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真了不起啊！”载漪大声嚷着：“俄国人保他，德皇也保他！尽替外国人办事了！”

        “话不是这么说！”庆王用慈禧太后的话说：“中外古今，没有那一国能打仗打个没完的。”

        “没有打呐！可就想和了。”

        “那……。”庆王出口的声音极重，但一下子就泄了气，拖曳出长长的尾音。他本想顶一句：“那你就打吧！看你能有多大的能耐？”这是一时气愤的想法，不待话到口边，就知道不能这么说，硬生生截断，才有此怪异的声调。

        “王爷！”崇绮开口了：“这里是军务处，只管调兵遣将，何能议及谈和之事？”

        庆王虽不见得有多大的才具，但对付崇绮之流，却是游刃有余，当即答说：“好吧！咱们就谈军务。如今大沽口外，洋人的兵船到得不少，关外，俄国亦不怀好意。且不说南边有没有变化，光是这两处的局势就够扎手的了。关外是根本之地，而且鞭长莫及，只有委屈求全之一法，天津这方面，如果抵挡不住，各国军队长驱直入，请教，怎么样才保得住京城？”

        “天津当然非守住不可！”载漪很快地答说。

        “那么，兵力够不够呢？”庆王也极快地接口：“那里只有聂士成、马玉昆两军，有一处失手，就是个大缺口！”

        “若有缺口，”徐桐很有把握地说：“义和神团，必能堵住。”

        庆王笑笑不作声。这付之一笑，是极轻蔑的表示，徐桐心里当然很不舒服。可是，他还不敢惹庆王，唯有用求援的眼色，望着载漪。

        载漪亦已看出义和团不足恃，不过，一则不便出尔反尔，说义和团无用，再则，义和团虽不能“灭洋”，但还可用来“扶清”——扶助大阿哥接位。载漪已经将交泰殿所藏的二十几方御玺，偷了一方在手里，必要之时，可以利用义和团的愚妄无知，硬闯深宫，行篡弑之实于先，然后以私藏御玺，钤盖诏书，假懿旨之名于后。因此，明知徐桐的用意，亦只好装作未见，管自己针对着庆王的话作答。

        “天津方面，马上就有援军到。山东有登州总兵夏辛酉，已经在路上了，另外再让袁慰庭派三千人来。”载漪略停一下，又以很兴奋的声音说：“李鉴堂自动请缨，已经募了十六营湘勇北上了！”说着，他拿出一封电报来给庆王看。

        庆王大感意外，李鉴堂就是李秉衡，此人以州县起家，当到督抚，颇有贤能的名声。上年由于刚毅的保荐，以钦差大臣巡视长江水师，这是当年特为彭玉麟而设的一个差使，地位在督抚之上，所以沿长江八督抚联名致电荣禄，建议“东南自保”即由李秉衡领衔。但亦仅此一电列名，以后关于东南自保，就只是在盛宣怀居中联络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在磋商主持。虽知李秉衡态度有变，但由主和一反而为主战，且领兵勤王，无论如何是可诧之事，所以很仔细地看了李秉衡的电报。

        电报中当然有一番忠义之忱溢于言表的慷慨陈词，不过其中要紧的话，只有四句：“西兵专长水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

        看到这里，庆王大为摇头：“这个说法太危险了！京津密迩，‘引之深入’引到什么地方？”他向载漪说：“老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话！以为天津失守了都不要紧，还可以设伏邀击。当年僧王那样子神勇，就是为了有此想法，吃了大亏。”

        “噢？是怎么回事？”

        “咸丰八年僧王守大沽口，也是说，洋人不善陆战，撤北塘兵备，纵敌登岸。那知洋人的枪炮厉害，天津的地形，又是冈陵迭起，居高临下，把僧王的三千黑龙江马队，打得只剩了七个人，等僧王知道失算，大错已经铸成了。”庆王又说：“真要说洋人不善陆战，照我看亦不见得。东交民巷使馆的兵，包里归堆，不到一千，甘军比他们多好几倍，到现在还是攻不下来。谁善谁不善，也就可想而知了。”

        庆王前面的那段话，不免言过其实，是欺侮载漪与徐、崇二人，根本不懂军务，后面那几句话倒是振振有词，因而使得载漪大感刺心，便有些恼羞成怒的模样！

        “庆叔，你也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甘军虽多，其器不利，如果不是荣仲华捣乱扯后腿，肯给大炮，使馆早就夷成平地了！”

        “京城里开大炮，又是由南往北打，这件事，连皇太后都担不起责任。”

        这话的意思是怕毁了列祖列宗的享殿灵位。庆王搬这顶大帽子很管用，载漪语塞，更加蛮不讲理。

        “庆叔，反正不管你怎么说，阵前不能易将，李少荃决不能调直督！”

        庆王觉得他的话硬得刺耳，未免不悦，于是又搬一顶大帽子：“有懿旨呢？”

        “有懿旨也……。”载漪突然把话截住。

        虽只半句，未说完出来的几个字，从语气上亦可以猜想得到，是“不行”或者“不管用”。庆王悚然而惊，心里在想，载漪要公然抗旨了！看来其祸不远。

        默然半晌，他不发一言地起身走了。

        ※ ※ ※

        荣禄的大炮，终于不得不动用了，这一次是载漪进宫奏请。“炮子没有眼睛，会打了堂子”的顾虑，当然要提出来，载漪力言无碍，说将炮架子筑在东安门外北夹道，自北往南打，炮弹越过堂子，落在英国使馆，方始爆炸，决不致危及要地。

