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4年8月30日，新天同志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与我以“大国不互相为敌，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证”为主要话题进行了交谈，我认为新天同志的谈话虽然过去了几年，但对理解前文是有帮助的，对未来中国如何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有启示意义。为此，在征得新天同志同意后，我将新天同志的这次谈话概括整理成文，作为附录供大家参考。
美国的两面性将长期存在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是一致的，是有机的整体。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已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事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于世界的重大意义。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正在摆脱贫困和落后，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同时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外交路线，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又给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促进了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为亚太地区的各种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当然，也有极少数不了解或根本不愿意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散布了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他们的最好回应。譬如1990年5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他说中国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的模式”，即有力量者将成为霸主和统治世界，所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国防战略开始发生大的变化，中国正计划同美苏一样，建立一支专业化和机械化军队”，对正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构成潜在的大威胁。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日本极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也说日本要想“作为战略国家而得到重建”，日本的经济要想“得到复苏”，就得前门驱虎，后门拒狼。所谓“前门虎”就是美国，所谓“后门狼”就是中国。还有美国的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也说：“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及其会变为一个富国的潜力，将来有可能使这个国家走上好几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可能促使它朝着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无视国际舆论的方向前进。中国十分可能成为某种社团主义的、军事化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一个与墨索里尼或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有些相似的国家。中国确实是在朝着20世纪初的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的方向前进。”在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还有约翰·米尔斯海默。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不仅是对乐观的自由主义的回应，更是作者在“十年磨一剑”基础上系统阐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部书说到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因此米尔斯海默反对接触而主张及早遏制中国。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带有浓重的美国情结，是美国例外论的现实主义阐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是美国精英意识的一种流露，值得关注。
其实，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从而促使各国更多地在经济、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
这使得国际社会有可能接受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和平崛起。例如，二战结束后，欧盟国家、日本等实现了和平崛起。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走出了一条同世界近代史上所有后发大国在崛起进程中所走的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更不是相冲突的、全新的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处于超强状态的美国，一方面迅速变化以应付新威胁，另一方面其冷战思维又根深蒂固，最难克服。美国的两面性将会长期存在，无论在亚太安全还是台湾问题上，都会不断表现出来。中国要想与各大国处理好关系，尤其是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处理好关系，就要更好地运用国际多边机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寻求合作，又进行积极的竞争。中国应当支持和鼓励美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防止和缩小其破坏性的作用。对于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合作，中国应当采取接触和对话的政策。面对共同的威胁时更应积极合作，以便最大程度地化解美国存在的误解、猜疑和反感，缩减冷战思维的市场，对于它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必须警惕与防范。
取信于人，在于自己
相对“中国威胁论”而言，“中国崩溃论”是另外一个极端。从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到斯图威尔的《中国梦——追寻地球上最后一个巨大未开发市场》，都是一种说法，那就是以大量公共和外来投资推动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中国经济陷入危机之日，便是西方“中国梦”幻灭之时。事实胜于雄辩。
这些论调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但我们还是要做出回答。我们要有一个相应的说法，让更多的人接受，让周边的国家接受，让大国接受，让世界各国接受，一听就明白。所以我赞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提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它说明，中国将“通过和平方式崛起”和“为了和平而崛起”，以及“崛起后为和平做更大贡献”。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要在新世纪战争与和平的总体背景下展开，从预防冲突和应对冲突来看，和平发展就是要构建更广阔的合作平台，化解可能产生冲突的矛盾。中国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
任何大国的兴起都会对国际现状产生冲击。当今世上还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我们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将信将疑、似信非信，都很正常。要想取信于人，首先在于自己，从最高决策层到平民百姓都要有变化。
因此，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是对外界怀疑的回应，而且是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肯定。我们国家发展了，强大了，很多人增强了爱国心、自信心，这很好。
是好事。但是也要防止错误想法，错误观点。我们不能有狭隘民族主义，不能有复仇思想。我们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看不起穷兄弟。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都很危险。我们既要弘扬爱国主义，又要倡导新型的国际主义。
