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对波兰的入侵进展迅速。手持长矛的波兰骑兵根本不是德国坦克的对手。只经过一次陆空的集中打击，守卫者便被打垮。被空中的战斗机、轰炸机和尖声怪叫的俯冲轰炸机吓得魂飞魄散的波兰地面部队，很快便被有重型自动推进炮和坦克支援的150万德国陆军打散。造成巨大破坏的还是这些强大的所向无敌的装甲部队。他们冲破一切防御，席卷后方。闪电战不但吓坏了受害者，也使外国观察家丧胆，因为它标志着战争艺术的一个转折点。至9月5日上午，波兰空军已被消灭，为“走廊”而战的战斗宣告结束。两天后，波兰35个师中，大部分不是被消灭便是被包围。

        希特勒把专列称为“元首司令部”（约德尔将军的指挥人员仍留在柏林），他密切地注视着战争的发展。他只要一穿上军服，生活方式便大大改观。他俨然是大战中的前线的老兵，把“元首司令部”搞得简朴到甚至有点苛刻。他的新座右铭是“司令与士兵同甘共苦”。每天早晨，在向施洛德小姐口述当天的命令后，他便带上手枪和皮鞭向战地出发。只要天气许可，他便坐敞篷车，好让仆人和副官向士兵们扔纸烟，也好让士兵们认识他是谁。使随行人员目瞪口呆的是，他竟孜孜不倦地研究各次战斗的最微小的细节。例如，他会花上几个小时去视察伙房和饭厅，强令军官吃士兵的伙食。这种养生之道很快便结束了，但对于战场上的一切事务他仍兴趣盎然——只有一件事例外。当施蒙特将军要他给第一列车伤员讲讲话时，他拒绝了。他承认，他们受苦的惨象他受不了。

        正当单方面的战争快要结束时，“元首司令部”里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弗里茨·赫塞。他报告说，在伦敦的德国官方代表团，不但受到英国高级官员而且也受到普通群众的友好送别。大使馆外一群人曾喊道“圣诞节再见”。赫塞来波兰也是出于个人的关心，他明白，由于力主和平，他已失宠。然而，目前深得希特勒信任的赫维尔却向他保证，元首曾真诚地要与英国人谈判，促使他入侵波兰的是德国侨民受暴行所害的那些报道。赫塞不相信入侵令是在一怒之下发布的。“是的，毫无疑问这就是根源。”赫维尔坚持己见，“他很快便后悔了，他不该受脾气主宰。”在入侵开始后，他允许赫塞与霍拉斯·威尔逊勋爵进行谈判的原因也在于此，“是的，希特勒想必会说：‘大家向后转！开步走！开步走！’”

        “我的天呀，”赫塞痛苦地喊道，“难道没有人可以向他说明，独裁者可下令：‘大家向后转！开步走！开步走！’议会国家要取消经过长期周密考虑后的战争决定是绝不可能的吗？他怎么能想出这件事来？我一再警告，英国有一伙人主战，张伯伦的外交政策一垮，主战派必然得胜。这份报告难道没有人读过吗？”

        沉默一阵后，张皇失措的赫维尔承认，元首对民主国家的工作程序有个相当奇怪的概念。“在我向元首解释张伯伦在下院发表的声明时，他对我嗤之以鼻。他就是不相信它。不过，用不着害怕。与此同时，他已认识到你的报告是正确的。但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你可别利用这点。最使元首发怒的是，别人对了他错了。”

        英国固然令元首关切，但他更关切的却是苏联不愿意参与进攻波兰——因为西线无战事。显然，斯大林是想坐享其成，等待最后时刻，以便把红军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直到9月17日凌晨2时，斯大林曾亲自通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说苏联红军将在数小时内越过波兰边界。当地时间凌晨4时，红军越过了波兰东部漫长的边界。有一处地方，波兰边防兵团的士兵们发现，在清晨大雾中，有一队拉着士兵的马车。“别开枪，”红军战士喊，“我们是来帮你们打德国人的。”边防军战士糊涂了，竟在领头的俄国车上插上白旗——这样，苏联人便大摇大摆地通过了许多地方——未遭一枪一弹的还击。波兰东部便这样陷落了。

        里宾特洛甫直到上午8时才醒来。当他得悉施密特让他熟睡了3个小时时，他生气地喊道：“德军和俄军正彼此迎面冲去，可能会发生冲突！全怪你太懒，不把我叫醒！”施密特想让他安静下来，提醒他说，已竖起了一条分界线。但是，满脸泡沫的外交部长，挥舞着刮脸刀，继续在发火：“你扰乱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搞那些事情你经验不足！”真正令里宾特洛甫发怒的是，由于人手不足，时间的耽搁，竟让戈培尔而不是他的办公室向在柏林的外国新闻记者发布消息。

        现在，唯一的角逐发生在胜利者之间。俄国人入侵的第一天还未结束，两个盟国便在公报的措辞上——该公报千方百计地使波兰的被征服成为合法——争得脸红耳赤。斯大林反对德国的草案（“它把事实讲得太坦率了”），然后亲手起草俄国的文本。希特勒刚屈从于这个文本，斯大林又拿出一个重要得多的文本：彻头彻尾地瓜分战利品、把波兰人象征性的独立都被剥夺掉的文本。从表面上看，俄国的建议是有利于德国的，但希特勒怀疑满腹，足足拖了4天，里宾特洛甫才被授权签署此文件。

        为新条约开始谈判，德国外交部长于9月27日下午5时50分抵达苏联首都。这个时间似乎是良辰吉日，因为华沙刚向德国武装力量投降。后来，里宾特洛甫收到柏林的一份警告，说苏联很快就要进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所以，里宾特洛甫是带着恐惧的心理于当晚前往克里姆林宫的。那时，他已确信，斯大林将向他提出一项诱人的建议，但又害怕付出过高的代价。晚10时，会议开始了。不出所料，斯大林建议将维斯杜拉河以东的波兰领土全部割给德国——它包括了波兰大部分有人烟的土地。作为报答，他所需要的是第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

        长达3小时的会议结束后，里宾特洛甫用电话向元首做了报告。他说，斯大林的建议有个非常吸引人的特点，那就是，在控制了大多数人口后，“波兰的民族问题将按德国认为合适的方法去对待”。

        斯大林了解希特勒。除了需要与苏联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外，元首是不会不要控制这块犹太人的滋生地的机会的。他授权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这项条约，并将最后一个波罗的海国家拱手交给苏联。为了让东部无后顾之忧以便对付西方，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表面上看，它像机会主义的另一例：为了目前而牺牲将来。但是希特勒坚信红军有弱点，想来他必觉得他能用武力夺回在纸上放弃的东西。在次日的最后谈判中，苏联人硬要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给希特勒，要他肯定地批准这项条约的全部内容。希特勒准允了这项条约。不过，里宾特洛甫觉察到，他是多少带有疑惧批准的。“我要建立稳固和紧密的关系。”他说。当里宾特洛甫将这些话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言简意赅地回答说：“希特勒很精明能干。”

        9月29日凌晨5时，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二人在条约上签了字。斯大林大喜。里宾特洛甫说，苏德两国永不再打仗。这句话带来一阵难堪的沉默。末了，斯大林回答道：“理应如此。”由于斯大林语调冷静，措辞特别，里宾特洛甫连忙向翻译要求证实。斯大林的第二句话也同样含混不清：当里宾特洛甫问道，苏联人是否愿意超出友好条约的范围，在未来与西方的战斗中与德国缔结同盟条约，他所得到的答复是：“我永不允许德国变弱。”由于这句话说得非常自然，里宾特洛甫便认为，这句话表达了斯大林的信念。

        回到柏林后，里宾特洛甫仍在琢磨斯大林的这两句话。希特勒对此尤其关心，把斯大林的话解释为：他们之间的哲学鸿沟太深，无法填平，两国间必起争端。只在那时元首才解释说，他之所以要在立陶宛问题上做出让步，是因为他要向斯大林证明，“他的意图是要一举解决他与东西邻居的问题，从一开始便建立真正的信心”。里宾特洛甫如同理解斯大林的话一样，也按字面理解元首的话。他依然相信，希特勒是真心诚意要向苏联人寻求谅解。

        正当苏联准备接管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时，希特勒则把波兰的其余部分变成巨大的屠宰场。他已下令将来自帝国的犹太人集中在交通方便的波兰城市里。目标“最终解决，将需要一些时日”——9月21日，海德里希向党卫队指挥官们解释说。他所说的系指灭绝犹太人——在许多党的高级官员中，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正当这些可怕的准备工作进行时，5个被称为“特别小组”的屠杀队对波兰的知识分子、牧师和贵族进行了一次“大扫除”，从而加快了这些准备。相对而言，希特勒对波兰人的仇恨，其根源并不久远。他深信，在过去几年中，波兰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犯下了众多的罪行。“数以万计的日耳曼人被带走，受到虐待，并遭残酷杀害。”9月19日，他对但泽的一群游击队员说。“变态狂的野兽发泄了他们的变态天性——而这个民主的、笃信宗教的国家却在袖手旁观，连一声也不低吠。”但是，他接着说，“万能的上帝已经赐福给我们武器。”现在，他可以报仇雪恨了。至中秋，约3500名知识分子（希特勒将他们看作是“波兰民族主义的传播者”）已被消灭。“只有这样，”他解释说，“我们才能取得我们至关重要的领土。毕竟，今天谁还记得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与此同时，约120万普通的波兰人被逐出世世代代生活过的家园。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沿海的日耳曼人于是便鹊巢鸠占。在此后痛苦的年月中，在新安置点里死于饥寒的波兰人，比被处决的还多。

        当党卫队在东方执行希特勒的激进纲领时，他已把注意力移至西方。（由于党卫队由许多处组成，各处的职责和特点又各不相同，因此，各处应区别看待。例如，武装党卫处是个纯粹的武装组织，由精华分子组成。他们忠于帝国和希特勒，而不是希姆莱。他们参加的动机较好、组织也较为民主，所以，战斗力比陆军强。在武装党卫处里，官兵无多大差别。在陆军中，为了防止失盗，士兵们不准不锁存放私人物件的小箱。但是，武装党卫处自称是“兄弟之盟”，却不准锁箱。偷盗由士兵自行治罪；偷盗者，按他们的意见，将被开除。今天仍有许多有关武装党卫处的神话。例如，他们臭名远扬的刺纹，其实并非罪恶的象征，只是血型的标记，便于在战场上负伤时输血。被“兄弟之盟”看作是外人的希姆莱，身上无刺纹。）由于波兰较好的部分成了他的领土，他便试图用各种办法结束与英法两国的战争状态。首先，他利用报纸和电台开展和平攻势。“希特勒会再次与英国人达成谅解，”赫维尔向弗里茨·赫塞说，“并想为他们搞得尽可能容易些。”他说，元首也准备让赫塞重新担负与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进行秘密谈判的任务——只要允许德国在东方有绝对的行动自由的话。例如，要希特勒不进攻俄国，他是不会同意的。赫塞感到迷惑不解；要不是出自希特勒的亲信赫维尔之口，他真要摒除这异想天开的主意。元首如有意要进攻苏联，他问，那么，他为何要与斯大林签订条约？

