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已经知道，1933年11月28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正式认定为犯有杀害近亲罪和残酷杀人罪的嫌疑犯。从此结束了自10月9日（即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死去那天）开始的取证阶段。此后，本案进入全面审理阶段，收集有关被告罪行的证据，准备由陪审团参加审判。为此，要建立一个由13位经过抽签产生的公民组成的法庭。然而，陪审团根本没能参加案件审理，原因嘛，后面再说。

        1933年12月1日，犯人出庭交待罪行，这是全面审理阶段的第一项程序。上午8点钟开始了详细审问，直到晚上10点才告结束。只是在临近中午的时候中断了一下，由费亚约斯法官听取尚未作证的年轻的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证词。就在这工夫，犯人和证人之间发生了争吵，此事前面已经说过。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其中一些重要部分前已述及——犯人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拒绝一切加给他的罪名。此外，在回答费亚约斯法官提问的时候，还一再否认与孔特雷拉斯家的任何一个女人有过暧昧关系。而且气度豪爽大方，和前几次一样，对孔特雷拉斯家所有的女人，抱着尊重和感激的态度。

        犯人这种态度不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已经不指望过去曾经保护过他的那些女人们。堂娜·芙洛拉假装要离开尼加拉瓜，随后打定主意一告到底。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虽然在证词中否认与他有任何感情瓜葛，可又公开指责他是罪犯。

        1933年12月6日，犯人在交待罪行几天之后，又出庭向费亚约斯法官宣读了一份书面材料，一份出人意料的、具有爆炸性的材料，其中对孔特雷拉斯家的几个女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谦恭礼让。

        这份书面材料是卡斯塔涅达在整个审理过程中提出的最全面的自我辩护。内容包括了几个方面，相信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特将全文抄录如下：

        本人叫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帕拉西奥斯，个人基本情况在审讯记录中已有记载。此次出庭，谨向您，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先生，陈述如下：

        1933年10月9日，我被无理地非法逮捕，未见任何有关司法当局的命令，也无人告诉我案情是什么。直到1933年10月15日，当卷宗里积累了150页有效材料时，您才正式通知我被拘留。当时我已身陷囹圄，通知是在监狱中告诉我的，这种做法实属罕见。

        在此前后，我被关在本市第21监狱的一间阴暗的牢房里，与世隔绝，一切为实施自我辩护的合法权利所必需的物件全被剥夺，甚至连纸张和墨水都没有，完全禁止我使用这些东西。现在，一些在我倒霉的时候没有抛弃我的朋友们慷慨地向我提供了纸张和墨水，我才有可能向您提交这份书面材料。早在1933年10月18日，您在做进一步调查取证时，我已经通知您我要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们不顾一切法律规定，根本不想改变我绝对无法进行自我辩护的状况，我每次提出申诉，均遭拒绝。

        因此，这是一桩违背一切法律规则的、甚至违反一切人道原则的、暗中立案的案件。军事当局，不知是否包括您，法官先生，捆住我的手脚，堵住我的嘴巴，而审判却背着我继续进行，其目的显然是要满足那些出于各种原因希望看见我饮弹身亡的人的要求：私仇、反感、肮脏的利益，也不排除还有政治原因，因为大家都知道，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已经向尼加拉瓜最高法院索要我的人头，作为友情的代价。

        刑法第75条规定，在调查罪证时应允许犯人及其辩护律师参加。本人一身二任，但从未让我出庭听取证人的证词，也没有让我观看已经进行过的化验，据说那是科学化验，其实并不科学，正如杰出的医生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所说，这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化验室。他是孔特雷拉斯家的私人医生，他的意见是毋庸置疑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我干的，就像策划一场阴谋。而我被关在监狱里，像是关在祭坛的厅堂里的一名囚犯，单等待无可避免的行刑时刻的到来。

        在他们密谋策划的时候，我极力表现得像个正人君子的样子，以斯巴达人的耐心忍受了一次又一次泼过来的污泥浊水，我极力支撑着，不要败坏我的名声，其实我早已声名狼藉。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家的情绪会平静下来，那些比我更加声名狼藉的人最终会认真思考，他们过分关心自己的声誉，竟然让人用我的声誉打扫莱昂所有沙龙的地板，在那些地方，虚伪好似卑鄙无耻的女王主宰着一切。法官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我再保持沉默的美德，那只会有利于和我敌对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更有利于那些过去极力向我献殷勤、如今又与我不共戴天的女人。