        慈禧太后觉得言之有理，便召荣禄进宫，当面交代。这一下无可推诿了，荣禄只得答应，不过提出一个条件，大炮不能借给甘军，得由他自己派队伍操作。慈禧太后也同意了。

        大炮是在荣禄亲自指挥的武卫中军中，专有一个“开花炮队”，统带名叫张怀芝，字子志，是出驴皮胶的山东东阿县人，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炮科的脑筋比较清楚，张怀芝拉炮入城，架好炮位，校好表尺，心想，这一炮下去，聚集在英国公使馆内的各国公使，什九送命，杀了一个克林德，已经引起轩然大波，杀尽各国公使，责任岂不更重？

        这样一想，便严诫“炮目”，非自己亲自在场下令，任何人指挥开炮，皆应拒绝。叮嘱再三，方始上马，直奔荣禄府第求见。

        荣禄那有工夫接见一名炮队统带，派人来问，何事求见？张怀芝答说：“大炮已经校准了，只要开炮，一定打中英国公使馆，倘若落在别处，甘领军法。不过，没有中堂的亲笔手谕，决不开炮！”

        “怎么着？这还得中堂下条子吗？”

        “是！”张怀芝答说：“非下不可。”

        来人不发一言，回身入内，将张怀芝的态度据实转陈。荣禄听罢，默无一语，只在书房里绕圈子。

        这是他从做官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一生公私大小事故中最难作的一个决定。如果违旨，且不说将从此失宠，而且，载漪在洋人与义和团的激荡包围之下，昏瞀狂悖，心智失常，说不定就会做出不测的举动，性命或恐不保。倘或遵旨开炮呢，这个祸就闯得不可收拾了。一世声名，付之流水，犹在其次，将来惩办祸首，这一纸交与张怀芝的手谕，便是死罪难逭的铁证。

        足足徘徊了一个时辰，张怀芝等得不耐烦，托人来催问，荣禄无奈，只好这样答说：“你告诉他，已经给了他命令了，还要什么手谕？”

        来人如言转达，张怀芝却更冷静，“不错，”他说：“中堂给了我命令，教我拉炮进城轰英国公使馆。不过，炮兵的规矩跟别的不一样，到了阵地上，一切都布置好了，还得指挥官亲口下令：‘放！’才能放。劳你驾，再跟中堂去回。劳驾、劳驾！”说着，还行了个军礼。

        此人无奈，只得再替他走一趟，刚一转身，却又为张怀芝喊住了。

        “请慢！有句话，请你千万跟中堂说到，要手谕！”张怀芝又加了一句：“口说无凭。”

        “好了！俺替你说到。”那人操着山东口音，微微冷笑：

        “老乡，你那个统带，大概不想当了。”

        话虽如此，倒是很委婉地替他将话转到，荣禄叹口气说：

        “这个家伙好厉害！简直要逼死人。”

        于是，复又徘徊，心口相问，终于想出一条两全之计。但此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倘或张怀芝不能领悟，还是白费心计。转念到此，又叹口气，“看造化吧！”他说：“你告诉他，手谕没有，炮要照开。反正宫里听得见就是了。”

        “是！”

        “你倒是把我的话听清楚了！”荣禄特别提醒：“照我的话，原样儿告诉他，不能少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

        那人复述了一遍，只字无误，回出来便跟张怀芝说：“中堂说的：‘手谕没有，炮要照开。反正宫里听得见就是了！’”

        张怀芝愣住了，“这，”他问：“中堂是什么意思呢？”

        “谁知道啊？你回家慢慢儿琢磨去吧！”

        张怀芝怏怏上马，一路走，一路想，快走到东安门时，突然悟出荣禄的妙用，顿觉浑身轻快，心怀一畅。上得炮位，亲自动手，将表尺拨弄了好一会，方始下令开炮。

        “注意目标，正前方，英国公使馆。”张怀芝将“英国公使馆”五字喊得特别响，停一下又大吼：“放！”

        炮目应声拉动炮闩，一声巨响，炮弹破空而起，飞过城墙，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只见外城正阳门大街与崇文门大街之间，烟尘漫空，却不知炮弹落在何处？

        ※ ※ ※

        荣禄的住宅在东厂胡同，离东安门不远，因而炮声震撼，格外觉得惊人。他没有想到张怀芝会这么快动手，意外之惊，更沉不住气，从藤榻上仓皇而起，一叠声地喊：“快拿千里镜，快拿千里镜！”

        一面说，一面往后园奔去，气喘吁吁地上了假山。京中大第，多无楼房，只好登上假山，才能望远，等千里镜取到，向南遥遥望去，烟尘不在内城，方始长长地舒了口气。

        “请陈大人来！看炮弹打在那儿？”

        “陈大人”就是署理顺天府府尹陈夔龙。因为荣禄要问炮弹落在何处，得先查问明白，所以隔了好久才到。

        “炮弹落在草厂十条。”陈夔龙答说：“山西票号‘百川通’整个儿没了。”

        “伤了人没有？”

        “怎么能不伤人？大概还伤得不少，正在清查。”

        “可怜！”荣禄摇摇头，“无缘无故替洋人挡了灾！”

        “中堂！”陈夔龙诧异：“莫非……？”

        “咱们自己人，说实话吧！张怀芝这个人，总算有脑筋，有机会得好好儿保举他。”接着，荣禄将张怀芝来要手谕的经过，约略说了一遍。

        “中堂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过也亏张统带居然体味出中堂的深意，这一炮虽说伤了百姓，倒是救了国家。”

        “是啊！伤亡的请你格外抚恤。不过，不必说破真相。”

        “是，是！夔龙不能连这一点都不明白。不过，皇太后面前，就这一声响，能搪塞得过去吗？”

        “我自然有法子。”荣禄突然定神沉思，好一会才说：“凡事预则立。筱石，有件事，你悄悄儿去预备，备二百辆大车在那里。”

        听得这一声陈夔龙立刻就吸了口气。京官眷属，纷纷逃难，甘军又横行不法，到处截车装军械、装“掳获”的物资，那里还能弄得到二百辆大车。

        “筱石，”荣禄见他面有难色，不等他开口，先就说道：“你的前程，一半在这趟差使上。再跟你说一句，什么事都没有这件事要紧。”

