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还记得因达尔关于坐飞机旅行的说法，大意是飞机能让他适应自己的漂泊。我现在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了。

        我第一天还在非洲，第二天早晨就到欧洲了。这不只是旅行速度的问题。我觉得我像是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一觉睡醒就到伦敦了，身上却还留有非洲的痕迹，比如机场税的税票，是一个我认识的官员开的，周围是不一样的人群，不一样的建筑，不一样的气候。两个地方都是真切的，又都不真切。你可以在两个地方之间挑挑拣拣，不会觉得自己做了最终决定，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终结性的旅程。在某种意义上，我真实的处境正是如此。我只有一张短程票，签证是旅行签证——六个星期内我必须回去。

        飞机把我带到的这个欧洲不同于我从小熟悉的欧洲。在我年幼时，欧洲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它打败了非洲的阿拉伯人，控制了非洲内陆。它统治着非洲海岸，以及所有和我们交易的印度洋国家；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商品。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不过，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那些丰富多彩的邮票，让我们从中了解到自己多姿多彩的一面。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一种新的语言。

        欧洲现在不再统治我们了，但还是用它的语言通过种种途径喂养着我们，同时源源不断地把那些越来越好的商品送到我们这里来。在丛林中，这些商品逐渐丰富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将现代性和发展的概念灌输给我们，也让我们意识到另一个欧洲——那个欧洲有伟大的城市、繁华的商铺、宏伟的建筑和庄严的学府。我们中间只有有钱有势或者禀赋出众的人去过。它是因达尔为了上那所著名大学而前往的欧洲。它是舒芭这样的人在谈论旅行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欧洲。

        但是我来到的欧洲——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会来到这样的欧洲——既不是古老的欧洲，也不是新的欧洲，而是萎缩的、庸俗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欧洲。因达尔从名校毕业后曾在这里吃过苦，想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它是纳扎努丁一家人避难的欧洲。它是无数像我这样的人从世界各地设法挤进来，在其中工作和生活的欧洲。

        对于这样的欧洲，我心里还无法形成一幅图景。不过它就在伦敦的各个角落，你不会错过，也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那些小摊、小铺、小售货亭，还有熏黄的杂货店——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开的——给人留下的印象，事实上也正是设法挤进来的那些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他们在伦敦中央做着生意，就如当初在非洲中央做生意一样。运货的距离或许短一些，但商贩和货物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仿佛是从远处看伦敦街头这些人，这些像我一样的人。我看到了半夜零售香烟的年轻姑娘，她们像是被困在了售货亭里，如同木偶剧院的木偶。她们被隔离在自己前来投奔的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之外。我在想，她们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伦敦，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有什么意义呢？

        刚从外面来到非洲的人有多少幻想啊！在非洲，我认为，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我们都对工作有一种英雄式的、创造性的本能和能力。我曾经将其同非洲村庄的冷漠和消极进行对比。现在，在伦敦，在忙忙碌碌的背景之下，我发现这种本能就只是本能，毫无意义，人们为了工作而工作。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反叛的冲动，比我童年时期所知的任何感觉都要强烈。我对因达尔所说的反叛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同。因达尔当年走在伦敦的河边，发现了自己内心的这种冲动，决定抛弃忠于家族、敬拜祖先之类的观念，抛弃对伟人的愚昧崇拜，抛弃与这种崇拜以及那些观念相应的自我压抑，有意识地让自己投入到更广大、更艰难的世界之中。我要在此地生活，就必须按他所说的这种方式生活下去。

        但在非洲的时候，我曾反叛过。我的反叛达到了我自己的极限。我本来是到伦敦来解脱，来求救的，我想把握住还有所存留的正常生活。

        我和纳扎努丁的女儿凯瑞莎订婚了，纳扎努丁丝毫没有表现出吃惊。多年前，他就从我的手相上看出我的可信，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改变他的想法——这曾经让我很沮丧。凯瑞莎自己也没表现出吃惊。事实上，对这件事情表现出吃惊的是我本人。生活的转折如此轻而易举，我怎能不吃惊？