        赫维尔解释说，希特勒做这笔交易是有个原因的：使英国人保持中立。由于未达此目的，元首正考虑撕毁条约。斯大林对领土的贪婪激怒了元首；元首是“心里流着血”放弃波罗的海的。赫塞反驳说，这与里宾特洛甫的估计完全矛盾。

        “在希特勒眼中，”赫维尔回答说，“里宾特洛甫一点作用都不起。”希特勒只将他看成是某种秘书。元首通过像赫塞、戈林和达勒鲁斯那样的非官方渠道去与英国人周旋，其原因也在于此。9月下旬，他鼓动达勒鲁斯再往伦敦一行。“英国人如果要和平，他们能得到，”希特勒说，“但是他们得从速。”可是，就在他与达勒鲁斯大谈和平时，他却在私下里决心进行战争。几小时后，他便向海陆空三军的将领说，他决定早日向西方发动进攻，“因为英法的陆军尚无准备”。他定下了日期：11月12日。瓦尔利蒙上校注意到，所有的人，包括戈林在内，“显然都大吃一惊”。在介绍他的决定的背景材料和概述战斗的大的设想时，元首偶尔也参阅手中的字条。例如，他不想使用1914年的施利芬计划，而是通过比利时和卢森堡，约莫朝西—西北方向打去，以便取得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谁也未作反驳。演讲一完，希特勒便把字条扔入火中。

        达勒鲁斯取得了自由来往两国的准许后，于9月28日返回伦敦。当天上午，他便与贾德干交谈了两小时，但可以预期，后者毫不为之所动。“他真的没有多少话好说，”贾德干在日记中写道，“他像是野餐时的一只黄蜂——打也打不走。他从柏林带来的东西很少。”在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会晤中，达勒鲁斯也未取得成功，但希特勒毫不气馁。10月6日，他在皇冠剧院发表演说，公开呼吁和平。“西方的这场战争为什么要打？为了恢复波兰吗？《凡尔赛和约》中的波兰永不会再崛起了。”他说，关于建立波兰国，这问题应靠俄国和德国解决——而不是靠西方。那还有什么理由打仗呢？应该承认，许多重要问题或迟或早终是要解决的。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屠杀前，在数以十亿计的财产被毁灭前，坐在桌旁来解决这些问题，岂不是更“明智”吗？

        讨好一完，马上便是可怕的预言。“命运将会决定谁是谁非。只有一事是肯定无疑的。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未出现过两个胜利者，常常是一方被另一方征服。”他向上帝祈祷，要上帝为第三帝国和其他各国指出正确的途径，“然而，若丘吉尔先生及其他先生的意见占上风，那么，这将是我的最后一份声明。然后，我们就将战斗……在德国历史上绝不会再出现另一个1918年11月！”

        希特勒无意接受与两个能危及帝国安全的大国的永久和平，这几乎是肯定的。然而，暂时的和平却能使他离间英法得手，将之各个击破。他讲得如此真诚的原因就在于此。由于元首呼吁和平，德国全境都出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甚至还举行过为时过早的庆祝活动。次日，法国总理达拉第迅速对此做出答复，使欢庆情绪稍微减轻。他宣布，除非保证让法国取得“真正的和平和普遍的安全，否则，法国决不放下武器”。日子一天天过去，伦敦无消息传来，柏林的希望便增加了。然而，元首却做了最坏的打算。10月9日，他发布了“第六号战令”。该战令扼要地说明了入侵将如何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进行。

        次日上午11时，7名军事将领前来总理府报到。在发布新的指示前，希特勒宣读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他自己写的，表明他对军政历史有些研究。他说，自1648年第一帝国分裂以来，德国和西方就是敌人，而这个斗争“也必然会这样或那样打下去，打个水落石出”。但是“对立刻结束战争”，他并不反对，只要在波兰取得的成果能被接受。希特勒未征求这些将领的意见，他们也未提什么。他们只被叫来为德国的战争目标签字画押：“毁灭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不能再反对欧洲日耳曼人民国家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有人提出反对，认为不宜仓促发动进攻。希特勒承认这点。但时间在敌人那边。由于与俄国签订了条约，在波兰又取得了伟大胜利，德国终于可以——多少年来的首次——在单一的战线上发动战争了。取得了东方后，陆军便可倾全力对付英国和法国。这是个可能突然结束的形势。“不管是什么条约或公约，都不能确保苏联长期保持中立。”令苏联不发动进攻的最大保障是“立刻显示德国的力量”。

        再者，是否有希望得到意大利的援助，这主要要看墨索里尼还能活多久。罗马的形势有可能瞬息即变。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中立也一样。在许多方面，时间都对德国大大不利。目前，德国虽占有军事优势，但英法两国正在缩短差距，其战争工业可使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原料。若持久进行战争，危险必大。帝国的粮食和原料供应有限，而德国战争的生产基地鲁尔又极易受空袭和远程大炮的袭击。

        接着，他谈到了纯军事问题。1914年至1918年那种阵地战必须避免。他说，进攻须依靠坦克和在波兰发展起来的空中战术，装甲部队将领头突破。他告诫各位将领，必须随机应变，还有声有色地告诉他们：“向防守薄弱的阵地发动集团进攻，便能动摇对方战线。”

        这是出色的表演，但几乎所有的将领都认为，陆军还未做好与西方战争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即使在元首宣布进攻不能开始“过早，最有可能（若可能）在今年秋季开始”后，还未有人反对。（几乎与此同时，他发布命令，宣布让“不治”病人“无痛苦地死去”为合法。也许，他想起了母亲死于癌症时的痛苦，但更有可能是要除掉那些有精神缺陷者，老迈年高无生产能力者，以及他认为有害的民族。）

        在伦敦，张伯伦仍在为向希特勒最近的和平建议做出答复而冥思苦想。在元首发布入侵令的当天，张伯伦召开了内阁会议。美国人对“一系列非常吸引人的建议”首次做出的强烈反响，使他感到不安。他心里明白，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并未为合情合理的和平提供多少实质性的东西。于是，他便对内阁成员说，他们的回答必须“强硬”。大臣们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众人又决定迟两天再做答复。

        10月11日上午，柏林传出谣言，说张伯伦政府已经倒台，停战协定很快就要签订。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助理记者报道，在首都柏林的街道上，卖菜的老太太们，由于过分高兴，把白菜抛向空中，还把菜摊捣毁。全城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直到柏林电台否认这则报道。

        次日下午，经过一周的拖延后，张伯伦终于向希特勒做出了答复。他在下院宣布，德国的建议“既含糊其词又捉摸不定”，英国拒绝接受。如果希特勒想要和平，那么，他“就不要光说空话，要拿出行动来”；他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真诚地倡导和平。下院里发出的掌声并不十分热烈。

        在柏林，外交部新闻处立即向各驻外使团用明码发出了电报通知。它谴责了英国首相的答复，说它是无礼的冒犯。对希特勒而言，英国的拒绝是令人失望的，但也在意料之中。他把戈林和负责空军军备生产的两名官员——埃哈德·米尔契元帅和恩斯特·乌德特将军——召来。“我为谋求与西方和平所做的努力失败了，”他说，“继续战争，现在，我们能够也必须制造炸弹。”

        希特勒决定进攻西方的风声传出去后，德国内部各抵制派便制订计划，试图进行政变和谋杀。有些人主张将元首处决，有些人则主张将他绑架，建立军人执政团或民主政府。他们列出了各部部长的名单，还向美国和其他中立国伸出了触角，密谋者中最认真的恰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人，领导者是一个性情鲁莽的骑兵军官汉斯·奥斯特上校。他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谍报局的主要情报助手，性情急躁，常常不小心谨慎。他所处的战略地位是再好不过的了。还有，他与陆军内各派均有联系，与沙希特等人，与外交部，甚至与党卫队都有联系。

        奥斯特在慕尼黑找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人选。他是个律师，名叫约瑟夫·缪勒，他多年来憎恨希特勒。受奥斯特怂恿，缪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于10月上旬秘密访问罗马，以试探英国人是否愿与一个反纳粹政权媾和。他会见了教皇庇护十二世，发现他自愿充当调停人。教皇的秘书从英国公使处打听到，大不列颠并不反对与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达成“软和平”。

        缪勒原只有权将此情报口头转达给德国的，但他祈求得到一些书面的东西，以便向谍报局和军方人士证明，这个和平建议是得到教皇亲自批准的。令人惊奇的是，教皇居然同意这一要求，并令私人秘书草拟了一封信——该信大致谈了谈与英国和谈的主要基础。

        奥斯特派大受鼓舞。在与西方取得联系的各种尝试中，这次是最有前途的。教皇的参与也许能诱使勃劳希契积极参与这一密谋。然而，这名陆军总司令却不为所动。他深信，德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希特勒”。哈尔德将军也同样胆怯，但在奥斯特和其他人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协助举行起义。霎时间，似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愿意采取行动。密谋者们甚至得到保证说，勃劳希契本人也准备参加——如希特勒不取消入侵的话。

        陆军头子与元首之间的摊牌定在星期天进行——11月5日，即陆军拟向西线阵地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勃劳希契按时来到总理府。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他详细阐述了反对入侵的主要论点。他说，在秋雨或春雨中，要发动如此巨大的攻势是不可能的。“敌人头上也下雨。”希特勒简洁地回答说。勃劳希契在失望中辩解说，波兰战役表明，德军步兵的战斗精神比大战时期低得多，甚至出现了类似1918年发生过的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希特勒客气地、冷静地听着。这种说法把他弄火了。“在哪一个部队里出现过无纪律的情况？”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勃劳希契原是有意夸大其词，企图“阻止希特勒”的，见元首如此发怒，只好缩回。“陆军的指挥官采取了什么行动？”元首问道，“判了几个人死刑？”

        他把尖酸刻薄的言辞的矛头指向陆军。陆军从未忠诚过他，对他的天才也没有信心，且用故意拖延的办法破坏武装计划。事实上，陆军是害怕作战！希特勒猛然转过身去，大踏步走出了房门。勃劳希契回到设在18英里外的佐森的司令部后，仍处在震惊状态中，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几乎与此同时，总理府打来电话，重申11月12日为入侵的日期。具体的时间也定了：清晨7时15分。哈尔德将军要求书面指示。很快，通信员便把指示送到他手中。

        此时，陆军的密谋者万事俱备，只欠一道书面命令便可推翻希特勒了。但是，上边既没有号召起义，又未发令暗杀。相反，他们偷偷地焚毁了可作为罪证的文件。唯一不惊慌失措的是奥斯特上校。通过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父亲是大战期间驻华盛顿的大使——奥斯特上校向比利时和荷兰两租界发出警告，11月12日清晨开始进攻。

        星期天发生在总理府的风暴，却又碰上了一件令人泄气的事情。空军需要连续5天好天气才能消灭法国的空军，而星期二（11月7日）的天气预报并不好。希特勒无奈，只好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

        希特勒对军方的阴谋虽然一无所知，但戈林曾警告他要注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我的元首，把这些丧门星除掉吧！”瑞士占星家卡尔·恩斯特·克拉夫特的忠告更是直截了当（克拉夫特系希姆莱的特务机关雇用的占星顾问）。不久前，他曾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希特勒在11月7日和10日之间有遭暗杀的危险。但这份文件被匆忙存档，因为给元首占星卜卦是被禁止的。

