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要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您说我们应该如何准确理解这段话中的两个词:“统筹”和“协调”?
毛泽东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然而,毛泽东又说“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因为“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毛泽东的论述很辩证。我们要是能以这种辩证的论述作为我们共产党人“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这个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同时,改革又必须是全面改革,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以此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我们说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化,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的。譬如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一个衣食住行的温饱问题,或者是叫私人品的问题,也就是吃什么样的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问题,是私人品。在那个时候,“住”和“行”,也大都属私人品范围内。就说“行”吧,靠的是两条腿,“11号公交车”,最多搞一辆自行车,全都解决了。
还有好多农民工,到城里来打工,“住”的问题要求不高,随便搭一个棚,在绿化带里面,在高架桥底下,在桥堍下面,只要你不去干涉他,他就很满足了。
谁也不会在吃饱穿暖都成问题的时候挑肥拣瘦,有太多奢望。只有在私人品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才会想到奔小康,要求公共品的有效公平的供给,也就开始“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进入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变化了,从私人品供给不足转变为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因此,老百姓骂的不是私人品,不是一般的衣食住行问题,那个已经解决了,不够的是公共品。他们骂的是公共品供给不足不公平。因为生活提高以后,对公共品的需求也水涨船高了。他们的“住”和“行”也都跟公共品有关了。他们的“行”已经不满足于自行车。他们要有私家车了。私家车要有停的地方吧?要有通畅的马路吧?这就跟公共品有关了。这就要搞外环、内环、越江隧道了。“住”也一样。原来很简单,一家人,两居室,做梦都能笑出声来。现在不行了。人均住房面积不断增加,小区的设施,周边的环境,人性化的管理,要求越来越高。其他也一样。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充分就业,都是行情看涨。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我说不是就业难,不是没工作,是要求高,又想高薪,又想舒适、安逸。还有医疗问题,政府财政负担少了,个人掏腰包多了,老百姓就有反映。教育问题同样如此。有的地方,他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怎么还能承担小老师的工资啊?这就影响到了我们普及义务教育。所以呼吁公共品的声音越来越高,集中了最多的意见。老百姓的最大担忧也都是集中在这些问题上。
这就是我们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普通民众越来越要求公共产品方面的公平分配、合理分配。
这就是说,我们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了。由原来私人品供给不足转变为公共品供给不足了。再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也走过这样一条路。特别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过“镀金时代”,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开始沦丧,崇尚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社会生活一派混乱,贫富差距拉得很大,工人生活没有保障,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医疗条件,生活条件,就业条件,都得不到保障,腐败严重,官商勾结,妓女满街走,也是坑蒙拐骗很普遍,进入所谓“黑暗的时代”。美国的新闻界就有了一个“扒粪”运动,专门揭露阴暗面,专门揭发垄断企业怎么剥削工人。这在《大国崛起》里也有了。有几个记者很出名,如林肯·斯蒂芬斯、埃达·塔贝尔就很出名。他们是《麦克卢尔》杂志的记者,连续发表了长篇报道《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美孚石油公司史》等,详细揭露了城市官员腐败,描述了石油大亨怎样依靠残酷的手段积累财富,建立起垄断帝国。这些报道后来被编订成书,在美国畅销一时,成为社会正义的呼声,推动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改革。
“扒粪”者遍及各行各业,除了记者,还有大学教授、改革家、环境保护主义者、牧师和政府官员,人称“自由斗士”,专门揭露黑幕,什么样的问题都有,从政府腐败、托拉斯非法垄断、假药和食品不卫生状况、使用童工到种族歧视等等。他们尽情“扒粪”,却深爱自己的国家,并不想推翻美国制度,只是希望通过揭发唤醒民心,推动改革,实现正义。
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一代,非常感谢国家的培养、党的培养,那个时候,大学毕业,拿60元一个月,拿了10多年,从来没有抱怨过。单从生活来讲,是很穷的,很清贫,但是感到很公平。什么道理?你上学有助学金,从中学开始一直享受到大学毕业,否则你一个偏僻山区的孩子怎么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生病有公费医疗。工作以后,我要结婚了,有房子分配给我。不是很大,但是有,不露宿街头。市内交通,又有月票,统一发的。
这样子,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有了保障,心里就很安心,也就觉得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尽管许多还不尽人意,但是觉得舒畅,没有那么多的牢骚,没有今天这么多的不平。现在生活好了,反而有那么多的不平。后来我悟出这么一个道理,关键还是在提供公共品服务上面。收入是不可能缩小差距的,收入上的差距永远是存在的,但是社会公共品的提供是可以体现公平的。只有在公共品的提供上,更多体现公平原则,人人都能享受,人们才会真正感觉到满足。现在说贫富差距大,你说能够压缩贫富差距,我说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对于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是不一样的,收入的差距自然就存在。你说西方发达国家,它收入的差距比我们还大,比尔·盖茨跟他员工的收入怎么能比?
但是他们提供的公共品还是比较公平的。穷人也好,富人也好,同样可以享受,这就造成社会比较安定。所以,我提出政府应该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否则就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那么,这个公共产品,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说到底,还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我们政府的社会管理,还是经济主导型的,没有回归到公共服务型上来,没有很好地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这个公共品的问题。有些地方,从乡镇一级到县市一级、地市一级,热衷于造很宽很宽的马路,造高楼大厦,给政府机关造很漂亮的办公楼。他们的政绩,就是招商引资,一味追求GDP的增长,和一些企业主打得火热,再加上一些体制上的缺失,制度上的不完善,特别是土地批租上的漏洞,官商勾结很容易,全国各地,凡是一把手落马的,没有不是跟房地产开发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阶段,只要政府在行政管理改革上面不到位,权力干预市场的现象,权钱交易的现象,就很难避免。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很快就要30年了,下一步到底怎么走,到底怎样发展,我们不能不定下心来,冷静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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