        我是在快离开伦敦的时候订婚的。不过大家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事已经定下来了。经过那么快的旅行，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把自己交托给凯瑞莎，让她叫着我的名字，领着我在伦敦到处走，这确实让我感到宽慰。凯瑞莎去过乌干达，去过加拿大，她通晓世事，而我则懵懂无知，有时候还不懂装懂。

        凯瑞莎是药剂师。药剂业务也是纳扎努丁生意的一部分。纳扎努丁一辈子跌宕起伏，早就不相信财产和生意能给人提供保护；他督促子女学习任何地方都用得上的技能。可能是受工作影响，凯瑞莎性格恬淡文静，对于一个来自于我们那个群体的三十岁的未婚女子，这种性格颇为难得。这也可能是因为她有圆满的家庭生活，还有纳扎努丁这个榜样——纳扎努丁仍对过去的经历津津乐道，同时在探索新的领域。但我越来越感觉到，凯瑞莎在多年的漂泊中，应该有过恋爱经历。若是在过去，这种发现会让我勃然大怒。现在，我不介意了。她过去的男友应该是个不错的人，他让凯瑞莎对男人产生了好感。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我关于女性的经验很有限。我尽情享受凯瑞莎的温情，对自己的男性角色有点儿刻意在表演。这一切让我深感宽慰。

        表演——此时我的言行举止有很多表演的成分。因为每天我都要回到旅馆（离纳扎努丁家不远），面对孤独，这种时候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讨厌旅馆的房间。它让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它让我忆起旧日的焦虑，又为我增添新的焦虑——比如对伦敦，对这个世界的焦虑。我要来这个世界发展，但我从什么地方入手呢？我打开电视，感到的不是惊奇，而是外部世界的陌生。看着屏幕上的人，我只想知道他们是如何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我在心里总是以“回去”的想法宽慰自己——再乘一次飞机回去，或许我并不一定要到这里来。白天直到夜幕刚降临时我所拥有的决心和欢乐到了深夜总会全部化为乌有。

        因达尔说过，我们这样的人到了伟大的城市会视而不见。我们只想装出镇定自若、无动于衷的样子。这正是我的问题，即便有凯瑞莎带路也一样。我可以说我在伦敦，但我并不真的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怎样去了解这个城市。我只知道我在格洛斯特路上：我的旅馆在这条路上，纳扎努丁的房子也在这条路上。我搭乘地铁到处转悠，从这个地方钻入地下，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无法将这两个地方在脑海中联系起来，有时候短短的距离却要换乘很多次。

        我熟悉的街道只有格洛斯特路。如果我朝一个方向走，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楼房和街道，到最后会迷失方向。若是朝另一个方向走，会路过很多供游客吃饭的地方、几家阿拉伯餐馆，最后到达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条宽阔的斜坡路，有一些孩子在上面玩滑板。斜坡顶上有一个大池塘，周围铺了一条人行道。池塘的人工痕迹很明显，但到处都有鸟儿，真的鸟儿，天鹅和各种各样的鸭子。看到这些鸟儿愿意在这地方待着，总让我觉得惊奇。假的鸟儿，就像我童年见到的那些赛璐珞做的东西，不会与周围的环境有丝毫不协调。从树梢看过去，远处到处都是楼房。这时你会意识到城市是人造出来的，不是自然长成的。因达尔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得对。我们这些人很容易把那些大城市想成是自然生成的。这使得我们能忍受那些破败的城镇。渐渐地，我们会觉得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在天气晴朗的下午，公园里有人放风筝。有时附近大使馆的阿拉伯人会在树下踢足球。周围总是有很多阿拉伯人，他们皮肤偏白，是真正的阿拉伯人，不是我们海岸那边有非洲血统的阿拉伯人。格洛斯特车站附近有一个报摊，出售各种阿拉伯语报纸和杂志。这里的阿拉伯人不全是有钱人，也不全是干净体面的。有时候我会看到一群衣着破烂的阿拉伯穷人蹲在公园的草地上，或者附近街道的人行道上。我以为他们是仆人，这已经够丢人的了。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带着奴隶出来的阿拉伯女士。

