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就爱幻想。那也许是因为我从未体验过家庭的亲情与温馨，所以我把一切我得不到的情感都寄托到幻想中去了。1949年之前我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把自己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消磨在我家附近的作家书屋。因为没有那么多钱买书，于是就每天下午坐在书店的取书阶梯上不花钱地一本一本地看那些小说，有巴金的、曹禺的，也有徐和无名氏的。这些书看多了就更丰富了我的幻想。于是，当母亲沉湎于麻将桌上，没有人过问我的时候，我就爱爬着狭小的楼梯，钻上三楼的平面屋顶，靠坐在一面墙旁，或者看小说，或者就是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任凭自己的感觉倘佯在想象的自由天地间。我幻想自己是那天上的鸟群，无忧无虑地飞翔在广阔天地间；我也幻想有朝一日，摆脱这沉闷的家庭，去创造自己的幸福。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因为那时候我着迷般喜爱话剧艺术；也许是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许是个钢琴家，因为我是那样地渴望能学习钢琴。我也幻想过我会得到世上最最纯洁美好的爱情。

        后来，我随家庭到了北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的环境。但是我还是好幻想，不过想的是我去朝鲜打仗，即使是牺牲在沙场上，也是壮丽的人生；我激动地念诵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也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前，我又幻想报考清华水利系，做一个新一代的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将来是新中国的梁思成……

        我唯独没有幻想过的是我会搞外交，也没有幻想过我会嫁给一个叱咤风云的外交部长，自己也成了一个“名人”！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么美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遭厄运，我会被卷入政治的漩涡，险些葬身在别人玩弄的政治游戏之中。我也没有想到过婚姻会破裂，没有想到过刻骨铭心的爱最终变成了生离死别，在我仅仅四十八岁时就留下了我孑然一身，四处飘零。

        我真正感到遗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过的美好的愿望几乎一件都没有实现，而我没有想过的事却都发生了，并且构成了我悲剧性的人生。

        回首往事，这幻想的破灭，这多灾多难的艰难人生似乎都是从那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这灾难早在1964年就已向我逼近。

        记得是从1963年末开始，我每个周末去毛主席那里帮他学点英语消遣。到了1964年春节前夕，有一次在学完英语陪主席一起晚餐时，毛主席对我说春节过后，他要巡视南方。他邀请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换当教师，我教他英语，他教我历史。毛主席要我去买一套，一路上由他来指导我读。

        我非常兴奋！能有毛主席教我读历史，这是何等的幸运！回家告诉父亲，他也很高兴。我立即去书店买了，等待着春节后主席通知我动身。

        没想到，大约到了年初三，主席的秘书来了个电话，说主席决定取消南行计划了。我好失望！春节后，当我又回去帮主席学英语时，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党内工作忙，没有时间到外地去了，以后再说。

        我那时天真地以为那只是毛主席工作繁忙，等忙过这一阵，我还有机会陪同他出巡的。我哪里知道，后来给全中国带来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此时已悄悄地出现在中国高层领导的政治生活中了。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运动就开始了，但主要是在农村。我们都到展览馆去听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报告会。后来，学校也要下去“四清”了，我问毛主席我要不要参加。如果他要我每周继续去帮他学英语，我就向学校请假。毛主席说我应当去参加“四清”运动。他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应当去经受锻炼。他说他的英语课可以暂停，等我“四清”回来，他要我向他汇报“四清”中的所见所闻。

        不久之后，我同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就出发到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参加“四清”了。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出了小学进中学，出了中学进大学的所谓“三门干部”。虽然经过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园的环境中过着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的平静生活。我们一点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更不懂得为什么农村出了那么大问题，要我们去搞这场清查。下乡之前听的那些经验报告很是吓人，似乎农村干部中“烂掉了”一大片。所以对于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那个年代，党中央、毛主席指点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问的。

        我不记得那是郊区的哪个村子哪个大队了。但我记得我们到达村子后，就被分配到最穷的农民家去住宿，并且叮嘱我们不得接受干部的邀请去干部家做客。我们开始了“明察暗访”、“访贫问苦”，神神秘秘地搜集着干部们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账，据说是农村干部有严重贪污现象，所以要查账。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村干部家取账本。那个干部非常紧张，再三要我主持公正，不

