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侵苏联后两天，负责放逐犹太人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书面抱怨说，这不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例如，必须改变把这些“不合天命”的人放逐到法国的马达加斯加岛去的做法，而采取一个更加可行的解决办法。7月31日，海德里希收到一封简短的命令（按元首指示由戈林签字），指示他“在组织上和财力上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内，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三个星期前，希特勒曾向赫维尔暗示过他将怎么办。“我好像是罗伯特·科赫医生搞政治一样。”这话是在闷热的暗堡里的一次晚间冗长的讨论会上说的，“他发现了病菌，随即医学也就发现了一个新方法。我发现了犹太人这个让社会解体的病菌和发酵剂……我已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国家没有犹太人也能生存；没有犹太人，经济、艺术、文化等，会发展得更好。这就是我所能给予犹太人的最大的打击。”）

        隐藏在乏味的官僚语言后边的，是给予党卫军去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压倒一切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希姆莱——在明斯克的经历仍令他心惊肉跳——问党卫军的主治医生，集体灭绝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回答是：毒气室。第二步，他把波兰最大的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召来，秘密地授以口头指示。“他告诉我，”霍斯作证说，“大意是这样——我记不清原话了——元首已下令解决犹太人问题。我们党卫军必须执行这道命令。现在若不执行，将来犹太人就会消灭德国人民。”希姆莱说，他特意挑选了霍斯的集中营，因为在战略上奥斯威辛地处德国边境附近，有足够的空间，可达到隔离的要求。霍斯警告说，这种行动应按帝国国家级机密对待。他不准与自己的顶头上司讨论这个问题。于是回到波兰后，霍斯便背着集中营的检察官，偷偷地扩充地盘，以便将它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中心。他的所为甚至连妻子也没有告诉。

        希特勒之所以会产生“集中营”这个概念，以及认为集体屠杀可行，据他宣称，是他研究英美两国历史的结果。他非常欣赏南非为波尔战俘设的集中营和美国在荒凉的西部为印第安人设的集中营；他常在内层亲信中称赞美洲灭绝——用饥饿甚至打仗的方法——那些靠囚禁不能驯服的印第安“野蛮人”。

        时至今日，他仍在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政府与德国的结合起来，因为两者的总目标是一致的。日耳曼人的荣誉与军力的复兴，日耳曼国土的收复，甚至向东扩展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得到了他的大多数同胞的支持。但是，一条十字路终于摆在他面前。希特勒必须绕道行之，一举而永远解决犹太人问题。在许多德国人愿意参加这种民族主义的远征的同时，大多数德国人只希望继续对犹太人进行有限制的迫害，因为它已获得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的默许。

        希特勒的意图是，开始消灭犹太人时一定要保密，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将消息泄露给他自己的人们，最终待时机成熟时再向他们披露详情。这便能将德国人民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捆在一起，而他的命运也就成了德国的命运。这样联系起来进行他的清洗欧洲犹太人的远征，将成为全国的任务，并将动员全国人民做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它也能割断迟疑不决、心肠慈善的人的后路。

        至此时，这一切都仍向希特勒的贴身人员保密——包括秘书、副官、仆人和贴身参谋。届时，到1941年秋，元首便在餐桌旁公开发表评论。这或许是披露真情的试探。10月中旬，在讲完民众在生活中必须讲礼貌和规矩后，他说：“但是，首要的是铲除犹太人。没有这点，污垢清除得再干净也是徒劳。”两天后，他把话说得更加明白：“在议会的讲台上，我向犹太民族预言，如果战争不可避免，犹太人将从欧洲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200万人死亡，对此，这个罪恶民族心中已有愧；现在又有成千上万人死亡。你别对我说，你也不能把他们关进俄国的沼泽地呀！谁为我们的部队操过心？顺便说一下，公众中谣传，说我们有个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个想法不错嘛。恐怖是个有益的东西。”他预言，建立犹太国家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有许多账要算，但今天我不能想。这并不是说我忘了它们。到时候我会拿出厚厚的一本来！即使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仍很不积极。目前够困难的了，再去增加困难，这是毫无意义的。善于坐待良机的人，其行动才机灵。”

        希特勒推迟实行“最后解决”的一个原因是，他希望通过暗示要灭绝犹太人这个威胁，能使罗斯福不参加战争。但是，珍珠港事件使这个微弱的希望成了泡影。于是乎，希特勒的希望变成了怨恨，“灭绝”也成了国际报复的一种形式。

        决定做出后，元首便告诉参与“最终解决”的有关人员，屠杀时应尽量做到人道这一点。这是符合他的信念的。就是说，他是遵奉上帝旨意，扫除世界上的害人虫的。尽管他憎恨罗马教堂的教阶组织（“我现在是将来是永远是天主教徒”），他仍是个颇有资格的天主教徒，还牢记着天主教教义。即是说，耶稣系犹太人所杀。因此，灭绝犹太人便是替耶稣报仇，无须引起良心上的痛苦——只要做得客观，做得不残忍，仁慈地进行屠杀——这使希姆莱很高兴。他令专家们建造既高效能地又能“人道地”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然后，他便把受害者装进货车厢，送往东部，让他们先在山洞里生活，待波兰的屠杀中心完工后，再送到那里去。

        现在，建立清洗机构的时刻到了。负责筹建这一机构的海德里希，向许多国务秘书和党卫军主要办公室的领导都发出邀请，让他们参加1941年12月10日举行的“最终解决”的会议。应邀的人们只知道要将犹太人押解至东部，并不太明白“最终解决”的含义。于是，他们便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着会议的召开。

        由于会议推迟6个星期举行，他们的好奇心也就慢慢消失了。德占区的波兰政府首脑弗兰克，由于等不耐烦，便派他的副手菲利普·波勒前往海德里希处打听详情，于12月中旬在克拉科夫自行召开会议。“我要公开告诉你们，”希特勒的前律师说，“无论用何种方法，我们总是要把犹太人干掉的。即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是个重要的会议，将由波勒代表首脑出席。肯定的，大规模移民即将开始。但犹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会在东部的村子里定居下来吗？在柏林，人们对我们说，为什么要无谓纷扰？‘在东部，我们也用不了他们呀。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呢！’”他敦促听众，切勿同情他们，“不管在哪里发现，只要有可能，便要把犹太人消灭。”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去完成。法庭和法官均负不起执行如此极端之政策的重任。他估计——粗略地估计——在德占区就有350万犹太人，“我们不能枪毙这350万人，不能将他们毒死。但我们可采取措施，成功地灭绝他们。我指的是柏林正在讨论的措施。与帝国一样，德占区也将会没有犹太人。在什么地方搞，何时搞？我们将在这里设立机关，这是他们的任务。到时，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怎样搞。”

        1942年1月20日，波勒来到柏林参加海德里希召开的会议时，比大部分与会者都了解会上之所云。上午11时许，坐落在格罗森·万塞街56至58号的“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集合了15条大汉，有罗森堡的东方部的代表，有戈林的空军计划处的代表，有内务部、司法部、外交部的代表，还有党务部的代表等。众人随便在桌旁坐定后，主席海德里希便开始讲话。他说，他“身负重任，把最后不分疆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搞出来”。说完这番委婉话后，他接着又遮遮掩掩地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此话涉及希特勒）。“现在不搞移民了，”他说，“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元首已表示同意——那就是，将他们驱逐至东方。”

        说到这里，海德里希拿出一张图表，该图表显示出何处的犹太人聚居点要撤走。他还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适合劳动的将组成劳工队，但是，苦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不准自由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组成新的细菌细胞，让犹太民族重新崛起。历史已给了我们这个教训”。罗森堡办公室的代表格奥尔格·勒伯兰德摸不着头脑。外交部的马丁·路德也被搞得糊里糊涂。他抗议道，大规模撤走犹太人将给丹麦和挪威等国带来严重的困难。为何不把驱逐地限于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与会者离开柏林时，脑中的印象五花八门。波勒完全明白海德里希所说的。但路德却对弗里茨·赫塞说，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勒伯兰德和他的上司阿尔弗雷德·梅尔，也向罗森堡做了类似的汇报。他们说，会上只字未提灭绝一事。

        30份会议记录被分发给各部和党卫军的各主要办公室。这样，“最终解决”一词便在帝国机关内为人所共知了。然而，海德里希之所云的真正意思却只有接近灭绝行动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不过，说来也怪，在这些精选人员中，许多人竟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他们阴谋进行集体屠杀。例如，主管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撤退办公室”的党卫军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就认为这是个神话。万湖会议后，他与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和海德里希一起，“舒舒服服地围壁炉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过了一会儿，我们登上椅子，互相祝酒；然后又爬上桌子、登上椅子来回闲走。”埃希曼加入了此次欢庆，一点儿也不反感。“那时，”他后来作证说，“我真有点儿彼拉多的感觉，因为我内心完全无愧……我要审判谁？在这件事情上，我有心事又向谁说？”他、缪勒和海德里希，不过是在执行元首本人制定的法律罢了。

