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俞新天,研究员。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台湾研究会会长等。主要著作有:《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机会和限制: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和比较》、《走自己的路:对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设计》和《世界南方潮: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并主编《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下: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战略纵论》和《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等。
应当有思想解放的胆识,理论创新的勇气。创新会有风险,创新会有代价,可是,创新是值得的。再大风险,再高代价,也不能与创新理论本身将会产生的巨大能量、巨大影响相提并论。没有义无反顾的理论创新,没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我们就不能如锦涛同志所说,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我的直觉就是这些话会与中共十七大的主体文件相关联,因为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所强调的也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再过三个多星期,中共十七大就将在北京召开。上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说中共十七大将“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战略部署”。前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在重申大会将要“针对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全面规划,做出战略部署”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大会将要“制定出适应党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及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需要的党章修正案”。并且还说,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国内外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不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6·25讲话非常重要,非常有新意。譬如说四个“坚定不移”,就是一个最新提法。四个“坚定不移”,首先就是:“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有人说,邓小平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讲解放思想。改革开放29年,我们党说了29年的解放思想,没有多少新东西。我说不对。6·25讲话中的“解放思想”绝对不是老话、套话,泛泛而谈,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将“解放思想”说成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说成是“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一个“本质要求”,一个“一大法宝”,什么意思?就是要用解放思想统领全局,开拓创新;就是要用更多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中国作风,更有中国气派的创新理论来“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前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是也说要把“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把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写入党章”吗?“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到底有哪一些呢?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等,应该都是包括在内的,还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应该也是。作为创新理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从一个世界体系之外的革命性角色变为世界体系之内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参与性和建设性角色是相适应的;与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最不发达状态进入联合国所规定的发展中国家是相适应的;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基础——世界市场的过程不可逆转是相适应的;与中国更加主动地加入地区多边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逐步成为构筑东亚甚至亚太新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是相适应的。任何大国的兴起都会对国际现状产生冲击,地区邻国和世界大国都关注中国。近年来“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仍很普遍,除了少数别有用心者外,大多数人因为不了解而心生疑虑。中国确实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中,处于从起飞到中等现代化的转型之中,矛盾集中,困难重重,挑战严峻。但是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中国的条件在改善,经验在增长,如果说在过去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都没有“崩溃”,那么未来只要应对得当,中国就不会“崩溃”。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不具备的,所以能在不断发展中消化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当然,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以独特的方式发展;对此,中国的学者责无旁贷,应当做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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