        在本案的卷宗里，充斥着大量以贫乏的想象力捏造出来的证词，企图以令人惊骇的色彩把我描绘成精神病患者、性病患者、卑劣的造谣者、专门制造谎言的人。那些诽谤我的人把我说成是头脑混乱的人，在谈及我的时候，他们说的一切好话，比如说我善于交际、举止潇洒、风度翩翩、待人有礼、讨人喜欢、才华出众，只是为了说明在这些品德的背后隐藏着最令人发指的杀人凶手的毒剑。

        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堂娜·芙洛拉及其女儿或是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退让，或者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这场密谋。在这场密谋中，可以隐约看见哥斯达黎加人费尔南多·瓜迪亚插进的一只手。他来莱昂定居，显然是要借助他妹妹和外甥、甥女的财产站稳脚跟。此外，他还冒冒失失地指控我在哥斯达黎加犯下了一些罪行。如果我真像他说的那样犯过那些罪，我早就在那儿被审讯判罪了。可实际上我既没受审，也没被判刑。很明显，这位费尔南多·瓜迪亚仅仅向您提供了一些老掉牙的、不新鲜的证据。证据只是在一名公证人的写字台上按照这位先生的野心编造而成，根本没有呈交有关司法当局，而这位公证人又没有合法职权承办此事。所谓“文件”的情况即是如此。根据这些“文件”，他们企图把我的知心朋友拉法埃尔·乌维科之死归罪于我，而我为他眼泪都快流干了。我要说，我坚持认为这位瓜迪亚要么是个贪得无厌的野心家，要么是乌维科独裁政权的秘密特务。在整个中美洲，乌维科花去大量美元收买了各式各样的流氓为他效劳。

        在那些所谓的“文件”里，签名者的诈骗企图是再明显不过了。算我倒霉，在哥斯达黎加与他们来往的时候，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的同情。关于他们的行为，我可以整整写出一本书。我在书里要为德意志膳宿公寓的老板娘描绘一幅全身像。这位太太放荡无忌。她向乌维科提供丰盛的午餐，要他在床上拿出本领；她向药商罗文斯基百般献媚，换取治疗风湿病的药物和能够焕发失去的青春的激素。

        正是他们，法官先生，这件事真让我感到好笑，正是他们在所谓“证词”中十分轻率地指控我，毫无仁慈之心。这样就给了我同样的权利，对他们也不必讲什么仁慈之心。一个明知自家公寓里有人犯罪的女人，却不肯向法官揭发，请您想一想，这种人说的话能够当真吗？一个把毒药交给别人去犯罪的药铺学徒，仅仅因为没人问他，就一直保持沉默，这种人说的话能够当真吗？如果说罗文斯基深更半夜还到卧室里去看望格拉赫，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身陷囹圄，没有自卫能力，在享受床笫之欢的同时，策划坑害我的漏洞百出的计划。格拉赫陷害我，是因为我不肯跨进她内室一步；罗文斯基陷害我，是因为他一向忌妒心重又胆小怕事，打算借此机会靠打击一个无辜者好在报纸上出头露面，又不花一分钱。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看看对我目前状况至关紧要的事情。堂娜·芙洛拉及其女儿出于自愿也罢，出于让步也罢，反正是希望把我送上断头台，让我在坟墓里沉默不语，借此结束这出全本滑稽戏，把迄今为止我极力保守的秘密永远埋在坟墓之中。

        那么，好，法官先生，我决定不再沉默。我要行施我在本案中担当的辩护律师的职权，运用我作为犯人——您在1933年11月28日下达的逮捕令中正式提出我犯有杀害近亲罪和残酷杀人罪——的神圣权利，要求调查我下面陈述的事实，要求接受我提出的名单，逐个传讯证人，要求接受我将在适当时候向您提供的书证，尽管这样做意味着我犯有发假誓罪。一旦摆出真实情况，我今天说的与我过去说的将会矛盾重重。

        1.本人声明并愿意证实，早在我和亡妻搬进孔特雷拉斯家居住之前，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堂娜·芙洛拉就经常向我表露爱慕之情，搅扰我的生活，搬进她家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唯有如此才能平息她一再提出的要求。从我住进她家起到我另觅自己的住处那天为止，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她一直未停止要我和她成其好事，时常弄得我十分狼狈，十分尴尬，因为对我提出要求的不仅是她，我在材料后面几段还要加以说明。