        数天后，希特勒本人不自觉地证实，“最终解决”的确是他提出来的。“我们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1月23日午餐时他当着希姆莱的面说，“拔牙时，只要使劲一拔，痛苦便很快消失。欧洲必须清除犹太人。犹太人阻碍了一切。一想到这点，我只觉得自己真是人道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在执行教堂的规定时，犹太人在罗马还受到虐待。直至1830年，每年还有8名犹太人骑驴在罗马游街。至于我，我只限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路。中途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如他们不自动自觉地走，没办法，我只好搞灭绝了。”在此之前，他从未向共餐者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过。对此问题，几乎全神贯注。到1月27日，他再次要使所有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数天后，为庆祝国社党执政九周年，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公开暴露了他对犹太人的忧虑。“对犹太人，我真不愿开口议论。”他说。接着，他便长篇大论起来：“他们是我们的宿敌。因为我们，他们的计划破了产，所以，他们恨我们，我们也恨他们。我们明白，这场战争结束时，不是日耳曼民族从欧洲消失，便是犹太人消失。”他提醒听众——其中有40名左右高级军官——注意，早在1939年，他就曾预言，犹太人将被消灭。“流血至死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人，这还是第一次；犹太人的古老的法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应用，这也是第一次。这场斗争越展开，反犹斗争也越将继续——这一点，请全球的犹太人相信好了。他们会在每个战俘营中找到归宿，在每个被唤醒为何要它做出牺牲的家庭中找到归宿。除掉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至少一千年才能做到的时刻，将会到来的。”

        对那些正在设计毒气室的人们说来，对那些在波兰建造屠杀中心的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正在使用“最终解决”的机关的人来说，这是集体屠杀的号角。但是，对外国观察家，例如阿维德·弗雷堡来说，希特勒那天下午的露面和讲话，似乎是德国将遭受灾难的先兆。“他的脸孔，”这名瑞典记者写道，“似乎饱经风霜，他好像拿不定主意。”

        在元首看来，消灭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就跟生存空间一样重要。他已把对俄国的入侵变成了意识形态之战，所以，只有这样去看待他的军事上的决策，人们才能明白它们。将军们认为不合理的，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1928年所做决定的成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军事上，在莫斯科大门外遭受惊人的失败之前，他从未表现出如此的敏锐。将军们士气低落，哀求总撤退。他虽身受这些人的包围，但并未失魂落魄，坚决拒绝后撤。最有成绩的坦克指挥官古德里安辩论说，在如此不利的地形上作战，必将导致最精锐部队的无谓的牺牲。希特勒不为古德里安此说所动，指责他太同情士兵们所受的苦难。“你太同情他们了。你该再靠后站一站。相信我好了，从长远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时，你会看得更清楚些。”

        希特勒残酷地强迫施行其命令，使他得以将陆军集合在他周围，并阻止俄军的前进。代价是惨重的，但许多将领，包括约德尔在内都不得不承认，是他拯救了他们的部队，使他们免遭拿破仑的军队的命运。“我毫不留情地进行干预。”他对米尔契和施佩尔说。他还解释道，他的最高级的将领竟愿意撤至德国边境以挽救他们的部队，“我只能告诉这些先生，‘你们自己尽快回德国去吧，把军队交给我指挥好了’。”

        在其他战场上，一切都进展顺利。在法国，依旧支离破碎的“抵抗运动”可不屑一顾；在地中海，意大利的“人雷”和水雷在不久前曾炸沉母舰一艘、战舰三艘、巡洋舰两艘，从而把大不列颠作为一支战斗力量的东方舰队消灭。还有，隆美尔已几乎做好准备，在北美发动另一次大型攻势；德国的日本盟友则在太平洋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深知，东方危机绝未过去，于是便下令对帝国全国的工业和经济总动员。他说，目前的努力仍不足，闪电战的战略必须放弃。他虽然用带有希望的语言号召进行长期战争，自己却心存恐惧——一如不久前他私下向约德尔透露过的，即他怕胜利再也无法取得了。

        在餐桌旁的谈话中，这些阴暗的思想是从未暴露过的。他继续谈论抽烟的种种坏处，开汽车的喜悦，各种狗，《崔斯坦和伊索德》的来源，汉夫施坦格尔太太的美丽以及犹太人。关于前线的残酷的斗争，他谈得很少，若谈起，也表现乐观。例如，在冬季危机到达顶峰时，他声称，只要领导站得稳，没有哪种事业是无望的，“只要有一名坚强的战士在高举战旗，那就什么也未失去。信念可移山。在这方面，我是冷酷的。为了自保，德国人民又不准备奉献一切的话，那很好！就让他们消失好了！”

        进餐时的这些表演已被他泰然自若的外表所掩饰。“他与先前大不相同。”赫维尔对一个友人说，“他变得既阴郁又固执。他不惜一切牺牲，表现得一点儿也不仁慈，也不谅解他人。你若看见他，你会认不出来的。”2月8日，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弗里茨·托德坠机身亡，使希特勒的思想受到一次粉碎性的打击。早餐时，人们在猜测谁将取得托德的职位，出任武器弹药部长——这是帝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整夜都在与希特勒研究柏林和纽伦堡的城建工程的艾伯特·施佩尔，次日一早便被元首任命为该部部长。施佩尔真如雷击！这位建筑师抗议说，他对此种事务一无所知，但元首打断了他的话，“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能担任此职。另外，我也没有别人了。”

        在总理府的“玛赛克厅”里举行的托德的葬礼上，希特勒悲恸至极，致悼词时几乎连话都说不下去。葬礼一结束，他便躲进自己的寓所。过了几天，他好歹恢复平静后，便在体育馆向新近任命的一万名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尉官发表演讲。他脸色严峻，讲到了在俄国所受的灾难，但未谈及详情。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即将奔赴东部战场，从赤色分子的铁蹄下拯救德国和西方文明。这篇演讲感人肺腑，听众中许多人失声痛哭。站在希特勒身旁、被晋升为贴身副官的理查德·舒尔兹也深受感动，竟想亲身参加战斗，“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待在家里，这真是个耻辱。”这些新任尉官原被命令不得鼓掌，但是，当希特勒从过道上走过时，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疯狂地欢呼，许多人还跳上椅子。

        对希特勒而言，这阵自发的欢呼真是灵丹妙药，令他振奋，但是，一回到“狼穴”他又精神萎靡了，显得既疲惫不堪又面黄肌瘦。四周厚厚的一层大雪加深了他的愁闷。“我历来讨厌雪，”他对他的影子鲍曼说，“鲍曼，你是知道的，我历来讨厌雪。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它是一种预感。”

        在读到俄国战场上截至2月20日的伤亡数字时，希特勒绝望了：死亡199448人，受伤708351人，失踪44342人，冻伤112627人，但他很快又恢复了神态，重又获得信心。在餐桌旁，他又开始谈论德国士兵如何成功地、奇迹般地熬过了酷刑般的俄国的严冬。他松了一口气，向众人宣布，星期天就是3月1日了。“弟兄们，你们想象不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过去3个月来我的力量消耗了多少，我的精神抵抗力又受到多大的考验。”他透露，仅在12月的前两周，他就丧失了1000辆坦克，还有2000台机车被打瘫。但是，冬季最严酷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二月份已过去了，敌人也休想盼望我们遭受拿破仑的命运了……现在，我们将要与他们算账了！多叫人宽慰呀！”他之兴高采烈的精神已不是虚伪的了，他又开始吹嘘：“我注意到，听到这些事情时，大家都失魂落魄，只有我一人保持镇静。这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的情况相同。”

        与此同时，“最终解决”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渐趋完成，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进行另一次致命的荡涤。在军事地区，对犹太人、红军政委们和游击队员们的兜捕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在非军事区，此事进展却不很如意。即使如此，死亡人数仍非常庞大，致使罗森堡的工作人员再次哀求他去敦促希特勒，叫他勿将占领区人民视为仇敌，而应视为盟友。罗森堡主张分别成立州，给各州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种较为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他的助手们的热情支持。但是，他虽然转向自由主义，而他的性格并未同时变得坚强起来。一想到要与元首对垒，他便怕得全身发抖。换一个更坚强的人也同样不会产生效果：要见希特勒，必须通过鲍曼，而鲍曼又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结成了死党。罗森堡派往“狼穴”的联络员柯本，要将东部战场的真实情况转告希特勒，他觉得越来越难了。在赫斯出走前，他可将备忘录直接交给希特勒；现在呢，鲍曼坚持由自己转交，借口是，元首光军务都忙不过来。这样，柯本认为，希特勒是通过他的左右手的眼去看待东线占领区的问题的，“所以，有些事情是致命的，以东方的胜利作为代价。”

        的确，希特勒很少顾及内部事务，这可能导致了鲍曼常常自己发号施令。然而，希特勒常抽空顾及“最终解决”，这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既不听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去听。这些他在给2月下旬举行的纪念党的纲领颁布大会的贺信中已说得很明白了。“我曾预言，”他说，“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这个预言要实现了。在战争的进程中，不管产生何种情况，也不管战争会持续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如此。犹太种族的灭绝，将超越胜利本身。”

        希特勒虽然公开做过这种暗示，但时至今日，洞悉这一秘密的人却仍寥寥无几。连戈培尔本人也不知道正在准备的各种措施究竟有多么庞大。有个名叫汉斯·弗里茨彻的雇员，从一个党卫军成员由乌克兰写来的信中得悉了特别行动队进行大屠杀一事。写信者抱怨说，在得到屠杀犹太人和乌克兰的知识分子的命令后，他们精神垮了。他不能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抗议或取得帮助。弗里茨彻立刻找到了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问：“党卫军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进行集体屠杀吗？”海德里希愤怒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答应马上进行调查。次日，他汇报说，背着元首干此事的罪魁祸首是地方长官科赫。之后，他便发誓，说屠杀将就此停止。“相信我，弗里茨彻，”海德里希说，“谁要是有残忍的名声，谁就不会残忍。他能仁慈地行动。”

