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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过了下午两点,在晴朗的日子里,这种时候待在露天的地方会被晒伤。我和耶苇特都没有吃东西——只喝了些撑肚子的啤酒。我建议找个凉快的地方吃点儿东西,她没有反对。

        码头附近的柏油地面踩上去有些发软。烈日下楼房的阴影退缩到了墙根。码头这里的楼房都是殖民时代的建筑,看起来很坚实——涂成赭红色的石墙,绿色的百叶窗,高高的铁条窗户,漆成绿色的波纹铁皮屋顶。汽船办公室的门紧锁着,门口挂了块破破烂烂的黑板,上面写着开船的日期。值班的官员已经走了,码头大门附近的人也走光了。残破的花岗石纪念碑周围的集市正在散场。凤凰树才长出毛茸茸的嫩叶,根本不能遮阴,阳光直直地穿过树冠射下来。地上有些地方长着草,形成圆圆的小土丘,没长草的地方全踩成了灰土,垃圾和动物屎尿到处都是,底部沾了细细的尘土,似乎正在自己卷起来,将要从地表剥落。

        我们没有去马赫什的汉堡王。我不想自找麻烦——舒芭一直都不喜欢耶苇特和因达尔的交往。我们去了蒂弗里。蒂弗里和汉堡王相隔不太远,我真希望马赫什的男仆伊尔德丰斯不会乱说。但这不太可能,现在正是他无所事事的时候。

        蒂弗里是一处新的或者说新潮的地方,是在持续的繁荣期间发展起来的。店主一家独立前在首都开饭店,后来到欧洲待了几年,最近又跑回这里碰运气。这店是他们的一项大投资——不惜血本,该添置的东西一样不缺,我看他们确实是在赌运气。不过我并不了解欧洲人和他们开饭店的习惯。蒂弗里主要面向我们这里的欧洲顾客。它是家族式饭店,服务对象是签了短期合同来本地区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在这里从事各种政府建设项目——领地、飞机场、自来水系统、水电站等等。蒂弗里的氛围是欧式的,非洲人不来光顾。和马赫什的汉堡王不同,这里没有那些戴着金表、口袋里插着金笔的官员。在蒂弗里,你不会有那种紧张情绪。

        不过,在这里你也不会忘记你身处何地。墙上挂着的总统像约有三英尺高。穿着非洲服装的总统像现在越印越大,质量越来越精良(听说是在欧洲印刷的)。如果你知道他身上的豹皮和手杖上雕刻的含义,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我们都成了他的人民。即使在蒂弗里,周围的环境仍提醒我们:我们在各方面都依靠他。

        通常情况下,店里的伙计——或者说侍者公民——都很客气,对你笑脸相迎,而且手脚麻利。但我们去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平时店主高大的胖儿子总站在柜台后面的咖啡机旁边,照看着这里的一切,但此刻他可能在午休;他家里的其他人也不在场,侍者们懒洋洋地四处站着。他们身上穿着蓝色的侍者夹克,看上去怪怪的,让人想起外星人。他们并不粗鲁,只是心不在焉,好像弄丢了自己的角色。

        不过空调还不错,从外边耀眼的阳光和潮湿的空气中走进来,清凉干爽的感觉扑面而来。耶苇特的烦恼有所减退,恢复了精神。有一个侍者注意到了我们俩,送来了一壶葡萄牙产的葡萄酒。酒冰冻过,后来解了冻。他还给我们送上苏格兰熏鲑鱼吐司,用两个木盘子盛着。什么都是进口的,什么都很昂贵。熏鲑鱼吐司事实上是蒂弗里饭店最普通的菜。

        我问耶苇特:“因达尔有点儿爱演。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糟糕?”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没有说他怎么兑现旅行支票的事呢。”

        耶苇特背对着墙坐着,摆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小姿势——就像雷蒙德:手掌抵住桌子边缘,头略略向右倾。

        隔着两张桌子,有一个五口之家在用餐,快吃完了,一家人在大声说话。很普通的人,在蒂弗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不过耶苇特似乎有些不快,不只是不快,她突然显得有些愤怒。

        她说:“你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但我看得出来。”

        她那张露出愠色的脸上仍有一丝笑意。她把小小的咖啡杯举到嘴边,眼睛半斜半眯,显得颇为端庄。这一家人哪里惹到她了?是不是她判断出他们来自于某个让她不快的地区?还是那男人从事的工作,他们说的语言,他们的高嗓门,或者是他们的举止?她要是见到夜总会的那些人会怎么说呢?