事实上，我们的实力还是有限的，我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的经验仍是不足的，还是要向所有的国家学习。我们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哪怕别国只有一点儿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过来。我们现在学得很不够，不能因为有一点儿成就就骄傲起来。我们要抱有虚心的态度，友好的态度，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我们要将中国发展的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同时，又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
我们要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我们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我们要继续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
总之，我们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让全世界产生“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不搞强权政治。我们要同世界各国合作来谋求共同和平发展。
参与和贡献越多，发言权越大，作用也越重要。
过去邻国担心中国介入地区事务，当中国选择和平发展，“中国威胁论”随之下降时，邻国也会因中国的不介入或介入不够而不满。例如，世界各国都希望中国政府在解决朝核问题时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政府为此主持了一次三方会谈、几轮六方会谈，受到了外界高度赞扬。现今中国已经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地区组织中去。中国与东盟的10＋1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建设，上海合作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等等，全都标志着相互依存的深化。应当承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地区邻国的利益在安全方面也相互渗透、相互重叠，应当共同维护。现在合作的程度离各国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也正是各国批评和期待之处。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有可以借鉴的东西，但它的强权政治与零和游戏的思维是很大的缺陷，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周边政策已经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我们还应当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缩小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破坏。总之，国际体系、制度和机制正在不断变化之中，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影响其走向，关键在于参与和贡献。参与和贡献越多，发言权越大，作用也越重要。
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但人们仍感不安全
目前国际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要结束了”？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在新帝国时代，只有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感召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说这么两点。第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不会爆发。因为大国之间既无对抗能力也无对抗意愿，而真正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仍然是大国。虽然现在也有人认为，反恐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但似乎并未达成共识。目前存在的冲突，基本上在地区或次地区层次上，绝大多数国家总体仍处于和平状态。和平与发展时代将是很长的历史时代，不会因为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件来改变。事实上，美国内部也在争论伊拉克战争的得失利弊。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人们仍普遍地感到不安全，或者说对于安全的要求已经提高了。其原因是全球化使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今天的威胁也确实全球化和分散化了。第二点，我们国家的决策层对于当今世界的变化做出了清醒而敏锐的反应。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比起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有了战略性的调整。两者都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点上具有延续性。但是，在下述方面却很不相同。十五大报告认为，世界局势总体走向缓和，而十六大报告却指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十五大报告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十六大报告却第一次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并把它放在霸权主义的前面。十六大报告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提法上，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将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和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都列入了世界不安宁的清单。并且，报告再次重申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并将对外政策的对象按大国关系、邻国关系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行排序，体现了新的思考。目前的问题倒是学术研究相对滞后，学术界需要回应时代变化的挑战，积极创新，对于威胁、冲突和挑战提出更富前瞻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为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智力支撑。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的想法是：今天的民族主义一般表现为特殊形式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在更深刻、更基本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完全胜过任何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东亚包括中国，民族主义总体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各民族的自信心，但是极端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有害的，它的人数不多，但危害极大。由于一些原来孤立的问题不再孤立，很多地区性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异，也都有了极端主义的表现形式，也都有了竞相表现自己的机会。恐怖主义也仿照经济全球化实行了恐怖全球化。所以说全球化对于安全来说也有消极因素，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和防止的。
我们原有的思想、原则和规范已经不够用了
首先，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不会爆发。其次，冲突与战争的高发区域在欧亚大陆的“柔软下腹部”，即从巴尔干、中东、高加索、中亚、南亚直至东亚的弧形带，非洲和某些拉美国家。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困难，转型的阵痛，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交错等复杂因素，成为最不稳定的地区。再次，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如金融危机、“9·11”事件、“非典”、禽流感等等，其中有些与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如“9·11”事件所引起的战争，有些则不然。最后，面对新的挑战，各国具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同时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两大问题最值得关注。
