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作为英国王室成员，有着引人注目的美丽外表和活跃于上流社会的交际手腕，几乎注定永远是媒体的焦点。她自从与查尔斯王子谈恋爱开始，便受到了媒体的疯狂追踪。她的弟弟斯宾塞伯爵在葬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女孩子，父母起的名字是古狩猎女神，最后却成为了现代社会最受围剿的一个人。”

        戴安娜自嫁入王室后的光彩与痛苦，都与媒体的镁光灯和报纸杂志等分不开。媒体的宣扬成就了一个名扬天下的戴安娜王妃，戴安娜也反过来借助媒体公布她宫廷生活中痛苦的一面。正因为有了媒体的疯狂报道，戴安娜与查尔斯的婚姻经不起丑闻的冲击。但有了媒体的热心报道，戴安娜的慈善工作才会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她也在“帕帕拉奇”的追逐中撞向巴黎车道的柱子而不治去世。

        芳魂已逝，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媒体，对于戴安娜而言，是一座舞台，也是一座祭坛，是一面无所不在的哈哈镜。所有美好的与称得上美好的东西都被无限地扩大、美好；所有丑恶的或不那么干净的东西，也被媒体无限地扩大、丑化。

        在媒体的旋涡中，戴安娜摇摇摆摆跌跌撞撞。虽然她试图利用媒体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但最终她仍被媒体追拍，直到意外发生。

        1980年，自从戴安娜与查尔斯在一起被记者发现，她自由的个人生活告以结束。一帮记者昼夜等候在她的寓所外；另一帮记者则在戴安娜工作的幼儿园纠缠。有一次，她无奈同意拍照，条件是不许摄影师以后再来骚扰。(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幸的是，拍照那天下午阳光从戴安娜的身后射了过来，她修长的长腿透过薄质棉裙子清晰可见。查尔斯对此不太高兴说：“我知道你的小腿很美，但你有必要让每个人都看见它吗?”

        戴安娜发现了与王储恋爱的巨大代价———她已经暴露在媒体的追踪之下。

        有人天还没有亮就给她打电话，请她谈谈报纸上的报道。但她又不敢把公共电话的插销拔掉，怕的是夜晚朋友们打不进来。

        每当她驾驶自己那辆很有特色的红色汽车外出时，新闻记者蜂拥而至，尾随其后。戴安娜从不失态，彬彬有礼，但当他们无休止地追问她对王储的感情时，戴安娜不置可否。她的美丽纯洁与端庄举止，很快赢得了公众的心。人人皆视她为理想的太子妃人选。

        但在媒体的种种压力下，戴安娜无法承爱，只有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白金汉宫无法帮她，王子查尔斯似乎更关心卡米拉·帕克·鲍尔斯。

        1980年11月16日，《星期日镜报》头版消息透露，10天前，查尔斯与戴安娜秘密登上王室专列，列车停在威尔特郡斯塔给顿一条岔道上过夜，戴安娜在车上呆了几个小时。

        暗示再明显不过。众望所归的纯洁无瑕的戴安娜，居然在暮色重重的掩护下和王子暗渡陈仓，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戴安娜深感困窘，这莫名的丑闻实在不知道如何面对。温莎王室的反应则非常迅速。

        女王的新闻秘书致函《星期日镜报》总编辑鲍勃·爱德华，严正抗议该报道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并且要求在最短时间内于报纸显著位置刊登书面道歉。鲍勃·爱德华则再三审核消息后声明绝非虚构。

        戴安娜自己则坚持说一整晚都与3个室友安妮、卡罗琳和弗吉尼亚在一起，她吃过晚饭，看了会儿电视，早早就睡下；前晚她出席玛格丽特公主举办的晚会，这会儿还感到很累，她不想去任何地方，而且也的确没有走出过这幢公寓。

        戴安娜的室友们发誓赌咒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这场丑闻或者说闹剧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时的真相尚未明了，后来人们才发现那个在夜色中登上王子专列的不是戴安娜，而是卡米拉。戴安娜并不知晓，她只是为媒体的无中生有而厌烦、痛苦。她也没有意识到，媒介已经密切关注她的一举一动，任何蛛丝马迹都会被聚光灯加倍放大于大众前。

        从她成为查尔斯未婚妻那一刻起，这一切已经开始了。

        她的母亲弗朗西丝·尚德·基德出面帮助她的小女儿。1980年12月上旬她写信给《泰晤士报》， 指责他们关于戴安娜的谎言与她给带来的困扰。

        她的信促使60名国会议员起草了一项议案，“对新闻媒介这样对待戴安娜·斯宾塞女士的方式表示遗憾”，并且导致编辑们和新闻理事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尽管如此，对柯尔赫恩街的包围仍然继续着。