        我问:“你以前认识因达尔吗?”

        “我是在这儿认识他的。”她把杯子放下。她斜着眼睛打量着杯子,随后,仿佛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看着我说:“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你不需要他。但久而久之,对这累赘你也就习以为常了。”

        除了家人,和我打交道的女人不多,而且都是特殊身份的女人。我从来没有交往过耶苇特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像这样和女人在一起谈话,也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愠怒和成见。从她刚说的话里我能看出一种诚实和大胆,对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这种诚实和大胆有点可怕,但正因如此,它也让我着迷。

        她和因达尔之间似乎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的熟人,但我不愿意我和她之间老是有因达尔这个共同的熟人。我换了个话题:“那天晚上去你家里,那感觉真是美妙得无法形容。我一直记得你当时穿的短衫,想再次看到穿着那件短衫的你,那黑色的丝绸,那裁剪样式,还有那上面的刺绣。”

        看来这个话题再好不过。她回答说:“没有机会穿啊。不过我向你保证,它还在。”

        “我想它不是印度的样式,那裁剪和手工都是欧式的。”

        “是在哥本哈根买的。是玛吉特·勃兰特牌的。雷蒙德到哥本哈根开会时买的。”

        出了蒂弗里的大门,即将走入热带的强光和炽热之中,我们都顿了一下。这有点儿像在雨天——走进雨中之前,总要这么停顿一下。她像刚刚想到一样对我说:“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们要招待一个讲师,雷蒙德现在觉得这种应酬很伤脑筋。”

        汽船大概已经开出了十五英里,可能在丛林中穿行,可能过了第一个丛林定居点。丛林定居点的人可能一大早就在岸边等着了——虽然小镇并不远。汽船到来之前,那里肯定也像赶集一样热闹。汽船一到,男孩子们就跳下独木舟,游到前进的汽船和驳船边,希望引起乘客的注意。卖货的独木舟此时也从停泊处撑出来,上面装着菠萝和做工粗糙的椅子和凳子(河上旅行时用的一次性家具,是本地区特产)。这些独木舟一串串系在汽船边上,被汽船拖出好几英里。一阵喧嚣过后,这些人默默地划着独木舟,一连数小时逆流而上,从下午划到黄昏,从黄昏划到夜里。

        耶苇特把午饭取消了,但没有通知我。穿着白夹克的仆人把我领进一间房子,里面没有接待客人的迹象,也不同于我记忆中的模样。非洲坐垫还在地板上,但那天晚上搬走的罩着套子的椅子(耶苇特说是塞进一间卧室了)又被搬了出来——带流苏的合成天鹅绒,是领地随处可见的那种“古铜”色。

        领地的建筑都是仓促建成的,被灯光掩盖住的缺陷在正午的阳光下都暴露了出来。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裂缝,有一处地方,裂缝沿着空心土坯砖的阶状结构延伸开来。窗户和门都没有做框缘,也没有木头镶边,看起来就像从墙上挖出来的不齐整的洞。天花板好像是用某种压缩过的硬纸板铺的,很多地方鼓了出来。两个空调都没开,有一个在漏水,水沿着墙面往下滴。窗户开着,外边没有屋檐遮挡,也没有树木,只有一片平地。屋子里光线非常强,让人感觉不是在室内。就是这间屋子,还有电唱机里播放的音乐,曾经给过我多少幻想!而如今,电唱机紧挨着书架,靠在墙边,在耀眼的光线之下,能看到它的有机玻璃盖子已经发黄发黑,蒙上了灰尘。

        看到耶苇特每天居住的是这样的房子,再想想雷蒙德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我觉得我这次来访就像是对耶苇特来了次突然袭击。我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了解到她在领地生活的不安和不满。而在此之前,她的生活在我眼中多么有魅力!我突然间害怕和她搅和到一起,害怕卷入她的生活。我的幻想破灭了,这让我感到吃惊,但吃惊之余也觉得释然。但这些感觉没有维持多久,等到她进来,一切都化作乌有。和往常一样,此刻让我吃惊的是她本人。