        11月8日上午，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老战士”团圆年会时，建筑师特鲁斯特太太也发出一项警告。她问他，为何对安全措施如此马虎，来她画室时身边只带一两名警卫？他回答说，一个人对于上苍应该笃信。说完，他拍了拍裤袋，“喏，我手枪随身带，但连这玩意儿也成为废物。若我的末日已决定，只有这个才能救我。”他用手捂心，“人们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相信自己的命运。我深信，是命运挑选我为日耳曼民族效劳的。只要人民还需要我，只要我还为帝国的生命负责，我就会活下去。”他把自己描述成耶稣第二，“当人民不需要我时，在我完成任务后，我便会被调离这个世界。”

        即使在谈话内容转向建筑后，特鲁斯特太太发现希特勒仍然不安。“我必须将今天的日程改一改。”他猛然说。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说要与夏勃对一对表。不过，由于忙于其他事务，他什么也没有做。他看了尤妮提·密福特——她朝太阳穴开枪自杀，那时正在慕尼黑一家疗养院疗养。（“如果发生战争，”在白莱特音乐节期间她对妹妹狄阿娜说，“我就自杀。”她说，如果她所爱的两个国家动起干戈，互相厮杀，她就不想再活。在电台传出了英国宣战的消息后，她步行至英吉利花园，用一支小手枪自杀。她被抬进努斯波姆大街的一家医院。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她由著名外科医生马格努斯负责治疗。马格努斯医生认为，从太阳穴中取出子弹的危险太大。有关她自杀的消息均被扣押，此消息系由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小心谨慎地转给尤妮提的父母的。）此时，她已恢复了知觉，要求回家。希特勒答应，一旦她适于旅行，他便用专车送她回瑞士。

        当天下午，他突然决定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演讲。所以，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准备工作上。这篇演讲主要是讲给德国人听的，所以它将再次攻击英国。在贝格勃劳酒馆的主厅里，人们挂起了彩旗；黄昏前，麦克风也已装好，且做了调试。黄昏，一个身材矮小、脸色惨白、额头高高、眼睛明亮的男人，扛着一只箱子进来了。他是个技术高超的工匠，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从前被当作共产党同情分子被关进达豪集中营。此时，他刚被释放出来，此行的目的是要杀死希特勒，以取得和平。箱里装的是个定时装置，与炸药相连。正当服务员和党的官员为此次演讲做好最后的准备时，艾尔塞乘人不备，走上阁楼，躲在柱后——该柱从讲台（有鲜花装饰）后竖起。几天前，他用特种锯将柱子的木板锯开——他是个精工木匠，还是个机械师——装上了几副合页，将那块木板改装成了小门。

        厅里的灯灭了，各扇门也关上了。艾尔塞又等了半个钟头，将炸弹置于柱子内，把引爆时间定在晚上11时20分左右，元首将于晚10时开讲，炸弹则于演讲中途爆炸。（在此之前，曾有不少人试图谋杀希特勒。有一次尝试是他完全不知道的，策划者系一名丢掉幻想的党卫队队员。此事发生在1929年。在希特勒即将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前，他在讲台下边安放了一颗炸弹。在演讲过程中，他突然想去解手。某人偶然将他锁在男厕所内——他未能将炸弹引爆。“这是本世纪最大的玩笑，”这个暗杀者的一个朋友回忆说，“如果他不是要去上厕所的话，世界的历史或许已改变。”）

        希特勒将他的年轻的兵工师梅克斯·维恩舍召至其寓所——位于普令斯雷根坦广场。他问，是否能比原计划早些时候离开慕尼黑？维恩舍向他保证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为了安全，供元首支配的火车随时都有两列。年轻的兵工师立刻安排元首坐早车离开慕尼黑。

        在贝格勃劳酒馆，元首受到了盛大欢迎（欢呼声不绝于耳），直到10时10分他才开讲。他对英国破口大骂。听众听得异常开心。事实上，用不着讲什么，听众便会鼓掌。由于元首的演讲被多次打断，坐在前排的维恩舍唯恐元首赶不上较早的一班车。

        11时零7分，元首出乎意料地匆匆结束了他的演讲。在几码外，在那根柱子里，艾尔塞安装的炸弹已在滴滴答答地作响。再过13分钟，炸弹就要爆炸了。往常，希特勒在演讲完毕后总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与起义时期的老同志握手、聊天；今晚，他未与人握手，便在赫斯和数名副官的陪同下，匆匆步出大楼，钻进了等候在门外的车子。肯普卡开着车子直接赶赴火车站。他们还未抵达——在希特勒离开大楼后刚好8分钟——维恩舍听见远处传来一声爆炸。他不明白这是何故。如希特勒听见了这一声，他也会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

        在爆炸过后出现的嘈杂声中——警车、救护车的警笛大作——谣言又起，说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若站在讲台上，战争可能会结束——他肯定会被炸死。那颗炸弹炸死7人，炸伤63人，包括爱娃·勃劳恩的父亲在内。（他自己虽是党员，党证号5021670，但这次他是靠一张低号码的党证才得以入场的。）元首坐的列车正要开车时，爱娃在她的密友赫尔达·施奈德的陪伴下赶到了车站。上车后，她们见众人高高兴兴的，无忧无虑。谁也不知道爆炸一事，几乎人人都在喝酒。不喝酒的希特勒很活跃，而使交谈生动活泼的还是有讥讽天才的戈培尔。

        车抵纽伦堡，宣传部长戈培尔下车发几封电报和收集最新消息。回到车厢后，他声音颤抖，把炸弹一事告诉了众人。希特勒原以为戈培尔在开玩笑，直到看见他苍白的脸孔时才相信。他自己的脸孔也成了阴郁的假面具。末了，他感情冲动、声音沙哑地喊道：“现在，我心满意足了！我比平常离开贝格勃劳酒馆早，这正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有意帮助我达到目标。”

        他首先询问伤员的情况，然后令夏勃尽力为他们效劳。令毕，他便开始猜测谁是密谋者。他的结论是，炸弹肯定是两名英国特务安放的。斯·潘恩·贝斯特上尉和史蒂文斯少校两人，暗中与海德里希的一名特工人员——他在反纳粹的阴谋团体中假装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名上尉——进行谈判。根据希特勒的猜测，希姆莱立刻下了火车，通过电话下令，将两名身在荷兰的英国人绑架回来。

        次日下午，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二人于文罗落网，被押进德国受盘问。数小时后，真正的安放炸弹者在瑞士边境被捕，旋即被押回慕尼黑。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审讯室内，在强烈的弧光灯照射下，艾尔塞承认，炸弹是他放的，没有同谋。他这样做是为了要结束战争。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怎样先锯开木板，然后给炸弹定时的。

        希特勒读了盖世太保的报告后，在报告上生气地批道：“是哪个笨蛋审问的？”他认为，说艾尔塞是个流浪汉是荒唐可笑的，参与这项大阴谋的有他的最凶恶的仇敌：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以及奥托·斯特拉塞。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希姆莱亲自动手，想方设法从犯人口中搞到真实情况。据一目击者说，他一边用靴子猛踢戴着手铐的犯人，一边破口大骂。尽管他拳打脚踢，还用“鞭子或类似的工具”猛抽，那个个子矮小的细工木匠仍一口咬定他先前的证词。即使在被催眠后，他的口供仍然未改。这样，海德里希便相信艾尔塞确实没有同谋。但元首却严厉斥责希姆莱未把真正的罪犯找到。（也许这是希姆莱未公开审判和处决艾尔塞的原因。他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成了一名特权犯人；只有艾尔塞才能证实党卫队保安处已抓到了唯一的罪犯。后来，艾尔塞托人偷带一封信给另一个犯人贝斯特上尉。他在信中发誓，1939年10月，达豪的指挥官曾召他去其办公室，在那里，两个男人——估计系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员——劝他在贝格勃劳酒馆安放一颗炸弹。这颗炸弹曾在元首一离开那里便爆炸，以便将一群密谋反对元首的叛徒炸死。艾尔塞同意后，便从集中营获释，去安装炸弹。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那两名特工人员又要他在审问两名英国特务时出庭，充当检察方的证人。他必须证明，奥托·斯特拉塞曾将他介绍给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是他们出钱雇他去安放炸弹的。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从未受审，各在集中营里待了5年，活了下来。）

        关于这件阴谋，官方的说法是令人诧异的：艾尔塞是共产党的“偏差分子”，是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偏差分子”奥托·斯特拉塞的指示才充当英国特务机关的工具的。这是主要情节，宣传家们又添了不少枝叶。有本小册子宣称，英国特务不仅在慕尼黑放了炸弹，还要对许多政治谋杀负责。对吉青纳勋爵、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等著名人物的神秘死亡，英国特务机关也应负责。

        除被用来挑唆起对英国的仇恨外，这次未遂的谋杀还被用来提高元首的知名度。各阶层的德国人向元首发来贺电，庆贺他死里逃生。全德国，天主教的报刊虔诚地宣称，是上帝奇迹般的作用才保佑了元首。福尔哈巴主教发来电报指示，慕尼黑的大教堂应唱《特迪姆》赞美诗，“用总主教管辖区的名义，为元首有幸脱逃劫难，感谢上帝的神威”。教皇因波兰被消灭本来要谴责德国的，也以私人名义发专电祝贺。但希特勒怀疑其是否真诚。“看见这阴谋取得成功他才愿意呢。”晚餐时他对一群人说。当弗兰克反驳说，教皇庇护十二世历来是德国之友时，希特勒说：“这倒有可能，但他不是我的朋友。”

        对提早离开啤酒馆，他已感谢自己的心声，也感谢上帝。他对霍夫曼说过：“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直至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我必须尽快离开酒馆。”然而，外国观察家们却另有一番说法。“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有点国会纵火案的味道。”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爆炸事件后12天，希特勒发布了“第八号战令”。陆地上的入侵将如期进行，但“在没有迫不得已的军事需要”时，他禁止轰炸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居民中心。这比人道主义更为实际，也披露了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他进攻西方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巩固后方，突袭俄国，而不是征服欧洲的土地或毁灭英国——他日后或许能诱使英国宽恕其东进之举。

        数天后，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他不但邀请总司令前来参加，还请了将领导此次进攻的人。此次会议于11月23日中午在总理府内举行——开始时调子很低。“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解释说，“是为了让大家对我脑海中的想法有个印象，因为，在未来事件中，引导我的正是这个想法。我不是请你们来听我做决定的。”接着，他便透露了各位听者理应知道的事情：具有值得骄傲自豪传统的军方已蜕变为只服从一人专政的唯唯诺诺的工具。“我一直怀疑，我是否应先打击东方然后再打击西方，”他说，“基本上说，我是为了打仗才组织武装力量的。打仗的决定历来在我手中。我迟早要把问题解决。”

        这是公开宣布要当主人，但与会者却未有吭声不同意者。戈林后来作证说，出席者若做了反驳，这是明知故犯。“最高统帅做出决定后，一个军人再没什么可讨论的了；这既适用于一般军人，也适用于元帅。”