        离开她家之后，堂娜·芙洛拉作为一个女人仍然追求我，设法和我接近。我妻子死后，她又求我搬回去，让我留在她身边。后来，我们在哥斯达黎加相遇，她又一再提出要求。我想把事情拖下去。她还阻挠我和她的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交谈。我们在圣何塞期间，我一直在找机会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谈上几句，此事后面我还要专门谈。我本来计划返回莱昂，堂娜·芙洛拉十分固执地要我回到莱昂后永远住在她家，她好利用这个机会最后办成那件我没让她办成的事。

        她死死地追求我，其明证就是我在狱中收到她送来的东西，办事之周到，只有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才能做到，虽然另一个人并不爱她。我对她的追求从不理睬，不过我也没有断然拒绝，以免引起她的怨恨和敌意。我对她表现出犹疑不决，并非因为我不喜欢她的外貌，她很有魅力，十分诱人；我只是觉得不应该卷入这类麻烦事，她是结了婚的人，又比我大好多岁。不过，现在我看清楚了，我一直怕惹她不高兴，可最终我还是变成了她的出气筒。

        关于这件事，我将向您提供她在不同日期写给我的亲笔信。我把这些信存放在第三者手里，您读读信，就会知道我说的全是真话。另外，我请求您派人查一查第21监狱入口登记簿上的有关检查登记，上面有从这位夫人那里收到的物品的数量和种类。

        2.本人声明并愿意证实，我与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有过亲密的往来。这种关系开始于1932年12月，就是我搬进她父母家居住的时候。是她首先写信表示这种意愿的。可惜我没有保留下这封信。不过，我保留了另外一些信，也存放在第三者手里，那是我在莱昂期间她写给我的。还有一些信是1933年3月到6月我在危地马拉期间她寄给我的，也就是邮局女职员罗莎乌拉·阿基卢斯在1933年10月23日作证时说到的那些信。在查抄我的物品时，您本人没收了一封没有日期、没有署名的信。您应该下令让人查对笔迹，可以证明信的确是她写的。那封信她写于1933年2月最后一个星期。那时，我妻子已经去世，她明确表示怀疑我与她妹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也保持着亲密关系。

        关于这一点，我要求您再次传讯她家的女用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和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她们是事件的见证人，能说清我们的关系，指明我们相会在几点钟，在家里什么地方以及当时的情况。我将适时向贵庭提供问题单子，您可以就单子上的问题让她们作证。听完证人的回答，再看看那些信，法官先生，您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由此，您可以看到匆忙写进验尸报告中的有关她生殖器官完好的证明是完全无效的。

        法官先生，您听到下面的情况，一定会感到吃惊。可是，这件事和我在书面材料中提供的全部情况一样都是真实的。我们就是在寂静偏僻的公墓里多次做爱的。她坚持要在黄昏时分陪我探望亡妻的坟墓，其实她是为满足肉欲寻找借口。我可以向您指出我们是在哪些陵墓的掩护下避开迟迟不归的扫墓者的讨厌的目光，办成那件我们在别的地方办不成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您可以询问瓜达卢佩公墓管理员奥马尔·卡维萨斯·拉卡约学士，他会详细向您介绍我们去公墓的情况，以及在那儿耽搁了多长时间。有不少次公墓已经关门，他只好拿钥匙打开大门，让我们出去。

        3.我同样声明，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是我非法的妻子，我和她有过夫妻生活。如果堂娜·芙洛拉撤销对我的控告，我准备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结为夫妻。她也给我写过信，信也存放在第三者手里。信中明确说明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您一旦拿到这些信，就应该让人去核对发信人的笔迹，可以证明我没说谎。1933年10月17日，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在作证时提到过其中一封信，说我给他看过，是的，确有其事。

        关于这一点，我请您传问女用人多洛雷斯·洛伦特。今年2月她在我家干活儿期间，曾为我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传递过情书。还请您传问“我家主人”庄园的管家埃乌弗拉西奥·多奈雷。他是我们在该庄园的乡间别墅里幽会的见证人，时间是1932年12月和1933年10月之间。不过，在其他时候和其他地方我们也幽会过，包括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在今年7月到9月之间，我们曾经几次去过位于大学生街的巴黎公寓里的一间客房。