        陈夔龙恍然大悟。翠华西幸，荣禄在替慈禧太后作逃难的打算了。

        于是他问：“什么时候要用？”

        “但愿不用！要用，可是说要用就用！”

        陈夔龙心想，天津是京师的门户，两宫如果仍如当年避往热河，启驾之期视天津存亡为转移，及今着手找车，还不致误了大事，因而很有把握地说：“但愿不用，果真要用一定有。”

        辞出荣府，最要紧的一件事，当然是处理被灾之地的善后。百姓很可怜，但也很老实，逢到这种时世，无非自怨生不逢辰，糊里糊涂成了义和团与甘军手中的冤魂，不知多少的遗属从没有向官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如今遭了炮弹，顺天府抚伤恤死，有钱有米有棺木，反觉得恩出格外，感激不尽。

        可是，有件事却使得陈夔龙有点担心。原来崇文门大街以西，在元朝有条河，名为三里河，河边原是收积苇草之地，名为草厂。三里河堙没，逐渐化为市廛，自东徂西，共有十条胡同，即称为草厂一条、二条至十条。此地为各省旅客聚集之区，所以一多会馆，二多票号。票号都是山西帮，在洋人不曾大批到中国以前，无论南北，提到“西商”，都知道是实力雄厚的山西客商。自从张怀芝一炮，百川通替英国公使馆挡了灾，邻近的十几家山西票号，连夜会商，决定迁地为良，去投奔贯市李家。

        贯市是京北不当大路的一个小镇，但地不灵而人杰，提起贯市李家，颇有人知名。李家开镖行，信誉卓著，主人很有侠义的名声，手下亦有好些精通拳脚的“镖头”、“趟子手”，因而为义和团所忌惮，在扰攘烟尘中，得以保持一小片乐土。京中票号，输送现银，向来多托贯市李家包运，相知有素，不妨急难相投。商量既定，即时乔迁，到得第二天中午，草厂的票号都在排门上贴出梅红纸条：“家有喜事，暂停营业”。

        票号对于市面的影响，虽不如“四大恒”那样如立竿见影之速，但人心惶惶之际，传说票号都已歇业，令人更有京师不保，大祸临头之感，以致秩序更坏，让陈夔龙大为头痛。

        还有件头痛的事。突然间传来一通咨文，说甘肃藩司岑春煊，领兵勤王，将到京师，咨请顺天府从速供应车马伕子，以济军需。再一打听，岑春煊本人已轻骑到京，而且已由两宫召见，颇蒙慈禧太后温谕奖饰。照此看来，似乎还不能不买他的帐，可是供乘舆所用的二百辆大车，都还不知道在那里？何能再有多余的车马供应岑春煊。

        因此，陈夔龙不能不又向荣禄请示。听知来意，荣禄冷笑一声说：“哼，这小子！你总知道他是怎么混起来的吧？”

        “听是听说过，不知其详。”

        “他小子最会取巧。他是……。”

        他是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举人出身，以贵公子的身分，在京里当鸿胪寺少卿。冷衙闲曹，复又多金，所以每天只在八大胡同厮混，结识了一个嫖友，山东人，名叫张鸣岐，也是举人。两人臭味相投，无话不谈。

        其时正当戊戌政变之前，从四月下旬下诏“定国是”以后，天天有推行新政的上谕，亦天天有应诏陈言的奏折。只要肯用脑筋，会出花样，升官发财，容易得很。岑春煊是个极不甘寂寞的人，便跟张鸣岐私下商量，怎么得能找个好题目，做它一篇好文章，打动圣心，上结主知？

        张鸣岐想了一会说：“题目倒有一个。有了好题目，不愁没有好文章。只是有一层难处，阁下先得丢纱帽。”

        “丢纱帽就丢纱帽！区区一个鸿少，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跟你说笑话。”张鸣岐笑道：“若能丢掉那顶纱帽，不愁没有玉带。只恐仍旧让你戴那顶旧纱帽，那就一定是白费心机了。”

        原来张鸣岐所找到的一个好题目是，裁撤有名无实的衙门与骈枝重叠的缺分。建议京中裁六个衙门，第一个是詹事府，这本是所谓“东宫官属”，职在辅导太子。清朝自康熙两次废太子以后，即不立储，这个衙门，有名无实，自不待言。

        第二个衙门是通政司。这个衙门在明朝是第一等的中枢要地，总司天下章奏出纳，严嵩之能成为权奸，就因为有他的干儿子赵文华当通政使的缘故。可是到了清朝，外有军机，内有内奏事处，通政司就象内阁一样，大权旁落，徒拥虚名了。

        第三个衙门是光禄寺。这个衙门的职掌，是管祭祀及皇宫的饮食，职权早为内务府所夺，所以“光禄寺的茶汤”，与“武备库的刀枪，太医院的药方”等等，成为京中的一个笑柄。

        第四个衙门，就是岑春煊做堂官的鸿胪寺，职司鸣赞，事务极简，除了祭典朝会司仪以外，无所事事。而且是个根本不该有的衙门，因为鸿胪寺的职掌，太常寺全可兼办。

        第五个衙门是太仆寺，专管察哈尔、张家口的牧马。职掌与兵部的车驾司，以及上驷院不大搞得清楚。

        第六个衙门是大理寺。这倒是个“大九卿”中最重要的一个衙门，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若遇钦命三法司会审案件，若非“全堂画诺”，即不能判处死刑。照会典规定：“凡审录，刑部定疑谳；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不协，许两议，上奏取裁。”本意是遇有重案，当刑部与都察院意见有出入时，归大理寺评断。但词讼之事，往往以刑部为主，都察院职司纠弹，审录常让刑部作主。争端不起，大理寺也就很少发生作用了。