        希特勒继而“非常谦虚地”说，他是更换不了的。“帝国的命运只在我一人身上。我将按此处之。”他承认，他的全盘计划是一场赌博，但话却咄咄逼人。“我非胜则亡，”他说，“我选择胜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可与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前腓特烈大帝的决定相提并论。如我要死，我将死而无恨。我是要这样来度过我的一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束讲话时，他对自己的命运做了个阴暗的预言，“在这次斗争中，我非站则倒。我的人民若失败，我决不苟且偷生。”这些都是真心话。对希特勒而言，只有黑白之分；不是完全胜利便是“戈特达马隆”——世界末日。

        当日下午，希特勒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宣读了他的一份讲稿——关于陆军高级将领中的失败主义。勃劳希契大吃一惊，提出辞职。希特勒不予接受，提醒他说，作为一个将军，他应与“其他军人一样”，尽其职责，履行义务。对陆军而言，这是苦难的一天，就像哈尔德在日记中雄辩而言简意赅地说的一样，是“充满危机的一天”！希特勒曾说过，谁要是妨碍他，他就消灭谁。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被希特勒的这一恫吓吓软了腿。他们双双拼命努力，不使自己沾抵抗分子的边。

        刚好在一周后，斯大林又使世界大吃一惊。11月30日，他入侵芬兰。芬兰这个国家，早在1918年，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曾挫败一次共产党叛乱。斯大林入侵芬兰，令希特勒狼狈不堪。这不仅因为德芬关系较好，还因为它削弱了与墨索里尼本来已薄弱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反对苏德条约的意大利人，与西方一样，对苏联无故入侵芬兰，也表示巨大的愤慨。教皇的官方喉舌《罗马观察家》，跟着教皇，对法西斯或纳粹的入侵只字不予谴责。现在它却与教皇一起，痛斥苏联的入侵系蓄意侵略。齐亚诺写道，教会与国民都给墨索里尼施加巨大压力，令他“设法，让德国失败”。事实上，12月26日，他授权他的女婿通知比利时和荷兰代表说希特勒即将入侵。（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慌忙用电报将此情报转给布鲁塞尔。德国人截获并翻译了这份电报。）

        整整一个星期，墨索里尼都坐立不安，既怕元首成功，又希望他成功。元旦前夕，他考虑参战，并与希特勒一起，但是，一看到德国即将入侵西方的迹象越来越多时，他又坐了下来，充当大哥的角色，写信劝解其小伙伴。意大利总理从未如此大胆地直言不讳。但他的直率又令他关切。所以，直到1940年1月5日，他才最终允许将此信拍发。他劝希特勒克制自己，不要入侵西方。打这样一场战争，双方都只有损失，“现在，既然您已取得东部边界，建立了有9000万人口的大帝国，您把一切都拿去冒险——包括自己的政权在内——并牺牲日耳曼民族之花，目的只在于让迟早总会掉落的果实早些掉落，并由我们这些欧洲的新兴力量来收获。这划得来吗？那些民主大国本身就带有令他们的果实腐朽的种子。”

        接着，他便批评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这样的态度，他知道，必然会惹元首发怒。“我觉得，您不能丢弃您曾高举20年、许多同志为它而献身的反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大旗；您不能放弃德国人民曾盲目相信的您自己的福音。”4个月以前，苏联是世界头号敌人，现在，它怎么能成为头号朋友呢，“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之时，也是笃信我们两国革命之日。”

        1月8日下午，阿托利科亲手递交了这封信。可以理解，元首是不屑予以回复的，只将它束之高阁。这是墨索里尼为摆脱他的盟友的统治所做的最大努力。但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后，几乎立即做出了可以预言的反应，开始再次充当奴颜婢膝的角色。

        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不知道英国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就波兰被入侵一事向苏联宣战。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系教派人士和“克莱夫顿小组”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系赤俄，不是德国。毕竟，希特勒向波兰所提的要求是合理的，只是方式可憎。与此同时，对希特勒的围攻已名存实亡。在一次乘火车前往法国边境的旅途中，包乘组人员对威廉·夏伊勒说，自战争开始以来，此处边界上未发一枪一弹。他亲眼看到，双方似乎都在遵守非官方的停火协定。“法国只要发一颗‘75’炮弹，我们的火车就会完蛋，德军在铁路沿线拉大炮和给养，法军并未打扰他们。真是一场奇异的战争。”事实上，它真是怪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当时海军大臣建议皇家空军去轰炸德国西南部的木材厂时，英国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竟回答说：“啊，不能这样做，那是私人财产。下一次你会让我去炸鲁尔了。”

        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希特勒的主要进攻武器是戈培尔——战争的爆发使他重新受宠。他的宣传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法国，目的在于离间它和英国的关系。戈培尔冒着雨雪，亲临“西壁”视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看看身在几百码外的马其诺防线里的法国兵在干些什么。他的结论是，普通的法国兵精神不振，愁眉苦脸，普遍厌战，完全可作为他自身关切的事物和偏见的牺牲品。“戈培尔知道，”他的秘书维纳·瑙曼回忆说，“普通的法国小兵是需要一张床，一个女人，一间暖屋，一个自己的花园和安逸。”他担心的是犹太人、英国人，以及最重要的，是这场荒谬的战争。因此，宣传部长戈培尔便指示德军向真空地段那边的陆军高声友好地问候，并与法国士兵进行兄弟般的交谈。宣传队用大喇叭广播新闻和消息，以证明德国与法国实在不是敌人。晚间，德军向马其诺防线里的法军播送缠绵的法国歌曲。在节目结束前，广播员大致会说：“晚安，亲爱的敌人，与你们一样，我们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谁该负责呢？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互相射击呢？又一天结束了，我们大家又可以酣睡一晚。”最后播送的是一首录制好的催眠曲。白天，传单在法军头上满天飞——上面画的是，一个法国兵在前线发抖，而他的妻子却与一个英国兵同枕共席。

        对法国老百姓的宣传却又不同了。德国人用许多秘密电台，劈头盖脸地向他们广播，说他们的政府如何腐败，犹太人如何赚钱，希特勒的陆军和空军如何强大得吓人，等等。有一份传单效果特别好。那是德文版的《诺查丹玛斯预言集》——它预言，法国必将被第三帝国征服。

        在国内，戈培尔令德国人咬紧牙关，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因为敌人“已决心将德国一举永远消灭”，他们的生活已岌岌可危。12月中旬，他下令禁止刊登和平言论，“根据这一指示，在圣诞节问题上，各报刊和各电台均应避免感情调子。”只有一天，12月24日，可以庆祝。为使前线和后方团结一致，1939年圣诞节广播的主题是：“士兵的圣诞——人民的圣诞。”

        在法国的英军，对戈培尔的宣传漠不关心。事实上，战争已变成了蹩脚的笑话比赛。英国的百姓也与英军一样厌战，把战争称为“虚假的战争”。张伯伦宣读周报时，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打盹。希特勒则在等待一连5个好天气的到来——把笑话变成可怕的战争。他的空军司令也在进退维谷。戈林不得不给人以等得不耐烦的印象，但私下里却希望坏天气得以继续，因他怕空军尚未做好作战准备。他亲自出席每天一次的天气会议，缠着气象台长迪新不放，要他提供更多的情况。希特勒还胁迫迪新做更长时间的预报。他坚决拒绝。“我的元首，”他答道，“我会大胆地预报3天内的天气，但不会蛮干——报不了5天内的！”

        戈林绝望了。他用10万马克的巨金雇来一个“造雨者”，施维弗勒先生。戈林元帅是想要连续5天的好天气呢，还是要坏天气得以继续，这谁也不清楚。但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施维弗勒仅有的工具是一台不响的收音机。另一方面，米尔契元帅却希望有好天气，因为他同意元首的看法，即时间在敌人的一边。尽管有不足之处，空军仍占有空中优势。但是，由于美国飞机源源不断运往英法两国，这个优势渐渐减弱。

        1940年1月10日，等得不耐烦的元首希特勒，再次为入侵定下了时日：一周后，日出前15分钟。那天没结束，命运又来干预。空军的一架轻型飞机在边境迷航，在比利时降落时坠毁。在那天升空的飞机中，这架最重要：机上有个未经准许的乘客赫尔穆特·莱茵伯格少校。少校身上有个公文包，里边塞满了空袭比利时的作战计划。莱茵伯格在焚毁文件时被比利时军虏获。但他通过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向空军司令部报告说，他已把计划烧成“微不足道的碎片，顶多只有巴掌那么大”。在惊愕之余，戈林还焚烧了一叠同样厚的纸张作为试验。试验的结果还不能令他信服。于是，他夫人便建议他用“千里眼”——对一个用过“造雨者”的人来说，这个建议并非不寻常。雇来的一群“千里眼”异口同声地说，文件未存下一片纸片。

        他们的报告或许已令戈林宽心——希特勒却不然。他估计作战计划已泄露给了敌人，便下令取消入侵计划。正确的是他，不是那帮“千里眼”。残留的纸片已足以使比利时人得悉入侵之事。这份情报被送往伦敦，在那里，人们半信半疑。例如，哈利法克斯告诉内阁说，“我非常怀疑，这份文件是不是真的。”总参谋部同意此说，显然，这份文件是预先安排好的。他们沉醉在自己的攻势中：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登陆。这个一举而成大功的想法，使新任海军大臣非常感兴趣。即使上次大战中他曾有过类似的痛苦经历，那时，他据理办事，直到内阁被争取过去，否决此举。

        希特勒也准备夺取挪威。在此之前，他从未考虑采取这样的行动——毕竟，这些北欧人，如同在1914年那样，会守中立态度的——直到他的盟友斯大林入侵芬兰，打乱了他的算盘。希特勒害怕，这可能会给盟国以借口，开进挪威，从北面包围德国。他批准对入侵挪威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但紧急度极低。后来，2月底，令人吃惊的报告送上来了：英国人在斯堪的纳维亚登陆迫在眉睫，这使希特勒成了入侵挪威的热烈的鼓吹者——他担心，英国若在挪威找到了落脚点，波罗的海便会被封死，他的潜艇便会全部被困。同样可怕的是经济威胁。德国使用的铁矿，半数以上来自挪威和瑞典。铁矿供应就此告终，他的战争经济便告吹。因此，希特勒便于1940年3月1日下令同时占领丹麦和挪威。这要有“和平占领的性质，目的在于用武力保护北欧各国的中立”，但是，任何抵抗均“会被可能的手段”击溃。

        时间这个因素令希特勒异常关切。两天后，他便决定——“在战争史上最大胆、最重要的决定”——在入侵西方之前发动进攻。进攻将于3月15日开始。

        与此同时，他还设法支撑与他的两个盟国正在恶化的关系，特别是与俄国的关系，因为它已进入了令人不安的阶段。在征服波兰不久，两国便开始就贸易协定一事，展开谈判。德国派了一个37人的经济代表团出访莫斯科；苏联派了一个更大的代表团回访柏林——苏联代表团带了采购机器和军用物资的货单，价值15亿马克。德国人目瞪口呆，因为苏联人所需的机械和军备，大都是他们战争生产所必需的。结果双方展开了一场凶狠而长时间的角逐，最后由斯大林本人将之推上高峰。他牢骚满腹地宣布，德国人若不让步，“条约便不签订”。