        为此，我还请求您传问证人、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他亲眼看见过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在她家指派给我的卧室门口毫无顾忌地亲吻我，具体是哪一天，他会说清楚。

        在询问有关证人的时候（还要加上前面说过的孔特雷拉斯家的女用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和雷蒂西娅·奥索里奥），请您务必依照我将适时向您提供的单子提问。同样，还应该把第21监狱进门登记簿作为一项证据，我在书面材料中已经向您提出此项要求。登记簿里也记载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给我送去的东西。

        附带我还要求将以佛朗哥·塞鲁蒂先生的名义签署的发表在1933年11月27日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共和国报》上的题为《偶然的见证人》这篇文章作为附件放进档案。读过这篇文章，您就可以知道孔特雷拉斯两姐妹为我争风吃醋的真实情况以及堂娜·芙洛拉对我大献殷勤的情况。

        4.我还要求会计专家详细检查存放在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保险柜里的账目。通过查账，将会发现公司有两本账，一本是用来行骗的，里面记载着为争取签订市自来水公司的合同，堂·卡门·孔特雷拉斯·雷耶斯一再坚持通过我向莱昂市的几位市政委员行贿的情况。

        这些账目我见过，因为堂·卡门为了逃避交纳进口商品税，曾要求我就怎样隐瞒和篡改实际费用从法律角度提供情况。我承认我犯有这样的罪行，并愿意弥补过错。但是，这种罪行与他们企图随意加在我头上的投毒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会计师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对这些一清二楚，但是他没有参与进来。因此，我也请求您传讯他出庭就此事作证。问题单子我将另向您提供。

        除此之外，在保险柜里还有一个证据，是一张在境外取款的汇票，取款日期是1933年1月。上面有伪造的何塞·帕迪亚·帕伊斯先生的签字，而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假造的字据的拷贝。有关这些事，您可以询问会计师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还可以向本市P·J·弗劳利公司总经理邓肯·R·瓦伦丁先生取证。这些假字据都是他经手的，原件大概由有关银行退回了。

        我庄严地向您声明，过去我曾被迫为上述舞弊行为充当顾问，为了在孔特雷拉斯家谋得寄身之地付出了不光彩的代价；但是，至少那些做法不是本人发明的，当我接触到该公司的经营秘密时，那些做法已是家常便饭。

        根据今年11月18日的决定给我定下罪名，其依据只是一种推论，即我在不同日期使用同一种毒药进行过犯罪活动，在这三桩案子中，我都曾和死者接近过，因此这些罪行都是我犯下的。那么，根据这种推测，我要告诉您，还有一个人和我一样也一直待在这三个死者身边。

        因此，假如说有人犯罪，假如说作案人（更确切地说是个作案的女人）使用毒药杀了人，那么，一旦您根据我提出的要求取得全部证词，一旦您读过我将向您提交的信件，一旦对账目进行认真的检查，您经手的这桩案子立刻会真相大白，犯罪动机也就一清二楚了。结果也许是我成了原告，控告某个出于强烈的忌妒心用毒药杀死我妻子的女人。

        您还将发现，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可能也是同样的忌妒心的牺牲品，有个女人要除掉她这个眼中钉。您会发现，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可能也是这样被杀害的，因为他是情场阴谋中的绊脚石，还因为有人想隐瞒公司经营中的舞弊行为，以便今后从中获取更多的好处。

        我还要说，死去的堂·卡门的父亲和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祖父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拉赫斯帕达决定撤销对我的控告，取消他赋予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的莫大权力，是因为他可能知道我在书面材料中向您提供的全部事实的真相，因此他也应该知道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那个女人才是罪犯。她情场失意，受到忌妒心的煎熬，再加上某个和她血缘关系很近的人充当她实现野心的帮凶，鼓动她去犯罪。

        法官先生，我本想保持沉默，但我不能以自己的脑袋为代价。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的手一点儿也没发抖，尽管我知道这篇东西一旦公之于世，对我来说，监狱就变成最不保险的地方，监狱看守很可能受人驱使，成为杀害我的刽子手。

        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由人来掌握的，不言而喻，它是不完善的。但是，法律到底还是胜过卑鄙、诽谤、捏造，胜过到处寻找罪犯的欲望以及种族和文明的恶习。法官先生，您年轻、诚实，面对共同策划的卑鄙阴谋，这种品质必然能成为牢固的防线。因此，应该由您将司法制度变成最高的理性，让大家听取我的申诉，我也有权利要求让大家听取我的申诉。您也不会忽视我提供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关系到您正在调查的案情的本质。请按照我指出的路去寻找罪犯或者女犯吧，您一定会找到的。

