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说中国将在五年内土崩瓦解，成为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重新陷入类似清朝被推翻后的军阀混战局面；而您却是信心十足，大胆预言：“经过几十年，中国会发展得很强大”？

        1936年12月，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开门见山，上来就说：“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按规律办事，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以这样的方法论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内在的规律，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以至形成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共识。这共识就是在经历了近代100多年内忧外患的屈辱岁月之后，我们终于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看到了中华民族渴望已久的伟大复兴。这标志就是邓小平开拓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2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9.5％以上，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阶。“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振聋发聩的名言，响彻神州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情况下，“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人恢复了自强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建设、发展感到自豪。而今，我们正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下，抓住新世纪前20年这个“战略机遇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全国人民感到无限鼓舞，高歌猛进。全世界看好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带动着世界经济从低迷走向复苏。除了极少数人在那里鼓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全世界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企业家和政治家都相信、赞誉中国的和平崛起，都讲出各自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中国将要沿着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继续长期高速发展下去。当然一切事物一分为二，在前进道路上也不断涌现许多新问题，这也没有什么可怕。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

        看来悲观论者在您这里没有市场，但您却又不是盲目乐观。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价格上涨压力加大，出口外贸顺差过大，也都引起了您的注意。您对“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批评也很严厉。

        所谓“经济过热”，无非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如果投入1块钱可以收回2块钱或更多钱，那么投资增长应该越多越好，经济就更可持续高速发展了，这有什么不好？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专家学者计算过了，说中国的投资是投入5元钱才能收回1元钱。这就麻烦了。投资有去无回，这只是“过热”吗？“过热”只是现象，没有效益才是要害。怎么会投资无效益呢？至少有三种情况：

        一是投下去不产生效益。例如，全国共建设了6015个开发区，总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这恐怕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惊人的记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一下子冒出了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科学园等等，不仅市、县有，许多乡镇也干起来了。征用了大量农田，几通几平又耗费大量投资，可是谁到你那个穷乡僻壤又没有市场规范的地方来投资呢？一荒废就是几年，何来效益？现在整顿了，关掉了一半，这一半肯定是投资有去无回了。还有3000个呢？再如，西部大开发，投资几千亿，但是办法还是计划经济老办法：中央戴帽下达。中央投资一半，另一半地方自筹。结果，用中央资金建设了一半，地方自筹资金跟不上，就等中央再给钱了，成了半拉子工程、“胡子工程”，出效益还不知猴年马月呢！有的也就拖黄了。

        二是投资低效益，例如一些市县乡镇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据统计，全国2万多城镇，1／5在搞这两大工程。要政绩，要形象，这并不一定错，问题在于好大喜功，不计效益，有的甚至达到邪乎的程度。报载有小城市人口5万多，建一个大广场可站立6万人，不知算什么形象？还有一个西部地区的市，要建号称“世界第一”的高速公路，左右两个5车道不说，在车道两旁和中间还各建造一个五车道宽的绿化带，全长仅其市辖范围20多公里，真堪称世界一大奇观。可是没有几辆汽车在上面跑，1万年也收不回成本。

        再如，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是重大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投资东北几千亿元，不能说少，不能说没有取得一些效益，但如果不彻底改变观念、改革体制，树立市场经济观念，按市场经济机制办事，就是再投入几千亿，又怎能保证过几年不又要再次“重振”呢！

        三是生产项目大量重复性建设。市场就那么大，先投入的可能有较大效益，后投资者大量盲目涌来，必然大家无效益。现在，我们要问：谁会做这种有去无回的亏本买卖？市场经济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有限公司的民企是绝不会做这个亏本买卖的。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竞争是平行的。头一个企业有暴利，第二个、第三个企业一定赶快跟上，到了八个、十个企业后只有平均利润了，再干的企业如无自己的“绝招”、“新招”，是轻易不肯干的了，因为无法与成熟的企业竞争，去分享利润。到了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了，企业是绝计不再重复建设的了。民企更是如此，因为它亏本不起。当然，市场也有盲目性，民企决策也有失误，结果亏损破产。这种情况小企业较多，大企业是个别的。除非在中国市场经济尚不规范的情况下，有的民企是在政府政治鼓励、许诺额外的效益乃至行政压力下投资，那就另说。总之，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下，重复建设一般是有限重复。这种重复甚至是必要的，既可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又有利于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同时，如果出现无利可图征兆时，市场和企业会有及时自动调整的内在机制。即使亏损破产，那也只是民企自己负责，不足影响国家大局。

        然而，计划经济和政府行为就完全不同了。各级政府的竞争是三角形的，会逐级放大的。政府是政权机关，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发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巩固政治权力相关的。花的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得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所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必然难免。只要有政绩，升官了，有无效益是后任的事。后任对前任政绩工程产生不产生效益是不大关心的，他关心的是自己如何建立新政绩。好在国家是一个无限公司，只要国家不垮，有钱就尽量花吧。只要在国家计划中争得一块，不花白不花。有时，计划完不成，还催着你花哩。这是计划经济和各级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必然的内在机制。虽然，中央一再三令五申要“执政为民”，要有“全局观念”，但是理念的精神力量是断乎抵不过机制的物质力量的。所以，谁干了投资有去无回的蠢事？只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政府即使没钱，但它有权让国有银行贷款，而又不对有可能造成的坏账负责。银行怎么会干这种有去无回的买卖？因为，现阶段中国国有银行的行长也是官，政治利益也是首位的。所以，中国经济过热是一些地方政府行为过热，是计划经济体制过热，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阴影深厚的地区和部门过热。或曰，地方大项目不是要经过中央相关政府部门审批的吗？首先限额小的不经审议，积少也成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政府把大项目分成二三个限额小的项目上报审批；更重要的全国成千上万的项目到中央审批，中央部门要多少人管此事？

        一个处长就管几十上百项目，他能保证个个项目审批科学合理吗？更何况下面走领导后门，送处长“礼”，各种“权钱交易”的腐败自然不可避免，甚至成了机制，所谓“跑步（部）进钱”。中央部门审批权力如果得不到监督和制约，不但会造成审批的盲目和制度腐败，而且根本控制不了此类“过热”。

        有位经济学家分析中国历年经济发展和投资曲线，发现了一个“三八规律”，即每逢尾数为3、为8的年份，经济和投资必过热。因为正好头一年各级政府换届，新政府急于要有新政绩，猛投资，猛上项目，怎么不过热？既然如此，中国经济怎么办？“宏观调控”要总体调节与行政干预并举。对于市场经济部分，应运用总体经济杠杆调控，利用利率、汇率、准备金等调控；对于计划经济部分应用行政干预，两者不可错位、越位。凡是计划经济和政府行为过热的项目，应由中央采取“铁腕”的行政措施，使之冷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之冷下来。而使用这个办法，由于三角形放大机制也一定会最有效地取得效果。但是，行政措施不得越位，干预到市场经济部分，干预到民企的市场行为，也不能干预中央银行的总体调控。中央银行的整体调控应该是及时的微调。还有政府也不应干预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商业银行应永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支持效益高的企业及其投资项目。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做也是必须做的是监督和制止在调控行为中可能发生的腐败。总之，我们衷心希望，“宏观调控”千万不要走到新一轮低谷，而应是使中国经济获得进一步健康快速持续发展。这是对“宏观调控”正确与否的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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