        在新闻界的包围中，戴安娜和她的室友们像是玩追猎的游戏。

        有一次，戴安娜要与查尔斯在布罗德兰兹会面，她将床单撕成条，接成布绳，把自己的皮箱从厨房的窗户缒下，得以逃避等候在门外的记者们的注意。还有一次，她只得爬上垃圾箱，从一个商店的安全口逃走。还有一次她和卡罗琳扔下她的汽车，跳上一辆红色的双层公共汽车来躲避几个摄影记者。后来这辆公共汽车因交通拥挤而受阻，她们跳下来，从附近的拉塞尔和布朗姆利鞋店穿了过去。“那回真有意思，”卡罗琳说，“就像在伦敦市中心用警犬进行追捕。”

        为了和查尔斯约会，戴安娜和卡罗琳还和记者们玩起了小小的花招：

        先由卡罗琳开着戴安娜的车引开新闻记者的追踪，然后，戴安娜再从寓所出来，从另一方向溜掉。

        就连戴安娜的外祖母也加入到帮助戴安娜逃避跟踪的行列中。1980年过完圣诞节后，戴安娜去桑德林汉姆过新年，她把她那辆引人注意的梅特罗牌汽车停在肯辛顿宫外，而她外祖母那辆银色的大众高尔夫牌汽车也正等在那里。她坐外祖母的汽车悄然离去，着实骗了记者一回。

        逃避不是长久之计，时间长了，谁也不会觉得这种游戏好玩。大多数场合下，查尔斯与戴安娜仍在公共场合里微笑面对镜头，很友好地回答记者提问。

        1981年7月29日的世纪婚礼，可以说是媒体与新婚夫妇的完美合作。那让众人回味不已的露台之吻，正是他们所要表演给世界看的“童话”。美丽的东西谁不爱看，人们不满足这些，窥私欲没有满足的时候。

        从蜜月中回来，戴安娜发现自己仍旧置身于媒体的包围中。新闻界盯住她不放，在公共场合的露面对她而言是严峻的考验。她发现在媒体和公众的眼中，她已经成为了另一个被无限扩大的威尔士王妃。这个曾经辍学的中学生经历了一个被新闻界和公众神圣化的过程。她的平凡被加以赞扬，像亲自开车门或买一袋糖果这样的日常琐事也被作为她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太子妃的证明。人人都受到了感染，连那年秋天在巴尔莫勒尔的王室客人们也是如此。戴安娜深深地感到困惑。

        另一方面所有的人，包括报纸编辑在内，都被“戴安娜王太子妃现象”弄得措手不及。他们的读者总是不满足对关于戴安娜的新闻报道，她的照片出现在每本杂志的封面上；她生活中的每一方面都引起议论；每一个曾经认识她的人都被设法找到，由永远不断挖掘秘密的新闻媒体前往采访。

        戴安娜羞涩的天性并未被克服，她习惯于戴宽边礼服，并经常盯自己的脚看。如果她必须走向人群，她会走向人群中的孩子们。她在慢慢习惯于成为公众人物。查尔斯则懊恼地发现人们对他的妻子显然更有兴趣。

        他并非有虚荣心，但他发觉，如果在他俩出席同一个集会时他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内容完全被对戴安娜着迷的报纸和电视台忽视了。

        戴安娜则在恐慌中摸索着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在学校时，她不会主动回答老师的提问，不会主动朗读课文，只肯出演没有台词的小角色。她尽量避免别人的注意。而今日，所有的摄像机都对准了她，耳聪口快、反应灵敏的记者则捕捉着她的一言一行，挖掘出新闻素材。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试着如何说话，如何处事，如何记住别人的姓名。她自己说她用了6年时间才适应这些。

        幸运的是，摄像机似乎与这位王室封面女郎有缘———不管内心多么紧张，她那亲切的微笑，落落大方、质朴自然的表情总是让摄影师们满意而归。

        1982年2月，威尔士夫妇在巴哈马群岛度假。不幸的是，有两家报纸了解到他们旅行的目的地，并一直跟他们上了温德米尔小岛。记者抓拍到了怀有5个月身孕的戴安娜穿着比基尼躺在海滩上的照片。查尔斯大发雷霆，女王也非常生气，称之为“英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也许这件事的发生，标志着媒体挖掘王室隐私已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戴安娜刚被媒体捧为童话王妃，圣洁天使，马上就发现了媒体具有翻云覆雨的本领。继孕照事件后，在1982年11月她发现媒体对她无情的嘲弄。

        在她与查尔斯结婚后的18个月中，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先后辞职而去。他们中间有人觉得王储已成婚，职责已尽，有人则希望找到报酬更优厚的工作。但是新闻媒介的长处似乎不在于查明真相，而在于提出秘闻趣事，形成卖点。新闻媒介的宣传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那些人的笔下，她不再是童话故事中清纯可爱的公主，而是一个肆意挥霍钱财的王室购物狂。一时间，指责声不绝于耳：一年半来，亲王的一些工作人员陆续被辞是她一手造成的；查尔斯疏远了他的一些朋友也是迫于她的压力；她还一心要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插手他的着装等等。连女王的新闻秘书都在议论他们夫妻之间的“争吵”关系。