        这，希特勒是不能允许的。2月初，他指示里宾特洛甫致函斯大林，让他重新检讨对德国的立场。显然，斯大林（他的顽固的谈判已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了某些让步）已醒悟到，他已将他的盟友逼得走投无路。（两个月以前，他的宿敌托洛茨基曾说过：“在希特勒的战败的钟声敲响以前，许多欧洲人已被消灭。斯大林不想居身于其中，所以，他机警得很，不愿过早脱离希特勒。”）斯大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策略，要求停止争吵。他同意德国在两年零三个月内交货，答应在一年半内，将原料交给德国。在所有的障碍都被清除后，这份条约于3天后签字。德国代表团兴高采烈。“这份协定，”团长报告说，“意味着通向东方的大门已为我们敞开。”

        希特勒既高兴又宽心。比诸克里姆林宫里的同事，他更为入神。斯大林是他唯一想深刻地了解的世界领导人。他详尽地盘问了从莫斯科回来的使者，把有关他的盟友的最微小的细节都问得一清二楚。据克里斯达·施洛德的回忆，他不时打断对方的话，热情地高喊：“斯大林是个残忍的家伙，但你不能不承认，他又是个异乎寻常的人。”这几乎像是在谈论他自己。

        解决这个俄国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那年3月，芬兰人被迫接受了苏联的苛刻的和平条件，结束了他们之间短暂的流血战争。希特勒原为要支持这一不受欢迎的事业感到尴尬，现在，他如释重负，把注意力转向更加丰饶的竞技场。其中之一是意大利。不久前，他曾就墨索里尼的不受欢迎的建议做了回答，在这方面跨前了一步。他详尽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狂热地吹捧意大利，像一个女学生给她最新迷恋的对象写信一样，用了许多斜体字。

        自然，信会被如此长时间耽搁，它肯定是要由一位有名望的人士转交的。于是，到了次日，3月9日，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带了一大群随员，离开了柏林。他们中有顾问、秘书、理发师、医生、体操教员和按摩师。在首次会见时，墨索里尼对里宾特洛甫所提出的“意大利是否参战”的问题做了谨慎的回答。他说，他有意“对冲突进行干预，打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相平行的战争”。但是，时日要由他来选择。里宾特洛甫试图使他就范，却未成功，他只同意与希特勒见面。3月18日，星期一，这两位独裁者冒着大风雪，在勃伦纳山口会面。会议开得热烈真诚，希特勒成了会议主宰。他讲得心平气和，故作姿态。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将局势解释清楚”，以便让意大利总理做出自己的决定。

        让施密特觉得奇怪的是，墨索里尼利用仅有的几分钟发言时间，着重阐明了他欲参战的意图。他说，这不过是选择最好的时机的问题罢了。两人在永远信任、永远友好的气氛中分了手。但希特勒却指示施密特勿将会谈纪要的副本交给意大利人。“意大利方谁会看到这份文件，会告诉哪个盟国的外交官，这谁也不知道。”墨索里尼似乎觉得，他最近发表的参战誓言是错误的。在返回罗马的途中，他指着窗外纷飞的大雪说，让雪一直落到南方的埃特纳去才能把意大利民族变成武士的民族。希特勒主宰会谈一事虽然使他恼怒，但他确切的知道，他的盟友不会在陆上发动攻势了。

        不久前，希拉赫夫妇偶然在总理府发现元首戴眼镜看书（希特勒的秘书用大号字码打字机打印文件，以便元首在公开场合不戴眼镜就可看清楚）。他连忙把眼镜取下（他不准霍夫曼在他戴眼镜时拍照），用手揉眼睛。“你知道，”他承认了，“我要戴眼镜了。我一天天老了。我要在50岁而不是在60岁时发动战争，原因也在于此。”他翻阅着伦敦的画册。“多高兴呀，没有巴洛克式的建筑，”他猛然合起书。“这种东西我不能再看了。”

        他下定决心让德国首先到达挪威。4月2日，他下令于一周后开始进攻，时间是清晨5时15分。反希特勒集团也同样决心不让入侵发生。为此，他们需要哈尔德这个人。不久前，他曾保证助以一臂之力，但一直在动摇。为了让他行动起来，他们让他看了穆勒的备忘录——它提纲挈领地谈到了教皇如何秘密参与和英国和谈一事。总参谋长对此印象深刻，却泪流满面。他哭泣着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行动。

        计划的失败并未使勇敢的奥斯特上校泄气。他决心亲自行动以阻止希特勒。4月上旬，他密告荷兰武官，挪威将遭入侵。但是，由于这份情报只转到挪威驻柏林使团的一个成员手中，而他又觉得不值得将它转给奥斯陆。英国人也不相信收到的类似报告，不相信希特勒正在做他们自己计划在一两天后要做的事情。一种过分自信的气氛笼罩着唐宁街10号。

        星期天上午，4月7日，德国海军分成5队，分别朝挪威6个城市进发。在其中3个城市——纳尔维克、特隆黑姆和斯塔万格——船舱里装满了战斗队的德国商船正在邻近海面严阵以待。那时，英国的舰艇正在纳尔维克下方海面布雷，为抗击他们的入侵做好准备。皇家海军的舰艇“萤火虫”号发现了两艘德国的驱逐舰。伦敦认为，德国海军企图占领纳尔维克，但所用兵力有限，这两艘军舰系其中的一部分。直到星期一上午，英内阁才得悉，敌军舰也朝至少另外3个挪威港口接近。大臣们张口结舌，但要阻止希特勒，现已为时晚矣！

        星期二清晨，德军发动进攻了。上午8时，纳尔维克已被两营德军占领。这两营德军系希特勒啤酒馆起义时的老战友——爱德华·狄特尔准将率领的特种高山兵。中午前，其他港口也相继陷落。但是，在古老的奥斯卡堡，入侵者遭到抵抗，抵抗者坚守的时间足以令王室家人、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等安然乘火车逃离奥斯陆。挪威银行的黄金和外交部的密件，共装满23卡车，远离首都。

        在丹麦，德军所遇抵抗甚微，计划执行得顺利，有如纸上的计划一样。因为某种原因，丹麦的海军一炮未发，陆军也只打伤入侵者20名。至半夜，战斗全部结束。丹麦国王投降，下令停止一切抵抗。他对德国行动部队的参谋长说，他会尽力保持国内的和平与秩序。接着，他便开始吹牛拍马了。“你们德国人，”他说，“又完成了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人们必须承认，你们干得真是出色！”

        当天快结束时，希特勒似乎也在挪威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直到英国海军突然出现。星期三上午，5艘英国驱逐舰突然闯入纳尔维克港，打沉两艘德国驱逐舰和所有的商船——只有一艘幸免。3天后，英舰“瓦斯巴特”号率一队驱逐舰反身前来，把余下的德舰全部击沉。

        这个消息令希特勒非常紧张。他对勃劳希契说，看来，纳尔维克恐怕守不住了。至4月17日，希特勒的烦恼又非常明显了。他看见谁就骂谁。勃劳希契、凯特尔和哈尔德都不敢吭声，作战部长约德尔唐突地宣布，出路只有一条：“集中力量，坚守，不放弃。”接着，他与希特勒辩论起来，好像他们是同级似的。把旁观者吓得目瞪口呆。后来，作战部长发了火，把门一甩，冲出门去。希特勒一声不吭，从另一扇门走了出去。当晚，他便命令狄特尔：“尽量坚守。”19日，新的危机消息又传了过来。躲在挪威北部崎岖海岸山间的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即20世纪唯一由民众投票选举的君主，坚决拒绝由挪威法西斯党魁、罗森堡的信徒维德孔·吉斯林组成新政府。

        至此时，英军两个旅已在纳尔维克和特隆黑姆附近登陆，共1.3万人。随着英军的攻势加剧，登陆部队不断增加，至周末，德军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米尔契亲自指挥空军前来救援。他派了两架巨型水上飞机，满载特种高山部队飞往纳尔维克；然后又亲自指挥俯冲轰炸，削弱了挪威中部英军和挪威军的抵抗力量。4月28日，英国下令撤出大部分陆军。次日，哈康国王及其政府成员乘英国巡洋舰转移至北极圈内的特罗姆塞，并在那里临时建都。

        现在，除纳尔维克外，挪威的大部分地区已在德军控制之下。在纳尔维克，狄特尔的6000名士兵仍在与盟军的两万名士兵英勇奋战。4月的最后一天，约德尔告知希特勒，奥斯陆与特隆黑姆之间的通信联系已经建立。午餐时，“得意忘形”的希特勒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感谢他为胜利做出了贡献。元首也对狄特尔和米尔契表示感谢，双双予以提拔。他把米尔契大加夸奖，在一次会议上说，由于米尔契掌管空军，在挪威看来大势已去时，救德军于危难。“为什么呢？”他抑扬顿挫地问，把与约德尔争论一事忘得一干二净，“只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人，一个不知什么叫不可能的人！”

        巩固了北方后，希特勒再次将精力转向入侵西方的问题上。对原先草拟的进攻计划，他从未喜欢过，因为这是上次大战中使用过的战术的翻版，且缺乏想象力：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杀向英吉利海峡各港口。他的目标不但是消灭法国的陆军，而且还要占领海峡沿岸，把英国与其盟国切断。此外，德国还要建立潜艇和空军基地，为进攻英伦三岛做好准备。

        “这还是施利芬计划，”他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只是沿大西洋沿岸向右包抄而已。连续打两次这样的战役是打不赢的。”即使打赢，它也违反了他们闪电战的原则。他曾发誓不让这一代人再受他在弗兰德受过的苦难。按他的计划，他将越过阿登山脉，在南部更远的地方进行大胆的穿插，用机械化部队突破色当，席卷至英吉利海峡。接着，主力便挥戈北上（一反施利芬计划），插进英法两军的后方，挡住他们的退路。他的副官们发现，元首一夜又一夜地研究一幅特制的立体地图，以确定色当是不是应突破之处。

        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斯坦因将军或许是陆军中最出色的战略家——也独立地策划了类似的进攻计谋，将它呈给了勃劳希契。勃劳希契不予采纳，理由是风险太大。但当元首听说曼斯坦因有此“风险大”的建议后，要他陈述详情。令曼斯坦因惊奇的是，元首听了很高兴。这样一来，他不但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还对计划做了些改进。最高统帅部既不喜欢希特勒修改后的计划，也不喜欢曼斯坦因的计划。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希特勒力排众议，讥笑反对派为“施利芬的崇拜者”被裹在“僵硬如化石”的战略里。“你们该多读些卡尔·梅依的著作！”

        2月末，希特勒曼斯坦因进攻计划被正式采纳。待挪威战役快结束时，做好了沿西线行动准备的德军已达136个师。他们万事俱备，只待连续好天气的出现。5月1日，希特勒将进攻日期定在5日。但是过了48小时后，由于气象条件不好，他又把5日推迟到7日——然后又推至8日。戈林仍在祈求给他多点时间。但荷兰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大吃一惊：取消休假，疏散人口，设置路障。希特勒很紧张，同意延期至星期五，即5月10日，但又说：“再多一天也不行！”他说，前线200万官兵处于进攻状态，工作是越来越困难了。