        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所作所为和我的判断竟可能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生活、前途、家庭甚至生命！我真不想参加这个“四清”运动，但这意味着逃避斗争，几乎是一种背叛！

        后来，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个村里的受审查的干部跳井自杀了！当时，虽然我已经入党六七年，但我还不到三十岁，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吓坏了。晚上不敢出门，因为那口井就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连大白天，我都不敢走近它。我眼前总是时隐时现地看见那个跳井干部的身影。我心里开始第一次出现了怀疑，怀疑我们这样背后搜集干部材料以证实我们假设的这个干部存在问题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也怀疑那种唯有最穷最脏才是最革命的理论。到了村子后，我被分配先后住过两户农民的家里去和他们“扎根串联”。头一家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他们似乎都有病，都不能参加农田劳动，因而也特别穷。他们那所谓的家不过是一间黑洞洞的破屋。入夜，他们几乎不点灯，也几乎不做任何饭菜。每顿饭都是窝头加咸菜。他们那黑屋子的肮脏一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都会觉得胃里难受。这一对“革命的依靠对象”还多少有点痴呆，我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都呆呆地望着我说不知道。他们也奇怪我这个“城里的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挤到他们这破屋里去和他们住在一起，打乱他们的生活。

        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也觉得和他们去“扎根串联”实在是极为荒唐。领导上决定为我另找一个“串联对象”。这一次是一对年轻夫妇，住得比较宽敞，有一堆孩子，每两个之间最多只差两岁！那个妻子和我年龄相仿，倒是伶牙俐齿，说起村干部的“严重问题”，她可以告诉我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事情。我听其他农民说这对夫妇有过小偷小摸的不良行为，受过村干部批评，他们多少有点乘机泄私愤、落井下石的味道。他们也不大爱劳动，所以工分少，日子过得比较穷。大概一是他们穷，二是他们十分热衷于攻击村干部，于是他们成了“四清”的依靠对象。不知道他们家的脏是否也算是革命的象征。记得有一次午饭刚摆上炕桌，那妇女怀里抱着的婴儿就拉稀了，弄得桌边、炕沿全是稀屎。这女人竟顺手拉过一块尿布，稀里糊涂地胡乱抹了几把，就叫她丈夫和我上炕吃饭。那一次我无论怎样告诫自己要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和贫下中农同甘苦，我都无法压住胃里的翻腾，我推说胃疼没有吃午饭。我难以说服自己肮脏和革命是画等号的。

        “四清”回来，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静的校园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复了。我不再幻想，因为不知道“四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社会上已经开始不断地讲“阶级斗争”，上演的戏剧也开始讲阶级斗争。我们精心排演的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奥赛罗》也未能正式公演，因为领导担心这莎翁的巨作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

        “四清”回来后，我还见过几次毛主席。他问我在乡下做了些什么。我没有敢对他说我的疑问，所以只能简单地讲点趣闻。后来到了大约五六月份，毛主席对我说：“党内出了点问题，我要忙了，恐怕没有时间读英语了，只好暂停，以后再说。”这时我已隐约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但究竟是什么事，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却是远非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党员所能想象的。从那时起，我整整六年没有见到毛主席。

        1965年到来时，全国的政治气氛更为浓厚了。这时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发生了一件造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吴璞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十几位英语系党员教师遭受打击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组到外国语学院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这场运动的背景是1964年高等院校进行的一次体制改革。外国语学院从原来的双重领导（北京市高教委和外交部）改变成单轨归外交部领导。原来，在双重领导期间，教学质量是归北京市高教委管的，只是学生分配等人事问题归外交部管理。当时的北京市委由彭真同志领导，一班领导人多数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无论在对外语教学的指导上，还是对学校管理方面都是有条有理的。但是，学校归外交部全面接管后，部里派了一些干部到学校接替原来的几位主要领导，从此，学校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外国语学院被闹成了上演一幕幕“肥皂剧”的舞台。