        看到我来了,她没表示出多少歉意,反倒觉得很有趣。她把邀请我的事情给忘了,不过她知道似乎有午餐这么一回事。午餐的计划一变再变,到最后地点改到了学院的教职工活动室。她转身去给我做南非式炒鸡蛋。仆人进来了,把桌子上的一些收据拿开,铺上桌布。桌子是椭圆形的,黑色,擦得很亮。“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

        我在书架上层看到因达尔那天晚上拿给我看的书。作者在书里提到雷蒙德和耶苇特曾经在首都盛情款待过他,我记得耶苇特对她和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书上很是在意。现在光线明亮,房间的样子变了,这书看起来也不一样了。这些藏书的封面都有些褪色。我抽出其中一本,看到雷蒙德的签名和日期:一九三七年。表明所有权。也可能是在陈述志向,表明对自己前途的信心。这本书看上去很陈旧,书页边缘已然泛黄,书脊上的红色字母几乎褪成了白色。它只是一本失去了生气的书,一件历史遗物。我抽出另一本书,看起来还比较新,上面有耶苇特的签名,还是她出嫁前的名字。用的是大陆常用的那种漂亮字体,名字的首字母Y写得很花哨。这签名透露的信息和二十三年前雷蒙德的签名如出一辙。

        吃炒鸡蛋的时候,我对耶苇特说:“我想拜读雷蒙德的著作。因达尔说过,要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当今世界谁也不及雷蒙德。他有没有出版过什么著作?”

        “他在写现在这本书,已经写了好几年。政府本打算出版,但现在看来显然出了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什么著作出版?”

        “不,他有论文。他的论文出书了。不过我不会推荐给你。我觉得不堪卒读,我把这话告诉雷蒙德,他说他可以说不堪卒写。还有,他有几篇文章散见于各种期刊。他没有时间写太多这样的文章。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本记述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著作上。”

        “听说总统看过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有没有这回事?”

        “以前是这样说的。”

        但她无法告诉我现在的难处到底是什么。我只了解到雷蒙德现在把这本历史著作暂时搁置,腾出时间编辑总统的演讲集。气氛开始有些忧伤。我现在认识到了耶苇特在领地的真正处境,我也发现雷蒙德的故事可能是以讹传讹。我突然觉得,这屋子对耶苇特来说宛如囚笼。那天晚上,她邀请我们参加聚会,她穿着玛吉特·勃兰特短衫,是何等让人痴迷!如今看来,那只是一次脱轨之举。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哪天下午你有空,请一定和我到希腊俱乐部去玩玩。这样吧,就明天,请一定来。那里的人都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什么事情都见过。他们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局势。”

        她答应了,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不要把它们给忘了。”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她离开房间,走进雷蒙德那天晚上发表完道别演讲后进去的那扇门。没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了好些杂志,这样几本,那样几本。有几本是在首都的政府印刷厂印的。这些杂志上都载有雷蒙德的文章。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点——雷蒙德。这像是一种开端。

        在领地的这一带,草地和空地上那些叶片粗硬的野草长得很高,几乎掩住了柏油大道两旁低一点儿的蘑菇状铝质灯罩。不少灯已经坏掉,有的甚至坏了好久,好像也没有人管。在领地另一边,用来发展模范农场的那片土地早已被野草淹没,只留下已走掉的中国人修建的门楼和六台一字排开、正在生锈的拖拉机。但是星期天公众沿着那条固定的单行道——原来有军人把守,现在换成了青年卫队——参观的那片区域还维持着。这条公共步道两旁不时还会增添新的雕塑。最近增添的雕像在主道尽头,是一尊非常庞大的母子石像,看上去好像还没有完工。

        我的耳边回响起纳扎努丁的话:“这里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片丛林。”不过,我的吃惊和纳扎努丁的不一样,和商业前景毫无关系。看到领地的空地,看到领地外面村里人随意搭建的落脚地,我心里想的却是耶苇特,还有她在领地上的生活。因达尔在这里的时候,领地给我的感觉是非洲的小欧洲,现在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只不过是丛林中的生活。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和耶苇特一起失败,害怕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害怕成功带来的后果。