第一个问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应当如何判定性质，如何应对。围绕着反恐、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产生了巨大的认识分歧，在欧美之间、“老欧洲”与“新欧洲”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甚至在一国之内的政府与民众之间、民众中的不同派别之间，观点之大相径庭，前所未有。对此的分析和评论，已经汗牛充栋，不必赘言。我要强调的是，这反映了人类处于剧变世界中的迷惘和探索。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只关注国家之间的行为和互动，对其他行为主体相当忽视；基本上侧重于政治的领域，而将其他领域视为低级，由此产生了“高政治”和“低政治”之区别。它很难解释今天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提出了“国际政治”和“全球化”两条主线并存的想法，有的人区分了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等概念的内涵，确实有启发作用。事实上，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全球关系的综合理论，来解释人类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国际关系即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其他主体；既关注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也包括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应对的全球治理。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等对世界的影响相对上升，“低政治”正在升高，甚至侵入到战争与和平的“高政治”之中。与此相应的是，非国家政府主体的作用在增强，迫使国家政府这一最有力的主体重视它们的存在和力量。当然，这完全不是贬低国家的作用。因为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人类一定会运用各种组织方式来应对，而目前最强大的组织仍然是国家及国家组织。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新的威胁与挑战。显然，我们原有的思想、原则和规范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新的思想、原则和规范。而且，必须传承更新，最终除旧布新，不至在转变过程中弄得无效失范，天下大乱。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基本思想，也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基础，目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国家主权在解决国内、国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的冲击时，暴露出缺陷、软弱和无奈，连唯一的超级大国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关键时刻，选择去干预或被干预，与传统的主权原则是抵触的。一旦国家主权的概念和原则进行调整，就会使整个国际组织和机制的根基动摇，必然随之进行重大变更，然而今天所有的主体尤其是国家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和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国家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主角地位，正如英国著名理论家、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国际关系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主权问题上，存在着相互承认为平等主体的强大压力，不管实际情形中权力差别如何之大，主权国家在有限的领土内有控制能力。因此，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的作为仍然处于国际舞台的中心。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目标要求各国进行更加紧密的安全合作，并且也将非国家主体吸纳进来，进而针对新的威胁而采取新的方式。
以为和平发展就不必加强军事现代化，是一种误解
目前在安全问题上主要的思想障碍是，以传统的尤其是冷战时期的思路来对待新的威胁，结果将会贻误时机，冒失去未来的风险。虽然冷战后的冲突与战争已出现了实质性根本性的变化，但许多人仍墨守成规，以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还会回复到冷战对抗的老格局中。许多人怀疑，世界上到处存在冷战思维，如果我们坚持新思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岂不是会吃亏上当？
历史已经证明，正确把握新趋势的思想能指引我们洞幽察微，占尽先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冷战尚未结束，中国内有濒临破产的经济，外有十年浩劫破坏的国际关系，邓小平却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开始全方位地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改革与开放的推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20余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六四风波”、台海危机、炸大使馆、中美撞机等危机，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都化解了矛盾和冲突，走向新的发展目标。反之，当时如果继续冷战思维，就可能使中国陷入冲突，打断现代化的进程。
环顾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庆幸中国由于思维前瞻，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确定战略机遇期乃至更长期的中国对外战略的思想。变化了的情况呼唤新的思想和战略。冷战已经结束，主要威胁变化了，世情在变。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从最不发达状态进入了发展中国家行列，综合国力有了相当的提高，国情在变。各国对中国的要求和期待在提高，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程度和发挥的作用在增强，两者的互动在变。和平崛起就要研究怎样应对不同于以往的威胁，来保证中国的、地区的和世界的和平，怎样使新安全观变为全球共识。
我们还要加强研究中国在新形势下如何为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使中国与世界同战威胁，共享安全。中国已经加入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正在考虑加入第三个。这一举措意义重大。中国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珍视主权，以主权维护人权，这毋庸置疑，不能改变。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应对主权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和政策。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第55届联大讨论联合国秘书长的年度报告时重申，联合国应当为制止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防止大批无辜平民惨遭杀戮的悲剧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但它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到国际干预行动的复杂性和干预失当的危险性。要确保任何干预行动须经安理会授权。大国和国家集团应当尊重当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利用人道主义干预干涉其内政或引发新的冲突。而这正表明我们对于主权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变化，已在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政策。
事实上，“非典”肆虐时，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和帮助，实际上主动让渡了部分主权，当然也同时享有了其他国家主动让渡的部分主权。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南中国海共同行动宣言》，带有共享主权的色彩。当中国愈益深入参与地区和世界的多边合作时，“主权让渡”和“主权共享”的问题会愈益频繁和突出。经济上的合作尽管也有分歧，似乎较易统一，安全上的合作则更难一些，因为要改变许多思维定式。中国已经积极地参与了世界维和行动。我个人认为，将来还不得不逐渐考虑，对于已经获知可能的威胁，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在地区组织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可能进行共同的干预行动，包括事后的干预和事前的干预。干预的方式可以从低强制的对话、广播，减少经援直至高强制的军事行动。
