皖分省，亦非复旧时形胜，而苏省跨江，尚有徐淮得力，据上游之势。今划江而治，江苏仅存四府一州，地势全失，几不能自存一省，较唐之江南道，统州四十二，宋之江南路，统州十四，亦复悬殊。”

        “惟南宋浙西一路，仅有三府四州，此偏安苟且之图，非盛朝所宜取法。至巡抚藩司，专管地方之事，例驻省城，今设省清江，舍临江扼要之名城，就滨河一隅之小邑，似亦未甚得势。”

        接下来的“其有关系者三”，其实是最有关系的一个理由，即为省分的大小，省大不在幅员，而在户口，户口繁密，税赋旺盛，地小亦为大省，倘或地广人稀，幅员虽广何益？但户口繁密，总亦须有地可养，过于局促，施展不开，亦不能其为四方观瞻的大省。江苏之不宜，亦不应分割，由此处着眼，自然振振有词。

        这段文章，先由规制讲起，论省分之大小：“国朝经制，分省三等，盖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各行省中，惟山西、贵州两小省，幅员最狭。今苏淮分省，江淮地势较宽，仅及中省，江苏则广轮不足五百里，较山西、贵州，殆尤褊小，势不能再称大省。”

        江苏不成其为大省，后果如何？简单明了地说：“若改为小省，则一切经制，俱需更改，而筹饷摊款，尤多窒碍。”所谓“一切经制，俱需更改”，首先是吏部签分候补人员，江苏便容纳不了那么多！而最厉害的是：“筹饷摊款，尤多窒碍”这八个字，因为朝廷若有征敛，不管是额内正用如练兵经费等款项的筹措，或者临时需要集资，如慈禧太后万寿，举行庆典，各省被责成必须依限缴纳的“摊款”，江苏总是高居首位，即以江苏膏腴之区，而又为大省，怎么样也推托不了。如果江苏改为小省，则前面已经说过，“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虽为膏腴之区，无奈幅员太狭，尽可据理力争。

        其“有关系者四”，说来亦是气足神定：“漕运总督所委漕务人员，皆系地方官吏，又有屯政军政与地方相附丽。定例兼管巡抚事者，所以重其事权，初不责以吏治。”这是隐然驳斥漕运总督兼有巡抚职责之说，以下便正面谈到，江宁藩司，力足以顾江北。“淮徐之去江宁，远者仅数百里，不为鞭长莫及。而三府二州之地，特设两道一镇，固已控扼要区，布置周密。其地方要政，向由藩司秉承总督，以为治理，历久相沿，未闻有所荒脞。今之改设，似出无名。”

        “无名”犹在其次，难在执掌权限，有所冲突。“若江宁办事，悉仍旧贯，则江淮巡抚，虚悬孤寄，徒多文移禀报之烦，无裨吏治军政之要。”

        行文到此，下面这段结论，自然掷地有声：“江苏跨江立省，定制已久。疆宇宴安，官吏无阙。朝廷本无分省之意，江督亦无废事之虞。顾以裁漕督而添巡抚，而设巡抚而议添行省；办法既超乎倒置，定章必归于迁就。”

        以下引用同治三年御史陈廷经条陈“变通疆舆”，曾国藩驳倒此举有两句警语：“疆吏苟贤，则虽跨江淮，而无损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划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

        其时江南初定，一切庶政颇多兴革，大致地方督抚自己认为可行，往往先付诸施行，然后奏报朝廷，皇帝批个“知道了”，或者“该部知道”，便成定案。

        但如陈廷经此奏，是少数慎重处理的大政之一，奉旨先交两江总督曾国藩等，“酌度形势，妥筹具奏”。

        曾国藩主稿的复奏，亦是十分经意之作，引据古今，斟酌至当，才得出一个“此等大政，似不必轻改成宪的结论。”