        外官有四个缺应该裁撤。那就是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所管仅只一省，而总督与巡抚同城而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人诟病已久。但从没有敢做裁撤的建议，因为不管裁总督，还是裁巡抚，一下就要敲掉三颗红顶子，谁也不敢冒这个大不韪。

        因此，岑春煊主张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许多人有先获我心之感，而鄂、粤、滇三督，更如移开一块绊脚石，称快不止。

        此外还有一个河道总督，亦是可有可无。清朝最重河工，分设总督两员，专司其事，徐州以南的河道，归江南河道总督管，简称“南河”，岁修经费四百万，是有名的肥缺。山东、河南的河道，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简称“东河”。洪杨之乱，东南沦夷，南河总督一缺裁去以后，即未恢复。剩下的东河总督，因为独一无二之故，所以简称“河督”，原驻山东济宁，改驻兖州。

        但河督虽驻山东，而山东的河工，早已改归巡抚管理，堂堂一位总督，只管得河南境内的一段黄河，而犹须河南的地方官协力，才有事可办。因此岑春煊认为亦可省去，河南河工仿山东之例，归巡抚兼办。

        这个奏折，侃侃而谈，无所避忌，先就对了锐意猛进的皇帝的胃口。而其中最讨便宜的是，岑春煊自己的缺分，即在应裁之列，更足以证明他说的话是赤心为国，大公无私。

        七月十三上的折子，十四就有上谕，如岑春煊所奏，裁撤冗杂，被裁各衙门事务，归并有关衙门分办，下一天召见岑春煊，奏对称旨，再一天就放了广东藩司。

        这就是张鸣岐所说的，“丢了纱帽有玉带”。但以五品京堂，一跃而为二品的监司大员，并且放到富庶省分的广东，不能不说是破天荒的异数。岑春煊当然踌躇满志，不过一下子敲掉多少人的饭碗，自然会成为众怨所集，很有人想拿了刀子去跟他拚命，吓得岑春煊连会馆都不敢住，尽快领了文凭，由海道经上海转到广州接任。

        不久，戊戌政变发作，岑春煊总算运气，虽受牵累，并不严重。不过广东藩司却当不成了，改调甘肃。及至这年宣战诏下，通饬各省练兵筹饷，共济时艰，岑春煊认为又是一个上结主知的机会到了，便向陕甘总督陶模自告奋勇，愿意领兵勤王。

        陶模知道他躁进狂妄，最爱多事，但勤王这顶帽子太大，不能不作敷衍，于是拨了步兵三营，每营四百多人，骑兵三旗，每旗两百余人。另外给了五万两饷银，打发他就道。

        于是岑春煊轻骑简从，先由兰州出发，穿越伊克昭盟的所谓草地，由张家口入关，到京就带着一身风尘，先到宫门口请安，托人递牌子请慈禧太后接见。

        这是各省勤王的第一支兵。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及至召见之时，只见岑春煊的一身行装，灰不灰，黄不黄，脸上垢泥与汗水混杂，仿佛十来天不曾洗面似地，更觉得他勤劳王事，如此辛苦，真正忠心耿耿，不由得就把他曾经附和新政的厌恶丢开了。

        “你带了多少兵来？”

        “四营、三旗，共是两千人。”

        一听只有两千人，慈禧太后觉得近乎儿戏，就有些泄气了。

        “队伍驻扎在那儿？”

        “队伍还在路上。”岑春煊解释：“臣接得洋人无理，要攻我京城的消息，恨不得插翅飞来，昼夜赶路，衣不解带。队伍因为骑兵要等步兵，又有辎重，所以慢了！”

        “总算忠勇可嘉。”慈禧太后说道：“你也辛苦了，下去先歇着吧！”

        一下来分谒当道，荣禄没有见他。此时跟陈夔龙谈起，仍然是卑视其人的语气。见此光景，陈夔龙亦就决定不理岑春煊，等他的队伍到了再说。

        “那二百辆车，怎么样了？”荣禄亦不再谈岑春煊，只问自己所关心的事。

        “想出一条路子，正在接头。”陈夔龙答说：“我想找十七仓的花户。”

        这下提醒了荣禄，“对！”他很高兴地说：“亏你想得到！找花户一定有车。如果有麻烦，我替你找仓场侍郎去说话。”

        得此支持，陈夔龙便放手去办了。京师与通州，共有十七个大仓库，专贮漕粮，仓中有专门经手代办上粮手续的番役，在仓场侍郎衙门中有花名册，所以称为“花户”，约有数十家，都是世袭的行当。此辈在正人君子口中，斥为“仓蠹”，而无不家道殷实，起居豪奢，可以比拟内务府的旗人。

        京通十七仓所的漕粮，号为“天庚正供”，除了宫中所用以外，文武百官的禄米、京营将士的“甲米”，亦归十七仓发放，此外又有专养各部院工匠的“匠米”，以及入关以来八位“铁帽子王”嫡系子孙的“恩米”等等，都归花户运送。因此，每家都有数十辆、上百辆的大车，官府征发且又照给车价，等于雇用，自然乐从，所以不等三天工夫，二百辆大车就都集在顺天府衙门左右了。

        陈夔龙很得意地去复命，只见荣禄容颜惨淡，本来就很黄瘦的一张脸，越显得憔悴不堪，不由得惊问：“中堂的气色很不好，是那里不舒服？”

        “聂功亭，唉！”荣禄答非所问地：“阵亡了！”

        陈夔龙亦觉心头一沉。整个大局，若论用兵防御，亦只有聂士成比较可恃，这一来，天津的防守，看来更无把握。

        “死得不值！”荣禄黯然垂泪：“死得太冤！”

        “怎么呢？”陈夔龙半问半安慰地：“中堂总要好好替他请恤罗？”

        “眼前只怕还不行！”荣禄的声音很微弱：“义和团跟他的仇结得太深，他打得很好，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敢替他报功。聂功亭就因为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早就存着不想活的心了。”