        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那个人。他戴着一顶小白帽，穿着纯白的长袍，这身打扮向所有路人宣告了他的身份。他拿着几袋从格洛斯特路的维特罗丝超市采购的货物。他走在女主人前面，和主人保持十步的规定距离。女主人身材肥胖——阿拉伯女人都喜欢自己身材丰满——脸上蒙着薄薄的黑纱，透过黑纱能看到她白皙的脸上蓝色的图案。她自鸣得意，你能看出，她很高兴身在伦敦，能在维特罗丝超市和其他家庭主妇一起进行这种时髦的采购。她以为我是阿拉伯人，从面纱后面看了我一眼，指望我带着赞赏和羡慕的表情回看她一眼。

        提着购物袋的奴隶还很年轻，瘦瘦的，白皮肤，我猜他是在女主人家里出生的。他脸上露出茫然、温顺的表情。我还记得，在主人家出生的奴隶到了公众场合，只要和主人在一起，哪怕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也喜欢露出这样的表情。这小伙子故意装出购物袋让他不堪重负的样子，其实完全是做给路人看，吸引人注意他和他服侍的女主人。他也以为我是阿拉伯人，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收起不堪重负的表情，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不满，也有好奇。那样子让人联想到想戏耍一番却被喝止的小狗。

        我也要去维特罗丝超市，准备买瓶酒送给纳扎努丁。纳扎努丁没有丢掉对美酒佳肴的品位。他很乐意在这些方面给我些指点。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非洲喝葡萄牙酒，那里的白酒味道寡淡，红酒入口酸涩，而在伦敦，酒的品种如此丰盛，让我每天都乐此不疲。在纳扎努丁家吃晚饭的时候（也就是看电视之前，纳扎努丁每天晚上都会看几个小时电视），我把路遇白衣奴隶的事情说给他听。他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格洛斯特路上的新特色。有几周，他还注意到一个穿着邋遢的褐色衣服的人。

        纳扎努丁说：“过去，要是让人发现你用单桅帆船运几个伙计到阿拉伯半岛，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在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护照和签证，一样通过入境处，鬼都不去管！

        “对于阿拉伯人，我有些迷信的看法。阿拉伯人把宗教带给我们和全世界一半的人口，但我老是觉得，他们一旦离开阿拉伯半岛，就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你只要想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波斯、印度、非洲。想想这些地方的遭遇。现在轮到欧洲了。阿拉伯人把油运进来，把钱吸出去。运油进来是为了维持经济体系的运转，而把钱吸出去则会导致这个体系的崩溃。他们需要欧洲。他们需要欧洲的商品和房产，同时要给自己的钱财找一个安全的窝。他们自己的祖国一团糟。不过，他们是在毁自己的财路，是在杀鸡取卵。

        “这样的人不少见。资金外流是全球性现象。大家把全世界搜刮得干干净净，就好像非洲人把自己的院子刮得干干净净一样，然后，他们想离开让他们挣足了钱的可怕的地方，想找个舒适太平的国家。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韩国人、菲律宾人、香港人、台湾人、南非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南美人、阿根廷人、哥伦比亚人、委内瑞拉人、玻利维亚人，以及许许多多黑人——他们搜刮的地方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还有从其他许多地方来的中国人。所有这些人都在逃跑，他们害怕惹火烧身。你不要以为人们逃离的就只有非洲。

        “如今，瑞士不接收移民了，所以他们大部分都去了美国和加拿大。有人在这些地方等着这些逃离者，把他们带到洗钱的地方。他们会得到专家的帮助。南美人等着自己的南美同胞，亚洲人等着自己的亚洲同胞，希腊人等着自己的希腊同胞，将他们带到洗钱者那里，带到多伦多、温哥华、加利福尼亚。迈阿密就是个洗钱的大本营。

        “我去加拿大之前就知道这些情况了。我没有让任何人在加州帮我买一幢五十万的别墅，或者在美国中部为我买一片柑橘园，或者在佛罗里达买一片沼泽地。你知道我买了什么吗？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买了油井，油井的一部分。那人是个地质学家，是艾德旺尼给我引荐的。他们说要凑足十个人组建一个私营石油公司。他们要筹集十万美元，每人出资百分之十。但是注册资金不止这个数，最后我们决定，等我们开采到石油后，由地质学家低价认购其余的股份。这听起来很公平——毕竟这是他押的宝，也是他的工作。

