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和平崛起”的提出，跟您2002年底的访美有关；可我总觉得，这跟您过去几年里在中央党校高度重视并且一再加强“战略思维”课程的建设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还注意到，您在更前些年就强调指出：在21世纪前期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条件下，我们面临着实现工业化和实现信息化这样双重的使命，这既是双重的挑战，又是双重的机遇。您把这称之为“三个双重”。后来，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把问题提得更高了！

        这个问题提得好。重视抓住机遇，这正是邓小平战略思维的一个很重大的特点。尤其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一条。他说，一定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还说，我就担心丧失机遇啊！

        我还注意到，您在党校讲到抓住机遇时，同时强调注意风险：“诸如经济全球化会否再次失控甚至更加严重的失控，南北差距严重扩大还会造成何等严重恶果，还有冷战思维和其他种种安全威胁，以及我们国内发展的种种难题，不可测因素甚多，都要精心察，注意风险。”

        这个问题也提得好。在邓小平战略思维里，抓住机遇，正是同清醒估量形势和自觉增强抵御和承受风险的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请注意，“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这个重要战略观念，就是邓小平在1988年5月强调提出的，尔后又不止一次地强调过。

        当然，邓小平的战略思维的重点，始终放在“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上面，比如他同上海同志的谈话，他同江苏、浙江同志的谈话，都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都是着重强调抓住机遇，说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我们上海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搞了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与上海》，其中有个细节就是说1994年，邓小平连续七次在上海过春节的最后一年，临走那天，都上专列了，连那块为他上车方便临时铺的踏板都已经收掉了，他又让吴邦国和黄菊上车去谈了十分钟，重点就是谈上海不能错过机遇，不能错过最后一次机遇，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您说的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重点是“抓住机遇”，这确实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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