        只是到了那年3月戈培尔才明白“最终解决”的确切意义。希特勒坦率地告诉他，犹太人必须从欧洲清洗净尽，“如果有必要，便使用最残暴的方法。”元首说得明白，戈培尔也在日记中写得清楚：“……正在对犹太人进行判决，方法虽然野蛮，却也是罪有应得……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不能多愁善感。我们若不打击犹太人，他们便会将我们毁灭。这是雅利安族和犹太病菌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没有一个其他的政府或政权有力量去解决这个全球问题。”

        到了春季，已在波兰建立起了六个屠杀中心，其中四个在弗兰克的德占区，即特莱勃林卡、索比波尔、贝乌泽茨和卢布林；两个在合并区内，即库姆霍夫和奥斯威辛。前面四个灭绝营是用发动机的废气毒杀犹太人的，但奥斯威辛附近一个大型灭绝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认为，这种办法“效率不高”，在他管辖的集中营采用了一种更毒的毒气即氰化氢。这种毒气在市场上很容易得到，商品名叫“济克隆乃”。

        春天给希特勒带来了活力。他的健康有所改善，精神也好多了。苏联的冬季攻势搁浅，并完全停了下来。这样，整个战线便出现了间歇。这就使他有时间去考虑未来的各项政策。4月24日，他用电话通知戈培尔，说他要在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星期天下午3时，他谴责了布尔什维主义，称它是“犹太人专政”，污蔑犹太人是“寄生细菌”，必须残酷无情地对付它。但他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再次用口头重申最后胜利的信念。与此同时，他又毫不隐瞒陆军已大难临头的事实。为了抬高自己，说明自己的作用何等重要，他又故意把局势讲得过于严重。“代表们，”他戏剧性地宣布，“一场世界斗争的胜负就要在今冬决定了。”他把自己与拿破仑做了一番比较，“我们已掌握了130年前让一个人折腰的命运。”为了阻止类似的危机的发生，他接着便要求通过一项法律，授他以全权。这项法律的措辞是横扫一切的。此后，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服从他个人的命令——要不，就受到严厉的惩罚。现在，他已正式高于法律，握有生死大权。实质上，他已自封为上帝的代表，可以替上帝行事：灭绝“害人虫”，创造“超人之种族”。

        深为希特勒的态度和语言所感动的国会议员们，一致“热烈地、吵吵闹闹地”通过了这项法律。在外国观察家看来，通过这条法律是没有多少理由的。希特勒的权力比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更大，这已是既成事实；事实上，比恺撒或拿破仑的权力还大。他宣称，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发国难财和打击黑市活动，削减国家机构中的多余人员，以充实生产战斗。造成德国经济流血的原因，不仅有文职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保守主义，而且也有党内的贪污腐化。过去10年来，在戈林这种人的掠夺下，加上国社党各级官员的贪污和低效能，帝国国力已江河日下。

        3天后，元首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巴洛克式的克莱斯海姆堡会见了墨索里尼。与体育馆里喜不自胜的听众不同，意大利人是多少带着凶多吉少的预感前来参加会谈的，因为元首的演讲令他们沮丧。元首滔滔不绝，但有意思的不多，且对东线遭受的灾祸进行掩饰（“今年冬天，德国陆军在历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他宣称，美国是在装腔作势唬人。他再次把自己与拿破仑相比，且称胜他一筹。他还对印度、日本和几乎每个欧洲国家进行评论，武断地称它们属何种范畴。次日，午餐后，虽然话已说尽了，希特勒又滔滔不绝地讲了1小时40分钟，墨索里尼则不断地在看表。连希特勒自己的将领都听烦了。“约德尔将军，”齐亚诺回忆道，“在进行了一场史诗般的斗争后，终于在沙发上睡着了。”

        在党卫军保安处内，希姆莱不信任海德里希，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海德里希给党内每个人，包括元首在内，都立了厚厚的一本档案，因此便受到他人的鄙视。（一天，海德里希让他的下级昆特·西鲁普看了一幅希姆莱的照片。他捂着希姆莱的脸的上部说：“上半部是教师，下半部是‘虐待狂’。”）但是，希特勒却为海德里希安排了大计，甚至考虑让他当继承人——由于空军表现令人失望，戈林失宠——除仍让他享有高官厚禄外，还让他出任“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代理摄政王”一职。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白色恐怖，迅速地粉碎了抵抗运动后，海德里希又做巫婆又做鬼，充当了恩人的角色，尤其是对工人和农民。他提高了产业工人的脂肪定量，改善了社会安全系统，为工人阶级征用了不少高级旅馆。“他与捷克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的知识分子同事戈培尔评论道，不管他放什么在他们跟前，“捷克人都一口把它吞掉。他采取了许多极受欢迎的措施，尤其是他几乎完全征服了黑市。”

        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成就，刺激起捷克流亡政府采取行动。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居民，在这位仁慈的恶霸管辖下，有可能服服帖帖地接受第三帝国的统治，他们便决定暗杀海德里希。于是，曾在苏格兰一所学校里受过破坏训练的两名无衔军官杨·库比斯和约瑟夫·加拜克，便乘坐英国飞机，空降至这个托管国。

        5月27日上午，这两名暗杀者，在两名捷克爱国者陪同下，藏在海德里希的乡间别墅与布拉格赫拉德欣堡之间的一拐弯处。当海德里希的绿色的敞篷车“麦塞蒂斯”开过来时，加拜克跳了出来，扣动他的轻机枪的扳机。枪没响，他再次扣动扳机，枪再次卡壳。站在他身后的库比斯连忙朝小汽车甩出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滚了滚，不动了。海德里希喊道：“踩油门！司机！”但是，最后一分钟换上来的司机却仍在踩刹车。

        手榴弹爆炸了，炸掉了小车的尾部。表面上看未受伤的海德里希，跳到路上，手中提着手枪，边打边喊，活像是“任何一部西部片中某一场戏中的主人公”。库比斯骑自行车跑了；加拜克并未受伤，枪卡壳时他呆立了片刻，然后脱逃。突然，海德里希手中的枪掉落在地上，他摸了摸右半边屁股，摇晃着身子。车子表面的装饰物碎片和弹簧碎片打进了他的肋骨和胃部。人们立刻将他送进附近的一家医院。但是，由于他的伤势看来不重，他只接受德国医生为他诊治，其余一概拒绝。人们终于找到一名德国医生，他宣布，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因为碎片已打进肋部与肺部之间的隔膜，有的还打进了脾脏。

        身在“狼穴”附近的临时指挥部内的希姆莱，听说自己的得力干将生命垂危，不禁哭了出来。但有些党卫军官兵却认为，希姆莱流的是鳄鱼眼泪，因为海德里希平步青云，深得希特勒的宠爱一事令他非常恼火。在布拉格，海德里希已奄奄一息，他小声警告其手下人西鲁普，必须提防希姆莱。

        后来，在检查海德里希的死因时，希姆莱对党卫军外国情报处主任瓦尔特·舒伦堡说：“不错，正如元首在他的葬礼上说的，他确是个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但正当他身处权力巅峰时，命运有意将他调走了。”他的语调非常阴郁，但舒伦堡却永远不会忘记，“在讲这些话时，他像老佛爷似的点头称许，夹鼻眼镜后的那双小眼，突然射出光芒，活像是非洲沙漠中似龙非龙、似蛇非蛇的怪物的双眼。”

        那2名暗杀者，连同另外5名捷克抵抗运动的成员，终于被党卫军在布拉格一座教堂内捕获，并被处决。但这只是报复的开始。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出现了恐怖统治，使海德里希的所作所为都变成了仁政。包括利迪策的所有男人在内的1300多名捷克人被立即处死，其莫须有的罪名是这些居民窝藏凶手。利迪策被焚，连废墟也被炸毁和推平。这座不出名的村庄之被铲除，不但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厌恶和愤怒，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也点燃了抵抗精神的火焰。（“我们飞往捷克斯洛伐克去刺杀海德里希时，总的想法就是如此，”战后，英国工党议员帕古特承认，“捷克的抵抗运动的主力是后来党卫军采取报复手段的直接结果。”）

        海德里希被谋杀后，受苦最深的是犹太人。在他被谋杀的当天，柏林就处决了152名犹太人，还有3000名被从德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运往波兰。——在波兰，灭绝营已开始源源不断地接收受害者。

        在“最终解决”问题上，最可怕的一个发明恐怕是“犹太人委员会”了。这个委员会除主管驱逐工作外，还担任毁灭工作。它是由犹太社会中认为最好的政策莫过于不抵抗并与德国人合作的头领们组成的。“我不惜牺牲5万名犹太人，”一个名叫摩西·梅林的典型的头领说，“去拯救另外5万人。”

        6月初，集体屠杀的暴行已在希姆莱的书面命令下进行了。艾希曼曾把这份命令让他的一名助手狄埃特·维斯里塞尼看过。他还向他解释说，“最终解决”的意思，是把犹太种族灭绝。“上帝可千万要禁止我们的敌人也对德国人做类似的事情！”大吃一惊的维斯里塞尼喊道。

        “别感情用事，”艾希曼说，“这是元首的命令。”这一点，在7月末希姆莱写给“党卫军主要办公室”的一封信中也得到证实，“东部占领区的犹太人必须清除干净。元首已把执行这道命令的艰巨任务加在我肩膀上了。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谁都无法帮我卸下这副重担。所以，我非禁止任何人的干预不可。”