        “投资到位了，土地也拿到了。在加拿大，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开采。至于设备，租用即可，花不了多少钱，一般取决于你在什么地方开采，试验油井一次只要三万元。加拿大没有你们那里的矿产法。我全研究过了，风险是有的，不过全是地质风险。我交出了我的百分之十投资。结果你猜猜看？我们真的采到油了。一夜之间，我的投资价值由十变成了两百——就算一百吧。不过，因为我们是私人公司，所有利润都是纸上的利润，股份只能在内部买卖，但大家都没有这么多钱。

        “地质学家兑现了他的期权，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剩余的股份，取得了公司的控股权——这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协议上的。然后，他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采矿公司。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用意何在，但石油开采成功后，我们都开始对他的智慧深信不疑。后来他突然消失，跑到某个黑人岛屿上去了。他不知用什么方法在两个公司之间建立了联系，用我们的石油作担保，贷了一百万美元，然后找了个借口，把贷来的钱打入自己公司的账户。最后他携款开溜，把债务留给我们。这是书上记载的最古老的骗术，而我们九个人却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仿佛只是在看一个人在路上挖洞。雪上加霜的是，不久我们又发现此人根本没有买下他的百分之十股份，他是用我们的钱来操作的。我想他现在肯定在满世界找安全的地方转移自己的百万巨资。总而言之，我算是撞大运了，把十个单位的资产变成了一百个单位的负债。

        “债务问题最终会自行解决的，因为油还在。我甚至能把自己的百分之十投资拿回来。我们这些人带着钱满世界跑，想方设法把钱藏起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只擅长在家门口做生意。不过还好，采油是我的副业。我真正花费精力在做的事是开一家电影院，一个民族剧院。你知道这个词吗？意思是指一个地方的所有外国人群体。我住的那一带居民的民族背景很杂，但我想我是听说有家剧院要出售才生出民族剧院这个念头的。这剧院在闹市区，看上去是项值得购置的产业。

        “我去看场地的时候一切正常。等接手了，我才发现屏幕上的图像不清楚。一开始我以为是镜头的问题，后来我发现是卖方暗中调换了设备。我过去质问他，告诉他说：‘你不能这么做。’他回答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看看！无奈之下，我只好把投影设备大修了一遍，又对座位进行了改进，如此这般做了好多工作。生意不是很好，在闹市区开这么个民族剧院看来不是什么好创意。问题的症结在于，这里的外国人都不大喜欢动。他们喜欢尽早回去，待在家里，尽量少出来。比较卖座的是一些印度电影。那时候我们吸引了不少希腊人，希腊人很喜欢看印度电影。你知道吗？总之就是这样。我们整个夏天勉强维持着。到了冬天，我开了几个暖气开关，但没有任何反应。根本没有供暖系统，也可能是原来的供暖设备被拆掉了。

        “我又去找那个卖主。我说：‘你卖给我的剧院怎么问题越来越多？’他回答说：‘你是谁？’我说：‘我们家几百年来都在印度洋一带经商，在什么样的政府下面都待过。我们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做生意该还价就狠狠地还价，但一旦谈妥了，就按协议执行。我们所有合同都是口头协议，但我们说好了要交的货就一定会交。这并不说明我们是圣人，我们只是觉得，要是出尔反尔，就等于挖生意的墙角。’他回了一句：‘那你应该回印度洋去。’

        “离开那儿之后，我走得很快。我在人行道上一处隆起的地方绊了一跤，把脚给扭了。我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我的运气到头了，我也知道这运气早晚有到头的一天。我觉得我不应该继续留在那个国家，我觉得那地方就是个骗局。他们自以为是西方人，但说穿了，他们如今和我们这些跑来寻求安全的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就像来自远方的人，靠别人的土地和别人的头脑生活，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应当做的事，所以他们才这么乏味无聊。我想不能继续待在他们中间，那是死路一条。

        “刚到英国，我本能的想法是做轻型发动机。英国面积不大，有很好的公路和铁路、电力和各种各样的工业设施。我想要是找到合适的地方，买些好设备，招一些亚洲人，稳赚不赔。欧洲人对机器和工厂腻烦了，而亚洲人很喜欢，他们内心更愿意待在工厂而非回家。不过经过加拿大的折腾，我胆子变小了。我想我还是稳妥一点儿比较好。我想从事地产生意。就这样，我来到格洛斯特路。