        新上任的这位X党委书记来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当领导也是很难为他的，因为他早年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

        于是，X书记就决心要抓当时已沸沸扬扬宣传得非常火热的政治思想教育了。北京市委当时下达了一个文件，禁止高校学生谈恋爱，更不准结婚。于是X书记就大抓这件事。不仅大会小会反反复复开，而且讲了许多引人发笑的意见，例如说当有人在会上传条子故意问他教师可不可以生孩子时，X书记情急之下，怒气冲冲地说教师也不准生孩子，违者停职。X书记还亲自在每天晚上晚自习之后拿着手电棒突击抽查教室中有无谈恋爱的男女学生。结果闹得鸡飞狗跳，学生忍无可忍贴大字报抗议，因为X书记把一位女学生团支部书记找一位男同学谈入团问题也错当做谈恋爱处理。又因为那位团支部书记刚洗过澡，头发散开，因而被X书记严厉批评为“行为不端”。

        更热闹的是X书记在学校里大抓灭臭虫。本来这是件为集体宿舍做的好事，但X书记却把它安排成了全校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星期天全体人员不许回家，他自己高高坐在礼堂外的平台上督战。学生、教师排队端着脸盆到开水房打了开水要从他面前走过由他抽查这水够不够烫，然后再去浇自己的床板。当然，这么一折腾原来滚烫的水也变冷了，整个校园抓臭虫大军一片笑闹，甚是滑稽。教师们纷纷提意见说学校要抓臭虫，但不必如此大张旗鼓。与此同时，自从外交部这批新领导到校后教学却没有人抓了。后来，中央开始抓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于是，学校领导又集中力量去搜集外语教学中的阶级斗争动向。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X书记终于向全体教师、学生做了一个批判外语教学中的资产阶级“只专不红”的报告。但由于书记本人缺乏外国文学的起码常识，这个报告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例如X书记在批评外语教学中选用的文学作品毒害学生和青年教师时在举例中把世界名著和《安娜?卡列尼娜》混为一本书，他说有些学生看了“安娜圣母院”受害很深。他又批评我们英语系教师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但显然他并没有读过甚至听过《奥赛罗》的剧情，甚至也不知道奥赛罗是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个摩尔人。于是他说“有女教师演奥赛罗之后，自己就天天照镜子，想象自己长得和奥赛罗一样漂亮”。结果自然引起哗然。除此之外，与X书记同时来校的一位主任，中年尚未婚娶，于是在找年轻女教师谈思想时就流露出爱慕之意。此事传出也引起教师们的极大反感。一个高等学府变成了层出不穷的滑稽戏的舞台。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社教运动”后，教师们纷纷批评校党委的结果。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曾任驻老挝大使的刘春同志。他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这场运动主要是为学校领导整风，他要求全体党员要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敞开思想给领导提意见，并且说不论意见多么尖锐，领导今后都不得打击报复，否则“党纪国法”不容。

        于是，英语系教师党支部首先向院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尤其是我所在的党小组的十多位年轻党员，每天在会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领导改掉那些浮夸的作风，认真地深入到外语教学中去，提高教学质量才是高校任务所在。

        我们谁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们所提的每一条意见都变成了我们“秉承黑帮旨意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万想不到我们当时的坦率竟断送了吴璞的性命，也影响了其他很多人后来的前途与事业。

        “社教运动”结束不久，转眼已进入1966年。我的记忆中好像那年的春天风沙很多，空气中总有一种浮躁的因子在游荡，令人揣测不安。5月下旬，党内终于传达了中央的“五?一

        六通知”。虽然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表面上仍是宁静的校园此刻在紧张地等待着这即将到来的风暴。这风暴并没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了。报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势头越来越猛。名义上是一场文化的争论，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接下来，是红卫兵的“扫四旧”。那时的口号是“摧枯拉朽”，那倒真正地是把一切传统的生活彻底地连根拔了。全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恐怖。我那时不放心家中的两老，每天骑车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学校的半路上无端地被巡街的红卫兵叫住，指责我头发太长，裤脚太小，挥舞着手中的剪刀威胁要剪去我的头发和剪开我的裤脚。后来就开始抓人，什么人都抓，干部都成了“黑帮”，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是“特务嫌疑”，爱抓谁就抓谁，爱打谁就打谁。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次革命可以与此相比拟，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我看到过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皮带，把它们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之躯上；我也看到过他们把一批所谓“黑帮分子”的脸涂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脸，头上戴着高帽子，写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自己打×的名字，像一群正在被赶去屠宰场的家畜般地游行示众……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竟然促使我冒着危险给毛主席写了第一封上诉书。