        至此，希特勒已下定决心，不再等待连续5天的好天气便发动进攻，因为为此前提他已付出了3个月的时间代价。他是在赌博，靠的是过去证明过的十分有效的工具——“直觉”，即产生于不耐烦的逻辑悬念。星期四上午，亚琛附近的一名兵团司令报告说，当天出现了大雾。接着便有人预言，大雾将会消散，10日是个好天。希特勒令他的专列准备从柏林城外的一个小车站出发，并特地采取措施，不让他的心腹左右知道他的目的地和此行的目的。在漫长的旅途中，希特勒外表虽然平静，但是随着进攻期限的即将到来，他内心也备受折磨，很是忧愁。列车在汉诺威停住，以等待最后的天气报告。这一次，气象局长迪新（他后来获一金表，作为奖赏）预言10日是个好天。希特勒确认了进攻令，进攻移于拂晓开始。他虽比平常早些进房休息，但无法入眠。据预报，天气已转好，他仍在为天气发愁。

        对成功的更大的阻碍还是来自他自己的情报机关。受到希特勒信任、能得悉此次入侵的始终详情者，屈指可数。其中之一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而他所知的又无一不告诉他的性情暴躁的副手奥斯特上校。当晚早些时候，奥斯特曾在晚餐时告诉他的老友、荷兰的武官说，希特勒已下了最后一道进攻令。晚餐后，奥斯特在最高统帅部稍事停留，并获悉，此次不会在最后一分钟再次推迟。“那猪猡已去了西线。”他对荷兰武官说。荷兰武官首先将此情报转给了他的比利时同事，然后与海牙通话，用密码说：“明日拂晓。严守！”

        10日凌晨4时25分，元首的专列抵达了目的地——欧斯寇顿。这是一个小镇，与荷兰、比利时边境相隔不远。在群星密布的天幕掩护下，元首乘车前往其新的指挥部“鹰巢”。当他在炸开林木茂密的山顶而建成的指挥所——地堡内坐定后，天已开始放亮。他对了对表，大为惊奇（“我当时大怒”）。原来，天亮的时间比人们告诉他的早15分钟。

        在西面25英里外，他的部队正在冲过比利时、荷兰、卢三森堡国的边境。他的空军遮黑了天空——为此次进攻，他集中了2500架飞机，比盟军能派上天空的飞机总数多得多。德机一群群向西飞去，把70多个敌机场炸成废墟。空降部队夺取了荷兰的主要据点，滑翔部队从天而降，准备夺取比利时的明碉暗堡。元首最感兴趣的，要算是对埃本·埃马尔的炮台的进攻了。部队出发前，他曾亲自给指挥官们和与此滑翔战斗有关的无衔军官训话，还使用了模型地图。他“热切地”等待着战报。11日中午，这座被认为攻不陷的炮台，连同默兹的一座桥梁，已落入德军之手。听此消息后，希特勒欣喜若狂。不久，更有意义的消息便传来了：敌人反攻了！“当消息传来，说敌人正沿整条战线前进时，”希特勒回忆说，“我高兴得真想哭！他们中计了！进攻时日是一条聪明的计策。我们不得不让他们相信，我们仍然忠实于旧的施利芬计划。”

        5月10日，英法两国吃了一惊。两国的总参谋部对布鲁塞尔、海牙或自己的情报专家所提出的警告置之不理。（1938年，英国情报员Ｍ1—6，耗费1万英镑，从一名波兰数学家那里买到了代号为“谜”的密码机的秘密资料。他还买到一份英国护照，一张法国居住证，允许他和妻子在法国居住。他记住了这部机器的主要部件的图样，并在巴黎左岸的寓所内复制了一部机器。“谜”工作机成功地翻制出来后，并在布列茨雷公园安装——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大厦，在伦敦北部40英里外。1939年英国宣战时，这架代号为“厄尔特拉”“超级”机密的机器已可以投入使用。它的首次大贡献是将希特勒入侵西方计划的电波截获并破译，告诉了英国总参谋部。）脸色铁青的张伯伦仍拟继任首相，但人家却劝他卸任。英王乔治六世遗憾地接受了他的辞呈，建议由哈利法克斯接替他。但是，很明显，只有温斯顿·丘吉尔才得到全国的信任。于是，清晨6时，英王召丘吉尔进宫。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丘吉尔曾颂扬过德国元首，但很勉强：“我历来说，如大不列颠在战争中被打败，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位有能力引导我们重新在民族之林中取得合法地位的希特勒。”这番话并未能抚慰元首。他把丘吉尔看成是最凶恶的敌人，是伤害英德联盟的英国犹太人的工具。元首钦佩斯大林，对丘吉尔却恨之入骨。这两者是个奇怪的对比。所以，丘吉尔荣升首相的消息令元首又恼又恨。

        正当希特勒的步兵和坦克长驱直入荷兰和比利时之际，戈培尔则在令其部下为下一个宣传战做好准备，5月11日的宣传干部秘密会议的记录说：“部长为最近的将来所提的原则是，在敌人的报道中，凡属不正确的或有害于我的，必须立即予以否认。报道的事实是否属实，这无须核查——关键在于，敌之说法是否有害于我。”更重要的是，必须反复对英法两国讲明，宣战的是他们，“现在在他们头上爆发的是他们的战争。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再次中计，被搞来充当侵略的角色。”

        向比利时西部的进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当然是希特勒的计划的一部分：他想把世人的注意力从他的主攻方向（通过阿登山脉）引开。5月13日，他的部队几处越过了默兹，朝色当逼近。希特勒希望在色当突破马其诺防线的薄弱的一环。

        尽管北进节节胜利，希特勒却对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荷军的顽强抵抗感到关切。14日上午，他发布指示，令其部属“迅速”将抵抗力量击溃。于是，从比利时飞来一队队空军，“以便迅速征服荷兰这个堡垒”。不到几小时，德国空军便在鹿特丹投下了92吨高效炸弹。这次轰炸原是要消灭涅威马斯河上驻守桥梁的抵抗力量的，但炸弹却投进了市中心，炸死平民814人。此事被民主国家的报界大肆渲染，死亡人数被夸大至2.5万人和3万人之间。西方报纸也未透露双方达成的把轰炸限于军事目标的默契，首先是被英国人破坏的。3天前，英国皇家空军不顾法国的强烈反对，派遣35架轰炸机，袭击了莱茵河的一个工业城，炸死平民4人，包括一名英国女人在内。“5月11日晚的空袭，规模虽然微不足道，却是个划时代的事件，”英国法学家F.Ｊ.Ｐ.维阿尔评论说，“因为它首次有意违反了文明战争的基本规则，就是说，敌对行动只限于针对敌方的战斗力量。”尽管希特勒在荷兰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他却反对轰炸伦敦的建议。他不愿搞得如此过火——在目前。鹿特丹的悲剧宣告了荷兰抵抗之结束。几小时后，荷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当晚，德军的坦克在色当突破了法国第九军和第二军的防线。在嘶声怪叫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三条机械化部队的长龙，轰隆轰隆地朝英吉利海峡挺进。

        次日清早，从巴黎打来的长途电话把丘吉尔从梦中吵醒。“我们被打败了！”法国总理雷诺喊道，“我们打输了！”丘吉尔不敢相信，他的将领们也是这样——他们把德军装甲部队征服波兰一举，误认为是与笨拙而原始的波军交手的简单行动。

        恐怖笼罩着法国——戈培尔又加剧了这一气氛。“此后，秘密电台的任务，”5月17日他对工作队员说，“是千方百计在法国制造惊慌……它必须提出一紧急警告，说要提防‘第五纵队’。它还应该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连德国犹太人都是德国特务。”那天上午，希特勒乘车前往位于阿登山脉腹地的巴斯托尼。“全球都在倾听！”他趾高气扬地宣称。他来Ａ集团军（由格德·冯·伦斯德将军指挥）司令部的目的，是要讨论向海峡主攻的进展问题。他兴致勃勃地留在司令部进午餐，还在流露出胜利神情的士兵行列中漫步。

        返回德国后，不分享他的快乐的德国人是罕见的。大部分人曾为希特勒出巡捏一把汗，认为他行动过快、危险不小的人们，都坚信元首是绝无谬误的。当4名工业家，包括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在内，从广播中听到向荷兰挺进的情况时，个个激动万分，指着西北欧的地图，七嘴八舌地说：“这里，这是你的。那里，那是我们的。要把那人逮捕，他有两个工厂……”其中一个工业家忙给下属打电话，要他去请求陆军允许他们中的两人立刻前往荷兰。

        5月19日上午，德军几个装甲师离英吉利海峡仅50英里左右；次日晚，第二师开到了索姆河口的阿布维尔。这样，一个大的陷阱便布好了，陷在里面的有比利时军队、全部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的3个军。当勃劳希契将攻克阿布维尔的消息用电话通知希特勒时，他惊奇不已，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他把每个人都夸奖了一番。约德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欢喜若狂，“谈论中，他夸奖陆军及其领导。他忙着准备和约。该和约的要点是：归还近400年来从德国人手中抢走的土地，还有其他重要问题。”

        事态确按其梦想到的一般迅速发展。3天后，Ａ集团军的坦克部队顺利北进，威胁着海峡港口加来和敦刻尔克。敦刻尔克若有失，英军从海上撤回英国的通道便被切断。听到这一消息时，戈林将大手往桌上一击。“这是空军的特殊任务！”他高喊道，“我必须立刻给元首说说。给我挂电话！”片刻后，他便向元首无条件地保证，光凭空军的力量便能将受困的敌残余部队消灭。他只要求德军的坦克和步兵后撤，以免被自己的炸弹炸中。由于希特勒与陆军及其高级将领又不和，他想必将此举看成是加强对陆军的控制的良机。他批准戈林从空中将敌人消灭。

        听到这一消息后，约德尔讽刺地说：“戈林又在那里夸海口了！”然后，他便乖乖地与戈林的参谋长通话，为此事做出必要的安排。“我们已经干了！”回到司令部后戈林兴高采烈地对米尔契说，“空军要去消灭海滩上的英国人。我好说歹说才把元首说服，不让陆军干。”米尔契并不像他那样乐观，说，炸弹掉进沙内很深处才爆炸。另外，执行这样一个任务，空军的力量是不够的。“这不是你的事，留给我干好了。”戈林说完，又吹起牛来，“陆军历来想当君子。他们把英国人包围起来，又想尽量少伤害他们。但是元首却想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好好记住。”

        次日，5月24日上午，希特勒到Ａ集团军的前沿指挥部看望了伦斯德及其部属。元首兴致勃勃，预言战争将在6个星期内结束。到那时，与英国人谈判的道路便大开了。他向英国人要求的无非是要他们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而已。在讨论战术时，伦斯德将军并不反对用飞机去减少被困在敦刻尔克的敌人的力量，建议坦克部队的前进止于该城下的运河区。希特勒同意了，并说，装甲部队要用来打法国人。中午12时45分，令坦克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便以元首的名义发出去了。

        当晚，4个装甲师便在阿运河停止前进。坦克部队被搞得摸不着头脑——对岸没有炮火打来。他们还看清了敦刻尔克的塔楼——宁静的塔楼。是否战役有误？更摸不着头脑的是各师的师长。他们很清楚由于英军在里尔附近与德军大规模交手，他们费不了多少手脚便可将敦刻尔克拿下。为何竟不让他们将英军逃往英国的最后一个港口攻下？

        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对此表示轻蔑。“我们的左翼装甲机械化部队，”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元首的直接命令下，便这样停止了进攻！被我们包围的敌军竟留给空军去结果！”哈尔德多少有点理由相信，戈林为了追求个人的荣誉，对元首说，如果陆军将领取胜，元首在国内便会威信扫地。这样，元首便被争取过去了。