        武装党卫军技术消毒服务处处长库特·格斯坦因所听到的消息，已经使他绝望了。“纳粹的恶魔行径令他大惊失色，”一位友人回忆说，“也使他觉得，他们并不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那年夏天在德占区4个灭绝营进行的一次巡察中，格斯坦因亲眼看到了他所谈到的东西。在第一个灭绝营，他和两名同事——艾希曼的副手和一名叫普芬南斯狄埃尔的卫生教授——被告知说，希特勒和希姆莱刚下令“全面加速行动”。两天后，在贝乌泽茨，格斯坦因见到，这些话已变成了现实。

        “看了那么多，或能看到那么多的人，”负责人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告诉他，“活着的不到10个了。”格斯坦因观看了灭绝的全过程。那天货车运来6000人，其中1450人业已死亡。活下来的人被用鞭子赶下车后，便命令他们将衣服剥光，把假肢、眼镜等取下，把贵重物品和钱交出来。女人和少女的头发全被剪下。“给潜艇人员做好东西，”一个党卫军人员解释说，“做漂亮的拖鞋。”

        格斯坦因眼见着他们列队进入死亡室，内心非常反感。男女老幼，赤条条的，列队打他跟前走过，非常可怕。一个身材高大的党卫军士兵，用牧师讲道的口吻，大声地向众人保证，不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的，“你们只要深呼吸就行了。这可加强肺的功能。吸氧是防止传染病的方法之一，是消毒的一种良方。”有些人胆怯地问，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个党卫军士兵做了进一步的保证：男人修路、造房子，女人做家务或在厨房里帮工。但是，死亡室里发出的臭味却不言自明，前面的人站着不动，是后边的人硬把他们挤进去的。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语，只有一个女人，眼中闪着愤怒的光芒，大骂谋害她的凶手。维尔特用鞭子抽她，迫她前行（维尔特是斯图加特前刑警局局长）。有些人在祈祷，有些人则在问：“谁给我们水去洗死者？”格斯坦因与他们一起祈祷。

        至此时，毒气室已挤得水泄不通。但是，要柴油车用其废气毒杀犹太人时，司机却发动不着车子。因为耽搁而气得发疯的维尔特，便用鞭子去抽司机。2小时又49分钟后，柴油车发动了。又过了25分钟后，格斯坦因往毒气室里瞧了瞧。里边，大多数人业已死亡；32分钟后，全部死亡。格斯坦因回忆说，他们全都笔挺挺地站着，“像玄武岩柱子似的，因为连倒地或倾斜的空间都没有。各家人都手拉着手，死后仍拉着”。恐怖仍在继续：一群工人用铁钩将死者的嘴巴撬开找金牙，其他人则在肛门里或阴道里寻找珠宝首饰。维尔特很得意。“你自己看看，”他指着一大箱金牙说，“有多少黄金呀！昨天、前天也收了这么多。每天我们能找到什么，你是想象不到的；有美金，有钻石，有黄金，明白吗？”

        格斯坦因硬着头皮看完了最后一个程序。他们把尸体扔进壕沟。壕沟有许多条，每条长数百码不等，就在毒气室旁，很是方便。人们告诉他，因为中了毒，尸体数天后便会肿胀，尸堆高达两三米。消肿后，尸体被堆在铁路枕木上，加上柴油，烧成骨灰。

        次日，格斯坦因一行驱车来到华沙附近的特莱勃林卡。在那里，他们看到的设施几乎毫无二致，但规模更大。“8个毒气室，衣裳堆积如山，高35米至40米不等。”为庆祝他们的来访，营方特为雇员们举行了一次宴会。“当人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的尸体后，”普芬南斯狄埃尔教授说，“他们便会明白，你们做的工作是何等伟大！”晚宴后，主人向客人们分发奶油、肉和酒，作为临别赠礼。格斯坦因撒了个谎，说这些东西他农场里供应充足。于是，教授便拿了他的那份和自己的一份。

        到达华沙后，格斯坦因马上动身返回柏林，决心将自己眼见的可怕情景告诉人们。他成了一个现代的“古老水手”，他把真情传播给他的同事们——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会有这种事！如同扔进池塘中涟漪越泛越大一样，库特·格斯坦因的故事也越传越广。

        1942年到了，但德国的军事形势几乎一成不变。东线依旧停滞不前，而隆美尔之沙漠攻势又尚未完全准备好。所听到的报道，除了说日军节节胜利外，并无多少令人喜悦之处。希特勒对日军的胜利颇为高兴，但又因其盟友客气而坚决地拒绝按其意愿进行战争而精神沮丧。里宾特洛甫通过大岛大使，逼迫日本把进攻的矛头转向印度，但未取得任何效果。希特勒把大岛请到“狼穴”，重提这一要求，也没有成功。他说，德国陆军马上就要入侵高加索了，一旦取得了那个产油地区，通往波斯的道路便大开了。到那时，德日两国便可展开大规模钳形攻势，消灭英国的远东军。这虽然诱人，日本却拒绝了这一机会。他们业已在考虑与西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日本天皇召首相东条英机入宫，指示他“切不可失去结束战争的任何机会”。东条英机召见德国大使欧根·奥特将军，向他建议，德日两国秘密与盟国接触；如希特勒派远距离航程的轰炸机前来，他愿以天皇私人代表的身份飞往柏林。元首的回答很客气，却不热心，他不愿冒东条英机乘德机坠毁身亡的险。

        希特勒决心在没有日本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俄国。于是，他便按计划进军高加索。他用书面文字强调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令他的陆军将领大吃一惊。如果他们不拿下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油田，他说，“我就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了。”

        由于春雨滂沱，这个代号为“勃劳”的野心勃勃的战役，被拖了几个星期，直到6月28日才由包克元帅发动。6个匈牙利师和17个德国师直插库尔斯克。48小时后，由18个师组成的强大的第六军向正南发动进攻。苏军犯了个错误：将他们的坦克很少量地投入战斗。所以，不到48小时，两支德军便会了师，包围了一大批苏军。前方就是顿河和战略要地沃罗涅什，但包克却不急于乘胜追击，于7月6日才攻下该城。但，此时的希特勒早已厌烦了包克这种慢吞吞的战术，永远解除了他的职务。

        正当包克一边抱怨受到虐待，一边西行返家退休时，希特勒将他的司令部移至乌克兰的腹地，在文尼察东北数英里处的林子里安营，亲自将它命名为“狼穴”。这是个很凄凉的地方，所谓司令部，其实只有几间木屋，连掩护都没有。那里没有山，没有树，只有一望无边的空旷地带。7月，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普照，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明显地影响着希特勒，也使争论和争吵——数星期后达到了顶峰——显得更加激烈。

        也许，炎热也助长他们犯下了一个关键的错误。希特勒做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决定：在继续进军高加索的同时，向伏尔加河上的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发动大规模进攻。哈尔德曾公开抱怨，同时攻占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是不可能的，建议集中力量攻占前者。但希特勒仍坚信俄国人已经“完蛋”。

        在苏联的最高统帅部里出现了深切的忧虑。斯大林撤换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指挥员，令该城做好被围的准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人们已开始在城四周筑起三道防线。民团和工人民兵，一营一营地被派往西线，支援正在后撤的红军。

        在“狼穴”里进行的辩论也激烈化了。在一场暴风雨般的争吵后，希特勒对他的贴身副官说：“如果我再听哈尔德的意见，我自己都会变成和平主义者了！”在7月30日举行的元首日会上，约德尔庄严地说，高加索的命运将由斯大林格勒决定，早些时候开往高加索的第四装甲军，必须改派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大发雷霆——这样，争论便成了攻击——但后来又同意这样做。倘使这支坦克部队未被调往南方，斯大林格勒可能已落入德军之手。但是，到了此时，苏联已在伏尔加河前方集结了足以延缓（不是打垮）任何新的袭击的兵力。大事的成败往往与这些表面看来无足轻重的决定有关。斯大林格勒若在仲夏便被包围，苏军整条战线可能到冬季便会分崩离析，不可收拾。希特勒冒险分兵，此又系一例。在此之前，他首先坚持同时攻打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然后才迟迟提出进军莫斯科，而伴随这一切的又是在追求灭绝犹太人这一个人目的的同时，发动了政治和思想的斗争，以及因此而进一步消耗了精力。在目前的困境中——打斯大林格勒还是高加索？——同样地，他又坚持夺取两者，这又冒了两地均不可得下的危险。这种情况，古代希腊人称之为“自信过度”，也就是过分骄傲，终将使所有征服者身败名裂。

        如果说，出于野心，希特勒将其陆军置于险境而对此他又觉得于心不安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也不很明显。一个星期后，他又向一个意大利的来访者心平气和地保证，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地均可夺得。他的乐观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军事上，总的形势是好的。在北非，隆美尔出人意料地获胜，攻下了英军防线重镇托布鲁克，然后又朝离亚历山大港只有65英里之遥的阿拉曼进逼。接着，又传来了一个更大的胜利的消息：中途岛大捷。希特勒原相信这是日本人的胜利，因为他相信日本人的公报比美国人的准确。但是，这次却是他的盟友撒了弥天大谎。日本不但丧失了4艘母舰和海军航空部队的精华，而且因这一战役，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已经改变了。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美国人刚在地处日本防卫圈腹地、具有战略意义的瓜德尔卡纳尔岛上大规模登陆。这便证实了日本失败得何等惨重。