非洲国家已经对人道主义干预形成了共识，当然在实行时仍有一定的敏感性。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在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中国也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也将由低至高，中国对此应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免措手不及，反受其害。以为和平崛起就不需加强军事实力，或者不能动用武力，是一种误解。面对新的威胁、冲突和战争，中国应以一切手段应对，包括武力。只要动用武力能够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并且具有合法合理性，就会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这也是和平发展的重要内容。
正如邓小平指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所以，只有深刻理解邓小平的思想，完整贯彻他的战略意图，我们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挑动，不被迷惑，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扰，以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强大后盾。当然，完成三大任务的手段是综合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包括在内，并非只用军事手段。
美国外出干预的动机仍然是存在的
冷战时的冲突和战争与冷战后的冲突和战争是有很大不同的。冷战时期的战争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利益的战争，第二类是前苏联和美国两个阵营的争夺战，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四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由于反殖民主义的胜利，第一类战争已基本结束。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转向，第二类战争也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两类战争便非常突出，再加上新出现的因素，因此，冷战后的冲突和战争大约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类是干预战争，往往是大国或国家集团对另一国的武力干预。第四类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目前主要指大规模危害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对于第四类的争议很大，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将恐怖主义归入犯罪，另一种则认为应归入冲突和战争。我的观点相对折中，只是把大规模的危害严重的恐怖主义列入战争。其实在传统冲突与战争中，规模太小的也往往不进入统计。我将恐怖主义归入战争，还出于更前瞻的观点，即将来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非传统冲突和战争，也不应忽视。
在冷战结束后的头10年，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占据了所有冲突和战争的90％以上。从数量上看，这并非新现象，因为在冷战时期，绝大部分的战争就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引起战争的动因不同。在冷战时期，新兴国家之间兵戎相见主要为了争夺资源要地和战略重镇。而冷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原因却与民族、宗教和文化相关，当然也仍有经济和战略的争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为民族平等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为民族主义的高涨铺平了道路。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异，在封闭的小型社会中，往往不被察觉，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却突出为人们安全的保障，认同的核心。世界上极少有单一民族－国家，一国之内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十分普遍，跨界民族和跨界宗教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复杂的交织使得国内纷争容易溢出为国际冲突。
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容易酿成冲突和战争，因为它们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较低。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各国经济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富国之内、富国与穷国之间和穷国之内的贫富悬殊，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加上现在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因素的存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尚未找到应对全球化的适合本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弱势群体具有无助、绝望甚至逆反的情绪，这就成为各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温床。一些群体和组织可能采取暴力行动，造成如正规战争那样巨大的破坏和伤亡，甚至更严重。
全球化也使得恐怖组织、海盗组织和贩毒组织更容易获得武器，包括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更容易建立国际网络。它们不受任何国际法的约束，毫无顾忌地针对平民，以便获得最大的震慑作用。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全球变暖，将使许多国家失去领土，环境破坏导致争夺水资源和其他重要资源，某些致命疾病的流行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亦潜伏着冲突的可能性。
于是产生了外来的干预。外来干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地区组织内达成共识的干预，包括以武力解决足以影响地区稳定的争端、动荡和冲突，例如非盟对大湖区的干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似乎仍有争议，欧洲国家也在反思。另一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强化，倾向动武解决问题，实行先发制人战略，而其他各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其行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便是明证。时至今日美国仍未发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证据，其开战的合法性更令人怀疑。美国干预他国的战争一贯存在，但这次却具备了新的特点。它以反恐、反扩散为理由，绕过联合国决议，不顾欧洲盟友的反对，抛弃北约，建立“志愿者联盟”，反映了“9·11”事件后的新战略。由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和软力量都处于巅峰状态，外出干预的动机仍然是存在的。
美国是否干预中国，与美国是否战略东移并无直接关系
在美国的战略中，军事力量始终是基本的力量，经过近年来新军事革命，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质和量上都独步天下。其战略目标除了保证美国的“绝对安全”外，还要用一切手段，保证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绝对霸主地位。但是，美国把它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并不等于它就要遏制中国。美国是否干预中国，与美国是否战略东移并无直接关系。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欧，但却与中国两度兵戎相见，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现在东亚逐渐成长为可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经济区域，美国的战略不向东亚倾斜反倒是不正常的。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积极作用表现在美国与亚洲的密切的经济、社会、文化往来，消极的作用表现于美国总是企图以自己的利益来主导东亚的事务。显然，我们应当坚持两点论，鼓励其积极方面，缩减其消极方面。美国围绕着中国的军事存在，既是中美之间相互竞争的场所，也可能是相互合作的平台。美国是否干预中国，取决于中美双方对国家利益的定位和双边关系的互动。
