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则两利，斗则两败”是不是就是和谐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是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就是和谐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正在扩大，和谐世界的提出，和谐价值观的倡导，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欢迎，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在热烈讨论“北京共识”。

        雷默在“北京共识”中也说到了中华文明中的和谐。但是他对于我们在和谐等问题上的认识还是更多停留在浅表层面上，所以他又提出了“淡色中国”的命题，甚至将这一命题等同于品牌。

        这只能证明人们愈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即思想、制度和政策的吸引力。但是，也有一种误解，即把软力量仅仅视为一种对外策略和手段，这就会舍本逐末。软力量是对内对外一致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凝聚的共识，不是为了改善形象而附加的外包装。锦涛同志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现代化层次，提高中国人的现代文明观念。只有全体国民认同这些思想，并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才能真正地自然地增强中国的软力量。“和谐世界”是我们的长远目标，我们要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去争取这一前景。

        要想真正地自然地增强中国的软力量，是不是还得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这是一定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它应当是对内和对外文明建设的统一，是学习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与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统一，是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统一。尽管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复兴观点，但是中国政府、领导却在以自己的思想和战略指引人民，凝聚共识，减轻了各种极端主义的干扰和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一定也是克服各种错误的复兴观和复兴运动的过程。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一定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是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的过程。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一定也就是我们以“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的过程。

        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亚洲”，再到“和谐世界”，是否贯穿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就是中华文明中的和谐价值观？

        是的。2005年2月，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即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5年9月，锦涛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又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思想，受到了国内国外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和谐这一充满中国特色和东方色彩的价值观，也借助于此而推向了国际社会。整个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华文明中的和谐价值观。

        和谐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早已有之，孔子的里就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矣”。

        和谐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许多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和合”文化。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还有“天人合一”、天地仁和等等思想都是古代哲学的精粹。它们不仅在经典和精英的“大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影响了广大民众的“小传统”，例如民众把寒山、拾得两位高僧奉为和合二仙，顶礼膜拜。

        和谐的思想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毛泽东时期，新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顶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随后，中国与印度、緬甸又共同倡导这一原则，使其成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印度和缅甸在提倡和平共处原则时，依据于其古老的宗教文化，而中国则源于古代的哲学和伦理思想。当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时，许多亚非国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有疑虑，周总理说，我不是来吵架的，然后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认为应当把意识形态的差异搁置一旁，结果促成了万隆会议的巨大成功。可以说这是以和谐价值观化解矛盾的绝佳案例。邓小平继承与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顶原则，指出，考虑国际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论国家大小，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在冷战尚未结束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察觉世界的新趋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问题。他也对党际关系提出了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仅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政党，而且扩大到同各种类型的外国政党的关系上。

        邓小平早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在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国际体系、秩序和机制处于迅速的转型之中，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威胁和挑战，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也遇到了新的课题和难题。锦涛同志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样性的观点，进一步提出，把和平、发展与合作写到我们的旗帜上。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对外政策思想较侧重于互相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那么今天则更加主动地以合作来减少矛盾，增加共识。对内建设和谐社会与对外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相辅相成的。

        和谐的要求是否比和平的要求更高？

        那是一定的。和平还只是不以武力相向，而且不威胁使用武力，但是和谐却要求在和平相处的基础上，互相尊重，彼此理解，互相帮助，彼此协调，互相扶持，共同前进。这是植根于中国和东方哲学思想的理念。众所周知，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分为三种文化，第一种是霍布斯文化，各国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第二种是洛克文化，各国之间不是敌人，但也还不是朋友，主要的关系是竞争。第三种是康德文化，其核心是友谊，各国再也不会发生战争，遇到威胁还要共同抵御，互相帮助。康德的著作题名为《永久和平论》，也是以和平为最高目标的。但是，在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不仅有和平，而且有和谐这样更高的境界。在东亚各国的政治文化中，和谐都是重要的目标。虽然东亚国家也采用了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但与西方强调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不同，东亚各国在表决之前往往花费很多时间去协调沟通，以便达到更大的共识。所以，和谐的理念至少包含这样一些重要内容，譬如包容性，以开放的心态求同存异，兼容并蓄；譬如自律性，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就是自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譬如利他性，只讲利己，就难以达到和谐；再譬如非强制性，礼不往教，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显然，在和谐的理念下，国际关系就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取得更大的进步。