        第二天下午,耶苇特如约上门,我的警醒顿时消失了。耶苇特以前就和因达尔一起来过。在这里,在我家中,她照旧光彩夺目。她见过我们家的“乒乓球桌”,见过桌子上放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被梅迪烫焦的桌角。她也见过比利时女士留在白色客厅兼工作室里的画。

        我们俩靠在客厅白色的墙上,谈了一阵儿画和希腊俱乐部,她的侧面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渐渐靠近,她转过身去,不是拒绝,也不是鼓励,只是显得有些疲惫,就这样接受了我这个新的累赘。在我看来,这一刻是转折点,为后来发生的一切拉开了序幕。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同我一向感受到的并无分别,我一直都会给予回应。

        在此之前,我的性幻想都停留在妓院里,那是关于征服和堕落的幻想,女人心甘情愿地被我征服,我陪着她们一起堕落。这就是我的全部见识。这就是我从镇上的妓院和夜总会了解到的一切。因达尔在的时候,不去这些地方并不难,我开始发现这些罪恶的去处让人伤身又伤神。有一阵子,看到酒吧或者妓院前厅里成群结队的女人,我依然感到兴奋,但我已经不愿意和这些要钱的女人发生真正的性关系,只允许自己从她们身上寻求辅助性的性乐趣。和多个女人产生这种关系后,我开始鄙视她们提供的服务。另外,和其他许多单独逛妓院的男人一样,我开始觉得自己脆弱无能,任人摆布。迷上耶苇特让我很吃惊,在这间卧室开始的偷欢(不花钱,但你情我愿)是种全新的体验。

        我说过的妓院式性幻想让我开始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卧室里宽大的泡沫床终于派上了用武之地——我想那比利时画家放这张大床就是派这用场的。但在这间卧室里,我那些性幻想中自私的成分消失了。

        世上有一半是女人,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达到了不为女人的裸体所动的境界。但现在,我感觉自己在重新体验这些,我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女人。我一直痴迷耶苇特,但我发觉有很多东西我太想当然了。床上的裸体仿佛是女人身形的完美展现,让我无比惊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衣服——即便是耶苇特以前穿的比较暴露的热带衣服——会掩饰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让人无从联想整体的魅力?

        如果按照我那些色情杂志的手法来描述,未免太假了。这种写法就像给自己拍照,就像偷窥自己的举动,就像把眼下的情景转化成妓院式的性幻想。但在这间卧室里,那种幻想已不复存在。

        我兴奋得有些晕眩,但并没有丧失警觉。我不想陷入那种只关注自身的自私盲目的幻想之中。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渴望,我想赢得这身体的所有者,这渴望战胜了自我发泄的欲念。因为这种渴望,我觉得这身体是完美的,我想在做爱的过程中持续地看,采用合适的姿势以便更好地看,不再只是用我的身体冲击她的身体,不再把欣赏和抚摸抛到一边。我所有精力和思想都投入到一个新目标上:赢得这个人。我所有满足都在于实现这个目标,此时我感到性行为是如此新奇,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满足,一直保持着新鲜。

        在以前的这种时刻,常常是表面上在征服,而厌倦感已经不知不觉地袭来。但这一次,我想的不是征服,而是赢取,这使我一直保持着清醒,一直想要向外看。我的举动表达出对温柔的需求,自身并不温柔。它是狂野的身体动作,几乎可以说是体力考验,渐渐地,我的行动充满了刻意的狂野。我感到吃惊。我惊奇于自己这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在妓院的屈从行为,而这种屈从行为就是我此前性体验的全部。同样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了新的自我,它完全不同于先前我自命的寻花问柳之徒,受制于脆弱的冲动。

        耶苇特说:“多少年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了。”这句话如果是真的,应该是巨大的褒奖。我自己的高潮已经不再重要。要是她的话是真的该有多好啊!但是我无从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她是老手,而我是新人。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结束之后,我并没有感到疲惫,没有睡意。恰恰相反。卧室刷过的窗户在傍晚的光线照耀下白得发亮,在这又闷又热的一天行将结束之际,出了这么多汗,身上滑溜溜的,在这样的光亮和酷热之中,我的精力却异常旺盛。哪怕现在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连皮肤都是新的。我惊诧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的满足感每一分钟都在加深,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贫乏。这种感觉就像是发现了自己体内巨大的、无从满足的饥渴。