        这是一个惨重的挫折，且来得如此突然。“狼穴”里争论得更加激烈，这便不足为怪了。8月24日，哈尔德要求将一支受苏军重创的部队后撤以缩短战线。这一要求使一场激烈争论爆发了。希特勒吼道，他的陆军总参谋长所提建议都是一模一样的——撤退，“我希望，我的指挥官们与战士们一样坚韧不拔！”

        平常，哈尔德是可以忍气吞声的。今天，他却反驳了。他说，成千上万英勇的德国人倒卧沙场，其原因不外乎是有人不让他们的指挥官做出合理的决定。希特勒不禁一愣。他双目直视哈尔德，粗声粗气地说：“哈尔德将军，你怎敢在我面前使用这种语言！你以为你可以教训我，前线的士兵在想些什么吗？前线的情况你知道些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你在哪里？你还装模作样，说我不懂前线的情况。我不能容忍！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其他军事将领一个个低着头溜到会议室外去了。显然，哈尔德待在最高统帅部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8月下旬，战斗打到了斯大林格勒北郊。德军的狂轰滥炸业已使全城大火熊熊；红军的通信系统被破坏了，致使该城暂时与外界隔绝。但是，希特勒并不能立即取胜。他觉得，前线的指挥官们向他撒了谎，他也受了指挥部里的人的骗。由于对这两种人均产生了怀疑，且慢慢成了病态，他便几乎不听别人的劝告，对批评意见则一概不听。夏季的炎热令他窒息；他常在愤怒和反唇相讥中仓促做出决定。他对接替包克职务的李斯特元帅尤其不满。当李斯特离开了8月31日会议的会场后，希特勒破口大骂这位元帅。李斯特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8月下旬，德国破获了一个名叫“红色管弦乐队”的间谍组织。这便证实了希特勒的信念：他周围的人都是卖国贼。这个间谍组织成功地将进攻迈科普的情报，以及德国的燃料情况，帝国进行化学战的化学原料的储存地点，希特勒坚持攻打斯大林格勒等情况，告诉了莫斯科。当局进行大规模逮捕后，处决了包括美国公民密尔德·韩纳克在内的46名该组织的成员。然而，秘密情报依然接连不断地流到莫斯科。这是另一个间谍鲁道夫·罗斯勒提供的。此人系一出版商，在卢塞恩从事出版左派天主教书籍的工作。罗斯勒（代号为卢西）在德国拥有不少消息提供者。包括最高统帅部信息组织的第二号人物弗里茨·提尔将军在内；所以，他的情报远比“红色管弦乐队”提供的重要，他甚至可为苏联红军提供德军的作战日程。

        希特勒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可能有间谍，因为他的每个行动似乎都不出苏军所料。由怀疑发展成为愤怒，而首当其冲的又是陆军将领。9月7日的争论是最激烈的一次。那天上午，希特勒派约德尔——少数几个依旧受宠的参谋人员中的一个——前往高加索，了解李斯特在通往里海的山道上何以进展如此缓慢。在与李斯特和山区兵团司令进行长时间的会见后，约德尔得出结论：局势已无望。他飞返文尼察，向希特勒汇报称，李斯特是严格按照他所得到的指示行动的。

        元首霍地站起身来。“谎言！”他喊道。他接着便指责约德尔与李斯特勾结，说他的任务仅限于传达命令。约德尔从未见有谁这样大发雷霆。他深深受到刺激，便不顾一切进行反击。他说，如果你希特勒要的仅仅是一名信差，你何不派个青年尉官去高加索？由于约德尔当着他人的面“伤害了”他，希特勒大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还向众人瞪眼。希特勒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是谎言的受害者，便匿身于地堡内，闭门不出。

        简单汇报情况的会议现改在他的室内举行了。他拒绝与任何一个参谋人员握手。会议的气氛冷若冰霜，只由记录员把元首的指示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他已下定决心，不让众人对他的命令有所争论。餐桌旁的那种亲热的同志情谊已宣告结束。此后，元首便独自一人在自己室内进餐，与他做伴的只有那条德国狼狗——这是鲍曼不久前送给他的，目的在于在越来越多的问题面前能得到一点休息。（海姆此后不再记录餐桌旁的谈话。数月后，希特勒回到了餐室的桌旁，柯本继续做记录，直至次年1月。此后，鲍曼和一名叫缪勒的新闻记者也做了些记录，但大都无关紧要。）

        在文尼察，德军司令部在沉默中焦急地等待着。谁也不觉得自己安全。9月9日，希特勒断然解除了李斯特的职务，由他自己亲任Ａ集团军司令。接着便有谣言传来，说哈尔德、约德尔和凯特尔也将很快被解除职务。凯特尔与瓦尔利蒙将军历来私交不深，现在却跑去向他请教。他问他，是否仍有可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自尊。“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瓦尔利蒙尴尬地回答。他忆起，一次，希特勒生气地把卷宗往桌上一扔，凯特尔便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动弹。卷宗落地后，这个参谋长竟忘了自己是个高级军官，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是个低级军官似的。瓦尔利蒙暗想，“这是不称职”的一个典型例子。可怜的凯特尔因不自量力而失败，但悲剧却是，他从未想担任此职。

        在会议上，希特勒继续表现出既坚韧不拔又信心十足。当Ｂ集团军司令冯·威克斯将军和负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弗雷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提出，顿河战线长，防守又薄弱，必须小心警惕时，元首对他们的关切不以为然。他向他们保证，俄国人已山穷水尽，在斯大林格勒的抵抗“仅仅是局部的”。俄国人既已无力发动大规模反攻，顿河战线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危险了。最重要的，他说，是要“集中人力，尽快拿下斯大林格勒全城和伏尔加河两岸”。他提出用3个师的兵力去增援保卢斯的第六军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次，希特勒的乐观确有些理由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秩序大乱。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由于军官和士兵开小差或逃亡后方，许多部队业已解体。在通往东部的大小道路上，成群结队的难民，牵着牲口，扛着农具，向东逃窜。有个不久前才被任命的司令官发现，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他的装甲部队已不翼而飞，炮队、反坦克部队和工兵部队的指挥员（有些是将军）也已离营逃亡。到了9月14日，大难似乎已快临头。德机狂炸斯大林格勒城后的伏尔加河，步兵冲进了市中心，拿下了主要的火车站，还逼近了河边。

        猛然间，苏军加强了抵抗。援军渡河后，与德军展开激战。15日，主要的火车站竟数次易手，保卢斯不得不缩小其进攻范围。战斗打得没精打采，明显地影响了希特勒的情绪。缺席两周后回到情况汇报会桌旁的瓦尔利蒙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元首久久地恶狠狠地注视他时，他暗想：“他明白了，苏联是打不败的，他的信心也烟消云散了。”他再也无法容忍曾目击过“他的缺点，他的错误，他的幻想和他的白日梦”的将军们的原因就在于此。

        “他不信任他的将领，连一个也不信任。”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他会将一名少校晋升为将军，并让他当参谋长——只要他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好像什么也不适合他的口味，他常常咒骂自己竟与如此拙劣的将军们一起打仗。”希特勒决心除掉哈尔德，因为元首最讨厌的就是他，说他是灭亡的预言家，但又不得不容他，因为他有才干。9月24日，末日来了。“你我两人一直在受精神折磨，”希特勒说，“我之所以筋疲力尽，一半是因为你。不值得再这样下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热情，不是职业才干。这些我并不想在你这样一个老式军官身上得到。”哈尔德双眼噙着泪水——在希特勒看来，这是软弱的象征，这也是将他解职的进一步的理由。哈尔德一声不吭。待希特勒发完长篇议论后，他站起身来。“我走了。”说着，他便昂首阔步离开了房间。他相信，希特勒受女性特点的支配。“支配他的是直观而不是纯逻辑，”他后来写道，“这是许多能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之一。”

        希特勒要求接替哈尔德之职的人，一定要与哈尔德相反，于是便挑选了库特·蔡茨勒。由于是新晋升的少将，蔡茨勒没有哈尔德具有的资格老、有权威等优点。他对最高统帅部和陆军集团军各将领是否拥有影响力，这是值得怀疑的。蔡茨勒比较年轻，也较缺乏经验，但深得希特勒赏识的却正是这一点。他连升两级，当了上将。

        从外表看，他并不适合此职。他身材又矮又胖，好像是用三个球连成的。但是，在与希特勒第一次见面时（有20名左右军官在场），蔡茨勒并未拍马屁。总参谋部因怀疑和恐惧而受到元首的责骂时，他无动于衷地听着，一声不响。待几乎针对室内每个人的猛烈攻击结束后，蔡茨勒便说：“我的元首，如您对总参还有什么意见，请单独告诉我好了，不要当着这么多军官的面说。否则，您就得另找一位参谋长。”他向元首敬了个礼，便步出室外。其他军官都等着希特勒发火，但希特勒却深为感动。“哎，”他微微一笑，他问，“他会回来吧，是不是？”

        期望在最高统帅部出现新的反抗精神的人们，很快便幻想破灭了。在为庆祝陆军总司令部落成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中，蔡茨勒说：“我要求每个军官做到下列诸点：他必须相信元首和他的指挥方法；他必须利用各种场合让此信心感染他的下级和他周围的人；在总参谋部，凡达不到此要求的，不管是谁，对我都是无用之徒。”