        和谐的理念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和谐的理念具有深刻的意义。在当前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发生重大而急剧的变化时，它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传统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都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互相之间的利益必然碰撞，因此实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这种理论预示的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但是，人类社会正在进步，并且必然最终会脱离丛林动物界，和谐世界才是人类生存的光明前景。应当承认，目前的世界中还有许多破坏和谐的现象，尤其是人们的观念中冷战思维、零和游戏的影响根深蒂固，成为争取世界和谐的最大障碍。正因为世界还不和谐，所以才更需要大讲和谐，才更需要和谐理念的指引。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指出，20世纪思想的主流是对抗，21世纪思想的主流则应当是和谐。目前，法国的许多学者都主张多元化思维，认为政治中应当纳入反对、对立和冲突的观点，归结起来，可以称做“超越”或“和谐”的思维，而中国的古老文明恰恰可以为这种思维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您是否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说当今世界很不和谐，我们提和谐世界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乌托邦？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当今世界还很不和谐，为了创造和谐，必须化不和谐为和谐。和谐世界的建立是一个长远的目标，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中国将以自己的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首先实践它，推动它的发展。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经济上必然与别的国家产生竞争，例如争夺外资，争夺出口市场，争夺能源资源的进口，等等。许多竞争是良性的，会促进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也有一些竞争会损害一些国家的根本利益，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因为它们的经济非常薄弱，还难以经受看来是公平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合作互利、合作双赢的途径尤为重要。即使是比中国经济先进的经济体，中国应该而且也可能寻求共同利益，减少摩擦和矛盾。中国是世界少有的邻国众多的大国，领土、边界的争端将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致命的影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功地与绝大多数邻国以互谅互让的精神划定了陆地边界，与印度也达成了解决边界争端的原则。在更为复杂的海界划分中，中国已经与越南划定了北部湾海界，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中国和东盟国家达成了《南海共同行为宣言》，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的公司也开始对海洋资源进行共同勘探和开发。至于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之间更有可能合作。因此，面对利益之争，也并非只有零和游戏的原则，追求合作共赢就会为和谐世界的构建做出贡献。

        寻求共同利益已经开始被中国和其他国家所接受，但是一说到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很多人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似乎无法达到和谐的境界。

        其实这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温家宝在今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我们也与世界各国人民有着许多共同的价值观，例如都追求和平、发展，都重视家庭、教育，等等。尤其在民主、人权和自由这些东西方差异较大的价值观上，全球化和现代化也缩小了人们的思想差距。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实施使得个人享有了更大的自由，人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中国已经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了宪法，中国参加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权公约，甚至超过了美国。中国一贯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重要的目标，并且开始在民主制度建设上做出新的试验，如农村基层直选、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等等。当中国参与全球反恐合作时，也意味着承认，无论人的性别、国籍、种族、阶级，其生命都是宝贵的，这是国际公认的最基本的人权。因此美国前亚洲协会会长尼古拉斯·普拉特说，中美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反恐斗争中是实际上的盟友，并且也分享了共同的价值观。所以，把社会制度的不同视为价值观的截然不同，是僵化的冷战思维。

        无疑，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化价值，其中比较突出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特别是美国文化价值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集中表现在重视个体还是集体、侧重主权还是人权、认为世界应当是一元还是多元等问题上。然而，即使是西方文化也非铁板一块，欧洲较好地进行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反思，很多精英赞同多元文化和多元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更是极其多样，千差万别。但是，在承认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各国就能尊重和理解别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求同存异，协调合作，为和谐世界铺就新的道路。