        那时的戴安娜，正陷于严重的产后抑郁症中自顾不暇，对于媒介加到她头上的“王室毒妇”、“咆哮的老鼠”深为不满。但她无可奈何，她的极力辩解并不能阻止人们不泼脏水到她头上。

        当然，更多的时候，媒体仍在疯狂地追捧她。

        戴安娜的聪明美丽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她越发如一颗明星般耀眼。越来越多的人们羡慕她、追随她，这些更加深了查尔斯王子的嫉妒。查尔斯历来都是人们注目的焦点，而现在却是戴安娜在牵引着众人的眼睛，他开始感到自己微不足道，甚至受到伤害。他开始避开戴安娜。随着他们婚姻的恶化，他们的婚姻危机，不仅成为小报炒作的题材，也成为杂志、电台、电视台和外国媒介的热点话题。

        敏感的媒体注意着王妃，有人甚至24小时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摄影记者们则全副武装，带着无线电和移动电话互相通风报信。但王妃并没有因此而行动谨慎。

        1987年11月份的一件事，充分说明了戴安娜在私生活与媒体追踪间的烦恼。那时，她经常与大卫·沃特豪斯一起出席晚宴。一次宴会后，两个打打闹闹，大卫假装要开车撞王妃，王妃笑他疯了。

        这个场面被一个记者看在眼里，并拍摄下来，戴安娜和保镖发现后，马上上前要他交出底片。记者不肯，戴安娜恳求说：“请将底片交给我，你不知道它将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

        戴安娜随即哭起来：“求你把底片交给我，我每周工作得那么辛苦，难得有机会放松一下，我的朋友已所剩不多了，你这样只会使事情更糟糕!”

        这些令人震惊的自白显然是戴安娜的肺腑之言。她接着说：“我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离开了我，你不懂这种感觉，你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必须得拿回这些底片。”

        王妃的一番表白打动了那位记者，将底片交给了保镖。

        这只是侥幸免于曝光，大部分时间仍是媒体的大肆渲染。只要她和某单身男子在一起，都会被注意到，在报纸上以通栏大字标题渲染。

        菲利普·迪恩、大卫·沃特豪斯，还有后来的詹姆斯·吉尔贝和詹姆斯·休伊特上校，后来都意识到，与王妃会面使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992年是王室的多事之秋，约克公爵夫妇分居，安妮公主离婚。当年6月7日，安德鲁·莫顿的《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首篇摘要出现于《星期日泰晤士报》上。

        莫顿在书中第一章说：“我们的采访向前进展的同时，在被高度粉饰的形象背后，另一个独特的戴安娜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在公开场合的笑容后面，戴安娜一直是一个孤独而不幸的年轻女人，她忍受着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被女王和整个王室视为外人，而且时常与无处不在的王室制度的清规戒律格格不入。翁纳夫·托佛洛曾经看护过温莎公爵，并定期到戴安娜那里去为她做针灸和默想治疗。他说：‘她是王室制度的囚徒，与被监禁的哈洛威监狱中的任何妇女完全一样。’”

        对于他的采访行动，安德鲁·莫顿又引用了戴安娜一个朋友的话解释了朋友们对采访配合的原因：“10年来，我们等于一直是坐在一旁看着戴安娜被毁掉，我们常常谈到她，尽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我们感到肯定会出点什么事。眼看着一支漂亮的蜡烛将要在王室制度和没有实质的婚姻中慢慢地熄灭掉。”

        人们非常惊讶这本书的内容，他们所相信的灰姑娘童话，居然是泡在泪水中的婚姻悲剧，更糟的是又无法驳斥这本书是泛泛的道听途说的王室杂闻。

        事实是，这本书乃是戴安娜王妃授意并鼓励她的这位朋友写下的，她本人亲自为作者提供了大量情况，以及一些照片。

        除此以外，王妃的好友们也向莫顿提供了许多材料。查尔斯是个不忠的丈夫，他的恶毒和冷漠把妻子逼到了自杀的沮丧境地。王妃有意让她的朋友们去透露秘密。

        戴安娜利用了媒体的力量，把长期以来夫妇不和的事实摆到了书店的畅销书架上，摆到了公众的眼皮底下。这是报复，是她10年孤寂苦闷生活的宣泄，也是她决心脱离王室，摆脱不幸婚姻的手段。

        在莫顿的书出版以前，王子还坚持这段婚姻仍能继续。1992年他曾谈及他的希望，认为王妃也许能逐渐成为他的朋友。无论如何，为了他们的孩子和英国王室，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分居，然后共同履行公众义务。直到女王的私人秘书(王妃的姐夫)证实他的想法错误，他才承认了事实。

        随后8月份，戴安娜与吉尔贝的电话录音露出水面，戴安娜在电话中抱怨着宫廷生活的苦闷，和吉尔贝有说有笑，亲热无比。他们的婚姻再一次置于媒体的议论中。

        1992年12月份，王储夫妇正式发居。这场分居协议的达成，与媒体的摇旗呐喊、造出风雨欲来之势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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