刻舟求剑，必将导致决策错误
最近，有些观点相当流行。一说安全威胁从哪里来，不少人立即会指认某一大国，譬如现实的美国或者潜在的印度等等，作为我们的主要威胁。还说美国通过反恐战争，对中国实现了战略包围。中美由于台湾问题难免一战。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后，又将以遏制战略对付中国。这些观点并未注意到世界局势和美国战略的变化，无法得出更前瞻的思考。
众所周知，按照冷战思维和新的强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中各方互动的模式基本上是“零和”模式，也就是一方得益意味着另一方受损，或两方关系的接近意味着第三方利益的受损。按照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如果国家以相互敌对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霍布斯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如果国家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洛克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如果国家以相互帮助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康德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如果A国希望与B国建立朋友关系，而B国把A国当做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看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可能性之一是双方成为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创造霍布斯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可能性之二是双方成为朋友，创造康德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可能性之三是双方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即洛克文化为主导。从现实情况看，大国之间由于既有很多共同利益又有许多矛盾，因此形成既合作又竞争关系的可能性最大。这就是更前瞻的思考。今天，大国不互相为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实现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前提。以此考量美国，我们就不难看到，美国的安全战略已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冷战后的新威胁面前首当其冲，其反应也相当迅速。“9·11”事件后美国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把国土安全列为首要任务，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作为主要威胁，并将主要关注目标从“崛起”的国家转向“失败”国家。在2002年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界定了以上美国的主要威胁，而把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列为其合作伙伴。不仅在反恐方面，而且在亚太安全的其他方面，中美都发现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这一趋势并不是临时的、短暂的，将是长期的、根本性的。不仅在美国仍陷身于中东时有效，而且当美国从中东脱身后仍然有效。因为形势比人强，回复到冷战格局几无可能。
认为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是“暂时的”、“非常态的”，似乎还要回到大国对抗的“常态”去，是套用冷战时期的经验，犹如刻舟求剑，必将导致决策错误。
我们重视美国，但是，这不等于美国的作用可以取代其他国家的作用。
我们与其他大国有许多更为接近的理念，有共同利益需要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的安全弥足珍贵。中国与俄罗斯、日本、欧洲大国也有差异和分歧，必须求同存异。中国已经开始重视多边外交，无论在地区组织还是在世界组织里。尤其在亚太地区，多种安全机制并存，有的由大国主导，有的要求无主导或者各国皆可在某个问题上主导，是非常独特的现象，更需要中国外交去探索创新。目前中国可以从具体的安全问题入手，增强首创性，加强合作性，积累经验，将各种主要类型的安全威胁降到最低限度。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敌人
就当前情况而言，中国面临的冲突可能性由高至低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内不稳、外国干预，主要是美国，主要因台湾问题，再者与邻国的冲突。
我们几乎可以排除中国与邻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尽管中国有众多邻国，容易受到影响，但是大部分邻国的综合国力低于我国，加之我国实行了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不以武力来解决互相之间的争端已经成为共识。邻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比较复杂的问题是邻国有无可能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几个军事同盟，冷战后又与一些国家发展了军事合作。其中可能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针对地区安全的威胁。甚至也有美国专家预言，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将在未来10年内终结美国的军事同盟。拉詹·梅农在《同盟的终结》中就说到了北约、美韩与美日军事同盟的变化。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他的预测，但注意军事同盟的变化还是必要的。如果因为“台独”引起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美国的盟友并不一定追随美国。韩国就公开表示过。美国的亲密盟友澳大利亚不会赞同美国出兵，更不用谈其他东亚国家。即使美国能拼凑“志愿者同盟”也无济于事，这只要看看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就可以了。
从目前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非传统安全可能是最大威胁。中国曾经受到过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侵害，将来也很有可能再次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侵害。尽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屡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冲击，已经有了相当的体验，但是现在中国的抵御能力和综合准备还很薄弱，将会有较大的风险。譬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既有组织也有个人，已经对中国安全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其危险性只会升高而不会降低。还有一种就是经济上的威胁，譬如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积累的财富一夜间一半去掉，对此我们要有高度警惕。现在我们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就能有效防止这方面出问题。还有卫生安全威胁，譬如“非典”、禽流感、艾滋病等，都会蔓延到国内外。还有环境安全威胁，譬如气候变暖、洪水、沙尘暴、干旱等，也是全球性的。疾病、环境等问题在共和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但在全球化开放时代其危险性空前提高，它们具有的国际影响和国际联动也空前巨大，其震撼力和破坏力将大大加剧。还有能源安全威胁。所有这些非传统安全，将是我们的主要威胁。从中央到地方，都要专门成立安全小组来应对，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还有许多危机和冲突是尚未预见的，而最难应付的就是未知的灾难。