        希特勒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总参谋长，便动身前往柏林发表演说。这篇演讲是在9月的最后一天，在体育馆为“冬季救济”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听众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他们不知道元首会说些什么，一个个拭目以待。但，这篇讲话很短也不激动人心，他演讲时也缺乏通常应有的那种魅力。许多外国听众觉得，他之所说纯系无关紧要的牛皮大话，但，他们却未抓住在保证夺取斯大林格勒时讲的反犹的那段话。也许，这是因为他的反犹的语言重复太频繁之故。那年中，他第三次重申他的预言，就是说，如果犹太人挑起“一场灭绝雅利安人的国际战争，被消灭的将是犹太人本身，而不是雅利安人”。重复此话的动机是什么，除了对“最终解决”的秘密有所闻的人了解外，别人是不清楚的。每次提起此事，都得到大众的公认——公认其灭绝计划；也是给那些担负集体屠杀的精英之师以保证和权威。他重提首次预言的日期，且弄虚作假，这是值得注意的。这日期应是1939年1月30日，不是他反复说的9月1日。这不可能是失言，因为希特勒重复了三次。把日期改在进攻波兰那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天，他便把他的种族纲领与这次战争联系在一起了。他是让人们对终将面临的残酷现实思想上有所准备：从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起，将犹太人灭绝就是战争不可分割的部分。

        他已在宣布——不明显地——他的孪生纲领——“最终解决”和“生存空间”——正按计划进行。听众离开礼堂时，都觉得周身不舒服。唯一提高大会气氛的工作是他们自己同声高唱《东方战斗之歌》。这首歌的曲调，即使在外国记者们听来，也是很优美动人的：

        许多官员并没有他们这种精神，因为在东方采取的镇压措施令他们震惊。最有力的谴责发自罗森堡的“东方领土部”，虽然它的部长并不愿意与强大得怕人的希姆莱鲍曼埃利希·科赫（科赫系派往乌克兰的帝国总督）联盟开战。科赫此人曾当过火车司机，迷恋炫耀之举，常坐着马车转来转去，活像个土皇帝。慑于“三人团”所采取的残酷措施，罗森堡不久前还主动向他们求和：开除了象征他自己对占领区采取的更自由的政策的格奥尔格·莱勃兰特。但是，余下的下级人员继续向罗森堡施加压力，要他绕过鲍曼，直接面见元首；他们不断地向他呈交各种建议和报告。控告希姆莱鲍曼科赫“三人团”最有力的起诉书，要算是曾在苏联待过7年之久的奥托·勃劳蒂加姆起草的、长达13页的备忘录。他说，德国人原被作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是，占领区的人民很快发现，“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口号，不过是奴役他们的诱饵罢了。德国人不但得不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盟友，反而制造了死敌。“我们的政策，”勃劳蒂加姆控告说，“迫使布尔什维克与俄国民族主义者结成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今天，俄国人作战英勇无比。仅仅为了人类的尊严，他们勇于做出不平常的牺牲。”勃劳蒂加姆的结论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必须告诉俄国人民，他们未来能得到什么具体的东西。”若希特勒曾读到过这份备忘录，那么他也未听其提出之劝告。他已决心破釜沉舟，是胜是败，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对德国而言，11月是个灾难月，因为东西两方的敌人都节节取胜。在希特勒的优先等级中，征服埃及属于低等，故未给隆美尔送去足够的给养和援兵，这就使北非的失败不可避免。虽然金字塔已在眼前，“沙漠之狐”还是被迫打防御战。当他的南翼（由意大利军把守）被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攻破时，隆美尔便电请允许他撤退。12月2日晚，元首做了答复：不准后撤“寸步”，部队“不成功，便成仁”。

        在收到这封电报前片刻，隆美尔又发电说，他被迫后撤；撤退已事实上进行了5小时。这一消息于凌晨3时抵达了最高统帅部。由于值班的作战参谋并不知道希特勒先前的电报内容，便觉得此电不很重要，未将其交给元首。当然，希特勒对未叫醒他是很生气的。他要召见瓦尔利蒙。当瓦尔利蒙朝元首的办公室走去时，凯特尔从远处朝他高喊，态度很不像是个军人：“你，瓦尔利蒙，到这儿来！希特勒再也不想见你了！”他得到通知，他已被解除职务。

        隆美尔的撤退，是沙漠地区全面失败的预兆。紧接着，11月7日，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报告：同盟国的一支庞大的舰队已驶入地中海，正在向北非海岸靠近。这支舰队数天前就在直布罗陀发现过，但希特勒以及最高统帅部却认为它们是开赴撒丁或西西里的。约德尔解释说，德国人感到惊奇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这样，在贡比涅森林垮台后，法国从德国得到了正当的待遇，说得更确切点，是崇高的待遇。此后，我们并未想到法国会玩一手虚假的政治——因为这次登陆只有得到法国人的同意，才能进行”。

        对其军事将领的惊慌，希特勒既不屑于去寻找借口，也不去思考。他中断了中午举行的情况汇报会，在大多数“狼穴”的“高级居民”的陪同下，登上了他的专列。他们的目的地是慕尼黑，到那里庆祝啤酒馆起义19周年。正当德国元首在安睡时，英美两国的先头部队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海滩登陆了。报告很早就到了，它表明，法军在阻击登陆部队。于是，希特勒便斥责他的几个顾问，说他们惊慌失措。接着。他便下令增援地中海另一端的克里特岛，令众人目瞪口呆。表面上，至少表明，他更加关心的是下午6时要在罗文布劳酒馆向老同志发表的演讲。这是一篇战斗性的演讲。有人攻击他，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坚持夺取“碰巧也叫斯大林”的那座城市，让德军付出的代价，就像在凡尔登付出的一样昂贵。但是，他警告说，他不是软骨头，不是只因有几个卖国贼想与西方媾和便把帝国在东部征服的大片土地拱手交了出去的威廉二世，“请我们的所有敌人都放心，那时的德国是在11时45分放下武器的，而我，从原则上讲，从不在12时5分以前放下。”

        晚上，从非洲发回的报告，因为太严酷，希特勒不敢置之不顾。他令里宾特洛甫把墨索里尼立刻叫来开会。在24小时内第二次被从床上叫起来的齐亚诺，在被说服后，便把墨索里尼叫醒。但墨索里尼却拒绝前往巴伐利亚。他不想在失败的阴影下会见希特勒，何况他又身体有病。待替代他的齐亚诺到达慕尼黑时，希特勒已接受了非洲登陆的现实。他已看得很明白，“战神已离德国而去，跑进了对方的营垒”。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建议，通过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科隆泰夫人找斯大林。希特勒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又建议“必要时”放弃在东方征服的土地，元首跳了起来。“我所要讨论的，”他说话的猛烈吓坏了里宾特洛甫，“是非洲——没有别的！”

        日本也试图让德国与俄国讲和，但遭到元首的拒绝。日本的另一个正式请求，即请求德国在东方采取守势，将大部分兵力调至西方，也遭希特勒的拒绝。“我明白你日本人讲的道理，”希特勒对大岛大使说，“主意不错，就是无法实行。”在如此寒冷的国土里，挖防御工事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不过是唱高调，让盟友听起来顺耳罢了。希特勒的计划能否成功，全靠能否战胜布尔什维主义。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与斯大林妥协是万万做不到的。如不能在东方取得胜利，由于任务使然，他必须挡住红军，直到将犹太人从欧洲清除出去。

        在柏林，谣言四起，说希特勒已经疯了。据说，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冯克部长太太对弗里克部长太太说，“元首正把我们引进灾难中去。”“不错，”弗里克太太说，“那人已经疯了。”著名的外科医生费尔迪南·绍埃勃鲁赫也有同样看法。他对友人们说，新近一次去看元首时，他发现希特勒既苍老又颓丧，还断断续续地喃喃自语，说的是“我一定要去印度”，“一个德国人被杀，十个敌人必亡”之类。

        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又面临另一次失败。数星期来，保卢斯的第六军进展甚微。前进的距离只能以码计，而每一码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保卢斯和东方情报部主任莱茵哈德·格伦都发出危险警告，说敌人正向北面大规模集结部队。“对敌方的情况，我们尚无法做出全面的估计，因为目前局势尚摇摆不定，”格伦于11月12日报告说，“但是，敌军会尽早进攻罗马尼亚的第三军，切断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置我东部部队于险境，以迫使我军撤离斯大林格勒。”

        其时，希特勒正在贝格霍夫，未读到这份不吉利的报告。但对罗马尼亚军队他也是很关切的，曾特意询问此地区是否有情况。那个星期一直参加军事会议的普卡默尔回忆说，回答是没有，一再说没有。由于坏消息传递缓慢，元首并不知道局势的严重性。苏军的力量如何，人们还有些怀疑，而被希特勒新近的批评（“一而再，再而三地高估敌人的力量”）刺痛了的陆军总司令部，又不愿重复他们在波兰和法国的失算。

        11月19日拂晓，苏军以40个师的兵力攻打罗马尼亚军。守卫者虽然打得出色、英勇，但终被占压倒多数的敌军打垮。Ｂ集团军司令迅速地做出反应。首先，他令保卢斯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让部队准备对付左翼的威胁；然后，鉴于罗马尼亚军垮台已成定局，他建议第六军立即后撤。

        希特勒武断地否决了这点。早些时候的报告使他相信，苏联已流血过多，眼看要死亡了，这次反攻不外乎是垂死挣扎。他于是便令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死守，援军已在半途中。然而，这些话并未反映出希特勒的司令部本身是何等的混乱。恩格尔少校在日记中记载说：“那里一片混乱。元首自己也完全不知如何是好。在这几个痛苦的小时里，他在贝格霍夫的大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斥责他的将领们又重犯老毛病。”