        耶苇特身子赤裸着,湿淋淋的,披散着头发,神情中没有一点儿难堪。她的神态已经恢复正常,脸上的红晕退了,眼神平静,双腿交叉着坐在床边开始拨电话,用土语对电话那头说话。接电话的应该是家里的仆人。她说她立刻就回来,叫仆人转告雷蒙德。放下电话她就穿上衣服,把床铺好。这种家庭主妇式的细心让我联想到她在其他场合的类似表现,这细心现在就已经让我感到痛苦了。

        离开卧室前,她弯下腰,在我裤子前面亲了一下。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只留下走道,梅迪那可怕的厨房,楼梯平台,逐渐发黄的下午阳光,后院的树,空中的灰尘,炊烟,外面的喧闹,还有耶苇特下楼梯的脚步声。临走前,她在我的裤子上亲吻了一下,如果换成别的地方,我会认为是妓院的礼节,是小费给得多的妓女做出的表示,我只会嗤之以鼻,而现在却让我深深感动,让我忧伤,让我疑惑。是不是发自真心?是不是真的?

        我想去希腊俱乐部,再出一身汗,把新获得的能量消耗掉,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去。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听任时间流逝。天色渐渐暗下来,我陷入了沉静。我觉得自己得到了赐福和重生。我想一个人待着,独自品尝这份感觉。

        后来,想到要吃饭,我开车来到大坝边的夜总会。由于经济繁荣,外国人众多,夜总会的生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但是它的总体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还保持着临时建筑的样子,让人觉得随时可以抛弃,抛弃了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它几乎只是四面墙,围着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

        我坐在悬崖上的大树下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可以看到被灯光照亮的大坝。我一直坐在黑暗里,感受着皮肤的清新,直到有人看到我,把树上的彩灯打开。不断有车开过来,不断有车在停靠。能听到欧洲和非洲腔的法语。非洲女人三三两两乘坐出租车从镇上赶来。她们裹着头巾,昂首挺胸,大声说着话,趿着拖鞋慢吞吞地走在空地上。这是耶苇特在蒂弗里为之不快的外国人家庭场景的另一面。不过对我来说,一切都很遥远——夜总会、小镇、滞留镇上的村民、外国人,以及“这个国家的现状”,在我看来都成了背景。

        开车回到镇上,镇上的夜生活也开始了。到了晚上,主要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一种村庄的气息。一群群人在棚屋区的酒铺周围晃悠,人行道上炊烟四起。有人用木片隔出睡觉的地方。疯疯癫癫、酒气冲天的老人穿着破烂的衣裳,动不动就像狗一样狂叫。他们把食物拿到阴暗的角落,背着人吃掉。有些商店(特别是服装店)橱窗里展示着昂贵的进口货,为防止偷窃,一直打着明亮的灯光。

        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广场上,一个年轻的非洲女人在叫喊——真正的非洲式叫喊。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扭着她的胳膊,在人行道上推搡着。广场上的人无动于衷。这两个人是青年卫队的队员。大人物每月给他们发放一点儿津贴,还配了几部政府的吉普车。不过,和码头的官员一样,他们实在没什么差事,只好找些事来做。现在他们在进行“风纪巡逻”,打的是风纪旗号,行的却是缺德之事。那女孩可能是从酒吧里随意抓来的,可能就因为她在他们问话时顶嘴了,或者是拒绝回答。

        回到家,我发现梅迪的灯还亮着。我叫了一声:“梅迪?”他在门后面回答:“。”他不再叫我“萨林姆”了。除了一起在店里上班的时候,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很少。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悲哀。回到卧室,我想着自己的运气,不禁为梅迪感叹:“可怜的梅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么一个友善的人,到头来却没了朋友。他应该留在海岸。那才是他待的地方,周围有和他一样的人。到这里之后,他迷失了。”

        次日晌午,耶苇特打电话到店里来。这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但她没有说我的名字,也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问:“你在家吃午饭吗?”除了周末,我很少在家吃午饭,但我还是回答说:“是的。”她又说:“那我到时候过来找你。”就这么把电话挂了。