        “格洛斯特路是伦敦的旅游中心之一，这你能看得出来。旅游业快把伦敦弄垮了，这你也看得出来。无数宅子和公寓被腾出来，整理成旅馆、招待所、饭店，接待各地游客，私人住宅日渐稀少。我想在这里做地产总不会亏吧，于是我一口气在一个街区买下六套公寓。我是在高峰期买进的，现在的房价下滑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利息从百分之十二上浮到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二十四。你还记得当初在海岸那边，因达尔家以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的高息放高利贷闹出的丑闻吧？钱这东西我现在是搞不懂了。而且阿拉伯人就在外面的街道上。

        “为了保本，我的房租收得很高。房租高得出奇，自然会引来一些怪人。你看，这是我的一个纪念品，是格洛斯特路上一家赌场的下注单。我把这东西收起来，是为了纪念北方来的一个姑娘。这姑娘和一些阿拉伯人搅和在一起。和她在一起的那个阿拉伯人是从阿尔及利亚来的，穷汉子一个。这姑娘喜欢把垃圾倒在门口，而那阿拉伯人喜欢赌马。就这样，他们混在一起寻开心。

        “他们赢过钱，后来又输了。输了就付不起房租，我降了房租，他们还是付不起。邻居们开始为门外的垃圾和争吵声投诉。那阿尔及利亚人若是被锁在门外，就在电梯里撒尿。我要他们离开，他们不肯，而且法律对他们有利。有一天，趁他们俩出去，我把他们的门换了一把锁。他们回来后，叫来了警察，警察为他们打开门。为了不让我再进屋，他们也换了一把锁。如此反复几次之后，门上出现了一排钥匙孔和锁的铁边，看起来就像衬衫前面的一排纽扣。我只好作罢。

        “我收到了各种到期未付的账单。一天早晨，我上去敲门。屋子里满是窃窃私语声，但就是没有人来开门。电梯离这套公寓门口很近，我把电梯打开，然后关上。不出所料，他们以为我下去了，于是开门查看。我立刻拿脚把门卡住，挤了进去。我一看，小小的公寓里挤满了阿拉伯穷人，穿着背心和颜色艳俗不堪的裤子，地上全是地铺。那姑娘不在，可能是被他们赶走了，也可能是自己离开了。所以，整整两个月时间，我一面要支付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一面让一窝阿拉伯人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些人的种族背景很奇特，其中有个人的头发竟然呈鲜红色。他们在伦敦干什么？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世界上有哪个地方适合他们生活？他们人数太多了。

        “还有一个姑娘也背弃了我。欠了我七百英镑跑了。她是东欧人。她是难民吗？反正她是个女人。她印刷了很多写真卡片，肯定花了不少钱。这张，她脖颈以下都浸在水里——真不知道她为何把这个印在卡片上。这张，她假装搭便车，穿着一身系扣的工作服，上面敞开着，若隐若现地露出胸部。这张，她戴着一顶大大的黑色圆顶礼帽，下身穿着黑色皮裤，小小的臀部包得紧紧的。卡片上还写着：‘艾瑞卡。模特-演员-歌手-舞者。头发：红色。眼睛：灰绿色。专长：时装-化妆-鞋类-手-大腿-牙齿-毛发。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三围：32-25-33。’诸如此类，但是没有人买。最后她怎么样了？我只知道她怀孕了，还有一千两百英镑的电话费账单——一千两百英镑啊！一天晚上，她突然跑了，只留下一堆她自己的写真卡片。好大一堆。我不忍心全扔掉。我想为了她的缘故，我至少应该留下一张。

        “这些人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回家去了吗？他们有家可回吗？萨林姆，你经常说起那些东非姑娘彻夜在售货亭卖香烟，你说她们让你心里不舒服。你说她们没有前途，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想这是不是她们的运气？她们就愿意这么无聊，愿意做她们在做的事。我刚才说的那些人有自己的期望，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伦敦迷失了。要是不得不回去，我想对他们会是沉重的打击。这一带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跑到市中心来，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这地方，因为他们觉得到这里来是好主意，他们想白手起家做一番事业。你不能怪他们，他们只是看到那些大人物这么做，想效仿而已。

