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尽管有1857年和1866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由美国内战引起的“棉荒”，帝国的财富正迅速增加。英国很快从这两次恐慌中恢复过来，但有一段时间，兰开夏的纺织工人陷入困境，原因是从美国南部邦联运输棉花的船运几乎完全中断了，而那里是英格兰最大行业之一的唯一原材料来源。在1861～1862年冬季，据说有50万人正受到公共和私人慈善的援助，到1863年，有必要开办公共事业了，政府贷款150万英镑，私人捐款达到近200万英镑。然而，就像往常一样，稀缺和高价催生新货源，当棉花从埃及和东方输入之后，情况开始好转。两年危机中困苦的工人应该还是老样子，总体上，合众国最坚定的英国支持者大谈他们理解大问题的能力和对民主的信仰。我们完全可以将他们的态度与新的《改革法案》的通过联系起来，我们现在就对其进行讨论。

        到1860年，皮尔发展自由贸易的工作已经由格莱斯顿完成。所有的出口关税和几乎所有的进口壁垒都被废除了。英国不仅引领工业革命和机器时代，而且是第一个把迅速扩张的世界市场的贸易开放给其贸易伙伴的国家。印度迫切需要棉织品，快速成长的美国需要钢铁和其他制成品，帝国的海外地区也需要大量的钢铁和其他制成品，它们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其国内满足自身生产需求的能力。英国工厂开足马力，英国的船运和商贸也大幅攀升，直到1870年所有领域都达到顶峰。在这一年以后，英国才失去对比所有其他国家的领先地位。

        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两年前的一项发现最后将机器时代转变成今天的化学时代，给所有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868年，茜素作为一种新材料，一种用于染色的合成化合物，被投入商业化生产。这被证明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是首次用人造化合物替代自然产物。几乎在公众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新的化学物质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直到这一过程达到极点——1913年在德国，哈伯和博施完成了大气中氮元素的人工固化，这被一些化学家认为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这一发现让德国摆脱了对智利硝石的依赖，助推世界大战的发生，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虽然那时还没有人意识到，但这个旧式的政治、旧式的战争以及在机器时代条件下获得商业成功机会的世界，其命运已由1868年的发现及其后续事件所注定。

        与此同时，世界在不知不觉中继续向前发展。1849年、1851年相继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导致物价快速上涨。世界黄金供给的巨额增加引起了通常的通胀效应，只有16世纪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鲁后从南美洲大量进口黄金可与之匹敌。几乎更加重要的是1850年代支票的采用，它与增加货币具有相同的效应。

        在同一时期，贝塞麦炼钢法的发明导致该产业的整体转型，以及人口的大量变动。英国铁路由1833年的208英里增加到1873年的1.4万英里，钢铁和其他产品被出口到世界各地。伴随商品的大量出口，还有对外投资的增加，从1850年的大约3亿英镑增加到1875年的至少12亿英镑。英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场，而且是世界的银行家。

        即使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农业还是持续繁荣到1875年，尽管由于耕种方法的改进和工资增长速度不及其他行业的工人而导致农业工人的数量有所下降。城市快速增长，发展制造业的城市的数量也迅速增多。收入和社会地位变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中产阶级和职业阶层的大幅增加。作为财富增长的一个证据，仆人的数量从1851年的90万增加到1871年的150万，虽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维持他们的费用已大大增加。

        在那个时期，工会运动也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年长的人大部分是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但年轻一代更为保守，正如木匠与细木工联合会宣布的，他们的目标是“尊敬他人和受人尊敬”。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工会运动的变化，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危及工会运动本身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实际上工会运动采取了一种新形式，这种形式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被劳工本身正式承认的第一届工会代表大会于1868年举行。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大量合作社和合作商店，较之于工会，更受议会青睐。实用知识传播协会的宣传和工作在十年后开始产生重大影响了，因为它有数百万份的发行量，读者主要是工人阶级，虽然在1847年停止了。这些宣传不再激进，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普遍繁荣以及实际工资（即购买力）在那二十五年中增长近33%。

        然而在改善工人阶级的条件方面，作为较少，无论是关于卫生、工作时间的立法还是其他事项，除了早期的《工厂法》被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帕默斯顿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只要他在公共生活中还是主导人物，就很难指望有什么国内改革。然而很明显，英国的情况正在迅速改变。1832年的《改革法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予了中产阶级选举权，但工人阶级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其间，英国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不仅数量大幅增加，而且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加清醒和保守。作为“两个英国人”另一半的迪斯雷利，不可能永远被晾在一边。

        会对工会怀有敌意，因为很多工会把自己称为互助会（Friendly Societies），但王座法院裁定《互助会法》不适用于他们之后，工人们断定，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让工联主义有效且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获得立法过程中的发言权。进一步扩大选举权的问题，只要帕默斯顿在世就会一直原地踏步，但现在成为一个活跃的问题。甚至在帕默斯顿去世前，格莱斯顿已经宣布“只要不是出于某种个人不胜任或政治危险的考虑而可能被剥夺资格，每个人在道义上都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由于这个建议支持广泛扩大选举权，他失去了在牛津大学选区的席位。

        尽管有早期的《改革法案》、废除了《谷物法》，以及其他发生在此前大约二十五年的事情，英国仍然主要受土地利益的支配。不仅有旧时的富豪和望族，而且中产阶级的一些人和商业或制造业新富，在发财和产生社会政治抱负之后，会购买地产并试图使自己融入郡的社交界，这是在英国一直存在的一种上升之路，而不是通过伦敦。然而，单独由地主来统治一个工业大国，越来越显得太过有悖情理。

        到1865年，罗素，现在应该称为罗素伯爵，成为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任下议院领袖。格莱斯顿1864年的演讲给这个国家带来了震撼，他提出了一项法案，意在降低自治市和郡的选举权要求。虽然这项法案如此温和，以至于让改革派完全不满意，但下议院对此不感兴趣，结果内阁辞职。而在辩论中，保守党人罗伯特·劳引起了一场危机，他要求排除所有工人阶级的选举权，理由是他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不适合。

        约翰·布莱特立即带领工人阶级就他们认为所遭受到的侮辱进行愤怒的反抗。唯一发生的一次暴力事件是拆毁了海德公园的栏杆，原因是当局不允许在此集会。而在工业化的北部地区，和平集会和游行的人数多达二十万。布莱特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使得最反动的富人也认真加以考虑，如同他们在1832年庆幸地做出的反应一样。再一次，英国所有阶级证明了他们有能力通过妥协和让步防止大灾难的发生。新内阁由保守党人组成，但他们不敢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尽管他们在下议院只占少数。首先必须采取措施平息罗伯特·劳给他们带来的风波，纵使他们可能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改变原来的政策。他们因反对了一个温和的改革法案而上台，现在他们必须制定一个更加激烈的法案。

        考虑到国家的现状，作为内阁“移动大脑”的迪斯雷利没有犹豫多久，虽然德比勋爵才是首相。由他提出的法案，经过下议院的大幅修改，最终在上议院表决通过，这标志着迄今为止英国向民主迈出了最大的一步。在城镇中，居民投票制度已基本建立，甚至租住者如果连续在某地居住一定时间并每年支付十英镑的租金，也被允许投票。在自治市，所有纳税的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在郡，这种选举权也明显地扩大了范围。不幸的是，农业劳动者仍然被排除在外。但工人终于获得直接代表权，在下一年，即1868年，这种变化也扩展到爱尔兰和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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