        她没有留出停顿和沉默的时间,我根本来不及吃惊。十二点刚过,我在白色的客厅等候。我站在乒乓球桌边翻看一本杂志,心里并没有什么吃惊的感觉。尽管这样的见面不同寻常,尽管这个时间比较奇怪,尽管强光炽人,我还是觉得,这一切只是我早已熟悉的某种东西的延续。

        我听到她急促的脚步声,从她前一天下午走过的楼梯上传来。我突然产生了莫名的紧张,我没有动。楼梯口的门开着,客厅的门也开着,她的脚步很轻快,没有停顿。见到她,我心中充满了欣喜,如同一块大石落了地。她的举止还是那么矫捷轻快,但是她那张一贯微笑着的脸上却没有了笑容。她的眼神是严肃的,带了少许让人慌乱的、挑战性的贪婪。

        她说:“我一上午都在想你。我没有办法从脑海里把你赶走。”刚一进客厅,她好像就要离开,好像她的到来只是电话中那种直率的延续,好像她不想给我们留下任何说话的余地。她径直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

        对我来说,和上次一样。在她面前,我摆脱了过去的幻想。我的身体遵从它新的冲动,发掘能量来回应我新的需求。新的——正是如此。一直是新的,而我的身体越来越熟悉它的反应,我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它需要狂野,需要控制,需要灵巧。结束后(整个过程都是我在主导),我身上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我感觉这次的愉悦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一天下午。

        我十二点钟关的店门。刚过三点,我回到店里。我一口中饭也没有吃,要是吃饭会来得更晚,而星期五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到了店门口,我发现店还没有开,我指望梅迪一点钟过来开门营业,但他显然没有来。现在只剩下一个钟头可以营业,大多数郊区村庄里的零售商应该已经买好了货,划着独木舟或者开着卡车开始了漫长的归途。广场上只剩下最后几辆运货车,货装得差不多之后也要开走了。

        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觉得曾经的我开始堕落。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贫穷老迈的情景:一个不属于非洲的人迷失在非洲,失去了支撑自己的力量和目标,连村里来的那些老酒鬼都不如,那些人衣裳破烂,饿着肚子,在广场上游荡,盯着食品铺子,不时找人讨几口啤酒喝。我也不如那些捣乱的小伙子。他们是新一代人,来自破旧的镇子,穿着印有大人物肖像的t恤衫,张口闭口都是外国人和利润。他们只想着钱(和过去上时的费迪南及其朋友一样)。每次到店里来,总是为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和你狠狠杀价,坚持要按成本价买。

        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难免有些夸张。恐慌过后,我转而对梅迪充满了愤怒。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是那么怜悯他!紧接着我记起来了,不是梅迪的错。他去海关了,给一批货报关,运货的就是送走因达尔和费迪南的那艘船。再过一天,这船就可以到达首都了。

        自从那天中午到耶苇特在领地的家中吃了一顿炒鸡蛋之后,已经过了两天,载有雷蒙德文章的杂志仍静悄悄地躺在抽屉里,我一个字也没有看。现在我想到了汽船,也想起了这些杂志,于是把它们翻了出来。

        当初我提出拜读雷蒙德的大作,其实只是找借口和她接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读不读无所谓。雷蒙德在本地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特别艰涩难懂。其中一篇是评论一本关于非洲继承法的美国著作。另一篇很长,有脚注,还有图表,是一篇研究独立前一个南部矿区大镇地方议会选举的论文,按行政区域逐个分析了部落选民的投票特征。文章里有些小部落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

        更早一些的文章都登在外国杂志上,似乎好懂些。一本美国杂志上刊登了他的《球赛骚乱》,说的是三十年代在首都发生的一场种族骚乱,该骚乱导致了第一个非洲政治俱乐部的建立。一本比利时杂志上登了一篇《失去的自由》,说的是十九世纪末期,一些传教士从阿拉伯人的贩奴商队购买被捕获的奴隶,安排他们定居到“自由村”——这个项目后来以失败告终。