        我有时间，我有权利，我将在第21监狱的牢房里伫候佳音。

        1933年12月9日《中美洲人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该报社长兼老板古斯塔沃·阿巴翁萨将军署名的社论，题目是《无耻之徒的最后一招》。社论敦促法官拒绝受理“一个外国坏蛋提出的狂妄放肆的要求，此人听到搭断头台敲钉子的声音，就像麻风病人一样，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企图传染给别人，毒化周围的一切”。

        马诺洛·夸德拉在12月9日的《新新闻报》上以《定时炸弹》为题发表了关于提交这份书面材料的消息。

        显然，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突然提交的这份书面材料，不啻是给费亚约斯法官的手里放上一颗定时炸弹。莱昂全城再次震惊，没心思再谈其他话题了。人们的意见更加分歧，案子蒙上一层社会斗争的色彩。现在，被告变成了原告，下层人被他的聪明机智和灵活的头脑弄得眼花缭乱，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发泄长期郁积在心中的对上层人的不满，上层人听到犯人的无礼言词，表现得比过去更加激愤。犯人再次把一个古老家族的成员钉上耻辱柱，而这个家庭正陷入一场不断使其受到伤害的悲剧之中，这场悲剧似乎是从埃斯库罗的大作中截取出来的。

        下层人被犯人的机巧弄得头晕目眩，对他大表同情。犯人出庭在费亚约斯法官面前宣读书面材料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一点。他们狂热地为他鼓掌，每念一段都被掌声打断。他么，他十分清楚自己这一手办对了，念起材料，抑扬顿挫，语调铿锵。最后，在他离开法庭的时候，像过去几次一样，人们把他扛在肩上，许多人排成长龙，一直把他送到监狱。这时，瞎女人米塞雷雷在法庭走廊上用《兀鹰》调唱起歌谣。这首歌谣在莱昂的大街小巷用吉他伴奏反复吟唱。

        很多人都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风度翩翩，平易近人，待人亲切。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位风流骑士干了些什么？眼下他受到迫害，根本没有希望打赢这场官司。正如歌谣里说的，这是一场生命攸关的官司，他本人在书面材料中也做出了悲观估计。于是，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掏出唯一的武器进行自卫。

        马里亚诺·费亚约斯会传讯证人吗？会查看据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所说的保存在“神秘的第三者”手中的信件吗？如果确有其人，那么这个第三者是谁？关于信件的事，犯人会不会出于绝望而撒谎呢？被传讯的证人敢不敢支持他把握十足地说出的那些沉甸甸的话呢？

        现在，犯人影射攻讦一个女性人物，虽然没敢指名道姓，任何人都能猜出她是谁。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对此做何估计？卡斯塔涅达博士投出了一支飞镖，反咬了指控他的人一口，对一些人含沙射影，对另一些人用词巧妙。由此引起了混乱，使司法当局处境尴尬……

        这就是莱昂各个社会圈子里提出的疑问，不管是平头百姓，还是上层人士。

        几小时后，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以原告律师的身份提交了一份紧急书面报告，要求不要受理犯人提出的请求，因为他的辩护词毫无根据，大胆放肆，且与本案无关，另外，还损害了孔特雷拉斯家族的名誉和隐私权。费亚约斯法官未予置理，当晚即决定传讯证人，接受提供的信件，收到后，立即送去鉴定真伪。法官只是否定了有关查阅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账目的要求，他认为，这项要求本身确与本案无关。

        许多年后，费亚约斯法官向本书作者讲了实话，对此下面还将述及。当时，他做出这个决定颇不容易，因为对卡斯塔涅达的书面材料他很有保留，且有不少疑问。他认为，材料里夸大其词、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卡斯塔涅达用词粗鲁，自我吹嘘，实在令人生厌。他把反咬一口当成廉价的手段。但是，犯人有关他无力自卫的论点，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还是正确的。他觉得，在没有弄清自己对审理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应负什么责任之前，不应该继续对案情进行推断。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既然承认卡斯塔涅达充当自己的辩护人，他就不能拒绝接受辩护人提出的证人；在全面审理阶段，也不能拒绝接受被告为说明自己无罪而提供的证据。他正是依据这些理由才做出了裁决。