        陆润庠领衔的这个折子，特为引述这段往事，恭维当时君臣：“仰见廊庙之虚怀，老臣之深识”，认为前事不远，可备稽参。

        结论是要求重议。政务处奏定的会议章程，共计七条，第二条规定：“查内政之关系者，如官制裁改，新设行省等类，由各衙门请旨会议，或特降谕旨举行。”与此正相符合，所以奏折上很委婉的说：“立法期于必行，更制亦求尽善。可否援照新章，恭请饬下廷臣会议，并饬下沿江督抚一体与议，复奏请旨遵行，俾见朝廷有博采群言之美，无轻改成宪之疑。臣等籍隶该省，情形稍悉，不敢有所见而不言，谨缮折具陈，不胜待命惶悚之至。”

        奏折一递，当然发交军机。奕劻事先虽有所闻，只当江苏京官是因为无端失地而不满，可以用一顶大帽子把他们压了下去，及至细看原折，头头是道，不由得愣住了。

        其余的军机大臣，传观了这个折子，亦都面无表情，唯有瞿鸿玑，不便装聋作哑，想一想，大声说道：“江淮设省，原是为了漕督已裁，地方不可无大员主持，事非得已，江苏京官应该体谅朝廷的难处。如今明诏已发，通国皆知，何况漕督亦已改授为淮抚，朝廷莫非还能收回成命？”

        “只有暂时压一压再作处理。不过，”奕劻问道：“上头问起来，该有话交代。”

        “上头问起，我有话答奏，只要江苏京官不闹，慢慢儿可以想法子。”

        “子玖，”奕劻问：“请你告诉我，这个法子怎么想？”

        “无非顾全朝廷的威信，慢慢儿想法子补救。”

        “好！”奕劻想得了一个办法，“你我分任其事，上头问道，请你担当，江苏京官，我去想法子安抚，请他们别闹。”

        “是了，我听王爷的吩咐。”

        于是带着原折进见，慈禧太后第一件事就是问这一案。

        “他们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她说：“当初是办得太草率了一点。”

        “是！”奕劻回头望了一下。

        “原折自然言之成理，不过有些话是避而不谈。江淮一带，南北要冲，民风强悍，从前是出捻子的地方。漕督、河督两标兵，加上淮扬镇总兵的各营，亦不见得能应付得了，如今漕督一裁，漕标移撤，江淮之间，伏莽四起，将成大患，所以不能不设巡抚镇守。至于江苏虽分割为两省，就两江总督而言，仍是整体，一切钱粮征派，应该不受影响。地犹是也，民犹是也，倘以省分大小为借口，对征派故意推诿规避，其心就不可问了！”

        这番振振有词的话，慈禧太后觉得亦很不错，便即问道：“且不说谁对谁错，江苏京官既然有这么一个奏折，总得处置才是！”

        “是！”瞿鸿玑答说：“原折亦只是奏请会议商酌，并饬沿江督抚一体与议，本来亦是件从长计议，一时急不得的事！”

        “好吧，你们先商量着看。”

        一件大事，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让瞿鸿玑暂且敷衍过去了。

        接下来便是奕劻去安抚江苏京官了。

        他是采取的擒贼擒王的办法，传个帖子专请陆润庠吃饭，不提正事。饭罢又看奕劻的收藏，到得起更时分，陆润庠起身告辞，奕劻方始问道：“凤石，我想起件事，你们递那个折子，是怎么打算着来的？”

        “王爷明鉴，兹事体大，总期斟酌至善，庶无遗憾。”

        “诚然，诚然！不过，凤石，我要请教，如果你我易地而处，我该怎么处置？”

        这句话将陆润庠问住了，想一想答说：“似乎不能不召集会议。”

        “召集会议的上谕怎么说？要皇上认错，收回成命？”

        这一问不难回答！“召集会议就是。不一定要见上谕。”

        “是了！谨遵台教。”奕劻拱拱手说：“凤石，咱们就此约定，会议我一定召集，上谕可是不发了！”

        “是！”

        “只怕贵省有人等不得，又递折子来催，如之奈何？”

        “请王爷释怀，王爷肯全我江苏疆土，大家自然耐心等待，我回去告诉同乡就是！”

        “好！请你务必都通知到，尤其是贵省的那班都老爷，我实在惹不起。”

        陆润庠笑了，忍不住说一句：“王爷大概吃过都老爷的亏！”

        “不谈，不谈！”

        彼此打个哈哈，一揖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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