        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强调共同利益，更要强调共享价值观。在利益的驱动下，在机制、法制和组织的约束下，国际合作也能够实行；但是，如果有了共享价值观的指导和粘合，则合作会更加顺畅有效。中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一贯强调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样性，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今后中国不仅要讲文化多样性，而且要讲文化统一性。

        统一性不是抹杀个性的同一性，更不是统一到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观”上，而是在吸收所有多样文化的优秀价值观的基础上的统一性，是发展和积累更多的人类共享价值观。西方国家在现代化中率先完成了文化的现代化，随后又将其文化价值观进行了世界性的传播。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具有这样的潜力，只要经过现代化的提升，就能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国家。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现代政治体制、现代社会结构，但在如何实现现代化方面却还要经历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的选择、过滤和指引。

        和谐世界的价值观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到底有何影响？

        在冷战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中，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如果说，过去中国担心的是，外部世界可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那么今天已经不仅要考虑外来影响，而且要研究中国的发展可能对外界产生什么样的冲击。由于冲击的速度、力度和不可预测性，也会使外界感到措手不及，造成困惑和痛苦。从中长期思考，国际体系的变化仍会加速，中国的巨变仍将持续，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式也将随之而大变，这确实将是中国面对的新挑战。为了应对挑战，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和平崛起。和平崛起也是代价最小、成效最大的途径。换而言之，中国的崛起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邻国的支持，世界各国的支持，这样才能达到多赢互利的局面。

        要想达到多赢互利的局面，我们还应做些什么？

        首先必须改变错误的认识，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中，党中央花费了很大精力，才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天，更应当认识到，以冷战思维不能战胜冷战思维，以零和游戏规则不能克服“中国威胁论”，以极端民族主义无法达到民族的复兴。只有以和谐的新理念，才能真正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您认为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够被世界所接受吗？

        尽管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但是和谐世界的理念还是能够被世界所接受，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也能够被世界所接受，因为时代条件已经改变，国际条件已经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承认了每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平等，一个国家，不论其大小强弱，外国都无法以武力去征服或消灭它。虽然冷战时和冷战后仍有强权干预别国包括以武力干预的例子，但是，往往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如果不是其内部的瓦解，外力是不可能消灭它的。这是全世界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伟大成绩，也是国际关系的重大进步。2003年美国出兵干预伊拉克，虽然体现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但也反映出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反对，结果美国赢得了战争，却不能赢得和平，显示了独步天下的硬实力，却丧失了天下归心的软实力。

        现在，大国之间已经不再是争夺霸权的你死我活的关系，也不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生死搏斗，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了。各个大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伙伴关系，友好合作关系，以便又合作又竞争。当然，现在还存在着军事联盟，但其目标已经与冷战时期不尽相同，往往并非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而是维护地区安全的特定问题。美国的盟友如欧洲、韩国、澳大利亚等，在涉及本国安全与利益的问题上，与美国的观点也出现了分歧，特别在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有的专家甚至预测，军事联盟将在20年内消亡。这种预测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检验，但是关注军事联盟的变化却十分必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的影响也很大，但是它毕竟与成千上百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不能相提并论。只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人类就能找到对付挑战的途径。

        国际体系进步的另一现象是中小国家地位上升。过去，中小国家的生存堪忧，它们不得不追随某一大国，加入某一集团。只有大国之间才能实行“均势”政策（平衡政策），中小国家则要么沦为附庸，要么成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今天，中小国家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已经得到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保护。因此，它们就可以单独或集体地实行对大国的平衡政策。它们欢迎所有的大国进入地区，以便获得最大的利益，它们在大国的竞争中折冲樽俎，沟通协调，作用日益增强。东盟在亚太地区、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很好的实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任何大国都难以排除其他大国在一个地区的存在，任何大国都很难达到过去那种垄断性的主导地位，这将对霸权和强权造成更大的牵制作用，也将使和谐世界的理念更容易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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