        这些文章倒很对我的口味——我对传道士和奴隶这类话题特别有兴趣。不过文章开头几段的明快文笔是个陷阱,读到后面,我觉得这文章不适合在做生意的下午读。我把它们收起来,准备以后再读。晚上我回到家里,上了床——床是耶苇特几个小时前铺好的,上面还有她的余香——把那本杂志拿出来看,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的是那篇关于种族骚乱的文章,就是我在下午只看了几段明快开头的那篇,我发现它简直就是政府告示和报纸摘抄的拼凑。有很大篇幅是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而雷蒙德还对这些摘抄来的内容郑重其事。我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根据我在海岸的经验,我知道殖民统治下小地方的报纸说的事实是一种特殊的事实。我不是说这些报纸说假话,但它们太正式,太官方,它们喜欢谈论那些大人物,比如商人、高官、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却把很多重要的情况——经常是问题的本质——漏掉了,而这些情况本地老百姓都知道,都在私下议论。

        我觉得三十年代本地的报纸和海岸的报纸没什么两样,我希望雷蒙德能深入报道和社论的背后,了解事情的真相。三十年代首都的种族骚乱——这应该是一个宏大的题材:欧洲咖啡馆和夜总会里充满火药味的谈话,非洲城区的歇斯底里和恐惧。但雷蒙德对这一切没有兴趣。从这篇文章看,他根本没有和任何当事人谈论过,而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很多当事人还在世。他却对报纸亦步亦趋,似乎想告诉读者,报上所有文章和评论他都看了,他把里面各种微妙的政治因素都准确地分析出来了。他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在非洲的事件,但照他的写法,可以去写欧洲或者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任何地方。

        我又看了关于传道士和赎救奴隶的那篇文章,发觉里面也都是引述,只不过引述的来源从报纸变成了欧洲传道团的档案。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在海岸上学的时候,学校里就教过有关欧洲在我们那个地区的扩张的内容,似乎那不过是阿拉伯人及其奴隶买卖制度的失败导致的。我们觉得这都是英国学校的玩意儿,根本不在乎。我们觉得历史是不复存在的死东西,是祖父那一辈人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多管。即便如此,在我们这样的生意人家里,大家还是会传述一些模糊得听上去不像是真的的故事,说奴隶在被押送到围场的路上,被欧洲传教士低价买走。故事说来说去总会回到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这些非洲人被欧洲人买下后,一个个吓破了胆——他们以为欧洲人买下他们是打算吃掉的。

        直到看了雷蒙德的文章,我才知道这项事业是如此宏伟和严肃。雷蒙德列出了所有自由村的名字。然后,他从存档的书信和报告中引用了许多记录,力图确定每个自由村消失的时间。他没有给出原因,也没有去寻找原因,他的工作仅限于引述传教士的报告。他似乎从未去过他写到的任何地方,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其实,只要和像梅迪这样的人谈上五分钟就能了解很多问题。梅迪虽然在海岸长大,但他曾经胆战心惊地穿过大陆上陌生的地区。只要和他谈一谈,就能知道为什么这整个宗教项目既残酷又无知——把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放进一个陌生的环境,无异于送羊入虎口,让这些人面临生人的攻击、绑架,甚至更糟。但是雷蒙德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但他知道这么多,研究了这么多!每一篇文章肯定都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写。但他对非洲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认识和感受,不但比不上因达尔、纳扎努丁,连马赫什也不如。他也不像惠斯曼斯神父,后者凭着本能意识到此地的奇特和美妙。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据因达尔透露,雷蒙德长年累月在书房里研究一箱箱的材料。他之所以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或许是因为他碰巧到非洲来了,碰巧是个学者,碰巧喜欢和报纸打交道,而这个地方各种新报纸层出不穷。

        他原来在首都做老师。刚步入中年,因为机缘巧合,他认识了未来总统的母亲。因为机缘巧合,他建议那孩子去参军。他对那绝望的非洲孩子心怀同情,这份同情可能混杂了他对成功者的一丝嫉恨:雷蒙德也许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由此和未来的总统建立了很不寻常的关系,独立革命之后,那孩子当上了总统,把他提拔起来,让他享受到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华。

        耶苇特,来自欧洲,没有社会经验,有自己的野心——在她眼中,雷蒙德肯定魅力四射。她是被自己的野心蒙蔽了。无独有偶,当初刚一见到她所处的环境,我不也被迷惑住了吗?确实,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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