        陈夔龙嗟叹不绝，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天津的安危，“中堂，”他问，“天津不知道还能守几天？”

        “危在旦夕了。”

        “那么，就眼看它沦陷？”

        荣禄不答。起身搓着手，绕了两个圈子，突然站住脚问道：“你看，是换裕寿山好，还是不换他好？”

        陈夔龙茫然不知所答。首先他得明了，荣禄何以有此一问？因而反问一句：“换又如何？不换又如何？”

        “不换，天津一定保不住，换了，也有利有弊。”荣禄踌躇着说：“只怕裕寿山正找不到抽身之计，这一换，正好合他的意，越发可以不管，天津丢得更快些。”

        “这当然要顾虑。不过，我看，关键并不在此。”陈夔龙答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督抚领袖，位高权重，平时谁不想这个缺？可是，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有谁肯临危受命了？”

        “这你不必担心。有人。”

        “那一位？”陈夔龙问。

        “合肥。”荣禄答说：“朝廷已经三召合肥，始终托词不来。他的那一班人，象盛杏荪，已经开出条件来了，合肥不回北洋，就不会北上，张香涛、刘岘庄亦一再电催合肥北上。既然众望所归，我想，皇太后亦不会嫌他有要挟之意。”

        “要挟！”陈夔龙问说：“皇太后嫌李中堂非要回北洋才肯进京，是要挟？”

        “皇太后的话，比这个还要难听，说他简直是借机会勒索。”

        “我看，”陈夔龙说：“那也只是盛杏荪他们那班人的想法，李中堂本人未必有此意思。”

        “不管他有亦罢，没有也罢，如果调任直督，两广派人护理，他就不能不走了。否则不成了霸占了别人的缺分，挡了别人的前程了吗？”

        “这，”陈夔龙笑道：“倒是逼李中堂进京的一个好法子。”他停了一下，将脸色正一正又说：“把李中堂调回来，至少，可收安定人心之效。”

        “啊，啊！”荣禄猛然一击手掌：“这一说，更得这么办了！

        我志已决。”接着喊一声：“套车。”

        ※ ※ ※

        套车进宫，递牌子要见慈禧太后。很快地，有个小太监出来招呼，说“李总管请中堂说句话。”

        于是荣禄随着他先去看李莲英。见了面却又不急着说话，拿西瓜，端金银露，又请他宽衣擦脸，张罗了好一会。荣禄宿汗既收，精神一振，觉得该办正事了，便即问道：“莲英，你有话？”

        “没有什么话。只请中堂来凉快、凉快，不忙着见老佛爷。”

        李莲英说：“牌子我压下来了，没有递。”

        “怎么着？老佛爷在歇午觉？”

        “不是！”李莲英说：“今天心境不好。谁上去，谁碰钉子，犯不着。”

        原来是格外关顾之意，荣禄深为心感，道谢之后又问：

        “是为什么不痛快？”

        “还不是那父子二人。”

        所谓“父子二人”是指载漪与大阿哥。荣禄点点头说：

        “一位已够受了！何况还是爷儿俩！”

        “唉！”李莲英叹口气：“老佛爷一辈子好强，偏就是这件事，总是让她不遂意。”

        “怎么啦？又惹老佛爷生气了？”

        “岂止生气！”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今天闹得太不象话了！老佛爷差点气得掉眼泪。”

        荣禄大惊！慈禧太后生气见过，慈禧太后掉眼泪也见过，可就没有见过慈禧会气得掉眼泪！

        “那不是奇闻吗？”

        “也难怪，是老佛爷从未受过的气。就是一个钟头以前的事，端王带着一帮人进宫……。”

        “那一帮是什么人？”荣禄打断他的话问，“是义和团？”

        “中堂倒想，还有谁？”李莲英答说，“今儿个情形不同，更横了！有个大师兄见了老佛爷居然敢扬着脸、歪着脖子说‘宫里也有二毛子，得查验！’”

        荣禄骇然，“这不要反了吗？”他问，“老佛爷怎么答他？”

        “老佛爷问他‘怎么查验法？’他说‘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当额头拍一下，就有十字纹出现。’又说‘太监宫女都要验。’那样子就象崇文门收税的，瞧见外省进京的小官儿似地，说话一是一，二是二，简直就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

        “老佛爷让验了没有呢？”

        李莲英苦笑了，“中堂，你倒请想，老佛爷如果一生气训斥一顿，他们回句嘴怎么办？若说不叫验，就得跟他们说好话，更没有那个道理。”说到这里，他突然一翘大拇指，“中堂，今天我才真的服了老佛爷！什么人都忍不住的事，老佛爷忍下来了，声色不动地说‘你们先下去，马上就有旨意。’大师兄居然下去了。险啊！就差那么一指头，纸老虎一戳穿，这时候就不知道成了怎么样一个局面了！”

        听得这话，荣禄刚收的汗，又从背上涌了出来，抹一抹额头，急急问道：“以后呢？”

        “以后，可就炸了马蜂窝了！胆儿都小，哭哭啼啼地来跟我说，还有去求老佛爷的，请老佛爷作主，不叫查验。老佛爷跟我说：‘我也犯不着跟他们去讲人情，而且，万一人情讲不下来，我怎么下台？你跟太监宫女们去说，尽管出去，那里就拍得出十字来？果然拍出来了，也是命数，到时候再说。’我费了好大的劲，总算弄来二、三十个人让他们去拍，也没有拍出什么来，偃旗息鼓地走了。他们也明白，老佛爷给了面子，也还老佛爷一个面子。可是，中堂，你想想，老佛爷受了多大的委屈？”

        荣禄不答，连连喝了两碗凉茶，喘口气问：“他们要查的就是太监、宫女，没有要别人？”