        地面部队的将领们反复阐明观点，要求让坦克和步兵开进敦刻尔克。但希特勒置若罔闻。5月26日，有消息传来说，英吉利海峡内船只来往频繁（是否可能是英军准备撤退？）时，元首才勉强答应从西面向敦刻尔克推进。但是就在同一天，戈林对元首说，空军已摧毁了敦刻尔克港，“只有鱼才能游抵彼岸。我希望英国兵个个都是游泳能手。”

        正当英军和法、荷、比联军退进死胡同时，一支约由900艘船只组成的杂乱无章的舰队，从英国的10多个港口同时出发。它们中有战舰，有帆船，有舰艇，还有奇形怪状的荷兰舰只——操纵这支舰队的有职业军官、渔民、拖船船夫、业余航海专家，以及出海从未超过3海里的业余水手等。这就是所谓的“戴纳摩行动”，即在两天内撤走4.5万人。这个小小的数字由于希特勒对民主国家的行动的轻视，并未加以考虑。这支由业余和专业航海人员组成的救援队，像搞体育活动似的，英勇地、有效地帮助英军撤退一举，令希特勒万分惊奇。至5月30日，126606名英军已被撤回英格兰——每小时还有人被运回来。

        希特勒的将领们并不比他更有远见。哈尔德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被包围的敌军正在瓦解。他承认，有些人“靠凡能漂浮的东西”逃回英国，但他以轻蔑的态度将此比作另一次“溃败”——这是左拉写的关于普法战争中法军溃败的小说。然而到了中午，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了解到了英军撤退的规模，于是便加强了轰炸。然而大雾救了英国人。大雾不但笼罩着敦刻尔克，连德国所有的空军机场都被浓雾吞噬——那里停着3000架轰炸机！

        与此同时，很奇怪，德国第八航空兵团的“斯图卡”轰炸机对这支由小型舰只组成的舰队所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而投入滩头上的炸弹又深陷沙土后才爆炸，造成的伤亡也很小。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英国的“喷火”式新型战斗机给戈林的战斗机群造成重大损失。待大雾慢慢散去，轰炸机起飞后，这些小小的“喷火”式又给它们以致命的打击。

        奇怪的是对英军的不停后撤，希特勒竟然无动于衷，似乎这根本不是他的事。当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拼命设法阻止英军像流水似的撤回英国时，希特勒的反应是优柔寡断的，甚至是懒散的。在这些日子里，在会议上挥舞拳头的是军事将领，而不是他。与纳尔维克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元首没有拍桌子，没有威胁恫吓，也未采取疯狂的措施去阻止英军蜂拥逃回英国。他竟让下级去挑做出决策这副重担。

        敦刻尔克的防线的守军力量虽然薄弱，却也坚守至6月4日才告陷落，但是，至此时，338226名英军和盟军已被运回英国，以备来日再战。关于希特勒的变态行为，此时海峡两岸纷纷进行猜测。一方面，他批准戈林去轰炸被围的敌军，另一方面却又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显然是帮助他们脱逃——这是为什么？他自己的解释令人越听越糊涂。他对海军副官说，他原以为英国远征军会像在他的战争中表现的那样打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他希望将他们团团围困，待他们弹尽粮绝时，大批俘虏他们，供和谈时使用。但是，当此计——就算是他的计谋吧——不成，几乎未俘获什么英军时，他并未发怒，甚至都未发急。

        还有另一种说法。这是在他视察被打得斑斑驳驳到处是被扔下的书籍、照片、破鞋、枪支、自行车以及其他物品的敦刻尔克海滩时对林格说的：“让败军回家，给老百姓看看他们挨了多重的一顿打，这历来都是不错的。”他也对鲍曼说过，他是故意饶恕英国人的。他抱怨说：“丘吉尔并不理解我的积极精神。我有意不在英国和我们之间制造一条无法修补的鸿沟。”

        有人认为，元首的动机系出自政治或人道上的考虑。军方人士，包括副官们在内，对此说均一笑了之。“希特勒故意让英国人脱逃之说，是属于寓言范畴的。”普特卡默说。能同样接近希特勒的人们也确信，是他对英国人的爱使他怜惜他们的。“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英国人，他们的鲜血是宝贵的，不能让它流，”他对特鲁斯特太太说，“无论是在种族上还是在传统上，我们两个民族都相同。即使我的将领不明白这一道理，这历来是，现在仍然是我的目标。”有能耐的外国观察家相信这一理论。例如，弗朗索瓦·本塞就认为，希特勒从不愿与英国开战——只想让他们中立。

        他曾证明过这点：不久前，他用专列经苏黎世将尤妮提送回英国。他对恩格尔说过，他为她的命运深表遗憾。“就在我首次能真正使用她时，她却失去了勇气。”她要回去的地方是敌对的英国。在希特勒入侵比利时后3天，她姐夫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以及英国法西斯同盟的其他领袖，便被监禁——没有审判——目的是不让他进行和平宣传。在此之前，莫斯雷就曾忠告其黑衣党徒务必忠于祖国，他的态度是：“为阻止战争，为使英德两国仍亲如朋友，我愿战斗到最后一息。然而，一旦战争爆发，我便为我的祖国而战。”不久，仍在哺育只有11周大的儿子的狄阿娜·莫斯雷夫人，也跟着丈夫入狱——入狱令是她的亲戚首相下的。当局准许她将婴儿带进好莱威监狱，却不准她的19个月大的儿子一同进来。按规矩，一个母亲只能带一个婴儿，而她决定两个都不带，省得让他们手足分离。幸好她的牢房内（地板泡在水中）没有床，只有一张席子。3年后，莫斯雷夫人染重病，夫妇二人于是获释。众人哗然，萧伯纳却对此加以取笑。“我觉得，这次的莫斯雷恐惧是可耻的，”他对一女记者说，“一个人便能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这些都是什么人？即使莫斯雷龙体欠安，现在也是该释放他的时候了，而且还要向他赔不是，因为竟让他把我们吓得连忙向《人与保护法案》求救……我们仍不敢让莫斯雷为自己辩护，还造出如此荒唐可笑的情况来，说是说，在英国任何一家书店里都能买到希特勒的，而莫斯雷的作品却连十行都买不到。这件事被弄得荒唐到无法用语言表达。晚安！”

        尤妮提回家后，子弹仍留在头中。她既忧愁又苦恼，无法自己进食。8年后，由于子弹的移动，她死于非命。

        在敦刻尔克陷落的前夕，希特勒离开了“鹰巢”。在离开前，他指示要将“鹰巢”完整保存，作为“全国的纪念碑”。“鹰巢”里的每间房子都得按原样保存，每个名牌都得留在地板上。元首司令部被迁至比利时的一个小村内。这个小村名叫布鲁里德贝希，靠近法国边境。当希特勒抵达那里时，村子空无一人，村民已全部撤走。村里建了个花园，还用沙子铺了几条路，但元首的地下碉堡里的水泥地仍是湿漉漉的。他给这个和平的景象取了个好战的名字“狼穴”——是根据他早年在党内活动时的绰号取的。

        至此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不但让比利时投降，且拒绝流亡。“我决定留下，”他对首相说，“盟国的事业已失败了。”这看来确凿无疑了：6月5日，德军以143个师的兵力转而进攻法军的残部65个师。守卫者的坦克为数甚少，且几乎没有空军掩护，而德军又在沿着长达400英里的战线向前推进。在巴黎，绝望的雷诺向罗斯福呼吁，让他派“足以遮天蔽日的机群来”——之后，他便卷铺盖走了。

        对希特勒这边而言，这正是参战的良辰吉日，墨索里尼表示愿意参战，但他的盟友却劝他等一等，待德国空军将法国空军消灭后再说。意大利总理无奈，只好耐住性子，等到6月10日。他的解释信充满了高度信心，却惹得希特勒讽刺挖苦。“过去，我常常不明白他何以如此幼稚，”元首对其将领说，“这封信证明，在政治问题上，我将来必须对意大利人多加小心。很明显，墨索里尼把此事看作是在罗马大街上散步一般。”意大利人会感到吃惊。“开始时，他们胆小如鼠，不敢参战；现在呢，他们却迫不及待，想分享战利品来了。”

        拂晓，意大利以32个师的兵力进攻法国南部。法国守军只有6个师。但意军作战不力，前进的速度只能以英尺计。至此，法国北部战线的两端均已崩溃。德军于14日上午开始进入巴黎。德军Ｂ集团军司令冯·包克将军，乘坐联络飞机来到巴黎的凯旋门，刚好赶上接受首批尖兵的敬礼。在现代战争史上，战役的指挥官赶在部队前头，先行抵达目的地的情形不多，包克便是其中之一。德军进入巴黎，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游行。包克有空去拜谒拿破仑墓。在里茨吃完午饭后，他还去商店买了点东西。

        在“狼穴”，戈林正在劝说希特勒对英国轰炸德国居民区进行报复。他们在村子的广场上谈话时，瓦尔利蒙上校偶然听到戈林宣布，他无法再容忍英国人的这些暴行，要“用十颗炸弹回敬英国的一颗”。然而，希特勒却纹丝不动。据瓦尔利蒙回忆，他当时说：“很可能，敦刻尔克一役将英国政府吓破了胆，使它暂时昏了头脑。英国轰炸平民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轰炸机的瞄准器不准，又由未受过训练的机组驾驶。不管属何种情况，我认为应先等待，然后再采取反措施。”

        元首此时的心情是想进行谈判。他利用巴黎的陷落带来的兴奋情绪，通过与赫斯特报纸的记者卡尔·冯·维冈会见，向西方发表声明。他宣称，只要巴黎敞开，他原本无心攻打“美丽的法国首都”。接着，他便强烈地否认说，他无意消灭大英帝国，也无此目标。他对美国的要求不外乎是局部的“门罗主义”：美洲归美洲人，欧洲归欧洲人。

        正当德国军队继续长驱直入时，南方的意大利军队似乎在原地踏步。墨索里尼有幸的是，法国北部战事的发展，排除了在南方采取任何行动的必要性。至16日晚，德军几乎可以随意越过法军松散的防线。次日上午快到中午时，希特勒正与其军事顾问们在“狼穴”商讨战局，忽然有消息说，法国希望停战。听到这个消息，希特勒顾不上尊严不尊严，一拍大腿，高兴得把腿一收，支起了膝部。西方的纪录片将这一短镜头变成了长镜头。据罗伦斯·斯达林斯说，这部纪录片是由当时在加拿大陆军搞宣传工作的制片人约翰·格里埃森剪辑的。他利用把胶片“绕圈”的办法，把希特勒的姿势变成一系列可笑的“趾尖旋转”。希特勒的官方摄影师瓦尔特·弗朗茨将这一情景拍进了镜头。他坚持说，他只拍了8格，并把这些胶片交给了元首。“他欣喜若狂。”施洛德小姐回忆道。人们张口结舌，凯特尔却乘机拍马。“我的元首。”他笨拙地说，“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指挥官！”