        “别看这地方这么大，这么忙碌，其实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明白。这里只是日复一日继续着，有很多人被悄无声息地吞没了。没有新的财路，没有真正的财路，这使得每个人都更加绝望。我们到这里来是选错时机了，不过没有关系，别的地方还不是一个样？过去我们在非洲看商品目录，下订单，看着货物下船，何曾想到欧洲是这个样子？那时我们拿着英国护照当护身符，抵御非洲人，何曾想到它会把我们带到这地方，而且阿拉伯人就在外面的街道上。”

        这是纳扎努丁这样的人才会说的话。凯瑞莎说：“希望你知道你是在听一个乐观的人讲故事。”当然，不用她说我也知道。

        纳扎努丁过得还算不错。他已经习惯了格洛斯特路。伦敦的环境是陌生的，但是纳扎努丁似乎还和原来一样，他已经六十岁了，但看上去并不比五十岁的时候老多少。他仍旧穿着旧式的西服。我心里总是把西服的大宽领（顶部稍稍卷翘）和他联系在一起，现在这种式样又重新流行起来了。我想他并不怀疑自己的地产投资最后会扭亏为赢，真正让他烦恼（让他说出自己的运气快到尽头了）的是他的懈怠。格洛斯特路的地铁站和公园之间相隔约半英里，这里对纳扎努丁而言是完美的养老场所。

        每天早上，他先到一家商店买报纸，然后到一家卖打折旧水彩画的小咖啡馆，在那里边喝咖啡边看报纸。喝过咖啡，他就到公园遛个弯，然后到各种食品店采购合胃口的食物。地铁站附近有家旅馆，外头是红砖墙面，里面有宽大的老式休息厅，纳扎努丁有时候会到这里来，要上一壶茶或者别的什么饮料，美美享受一番。有时候他还会到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舞厅”去。晚上他会兴致勃勃地在家观看电视节目。格洛斯特路上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总在流动，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条街道很友善，很有假日风情，纳扎努丁每天都能遇到新鲜事，每天都有新发现。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街道，只要可能，他愿意一直住下去。

        这一次又让他选对了。他总能告诉你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一直都是他的过人之处。他的话曾经让我急切地想去看看他所发现的世界。纳扎努丁的榜样作用，或者说我心里对他的经历的阐释，决定了我的生活。现在，我到了伦敦，很高兴看到他依然那么热情饱满，但他这种本领让我感到有些郁闷。它让我感觉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赶上他，而且永远赶不上；我自己的生活总是难以如愿。带着这种想法回到旅馆房间，我感到痛苦——孤独和害怕交织的痛苦。

        有时候，在半睡半醒之间，眼前浮现我们那个非洲小镇的某些画面，我会蓦然惊醒。这些画面非常真实（我明天就可以乘坐飞机回那儿去），但激起的联想却让它呈现梦境的色彩。然后，我回想起当初的顿悟：人只想活下去，痛苦终归是虚妄。我将伦敦和非洲比来比去，直到二者都变得虚幻，然后我渐渐进入梦乡。过了一段时间，我无须再回忆当初的顿悟，回忆那个非洲的清晨。它就在这儿，就在我身边。我仿佛远远地看着这个星球，还有它上面的芸芸众生——他们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永不停息地奔波劳碌，可怕的劳碌，无谓的劳碌。

        我就在这种冷漠的、不负责任的状态下——就像纳扎努丁口中格洛斯特路上那些迷茫的人一样——和凯瑞莎订婚了。

        我快离开伦敦的时候，有一天，凯瑞莎突然问我：“你去看过因达尔吗？你要不要去看他？”

        因达尔！我们的谈话中经常提到这个名字，但我不知道他就在伦敦。

        凯瑞莎说：“这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建议你去看他，或者和他联络等等。他脾气上来很难对付，咄咄逼人，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他的组织惨败之后，他就一直这个样子。”

        “他的组织惨败？”

        “这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但这失败在他预料之中啊。讲师、大学、非洲交流——他知道这些事长久不了，他也知道没有哪一个非洲政府真的把这些东西当一回事。我还以为他自有打算。他说他有很多方式发挥自己的才干。”