        听得这话，李莲英双眼眨动，现出警戒的神态，将小太监挥走，拉一拉椅子，靠近荣禄说道：“中堂，有件事可非得跟你讨主意不可了！我看，他们今天进宫，象是对付皇上来的，幸亏皇上仍旧回瀛台去了。照这样子，不定那天遇上了，万一、万一闯一场大祸，怎么办？”

        “决不能闯那么一场大祸！一闯出来，大清朝的江山就完了！”荣禄紧闭着嘴想了一会，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莲英，保护老佛爷跟皇上，就靠你我两个了！我今天就调好手来守宁寿宫。不过，你得奏明老佛爷，下一道懿旨给我，未得老佛爷准许，谁也不准进宫，倘有不遵，不管什么人，格杀不论！”

        李莲英想一想问道：“穿团龙褂的也在内吗？”

        服饰的规矩，郡王以上的补服，是团龙褂，贝勒就只准绣蟒，不准绣龙。李莲英这一问，显然是指端王而言，荣禄毫不迟疑地答说：“对了，一概在内。”

        刚谈到这里，只见一个小太监匆匆奔了来说：“李大叔，你老请吧！老佛爷在问了。”

        “大概有事找我。中堂，你索性请等一会儿，我上去看情形，就把刚才说的那件事，办出个起落来。”

        等他走不多久，只见刚才来回话的那个小太监，又是匆匆奔了来，向荣禄来报，慈禧太后立等召见。跟着走到乐善堂，李莲英己迎在东暖阁外，悄悄告诉他说，慈禧太后听说他来了，神色之间很高兴，看样子有许多话要说，是个进言的好机会。

        荣禄点点头，略微站了一下，将慈禧太后此时的心境，揣摩了一番，方始入内。

        “你总听说了吧？什么仪制，什么规矩，全都谈不上了！”

        “奴才死罪！”荣禄似乎悲愤激动得声音都变过了：“奴才只恨自己心思太拙，象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应该早就想到了的！”

        “谁想到，端王……，”慈禧突然顿住，好一会才很快地说：“你知道的，我做事向来不后悔，也不必去提他了！莲英跟我回，说你要我写张字给你？”

        “是！”荣禄答说：“虽然有懿旨，奴才也不能鲁莽。”

        “这话说得对了！我可以写给你。拿朱笔来！”

        于是，李莲英亲自指挥太监，端来一张安设着朱墨纸笔的小条桌，摆在慈禧太后面前，照荣禄的意思，写下一道朱谕：“凡内廷、西苑及颐和园等处，着荣禄派兵严密护守，非奉懿旨召见，不准闯入。倘或劝阻不听，不论何人，均着护守官兵权宜处置，事后奏闻。特谕。”正中上方，钤上一枚一寸见方的玉印，七个朱文篆字：“慈禧皇太后御笔”。

        于是，李莲英又权充颁诏的专使，捧着朱谕，南面而立，轻喊一声：“接懿旨！”

        荣禄膝行两步，磕完头，接过朱谕，仍旧双手捧还李莲英，让他暂且供奉在上方，才又说道：“奴才谨遵懿旨，传示王公大臣，谅来没有人再敢无礼。”

        “你瞧着办吧！”慈禧太后又加了一句：“皇上也得保护！”

        “是。”

        “这个局面，”慈禧太后很吃力地说：“照你看到头来是怎么个样子？”

        荣禄不即答言，低下头去，抑郁地说了一句：“奴才不敢说。”

        “是不敢说，还是不敢想？”

        “是！老佛爷圣明，奴才不敢说，也不敢想。依奴才看，将来怕是要和都和不下来。”

        慈禧太后倏然动容，好一会，脸色转为平静了，“你打电报给李鸿章，”她说：“问他，要怎么样，他才肯来？”

        荣禄很快地答说：“第一、停攻使馆；第二、降旨剿灭拳匪。不过，这是一个月以前的话。”

        “一个月以前，”慈禧太后略微迟疑了一下，终于将一句话说完：“我还能作主。”

        荣禄悚然而惊！竟连慈禧太后自己都已承认，已受挟制，不能自主，这是件何等可怕之事？当然，他是不甘于承认有这样的事实的，大声说道：“现在，一切大事也还是老佛爷作主！”

        慈禧太后的脸一扬，紧闭着嘴沉吟，好一会才说：“你的话不错，我不作主，还有谁能作主？不过，也不能说怎么就怎么。如今先谈李鸿章，我想先开了他的缺，让他在广州待不住，那就非进京不可了！”

        这个想法的本意，与荣禄的打算不谋而合，但做法大不相同，“回老佛爷的话，”他说：“如果开缺，着令李鸿章进京陛见，恐怕于他的面子上不好看。”

        “当然是调他进京。你看，是让他到总理衙门，还是回北洋。”

        “回北洋！”荣禄毫不迟疑地答说：“李鸿章的威望到底还在，让他回北洋的上谕一发，于安定人心一节，很有点好处。”

        “好！就这么办。裕禄太不成！”慈禧太后提出一种顾虑：

        “就怕他趁此推诿，天津的防务，越发难了。”

        “是！”荣禄答说：“不过宋庆已经到了天津，先可以顶一阵。”

        “那要在上谕里面，格外加一句。”慈禧太后又说：“李鸿章能不能借坐外国兵船？总之，他得赶快来！越快越好！”

        “是！奴才一下去，就发电报。”

        “各国使馆的情形怎么样？”慈禧太后问：“昨天载澜跟我说，拿住好些汉奸，偷偷儿地运粮食给使馆，都给杀了。又说，要不了多少日子，困在使馆里的洋人，就得活活儿饿死。当时我没有说话，事后想想，这样子做法可不大妥当。论朝廷的王法，就没有把人活活饿死这一条。那怕大逆不道，凌迟处死，总也得让犯人吃饱了才绑上法场。你说呢？”