        法国的投降使英国受到沉重打击。即使如此，丘吉尔仍在侃侃谈论英国之“最好的时刻”，使英国人的勇气得到恢复。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又传来另一个抗战的声音——专门对法国广播。“法国抗战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戴高乐将军在第二广播室广播说，“永远不会熄灭！”法国，他说，只是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它并未输掉战争。”人们并未注意到，那天是6月18日，是滑铁卢战役125周年纪念日，而那次战役的较量最终是由勃吕查的德军决定胜负的。

        中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元首室会晤。这正是希特勒1938年赢得慕尼黑会议历史性胜利的地方。这一次，意大利独裁者明显地屈服了。他的宣战，在军事上是个欺骗，在政治上是个赌博。希特勒不靠他人帮助，单枪匹马出征，取得了胜利；不用说，今天该是他说了算。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两人，发现元首居然宽宏大量地寻求和平，都大吃一惊。希特勒“对消灭大英帝国是否可取的问题，作了许多保留。他认为，即使在今天，这对保持世界均势仍是个重要因素”。接着，希特勒坚定不移地支持里宾特洛甫以宽大的条款与法国议和的建议，尽管墨索里尼一再反对。“现在，希特勒是个赢了大钱的赌徒。他起身离桌不想再冒险了。”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他话中带有保留，还有机敏。在取得这样一个大胜利后，这真令人吃惊。人们不能指责我对他过于温柔，不过呢，今天我确实佩服他。”

        这两个独裁者，还费时在明信片上签名，作为此次会晤的留念。在一张明信片上，墨索里尼以刚劲的笔触写道：“英雄造时势！”下边，是希特勒秀气的题词：“时势造英雄！”墨索里尼回罗马时精神沮丧。“实际上，”齐亚诺当晚写道，“总理怕的是，随着和平的时刻日近，他生平无法实现的梦想，即在战场上显神威，也渐渐消逝了。”

        3天后，即夏季的第一天，希特勒乘车前往贡比涅附近的林子，即恺撒的代表曾在那里投降的那个林子。这是个报仇雪恨的行为，也是个有历史意义的选择。铁路上等待着的是那辆恺撒的代表投降时使用过的著名的木制餐车。人们将它从博物馆里吊起，通过倒塌的墙壁，放在原处。下午3时15分，元首的车队抵达了。希特勒面孔严肃，举动庄重，迈着轻快的步伐，朝餐车走去。他在一块花岗石前停住了脚步，那上面写道：

        1918年11月11日，日耳曼帝国被它试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摧毁，其罪恶之骄傲在此地屈服。

        威廉·夏伊勒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希特勒的表情。“在他生平的许多重大的时刻，我都看到过那张面孔。但在今天，它冒着鄙视、慷慨、仇恨、复仇和凯旋的烈火。”林格回忆说，当时，希特勒口中念念有词，听来像是“我们必将把能引得人们回忆起1918年那个耻辱的日子的一切东西全部毁灭”。

        在那辆破旧的餐车里，早已摆好了一张长台，两边各放了五六张椅子，供双方代表团就座。施密特站在上首，以便听到双方的谈话。元首在他的译员身旁就座后，戈林、雷德尔、勃劳希契、里宾特洛甫和赫斯分别就座。几分钟后，查理·亨茨格将军带领法国代表团进来了。法国代表团由一名海军上将、一名空军将军、一名前大使组成。他们的脸上还挂着听到谈判将在何处举行时出现的惊愕的表情。

        希特勒和他的同僚们起立。一句话也未说。双方相对鞠躬后便各自坐下。首先由凯特尔宣读希特勒起草的停战协定的前言。凯特尔说着元首的话时，施密特想，法国人和德国人就像蜡人一样，面无表情，互相对视。凯特尔说，德国无意用和平的条件去毁谤一个如此英勇的敌人。“德国所提要求的目的是要阻止敌对行动的重新发生，是要使德国得以继续进行不得不与英国人打的战争，并且为新的和平创造条件，使通过战争强加在日耳曼帝国头上的不公正情形得到纠正。”从当时情形看，希特勒似乎是在对英国而不是对法国讲话，并向英国人提出和平——如果他们高兴的话。在条文中，这点变得越来越明显。条文甚至规定，德国放弃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进行挑战的企图。他庄严宣布，他不会将法国海军舰只拿来供自己在战争中使用，也不使用法国的海军装备（跨过英吉利海峡）。希特勒在做这一承诺时，德国海军是不同意的，因为在挪威与英国海军的一役中，德国海军损失惨重，他们拟用法国海军装备进行弥补；希特勒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建议，究其原因乃系出自恐惧和希望。他恐惧的是，他若把法国舰队抓来，英国可能会横下心来打仗，因为这意味着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他希望的是，他的“绥靖”能导致和平，两国同时又达成君子协定式的默契：大英帝国继续统治海洋，日耳曼帝国则移向东方，谋取生存空间。

        施密特读完法国的文本后，希特勒立刻起身。其他人跟着也起身。大家客气地行完鞠躬礼后，元首带着大部分人马离开了会场，留下来的只有凯特尔和施密特。接着，约德尔和另外几个德国将领便进来了。法国代表审阅了停战条款后，他们坚持要将此文本交给设在波尔多的法国政府。“绝对不行！”凯特尔说，“你们必须立即签字。”

        然而，法国代表团却顽强地要求德方给法国以1918年法国给德国代表团的同等礼遇。几分钟后，亨茨格便与法军总司令魏刚将军交谈上了。“我是在车厢里给你打电话”——他停了停——“从你知道的那个车厢里。”他报告说，条件很苛刻，但并不可耻。即使如此，亨茨格觉得，这些条件都是“残酷无情的”，比上次战争中法国强加给德国的要糟糕得多。谈判拖至黄昏仍无结果。次日（6月22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又拖至下午大半晌后。下午6时，凯特尔完全失去了耐心，派施密特前去找法国人，并下了最后通牒：“1小时内若不能取得协议，谈判便告破裂，法国代表团将被押回法军阵地。”

        别无选择了。下午6时50分，在与波尔多多次通话后，亨茨格将军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仪式结束后，凯特尔叫他停留一会儿再走。待无他人在场时，两位将军无言地对视着。施密特发现，两人眼中都有泪水。凯特尔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对亨茨格如此尊严地代表他的国家的利益表示祝贺。接着，他便伸出一只手。亨茨格握了握它。

        德国电台进行了现场广播，将这些事件送回了德国。当自豪但精神不振的亨茨格一走下餐车时，那边便传来了有节奏的录音喊声：“我们打，打打打，打英国！”这肯定令德国人动了心。这是戈培尔玩的花样。不管什么场合，他都要放音乐。但他这次的做法却惹恼了元首——在条约中，他一直在设法给人以相反的印象。

        回到“狼穴”后，希特勒便着手计划出游巴黎。他将一个雕塑家和两个最宠爱的建筑师——施佩尔和吉斯勒——召来充当向导。“巴黎历来令我着迷。”他对阿尔诺·布列卡说（布列卡宏伟的古典作品也受斯大林的称赞）。希特勒承认，他长久以来就殷切期望有朝一日能参观“灯光城”。这是个艺术大都市，首先让艺术家陪他游城的原因就在于此。他确信，他定能在巴黎找到重建德国重要都市的灵感，“我想实地看看那些建筑，因为在理论上我对它们熟悉。”

        一行人——包括凯特尔、鲍曼和几名副官——来到布鲁里德贝希村外的打谷场上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爬进飞机——由波尔驾驶。待他们抵达勒布格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6月23日是明亮而炎热的一天。希特勒爬进车队里为首的一辆敞篷车，与通常一样，坐在司机身旁。其余的人坐在他身后。当他们朝第一个停留地——大剧院进发时，街上渺无行人，只偶尔有个把宪兵。这宪兵有如履行公事，朝车队潇洒地敬礼。布列卡是在巴黎度过其最美妙的年华的，看到城市如此死气沉沉，他不禁吃了一惊。

        当希特勒沉醉于大剧院的建筑奇迹中时，他的表情也慢慢松弛下来了。早年在维也纳，他就对这座大剧院羡慕不已。对它，他就像对总理府一样熟悉，看到这一切，他眼中放射出兴奋的光芒。“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剧院！”他失声对随行人员喊道。他察看了包厢，发现少了一个房间。一直陪他们参观的白发老仆人，既生硬又自豪地告诉他们，这间房子多年前就没有了。“喂，你们瞧，我多熟悉这里的路！”希特勒带着小学生的自豪说。

        在埃菲尔铁塔停留片刻后，他们便前去瞻仰拿破仑墓。希特勒先生以帽捂心，鞠躬行礼，呆呆地望着那圆形的墓穴。他深深地动了心。末了，他转身对吉斯勒平静地说：“我的墓由你建造。”（后来，他向吉斯勒做了详尽的指示。他的墓必须异常简单，须建在慕尼黑。“我出生在这里，”他说，“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说完，他便陷入了沉思。他指示鲍曼，把拿破仑的儿子的遗骨从维也纳迁至他父亲的身旁。

        长达3小时的观光以参观蒙马特尔高地——这是学画的人们的圣地——而告终。或许，它令他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沉思一阵后，他转身对吉斯勒、布列卡和施佩尔说：“你们的工作现在就开始了。”城市和纪念碑的重建工作便交给了他们。“鲍曼，”他说，“帮我搞这项工作。你要好好照料我的诸位画家。”希特勒再次俯视了延伸在高地下的巴黎城。“感谢命运，我终于看到了历来让我神往的巴黎的魔术般的气氛。”他说，他命令部队绕开巴黎，避免在它附近作战的原因也在于此，“这样，我们下边的那幅图画便可留给未来。”然而，那天早晨看见过他的少数几个巴黎人却被吓得惊慌失措。当他的车队在市场上碰到一群胖女人时，最胖的那个恐怖地指着他惊呼：“是他！是他！”她的喊声吓得众人四散奔逃，混乱不堪。

        次日，希特勒叫施佩尔用他的名义起草一份法令，宣布柏林的楼房建筑全部复工。“巴黎不是很美吗？”他说，“应该把柏林搞得比它更美。”希特勒也把布列卡拉到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论日前之所见所闻。“我爱巴黎——自19世纪以来，巴黎就是个艺术重地——就像你爱它一样。大战前，我对艺术也雄心勃勃。如果不是命运将我推入政界，我也会像你一样，在这里求学的。”

        停战协定将于午夜后8小时35分生效，所以，众人在用蜡烛照明的桌旁坐下来吃夜宵时，气氛倒也热烈。天空越来越黑，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雷声，午夜来临时，有个副官报告说，敌机来了。灯火熄灭了，众人端坐在黑暗中，只有闪电不时使人们的脸孔闪亮。

        香槟酒杯被分发给了众人。大家在对表时，室内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凌晨1时35分，号角声顿起，吓了人们一跳。不知是谁小声告诉布列卡，这是传统的信号，意味着让“武器休息”。另外一人感动得在擤鼻涕。凯特尔站在黑暗中发表了讲话。他举杯祝酒，号召众人为最高统帅希特勒元首“连干三杯”。

        于是，众人便起身碰杯。希特勒仍坐着，显得有些不自然——他不喜欢这种做作，但又只好服从陆军的传统。他礼节性地将酒杯碰碰嘴唇，滴酒未饮。之后，他便坐下，低着脑袋。在这欢快的人群中，他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人。后来，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责任非常重大呀。”说完，他便离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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