        费亚约斯法官对我说，他心里很清楚，落到他头上的会是什么。果然不出所料，很快他就惹得天怒人怨。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在布道坛上怒气冲冲地威胁说，今后不再为他办圣事。官方在施加压力；莱昂的两家报纸说他是外行，办事草率；社交俱乐部领导委员会多次开会，提出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准备把他开除出去。当天晚上，奥蒂斯上尉到法庭前来拜访，这件事逼得他只好打破常规，不再等到同自己两个最好的参谋——枕头和妻子——认真商量后重做决定了。

        奥蒂斯上尉接到邀请，准备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所以打扮得漂漂亮亮，浑身香气四溢。草绿色高级军服上的褶子浆洗得平平整整，靴子和皮带锃光瓦亮，只是没忘记带上自动手枪，和平时一样把沉甸甸的手枪挂在腰带上。他刚刮过胡子，隆起的下巴上留下几处刀伤，涂着几道红汞。费亚约斯法官头发散乱，只穿了一件衬衣。到底如何决定才好呢，他和秘书阿利·瓦内加斯讨论了好大一会儿。阿利懒洋洋地坐在打字机前。

        “怎么，不去参加婚礼？”奥蒂斯上尉已经把海军陆战队军帽换成一顶帽檐漆黑发亮的圆顶军帽，他匆忙摘下帽子，放在腋下，“你早该换衣服了。”

        “看您眼里满是喜气嘛。”费亚约斯法官趴在写字台上，两眼盯住犯人和原告的书面材料，只是稍稍抬了抬目光，“您总算露面了。”

        “是啊，我没露面，可我把萨尔梅龙大夫给你放出来了，你不就是要这个吗？”奥蒂斯上尉用手指蘸了点儿唾沫，擦了擦圆顶军帽上的铜徽，然后用手胡噜了一下秃头顶，“没到规定的三十天，他就出来了。”

        “我给您送去一封公函，您还没答复呢。”费亚约斯法官慢慢地翻阅着材料，两眼还是盯在纸上，“抓走了一名证人还不够，您还把他和犯人关在一间牢房里。”

        “就是头一天晚上嘛，教训教训他嘛。”阿利·瓦内加斯递过一把椅子，奥蒂斯上尉把椅子推开了，怕把他那身高级军服压出褶子来，“可是，什么事儿也没出。可惜呀，卡斯塔涅达没把他吃了。”

        “吃是没吃，”费亚约斯法官用笔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在一张纸上画了一道，“可现在成了他的盟友了。今儿个上午，带头鼓掌欢呼的就是他老兄。”

        “达比希雷大夫说得对，他们是一丘之貉。”奥蒂斯上尉不大高兴地用手指转动着帽子，然后戴在头上，“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把他再抓起来，免得他到处煽惑人。”

        “您得把半个莱昂市的人都抓起来才行。”费亚约斯法官把材料交给阿利·瓦内加斯，阿利·瓦内加斯坐在打字机前，伸出手接过材料，“今儿个到这儿来的不下200人。”

        “你要是接受了卡斯塔涅达的书面材料，还会来500人听证人作证。”奥蒂斯上尉缩了缩肚子，解下挂手枪的皮带，把皮带放在写字台上，“这个家伙得的是道德病。谁答理他，谁的病就比他更厉害。好啦，你甭答理他。”

        “决定该怎么办的是我。”费亚约斯法官第一次瞅了瞅奥蒂斯上尉的脸，气得喉结直发抖，“把眼前这把枪给我拿开。”

        “当然要由你决定喽。你要是答理他，那就是你乐意自找麻烦。”奥蒂斯上尉拿出洒了香水的手绢，故意使劲擦脖子，擦前额，“你要记住，你是在莱昂，你的脐带可是埋在这儿呐。”

        “您这次登门拜访，的确让我好生奇怪。”费亚约斯法官拿起挂手枪的皮带递给奥蒂斯上尉，“对萨尔梅龙大夫的事我本来不敢发什么怨言，可现在我不想再忍下去了。我要公开宣布国民警卫队不让我执行公务。干脆把我也抓起来吧。”

        “我不是以军人身份跟你说话，我是以莱昂人的身份。”奥蒂斯上尉气呼呼地接过手枪，收起手绢，“明儿个你可别说我没及早跟你打招呼。他们把信给你拿来了吗？”