非传统安全跟经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有促进经济相互依存的正面效应，也有扩大差异的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地方。很多弱势群体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就采取绝望的方式，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以致非传统安全越来越严重，威胁到当今世界的安宁。这种威胁，这些问题，还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另外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在国家安全领域，以前都是冤有头，债有主，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安全”概念与“国家”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谈论安全时，一般说的就是国家的安全。“国家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有效应对内外各种损害性、破坏性因素的影响和威胁，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益的状态和能力。现在不是了。今天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可能是一个组织，譬如恐怖组织；也可能是一种疾病，譬如“非典”；也可能是一种环保问题，譬如沙尘暴，譬如赤潮；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地说，指的是近些年来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与其他国家相互作用，并对存在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的、非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安全问题。因为非传统安全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敌人，出没无常，难以捉摸，所以特别令人害怕。
除了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还得重视国内的稳定问题。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国内的稳定千万不容忽视。毕竟发生内部不稳、动荡甚至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中国处于两个转型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即现代化的起飞时期，以及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两者都是矛盾集中的冲突高发时期。两个转型扭结使得原有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和民族差别更加扩大，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动荡。中国的动荡哪怕是局部的，都会在东亚甚至更大的范围内造成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具有15个陆上邻国和8个海上邻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绝大部分邻国的发展程度较低，有些甚至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其内在的困难和不确定性较大。它们与中国又有边界争端，跨界民族、跨界宗教等密切而复杂的联系纠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势力容易乘虚而入，贩毒贩武、跨国犯罪也容易内外勾结。安全威胁所具有的国内国外的关联性在中国可能表现最为突出。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观察，中国内部的矛盾虽然很多，但是各阶层各地区和各行业的不满并不一致，也很难同时爆发，除非有特殊的国内外因素，或者严重的举措不当。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中国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因国内外联动所引起的局部不稳仍是必须高度警惕的。
外来干预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这个问题始终集中在台湾问题、美国作用及美国“战略东移”上。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尚未统一的国家。陈水扁以“台独”为目标执政，不断搞“渐进台独”、“法理台独”，不仅影响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威胁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而且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安全，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为了防止台湾“独立”和外部势力插手，中国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尽管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却有长期而复杂的国际因素，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给台湾当局以支持，甚至一直考虑“协防”台湾，事实上已将台湾纳入其地区导弹防御系统，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美国会不会干预台湾问题，这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对于美国，我们要做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就是美国必然会干预台湾问题的。没有美国的干预，台湾问题也就不成其为台湾问题了。但是干预的时机、干预的程度、干预的方式，究竟怎么样，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里面有很多复杂问题。我们对美国的战略意图要有实事求是的基本判断。我以为，美国现政府跟我们还是有基本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反对“台独”。如果台湾当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公投，宣布“独立”，那美国不会给予无限的支持的。要美国来为台湾人卖命那是更不可能的。美国的干预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干预。当然美国对于台湾问题也是有两面性的，利用台湾来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也是不会改变的。
为了利用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局面，防止失控，防止误判，防止台海局势的逆转造成国际形势的恶化。当然，世界上的事情互相关联，非常复杂，并非截然分割。例如，因为国内不稳同时引发“台独”趁机动作，或者非传统安全问题处理不当引发与邻国的冲突，也都必须进入视野，预先防止。还要强调的是，防止战争和冲突，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决策的正确和寻求与外界的良性互动。因此，我将中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概括为：由非传统威胁引发的与传统威胁的结合，由国内不稳引发的国内外敌对力量的联动。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确实重要。没有安全，国家就不能进行正常有序的经济活动，经济社会也就不能加快发展，全面进步，如期达到更高更好的现代化水平。
“9·11”事件以来，全世界都在思考安全问题。对我们来说，说到国家安全，以前主要是指防范和抵御外敌入侵，保密、维护社会稳定、警惕间谍活动等等，那还是传统的，狭义的。这样一些内容仍然是重要的，但是今天来说又远远不够了。我们要把非传统安全威胁放进去。我们还要有新的考虑，新的对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就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国家安全工作，我们就要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安全威胁不一样了，应对的手段也不一样了，决策思路、领导方法、组织机构各方面也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对公民的要求也就不一样了，全体公民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也会发生很大变化。中共十六大有很多新的提法，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非常敏锐、非常及时、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和政府对于形势的判断，动作很快，但是还需要用法的形式加以细化，加以确立。只有法制化、制度化才能保证全体公民认真考虑，身体力行。巨大的挑战孕育着巨大的机会，当代中国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高屋建瓴，进退自如，从容应对严峻挑战，紧紧把握难得机遇，自觉汇入整个世界不断前进的历史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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