        她的话还没有完，荣禄已经磕下头去，同时说道：“老佛爷真是活菩萨！洋人如果知道老佛爷是这么存心，一定会感激天恩。奴才本来也在想，如果真的把洋人饿死，这名声传到外洋可不大好听。不过，奴才不敢回奏。如今老佛爷这么吩咐，奴才斗胆请旨，可以不可以请旨赏赐使馆食物水果？”

        “这原算不了一回事，就怕有人会说闲话。”

        “明理的人不会说闲话！就算洋人是得了罪的囚犯，不也有恤囚的制度吗？冬天给棉衣，夏天给凉茶。这是体上天好生之德，法外施仁，谁不称颂圣明仁厚？”

        “说得有理。你就办去吧！”慈禧特又叮嘱：“催李鸿章进京的电报，赶紧发。你跟礼王、王文韶商量着办，电报稿子不必送来看了。”

        这是军机大臣独自承旨，照规矩应该转达同僚。时在下午，军机大臣早已下值，荣禄便作了权宜处置，一面请王文韶到家，一面写信告知礼王。等王文韶应约而来，荣禄已经亲自将电旨的稿子拟好了。

        说知究竟，斟酌电旨，一共两道。第一道是：“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现在天津防务紧要，李鸿章未到任以前，仍责成裕禄会同宋庆，妥筹办理，不得因简放有人，稍涉诿卸。”

        第二道是专给李鸿章的：“李鸿章已调补直隶总督，着该督自行酌量，如能借坐俄国兵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这道上谕，”王文韶问：“是廷寄，还是明发？”

        “当然是廷寄。”

        “我看是用明发好。”王文韶说：“第一道上谕没有催他立即进京，反而会引起误会。照规矩，临危授命，必有督饬之词，所以这一道上谕，要用明发，才能收安定人心之效。”

        “高见、高见！就改用明发。”

        “如果改用明发，指明借坐俄国兵船，似乎不大冠冕。”

        “那，怎么改呢？”

        “不如用‘无分水陆，兼程来京’的字样。”

        “是！”荣禄提笔就改，改到一半，忽然搁笔：“夔老，我想不如用原文。借坐俄国船，说起来虽不大体面，另倒是有个小小的作用，第一、让外省知道，朝廷并不仇视洋人，不然不会让李鸿章坐洋人的船；第二、让各国公使、领事去猜测，李鸿章已经跟俄国先说好讲和了！这一来，态度也许会缓和。”

        “啊，啊！妙，妙！”王文韶大为赞赏：“我倒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妙用在内。”

        “我也是无意间想到。”荣禄又说：“‘无分水陆，兼程来京’这八个字也很好，不妨明天再发一道上谕，以示急迫。”

        说停当了，立刻就将两道上谕发了出来，另外仍照原定的规制，抄送内阁明发。这一来，在“军务处”的载漪、徐桐与崇绮自然都知道了。

        “真岂有此理！”载漪大为气恼：“这样的大事，怎么不让军务处知道？北洋大臣的调遣不归军务处管，说得过去吗？”

        “也许刚子良知道。”

        将刚毅跟赵舒翘请来一问，事先都无所闻。赵舒翘问了军机章京，才知道是荣禄独自承旨，礼王接到了通知，而王文韶是参预其事。

        “这个老家伙！”载漪骂道：“我要参他！”

        “还有件事更气人。”刚毅气鼓鼓地说：“王爷，你知道不知道，皇太后有食物水果赏洋人？”

        于是载漪咆哮大骂，从荣禄骂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徐了山西巡抚毓贤以外，有名的督抚，无不骂到，连裕禄亦不例外。当然，不会骂裕禄是汉奸，骂他“不成材、不争气、不中用”。

        等他骂得倦了，赵舒翘取出一件裕禄的电报，详奏聂士成阵亡的经过，请示如何议恤？

        “议恤！”刚毅故作诧异地：“议什么恤？”

        “死有余辜！”徐桐接口：“国家恤典，非为此辈而设。”

        “一点不错！”载漪双手一拍，骂人的劲儿又来了：“义和团凭的是一股气，气一泄，神道也不上身了！第一个给义和团泄气的，就是姓聂的那小子。什么阵亡？该死！”

        在座的还有崇绮与启秀，亦是默不作声。见此光景赵舒翘大为气馁。不过礼王、王文韶都叮嘱过他，聂士成受尽委屈，打得也不错，阵亡而无恤典，不特无以慰忠魂，亦恐宋庆、马玉昆的部下寒心，天津就更难守得住了！所以无论如何要赵舒翘设法疏通，为聂士成议恤。因此，他不能不硬着头皮再争一争。

        “王爷跟两位中堂的话，我有同感。不过，公事上有一层为难的地方，聂功亭这个提督，至今还是革职留任。不管怎么说，人是死在阵上，如果不开复一切处分，开国以来，尚无先例。”

        “这应该开复！”崇绮开口了。此因第一，他毕章是状元，读书人的气质要比徐桐来得厚些；第二，对于败军之将，他另有一分出于衷心的同情。他的父亲赛尚阿当洪杨初起时，丧师失律，垮了下来，差点性命不保，所以他之为聂士成说话是不足为奇的。不过言之要有效，得找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很用心地想了一下，接下去说：“死者已矣！身后荣辱，泉下不得而知。说实话，恤死所以励生，如今军务正吃紧的时候，不妨借此激励士气。如聂某也者，亦能邀得恤典，他人捐躯，更可知矣！这也是一番千金市骨的作用。”

        “千金市骨，也要一块骏骨才行！”载漪不屑地说：“这是块什么骨头？”

        大家都不答话。虽没有人赞成崇绮的话，可也没有人再反对。赵舒翘觉得这个局面似僵非僵，机会稍纵即逝，便鼓起勇气问道：“请示王爷，是不是就照崇公爷的意思拟旨？”

        “我不管！”载漪暴声答说：“随便你们！”