        他不太情愿投入战场的坦克部队已被打退。11月21日，罗马尼亚军（因为老鼠咬破了电线，其半数以上的坦克抛了锚）被分割。“绝对丧胆，”一个罗马尼亚军官在日记里草草写道，“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犯了什么罪过呀？我们为何要受这等苦？”只是到了那天，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亚瑟·施密特才醒悟到自身的危险。苏军的坦克出现在离司令部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这就证明，第六军的交通要道已被苏军占领。在将司令部匆匆转移后，他便请求后撤。他的上司批准了这一建议，并请示了最高统帅部。在当晚于贝格霍夫举行的会议上，约德尔建议让第六军全面撤退。元首再次说不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地带。”

        次日上午，也就是22日，苏军庞大的钳形攻势之双钳会师了，将第六军全部包围。20万德军最精锐的部队，连同100辆坦克，1800门大炮和1万多辆各种车辆，被困在一大盆地里。在第六军当天上午举行的会议上，有人建议向西南方向突围。“不行，”参谋长施密特说，“燃料不够。如强行突围，结果必然是拿破仑遭遇过的浩劫。”他说，我们不得不打“刺猬”防御战。下午，由于情况严重恶化，施密特对自己的论点开始产生怀疑。就在此时，保卢斯收到了新的命令：就地坚持、待命。“噢，”保卢斯转身对参谋长说，“现在我们有时间去考虑怎么办了。咱们分头考虑吧，1小时后前来见我，看两人的结论是否相同。”结论是一模一样的：朝西南方向突围。

        此时，希特勒正在返回“狼穴”途中。撤退，这是他无法考虑的。当晚，他以私人名义致电保卢斯。“第六军必须明白，”他说，“本人正在尽力援助你，等待解围。我将迅速发布命令。”保卢斯接受了这一决定，但他的一个兵团司令却自行其是，将部队后撤，以迫使保卢斯下令全面撤退。保卢斯原是有权将他撤职或逮捕的，但他未这样做，原因是情况确实危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得悉撤退一事后，竟把责任加在无辜的保卢斯头上，给应负责任的罪人——希特勒非常信任他——以独立指挥权，以示嘉奖。

        11月23日晚，第六军军长以个人名义请求允许他突围。希特勒置之不理，原因之一是，他对保卢斯抱有怀疑。戈林向他保证：德国空军可向被围的第六军空投给养。尽管这个元帅过去的战绩甚差，希特勒还是听从了他。次日上午，希特勒便令保卢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给养将由空军空投。希特勒迫不及待地抓住戈林的轻率诺言，只凭主观想象，宣布斯大林格勒是个堡垒。这样，他便将25万名德国及其盟国的官兵的命运一笔勾销了。

        对保卢斯的上级丧失信任后，希特勒便把那个指挥官的大部分指挥权移交给了冯·曼斯坦因元帅（这个元帅的入侵西方的巧妙计划，与他的非常接近）。即将由曼斯坦因指挥的是一支新的部队，即顿河集团军，任务是阻止苏军西进，以便减轻斯大林格勒保卫者身上的压力。那天中午，曼斯坦因给保卢斯发了一封恢复信心的电报：“我们将尽力解脱你的困境。”他补充说，保卢斯眼下的任务是：“按元首的命令，固守伏尔加和北部战线，并准备用重兵向后方突围。”保卢斯以为，曼斯坦因在叫第六军固守的同时，将打开一条走廊。这样，保卢斯和施密特便放弃了他们自己的计划：不待希特勒允许，自行突围。

        那天天黑前，为斯大林格勒运送给养的飞机，有22架被击落。25日，另外9架又被毁。保卢斯只拿到75吨食品和弹药。26日，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回到“狼穴”，不顾希特勒的愤怒，悍然建议给保卢斯以“行动自由”，就是说，强行突围，那若失败，默许他投降。希特勒当即拒绝了这一建议，只同意叫曼斯坦因采取解围行动。对各种反对意见，希特勒都以戈林一再做出的空洞保证——空运足够的给养——作为回答。“如此强烈的乐观情绪把我给吓坏了，”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的乐观甚至连空军总参谋部的人都不敢有！”

        那天，保卢斯手书感谢信一封，感谢曼斯坦因新近做的关于援助第六军的保证。他告诉曼斯坦因，他已向希特勒请求行动自由——在必要时。“我之所以要这个权力，”他解释说，“是因为我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发那唯一可能的命令，却又为时过迟。我无法证明我只能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发布这样一道命令。我只能请求你接受我关于此事的诺言。”

        保卢斯在午夜前5分钟收到元首的答复。希特勒以私人的名义发电给第六军全体官兵，命令他们坚守岗位，并保证尽力为他们解围。

        解围行动，即“冬季风暴”，是比较不充分的。它只包括一次性的单向穿插，兵力只有两个装甲师。此次行动原计划在12月上旬进行，由于集结这支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时，碰到诸多拖延和周折，致使12月12日上午才开始。230辆坦克沿东北方向朝近百公里外的斯大林格勒滚滚前行。一路上，抵抗很少；有些地方竟毫无抵抗，这使德军摸不着头脑。即使如此，坦克也只前行了19公里——在阳光照射下，道上的冰开始融化，使斜坡变成了滑溜溜的陷阱。

        在中午举行的例会上，希特勒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出现了灾难吗？”当人们回答说只有意大利军队把守的阵地遭到进攻时，他便开始喃喃诉苦：“南方的事使我度过了更多的不眠之夜。我们还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怎样。”

        六天来，第六军的官兵眼巴巴地望着友军的坦克前来，但他们见到的却是一队队苏军吃力地朝西面走去——阻击“冬季风暴”。曼斯坦因也同样沮丧，于18日提出请求，让保卢斯突围，以拯救大多数士兵的生命。蔡茨勒“非常紧急”地批准了这一措施，但希特勒仍坚持不应允。因为意大利的第八军于那天崩溃，在解围部队的北面留下一个巨大的缺口。

        次日下午，曼斯坦因再次电请希特勒允许第六军突围。开始时，希特勒予以拒绝；后来，在蔡茨勒的不断催促下，才开始有松动的迹象。他的犹豫不决，使有些军官存在一线希望：保卢斯会主动地设法突围。如有能力，保卢斯会这样做的。他已准备不服从元首原来的命令；但是，到此时，他拥有的坦克已不到100辆，燃料最多只够行驶32公里。还有，所存弹药供防御用尚属不够，谈何进攻。他和施密特都把希望寄托在前来解围的援兵身上。

        然而，前来援救他们的坦克再也不能东进了。12月23日，曼斯坦因令解围部队停止进攻，原因是其中一师装甲部队必须赶去堵塞正在逃窜的意军所留下的缺口。下午5时40分，他用电传与保卢斯取得了联系。他问：“若情况坏到极点”，他能否突围？保卢斯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现在有权主动采取这一行动？“一旦行动，”他说，“那就不再回头。”

        “今天我不能把全部权力给你，”曼斯坦因回答说，“但我希望明天能做出决定。”

        在其司令部内，希特勒仍不愿做此决定。于是，在圣诞节前夕，曼斯坦因给第六军的只有阴郁的语言和节日的问候。那天晚上，曼斯坦因电告“狼穴”，斯大林格勒的官兵的体力已大大下降，而且还会加速下降。“看来，他们虽仍能支持短暂时日，但无力杀开一条路出来。我认为，本月月底是最迟的一天。”这封电报虽由曼斯坦因本人签发，但他知道，希特勒是不会听的。第六军业已灭亡。保卢斯虽极想突围，但他明白，突围即自杀。他同意曼斯坦因的意见：末日已到了。但，是否要把局势向官兵们做一解释呢？没有希望的士兵是不愿作战的。

        戈培尔试图在他的新年咨文中将希望给他们。在一篇专为前线士兵发表的讲话中，他保证，1943年将使帝国接近“最后胜利”和“最终胜利”。他对自己的人员讲得坦率得多。

        他说，未来数月内的宣传必须避免在群众中造成基本上是防守的印象。“自开战以来，我们的宣传工作采取了一条错误的发展路线。战争的第一年，我们打赢了；第二年，我们会打赢；第三年，我们必须打赢；第四年，我们是打不败的。这样发展下去，便是灾难。相反，我们必须让德国公众明白，我们是有能力打赢的。因为，一旦全国的工作和努力都转到全部为战争服务上来，打赢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的。”这是一幅阴郁的图景，是元首两星期后发表告示，命令全国实行战争总动员的先声。

        新年前夕，希特勒派其私人飞机驾驶员波尔前往斯大林格勒，将第十四装甲兵团司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一条胳膊的汉斯·休伯将军带回德国。休伯摸不着头脑。他回到元首司令部后，希特勒便叫他将第六军的处境准确、详细地告诉他。休伯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将他的同志们所处的绝境告诉了希特勒。元首默默地听着，大受感动。“许多情况我都是第一次听到。”他说。接着，他便保证派党卫军装甲兵团——此时在法国——前去为斯大林格勒解围。与此同时，空运物资将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元首深情地说，他誓将斯大林格勒的挫折变成胜利，就像去年冬季危机后他之所为一样。