        凯瑞莎说：“真到了这个地步，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对他的组织很看重。当然，他有很多别的事可以做，但他决计不去做。他可以在大学里找到工作，当然，是美国的大学，他在那边有关系。他也可以为报纸撰写文章。但我们和他见面的时候，都不谈这些。老爸说因达尔对别人的帮助产生了抵触情绪。问题是他对那个组织投入得太多。组织失败后，他在美国有过惨痛的经历。反正对他来说是惨痛的经历。

        “你是知道因达尔这个人的。你也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最看重的事情是家里的富有。你还记得他家住的大宅院吧。你要是住在这样的大宅院里，我想你一天可能会有十次、十二次甚至二十次想起自己很富有，或者几乎比所有人都富有。你也许还记得他过去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从不提钱，但钱就在那儿。可以说，金钱让他觉得自己变得神圣了。我想有钱人大概都是这样。因达尔从来没有摆脱掉这样的想法。那个组织没有让他重新变成有钱人，但它让他再一次感觉到自己的神圣。组织使他超越了芸芸众生，把他摆到和非洲的大人物平起平坐的位置，这个政府请他，那个政府请他，被外交部长、总统接见什么的。后来美国人发现从中捞不到什么好处，于是该组织彻底垮掉，因达尔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

        “因达尔去了美国，到了纽约。出于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他住进了一家昂贵的旅馆。他见到了他的美国伙伴，这些人都不错。不过这些人想把他引向的方向让他很不快。他觉得这些人想把他引向一些小的事情，他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因达尔想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什么。不对，我知道。他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想继续维持原来的样子。他把这看成是自己应得的待遇。他在纽约花钱大手大脚，钱很快就要花光了。终于有一天，他硬着头皮去找便宜一点儿的旅馆。他心里根本就不想找，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就快完蛋了。这些便宜的旅馆让他感到害怕。他说，在纽约，跌就跌得很快。

        “他曾经和一个人关系很密切。他很早就在伦敦遇到此人，两人后来成了朋友。但一开始，情况不是这样：他觉得这人很傻，对这人没有好脸色。说起这个，因达尔总是觉得很难堪，因为他第一次在伦敦遇到麻烦的时候，正是此人拉了他一把。他让因达尔恢复了自信，让他以积极的心态看待非洲和自己。也是他发掘出了因达尔的好点子。因达尔后来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人，他把这人摆到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你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达尔在纽约经常和他见面，一起吃饭、喝酒，或者在办公室开会。不过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每次都是回到旅馆房间，然后继续等。因达尔的心情越来越差。有一次，这人邀请因达尔晚上到他家里吃饭。这人家里很豪华。因达尔在楼下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乘坐电梯上去。开电梯的人一直等着，看着，直到房间门打开，因达尔被叫进去。一进去，因达尔就大惊失色。

        “他原来把这人摆到和自己平等的位置，把他当朋友，他对这人无话不说。现在他才发现，这人富可敌国。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豪华的房子。你和我可能会觉得蛮有意思，我是说钱。但因达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到了那里，看到金碧辉煌的屋子，看到那些昂贵的物件和画作，他如梦方醒。他对这人无话不说，他和这人说过所有令他焦虑的小事，而这人几乎从未跟他说过这些。这人不知比他神圣多少倍，因达尔哪里受得了。他觉得自己受骗了，受到了愚弄。他已经离不开这个人。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通过这人来验证；他从这人身上寻求精神支持。他把这人当成自己的同类。突然间，他发觉自己被人狠狠地耍了。这些年来，自己一直被人以最恶劣的方式利用。他失去了这么多，耗费了这么多热情。所有那些建设性的想法！非洲！这人的豪宅里，晚宴上，哪里有半点非洲的痕迹？没有危险，没有损失。他的私人生活，他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生活，原来和外面呈现出来的竟是判若天壤！我不知道因达尔原本希望得到什么。