        “中堂，”赵舒翘轻声问刚毅：“你看如何？”

        “好吧！”刚毅是赵舒翘的举主，情分不同，无可奈何地说：“你就在这里，拟道上谕看看。”

        赵舒翘两榜进士出身，笔下很来得，根据裕禄的电奏，加上几句悼惜与恩恤的话，很快地拟好了旨稿，送给刚毅去看。

        “不行，不行！不能这么说。”刚毅毫不客气地推翻原稿：“要把他种种措置失宜的情形说一说。不然，为什么要革职留任呢？”

        想想话也不错。赵舒翘重新伏案提笔，这一次就颇费思考了，语气轻了不行，重了更与抚恤的本意不符。

        费了有三刻钟，方始拟妥，随即送交刚毅。未看正文，他先就在正文前面加了五个字：“谕军机大臣”，表示与“军务处”无关。

        再看正文，写的是：“统带武卫前军，直隶总督聂士成，从前颇著战功；训练士卒，殊亦有方，乃此次办理防剿，每多失宜，屡被参劾，有负委任，前降谕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借赎前愆，讵意竟于本月十三日，督战阵亡。侧念该提督亲临前敌，为国捐躯，尚非畏葸者比，着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用示朝廷笃念忠烈，策励戎行之至意。”

        “意思是对了，语气不对！”刚毅提笔就改，首先将“笃念忠烈”改为“格外施恩”，然后再从头改：“颇著战功”改为“著有战功”；“殊亦有方”改为“亦尚有方”；“每多失宜”改为“种种失宜”。总之，说聂士成好的，语气改轻，说坏的就加重。

        等他搁笔，徐桐说道：“我看一看！”

        不仅看一看，还要改一改。徐桐在“督战阵亡”之下，加了几句：“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

        写完，将旨稿还给刚毅，得意地问道：“如何？”

        这几句话很刻薄，亦是对讲求洋务的一大讥斥，很配刚毅的胃口，但有件事，使他大为不快。军机大臣拟上谕，或者改军机章京所拟旨稿的那枝笔，称为“枢笔”，权威仅次于御笔。当年穆宗驾崩，深夜定计奉迎当今皇帝入宫，由于军机大臣文祥抱恙在身，荣禄自告奋勇，拟了一道上谕，等另一位军机大臣沈桂芬赶到，认为荣禄“擅动枢笔”，怀恨甚深，以后不断跟荣禄为难，耽误了他十来年大用的机会。当时是出了大事，仓皇急切之间，失于检点，还是情有可原，如今徐桐明明看到一开头就是“谕军机大臣”，居然擅作主张，一副首辅的派头，未免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了。

        因此，刚毅冷冷地答道：“如今什么事都不讲究了！何止于洋操这件事！”

        徐桐听出语风不大对劲，却不知其故何在？刚要动问，赵舒翘又谈到另一件大事。

        “江浙两湖的考官该放了。这几天很有人来问消息，竟不知怎么回答人家？”

        原来子、午、卯、酉乡试之年，以路程远近定放主考的先后。边远省分，早在五月初就放了，东南及腹地各省，应该在六月中旬放。然后，七月初放山东、山西、河南各近畿省分，最迟的是顺天乡试的正副主考，八月初六才传宣，一经派到，立刻入闱。

        京城里天翻地覆，江浙两省，繁华如昔，若能派任主考，借此远祸，真个“班生此行，无异登仙”，无怪乎够资格放主考的翰林，人人关心。但作为翰林院掌院的徐桐，却嗤之以鼻！

        “如今是何时世？朝廷那来的工夫管此不急之务？”

        赵舒翘心想，这话如果出于目不识丁的武夫之口，犹有可说，翰林院掌院以职位而论，巍然文宗，居然如此轻视科举，真是骇人听闻，何怪乎董福祥会烧翰林院！

        他很想痛痛快快驳他一驳，但以徐桐已成国之大老，话不便说得太重。就这思量措词之际，刚毅开口了。

        刚毅是因为徐桐“擅动枢笔”，怀着一肚子闷气，有机会可以发泄，当然不会放过，“抡才大典，不是小事！”他说：“不举乡试，各省的人才，怎么贡得到朝廷来？这件事要好好商量。”

        徐桐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急忙说道：“也不是不举乡试，只是今年秋闱总不行了！”

        “还有一层，”启秀为他老师帮腔：“今年秋闱纵能举行，明年会试恐怕来不及！灭了洋人，总还有许多论功行赏，遣返士卒，慰抚黎民之类的善后事宜。不说别的，京里遭遇这场大乱，百凡缺乏，一开了年几千举人到京，食、住两项就有困难。”

        这倒是实在话。照此说法，慢慢就可以商量了。赵舒翘便看着刚毅说：“我看今年乡试，只能延期，就看延到什么时候？”

        “要不了多少时候！”久未开腔的载漪突然出声：“到闰八月就是洋人的死期到了！那时一战而胜，天下太平。”

        民间传说，闰八月动刀兵，并没有说，闰八月能打胜仗。赵舒翘觉得启秀与载漪都在说梦话，不过要不了多少时候，倒是真的，等李鸿章一到京，跟洋人议和，说不定闰八月就可以停战。

        “王爷这一说，我倒有个主意，明年来个春秋颠倒，亦是科举的一段佳话。”

        “何谓春秋颠倒？”

        “今年的秋闱，改在明年春天。”赵舒翘答说：“明年的春闱，改在秋天。”

        “这好！”刚毅首先赞成，“乡会试都不宜延期太久，免得影响民心。”

        说停当了，刚毅随即与赵舒翘辞去。第二天到了军机处直庐，跟礼王世铎与王文韶说知前一天在“军务处”商定的两件事，礼王默无一言，王文韶看完为聂士成而发的那道上谕，几番欲言又止，最后只是付诸一声长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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