        休伯带着要给同志们灌输新的希望的命令，飞返战地。他于8日抵达。就在当天，苏联飞机空投了传单，其中包括一份最后通牒：不投降便灭亡。在受到休伯带来的新闻的鼓舞后，保卢斯告诉其各兵团司令，投降是绝不可能的。

        两天后，苏军开始进攻。第六军的西部战线慢慢受到压缩，食品和弹药的供应迅速减少；大部分大炮每天只有一发炮弹可发，每个士兵只有一块面包和少许马肉。能运抵战场的给养比戈林保证运到的要少得多。希特勒已丢掉了幻想，说话差不多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他骂戈林“这家伙是个脑满肠肥的肥猪”！最大的污辱也许是选择了他的一名下级去重新组织空运，解救第六军。元首曾两次夸奖米尔契元帅，称他是不知道“不可能”一词为何物的人物。1月中旬，他来到“狼穴”。希特勒令他每天运送300吨给养至斯大林格勒。为此，他被授予特殊权力，包括有权向任何一个指挥官下令。米尔契大力进行改革，把日运量从60吨增至80吨，使被困官兵有了一线希望。然而，不久后连米尔契也无能为力了。他终于醒悟到，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1月20日，业已缩小了一半的战场，眼看就要瓦解了，特别是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地段。保卢斯目睹官兵们所受苦难如此惨重，觉得有责任再次向上级呼吁。那天，他把亚瑟·施密特和另外两名参谋召来征求意见。3人中，只有1人（作战参谋）主张继续打下去。于是，保卢斯便将一份电文相同的电报分别发给了曼斯坦因和元首司令部，要求在无法再战时“避免全部被歼”。

        曼斯坦因和蔡茨勒都力促希特勒做出有利的回答。但他却继续要求第六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作为最后一项绝望的措施，一个名叫齐泽维茨的少校飞出斯大林格勒，将该处的绝境作为第一手资料向希特勒汇报，想使他回心转意。1月22日，当齐泽维茨晋见他时，希特勒紧紧地抓着他的双手。“你是从危急的地方来的。”他说。然后，他便谈到了另一次解围计划——用一营坦克部队，突破敌阵线，前往解围。

        齐泽维茨惊得目瞪口呆，一整军的装甲部队都失败了，一个营怎能胜得了？趁希特勒谈话停顿之机，少校取出一张预先准备好的纸条，念了一连串的数字。他动人地讲述了被困官兵如何忍饥挨饿，如何被冻坏，给养如何日益减少，以及他们被一笔勾销后的感受。“我的元首，”他末了说，“请允许我说，不能再令斯大林格勒的官兵打到最后一发子弹了，因为他们的体力不能再战，也没有最后一发子弹可打了。”

        希特勒惊奇地转向他，并且，在齐泽维茨看来，双眼直视着他。“男人可很快恢复体力。”希特勒说。他把少校打发走后，便令向保卢斯发报：“决不可投降。部队抵抗到底。”

        希特勒本人也疑虑重重，烦恼不已。但在两天后，他的精神又振奋了。原因是，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盟国会议一结束，罗斯福便要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一些时候以来，德国人相信，卡萨布兰卡是白宫的代号，会议是在华盛顿召开的）。由于总统不可能使世界冲突用政治方法解决，所以这桩事实际上成了希特勒极端宝贵的宣传资料，唆使他的人顽抗到底。这是一线光明的希望，因为希特勒本人终于被迫接受斯大林格勒的无望的局势。据说，他已令助理主任施蒙特飞往斯大林格勒，给保卢斯带去一支手枪，供他自杀用——在最后的时刻。

        德军已开始零零星星地投降，总数量还不少，但保卢斯自己仍坚定不移。他对两名提出投降问题的师长说，总的局势不允许他们采取这一行动。他们必须遵守元首关于打到最后一刻的训谕。他虽然做出了这个决定，良心却受到压抑，因为他十分清楚他的官兵所受的折磨。直到不久前，他们的战斗意志仍然旺盛。他们信任自己的领导，以为援兵必到。今天是国社党夺取政权十周年纪念日，士兵中出现了绝望的气氛。伤员已无地可安置，因为斯大林格勒的每个地下室都拥挤到窒息的程度。药物、绷带等，正在迅速地用完。在冻土中已无法再埋葬死者。

        保卢斯迫于无奈，只好挺身应付残局，电告希特勒称：

        在您执政十周年纪念之际，第六军向元首致意。卐字旗仍在斯大林格勒上空飘扬。让我们的斗争成为未来世世代代人的榜样。不管如何敌众我寡，永不投降。届时，德国必将胜利。

        在另一封私人电报中，保卢斯通知元首，说他的外甥雷奥·拉波尔已受伤，是否用飞机将他撤走？回答是否定的：作为军人，他应与他的同志们在一起。这样，希特勒真正心爱的情人吉莉的弟弟，便处于几乎必死的境地。（在这条战线上，希特勒还有两个亲戚：汉斯·希特勒，其父系元首的大堂兄；海茵茨·希特勒，系元首的同父异母兄弟小阿洛伊斯之子。汉斯逃往德国；雷奥和海茵茨双双被俘。据斯大林的女儿说，德国人曾提出用一名德国战俘，很可能不是雷奥便是海茵茨交换她哥哥雅可夫。斯大林对她说：“我不干。战争就是战争。”据说斯大林年轻的女儿被德国人枪杀。海茵茨在囚禁时死亡。吉莉的弟弟于1955年回到了家园，对他的舅父未营救他一事未予追究，且更加相信，希特勒对他姐姐之死“绝对无知”。）

        保卢斯在给他夫人（是个出身名门的罗马尼亚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坚持并战斗——这就是我的命令！”1月30日晚，为参加最后一场战斗，他用一支步枪武装自己。这时有命令从“狼穴”传来，说元首已晋升他为陆军元帅。这个荣誉是每个军人梦寐以求的，但在此时此刻这似乎已无关紧要了。午夜后，蔡茨勒发来一封电报——这便是晋升的标价：“元首要我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个堡垒继续多坚持一天，都至关重要。”

        31日拂晓，亚瑟·施密特参谋长向窗外望去，看见了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景象。在无数炮火的闪光中，在市场上，一大群德国兵和俄国兵站在一起，一边抽烟，一边热烈交谈。亚瑟·施密特告诉保卢斯，结束的时刻到了。再进行局部抵抗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他们愿意自相残杀。保卢斯同意，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不到一小时，两人便坐着俄国小车，朝M.S.苏米洛夫将军的第六十四军指挥部驶去。

        当苏米洛夫建议去进午餐时，保卢斯说，除非俄国人答应为他的部下提供粮食和药品，否则，他一口饭也吃不下。“我们是人，”苏米洛夫同情地说，“我们当然会这样做。”他们走下车子。天气虽然很冷，但阳光灿烂。苏米洛夫伸开双臂：“啊，美妙的春天！”午餐时，苏米洛夫提议为红军的胜利干杯。犹豫一阵后，保卢斯举起酒杯：“我为德军的胜利干杯！”苏米洛夫觉得自己受到污辱，便放下自己的酒杯，然后和蔼地说：“算了，为您的健康干杯！”

        次日清晨，2月1日，莫斯科宣布了保卢斯和亚瑟·施密特投降的消息。在中午的例会上，蔡茨勒不相信这是真的，希特勒却坚信不疑。“他们正式投降了。绝对是这样，”他坚持说，“否则，他们会集中起来，聚集在一起，然后用残存的子弹，集体自杀。”蔡茨勒依旧不相信保卢斯已经投降。也许他已身受重伤，躺在某处？“不，是真的投降了。”希特勒说，“他们会直接被带至莫斯科，交给内务人员委员部处理，他们还会不假思索地发布命令，让北方战区也投降。”他继续漫无边际地说下去，称赞朝自己脑袋上开枪解决自己的军人。“这样做多简单！一支手枪——便把它变得轻而易举了。要是怕这个，那是多大的怯懦。嗬！还不如被活埋！像这样的情况，他非常清楚，他的死能为邻近战场的官兵树立一个榜样，如果树立这样一个榜样，怎么还想让别人继续打下去。”

        他继续大骂保卢斯：“最令我痛心的是，我把他提升为元帅。我本想让他最后满足一下。这是我在这次战争中提升的最后一名元帅。你们切不可卵未孵化先数鸡。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当一个人看到这么多人死去后——我真的要说：这是多么容易……”他语无伦次了，“……那他是不可能想到的。荒唐可笑，做那种事。这么多人不得不死去，像这样的一个人便把其他许多人的英雄主义给玷污了。他本可以超脱尘世，永垂千古，为世人垂青。但他却宁愿去莫斯科。这是什么选择呀？简直毫无道理！”

        次日，北部战场投降了。苏联宣布俘虏战俘9.1万人，包括24名将军和2500名军官。由于希特勒残酷地虐待苏联战俘，这些人也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据报道，在1943年2月至4月间，40多万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战俘被虐待致死，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饥饿。吃人的现象很普遍。只有身强体壮的人才活了下来，而这些人又是靠拣粪便中未消化掉的玉米和小米（洗干净后）活命的。在斯大林格勒一役俘获的战俘中，只有几千人得以返回德国。其中之一是保卢斯——他公开谴责希特勒和纳粹，使苏联人很高兴。

        在参观了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后，戴高乐将军对一名记者发表评论说：“啊，斯大林格勒，伟大的人民，非常伟大的人民。”记者以为他说的是俄国人，“不，不是，我说的不是俄国人，是德国人。竟搞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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