        “我原本没有受理犯人的书面材料，可现在我要管了。信马上就拿来。”费亚约斯法官大步流星走到阿利·瓦内加斯身后，亲手将一页纸放在打字机的滚筒上，“在这儿打，《裁决书》。”

        “好啊，你就自掘坟墓吧。卡斯塔涅达的同伙儿奥维埃多会把信给你送来的。”奥蒂斯上尉将皮带搭在肩膀上，手枪耷拉在胸前，“那小子手里攥着全部信件。”

        “‘莱昂区第一刑事法庭。1933年12月6日。晚8点15。’”费亚约斯法官看了看手表，阿利·瓦内加斯飞快地敲打着键盘，“‘鉴于犯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帕拉西奥斯今日上午10点提交的书面材料同时又是本法庭审理的案件中的辩护词……’”

        “往身上扔的土越多，就越爬不出来。”奥蒂斯上尉伸了伸涂着红药水的下巴，眯缝起两只蓝色的小眼睛，“就算我不识好歹，还在这儿对牛弹琴。新郎新娘大概已经离开教堂了。”

        “‘……本法官决定：第一，原则上接受上述书面材料，即可进行处理。部分内容除外，下面将具体列出……’”费亚约斯法官俯下身去检查阿利·瓦内加斯打出的字，只听得房门被摔得山响，震得墙上直掉白灰和尘土，但是他没有抬起头。

        “这位该亚法队长浑身香喷喷，活像个妓女。”阿利·瓦内加斯皱了皱鼻子，嗅着奥蒂斯上尉留在空气中的香气，“要想迷住人，得用豪华型罗伊特洗发水。”

        “在丹麦，这就是妓女的气味儿。”费亚约斯法官眼盯着打字机滚筒，卷起衬衣袖子。

        读者听到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积极参与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表示同情的行动的消息，一定会大吃一惊。他突然改变态度的原因，下面很快就会谈到。先让我们看一下马诺洛·夸德拉在他的《定时炸弹》一文的其余部分中是怎样报道这一消息的：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大家同样会感兴趣的问题。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原来被判拘留30天，现在提前释放了。他令人吃惊地改变了态度，带领聚集在法院里的那群车夫、纤夫、穆尼希帕尔市场里的女贩、手艺人，明确支持犯人。他热心组织游行，游行者把他当成领头儿的，经常找他商量事。在犯人提交上述那篇罕见的书面辩护词时，就是这样。几天前，犯人交待罪行时，也是如此。

        这种变化十分彻底，又令人惊奇。直到被拘留前，这位职业医生还是卡斯塔涅达博士最顽固的敌人；而现在又变成了他最狂热的崇拜者。我们在法庭走廊上问过他，他态度非常和蔼，但是避而不答。

        在这变化的后面包藏着什么神秘的东西？《民众之声报》断言，在被拘留期间，他与被告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对此，萨尔梅龙大夫还是避而不答。如果传说属实，他们俩关在一间孤寂的牢房都说了些什么？是什么东西让这两个对头接近起来？如果我们社长堂·加布里·里瓦斯看到《新新闻报》发行量增加从而受到鼓舞，继续委派我们去报道此案，我们答应读者一定会跟踪追击，肯定还会有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情。

        正如奥蒂斯上尉查明的，掌握着信件的神秘第三者正是“圆球”奥维埃多。1933年12月6日，他出庭向费亚约斯法官递交信件。从他在法院门口下车时起，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支持者就吵吵嚷嚷地迎接他，不让他过去，萨尔梅龙大夫只好亲自为他开路。他迈着庄重的步伐走进法院，肚子前边坠着一个锚牌缝纫机针线盒子，里面装着信件。他庄重地低下头（卷发涂得油亮油亮的），将盒子交到费亚约斯法官手里。

        那些信根据发信人的名字分成三捆，系上鞋带，每捆都按日期排好。接下信后，立即请字迹专家鉴定，确定其真伪。阿利·瓦内加斯在接收记录上逐一登记好信件，将收条交给“圆球”奥维埃多。

        关于那些信，我们只看到了附在档案里的目录。那天半夜，几个不知名的强盗潜入法院，在费亚约斯法官的办公室屋顶上打了一个洞，撬开写字台的锁，把信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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