        那大约是在6月中下旬，学校已开始贴各种大字报。当时的外交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在领导运动，学生们的大字报多半针对过去北京市委领导时期的干部以及一部分教师。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见到我隔壁房间的王世芬从食堂打了饭菜端回宿舍。我见她神色异常木讷，手中的碗倾斜着，菜汤不住地往外流。我提醒她，她却似乎没有听见。我匆匆吃过饭，回到宿舍看王世芬时，只见她呆呆地坐在桌旁，用手把许多自己的照片撕成碎片。我们好几个住在附近的教师劝慰她，她却一点听不见似的。那天下午，我心里特别烦躁，实在不想呆在校内，于是，骑车到动物园那里转了一圈。傍晚回校时却在半路上碰见了王世芬。她一个人直直地往动物园的方向走去。我跳下车问她去哪里。她对我笑笑，指指前方。我回到学校向工作组报告了见到王世芬的情况，希望他们去找她回来。当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工地打电话到学校说有一个女疯子是外国语学院的，在他们那里，要学校去接。工作组想起我向他们反映过，于是派了一辆车叫我和另外一人去把王世芬接回来。

        王世芬当时从本校英语系毕业不久。她来自上海，有着江南姑娘特有的秀丽和十分温和的性格。她平时比较内向，从不多言多语，与大家友好相处。在她发病的当天上午，教学楼里的楼梯拐弯处出现了一张她班上学生贴的大字报，不记得批评她什么，但我记得大字报的末尾一句话是：“不管你是李世芬、王世芬，都要揪出来……”我想是这张大字报把娴静温柔的王世芬吓坏了。

        当我们赶到首都体育馆工地时见到的王世芬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铁丝网正在对一群旁观者声嘶力竭地演讲。她不知什么时候记住了那么多当时时髦的口号，什么打倒旧市委，揪出黑帮；什么去新市委请愿之类。我们走上前去劝她跟我们回去。她向周围的围观者大声呼救，说我们是黑帮，要迫害她。那时的许多人好像都丧失了理性。明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讲疯话，却竟然有众多的人响应，要跟着王世芬向“新市委”进军，并且阻拦我们把她带走。那真是很叫人伤心又令人害怕的一个夜晚。王世芬双手抓住带刺的铁丝网，鲜血直流。回校后，她的宿舍在我隔壁，一整夜都听见她在叫喊。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失去理智的疯子，我无论如何难以面对这个现实。

        王世芬后来的故事也很悲惨。第二天，她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大约一年后，她回来了。表面上还和从前差不多，只是显得苍白憔悴了一些。她更加安静了，话更少了。大家很同情她，对她很好。她也似乎恢复正常了。这时爱神降临，系里的一位青年男教师对她爱慕已久，此时竟不顾她有过病，毅然与她结婚了。我们都期盼从此王世芬能在爱人和家庭的抚慰下完全康复。没想到不久之后，学校两派打派仗，两个高音喇叭对着吼叫。这一次鬼使神差般又是我第一个发觉她神态异常。那是在一号楼三层的洗手间里，王世芬听着那刺耳的高音喇

        叭神情紧张，问我：“他们又要打倒谁？”我安慰她说这一切与她无关，不必去听。但没过几天，她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听说后来她始终没有能恢复。她在这种情况下还生下了一个孩子，现在也应当二十多岁了。

        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主席叫秘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话的含意，但我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电话是打到家里的。我把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我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们离得很近。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我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去理性的野蛮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

        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终于彻底崩坍了！我突然觉得我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梦幻中，我是那样幼稚，现在才真正长大了。从此我只能独自面对这荆棘丛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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