        “饭桌上，因达尔把所有怒气都发泄到一个年轻女人身上。这女人嫁给了一位老记者，这老记者过去写过书，赚过不少钱。因达尔对这个女人满腔仇恨。她为什么嫁给那老人？可笑之处？因为这顿饭显然是为这女人以及和她偷情的人安排的。这两个偷情的人也没有过多掩饰，但那老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只是絮絮叨叨地谈论三十年代的法国政治，仍旧把自己当作叙述的中心，一直在说他见过哪些要人，这些要人亲自和他说过哪些话，等等。谁都没在听他说，他也不太在意。

        “但这老人仍是一位名人。因达尔对此考虑过很多。他尽力站在老人这一边，摆出更痛恨其他人的样子。然后老人注意到了因达尔，于是开始说起旧时的印度，说他曾在某个著名的土坯屋和甘地见过一面。但你知道，因达尔根本不喜欢甘地和尼赫鲁这些话题。他想自己那天晚上不是来陪老年人聊天的，于是对那老人很不客气，比其他人还要没礼貌得多。

        “所以晚饭后，因达尔非常紧张。他想起自己找的那些廉价的旅馆，下电梯的时候心里慌得要死，他以为自己要昏倒了，但出来后就没事了，心情也平静下来。他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他想自己该回家了，该离开了。

        “后来他一直是这种状态，动不动就想到回家。他有个梦中故乡。没想着回家的时候，他就做各种各样低贱的工作。他知道自己本可以有更大作为，但他不愿意行动。我想他喜欢听人说他大材小用。我们现在也放弃了。他不想再冒任何风险。他宁可自我牺牲，这想法更稳妥，他喜欢这种表演。我不说了，等你回来自己去看看他吧。”

        凯瑞莎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她在谈论因达尔的时候，深深地打动了我。回家、离开、别的地方——多少年来，这些念头以各种形式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非洲的时候，这些念头和我如影相伴。在伦敦，在旅馆的房间，有些夜晚它们让我彻夜难眠。这是自欺欺人。我现在才发现，这些念头表面上能给你以慰藉，实际上是在削弱和摧毁你。

        我抓着不放的那种领悟——经验的一体性和痛苦的虚妄——也是同一类型的感觉。我们会陷入这种感觉中，因为它是我们——因达尔和我这样的人——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但我曾经排斥过那种生活方式——时机正好。尽管见到售货亭卖香烟的女孩时我会想到那种生活，但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非洲。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没有了可以返回的地方。我们都成了外部世界造就的东西；我们都必须生活在如今的世界。因达尔早些年还比较明智：乘坐飞机，践踏过去，如他所言，他践踏了过去。抛弃那些关于过去的念头吧；把那梦幻般的迷失感视作平常吧。

        就在这种情绪下，我离开了伦敦和凯瑞莎，准备回到非洲，结束那里的生意，把自己拥有的尽可能变现，然后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

        傍晚的时候，我到了布鲁塞尔。前往非洲的飞机半夜从布鲁塞尔起飞。我又一次感受到坐飞机旅行的奇妙——伦敦消失了，非洲在前方，布鲁塞尔在脚下。我吃了晚饭，然后去了一个酒吧，有女人的酒吧。让我感到振奋的是关于这个地方的想法，而不是这地方本身。接着发生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短暂，没有意思，但让人安心。它并未削弱我在非洲经历的那些事的价值——那些事不是幻觉，是真实的。但这事打消了我对和凯瑞莎订婚一事的疑虑——我到现在还没有亲过她。

        那女人一丝不挂，不慌不忙地站在一面长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粗又肥的大腿，圆鼓鼓的肚子，硕大的乳房。她说：“我开始和一些朋友一起练瑜伽。我们有个老师。你练瑜伽吗？”

        “我经常打壁球。”

        她仿佛没有听见，接着说：“我们老师说，男人身上的灵气可以压倒女人。我们老师还说，遭遇危险之后，女人用力拍手或者做一次深呼吸就可以恢复本原。你要我拍手还是深呼吸？”

        “拍手吧。”

        她面对着我，就如同面对着瑜伽老师，挺直身子，眼睛半闭，把张开的双臂收回，用力拍了一下。房子很小，塞满了家具，这声音让人吓一跳。她睁开眼，显出吃惊的样子。脸上露出了微笑，仿佛她一直都在开玩笑，然后她说：“滚吧！”到了街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径直走向机场去赶午夜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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