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在哪一段呢?不是为人女，不是为人妻、母，而是刚从少年时代走出，脱离了父母规章亲情约束，青春逼人，意气风发，有足够的梦想可实现，有足够的道路可选择，有足够的青春可挥霍。那段岁月，正如优美流畅的旋律，不时在回忆中回旋咏叹。

        戴安娜永远怀念那快乐无拘束的生活。退学后，戴安娜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她像花儿一样，吐苞开放，变得更加快活、更加漂亮、更富有生气。她成熟了，女性魅力也逐步呈现，姐姐的朋友们对她刮目相看。虽然有些腼腆，体型略微发胖，但她正在变成一位受欢迎的人。“她很有趣，漂亮迷人，善良可爱。”一位朋友评论道。

        辍学的那年她才16岁，当然不能无所事事，但是她又一无文凭，二无技能，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希望做和孩子有关的工作，但是也不知道做什么，该怎样做。她到伦敦混生活，为私人的聚会做过女招待，当过清扫工，取很低的报酬。后来还是她的生母为她的前程操心。这一位能干的女士写信给一位教了3代王室子女的著名舞蹈教师，询问她能否为女儿戴安娜寻找一个教二年级小孩跳舞的职位。戴安娜通过了面试，自春季学期开始，在舞蹈老师处工作。这份工作把她对孩子的兴趣与对舞蹈的热爱结合在一起，她做得很开心。

        但做舞蹈老师的工作绝不是戴安娜的归宿，她终究要走向别的方向。三个月后，她的舞蹈老师梦又破碎了。

        那年3月，她的朋友玛利伊安·斯图尔特-理查森邀请她和她们全家一起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去滑雪度假。在滑雪山坡上，戴安娜狠狠地摔了一跤，左踝脚腱撕裂。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她几次戴上了石膏模。受伤的肌腱慢慢地痊愈了，但她想当舞蹈教师的愿望却就此破碎了。

        在地位相当、背景相同的女孩子中，戴安娜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姑娘。贵族家庭历来注重培养男孩，轻视女孩。女孩子最后读完烹调和艺术课以后，就被推上婚姻舞台，选择如意郎君。这已成为心照不宣的惯例。现任女王统治初期，伦敦上流社会还在白金汉宫为初涉社交界的贵族子女举办晚会，相互引见。这是过去伦敦社交季节活动的翻版。晚会之后要举行一系列的舞会，为年轻女子参加社交活动提供方便。戴安娜的父母亲就是在1953年4月家人为他们举办的舞会上认识的，而她的继母雷恩当年还被选为“年度漂亮小姐”。

        戴安娜从瑞士回来不久，姐姐珍妮请她当自己婚礼上的女傧相。珍妮与女王在桑德林汉姆庄园的地产经理人、现任女王私人秘书罗伯特·弗洛斯于1978年4月在加尔兹教堂举行了婚礼，正是在那次婚礼上，美丽的戴安娜引起了王室人员的注意。

        无所事事的戴安娜，被父母亲安排给他们的朋友，摄影家梅杰·杰里米·维塔克和他的妻子菲利帕，帮他们看孩子、洗衣服、做饭。3个月后，她开始向父亲提出请求，让他们答应她去伦敦生活。最后，父亲妥协了，母亲允许她住在她在伦敦的寓所。戴安娜在此生活了1年。起初，她和两位中学时期的同学一起住在母亲的这套公寓里。

        她常常被姐姐们那些结了婚的朋友叫去看孩子，萨拉也常在她频繁举办的晚会上用戴安娜充数。

        戴安娜不吸烟、不喝酒，闲下来逛街购物、听流行音乐、看通俗爱情小说，抱着电话与朋友聊个没完。

        她喜欢去平价馆子吃晚饭，从不涉足狂野的舞会、嘈杂的夜总会或烟雾弥漫的酒吧。

        从她的生活方式看，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安静的姑娘，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她在“为您排忧解难”和“奈茨布里奇保姆”两家职业介绍所报了名，并在私人晚会上当女招待和清洁工。露辛达·克雷格·哈维曾在伦敦与萨拉同居一室，后来她以每小时一英镑的价钱雇用戴安娜做清洁工。

        她的周末通常是在乡下———奥尔索普庄园和父亲及姐姐们一起度过的，或参加她一些朋友的家庭晚会。她在诺福克和西希思学校的朋友和同学亚历山德拉·洛伊德、卡罗琳·巴塞洛谬等人那时都住在伦敦，仍然是她的知己好友。

        1978年9月，她和朋友卡罗琳一起在诺福克度周末。正是在这个时候，她突然有了一种恼人的预感。朋友向她询问她父亲的健康状况，她的回答令众人大吃一惊。她不自觉地说父亲“不行了”。“他若要死，就会突然去，否则，是会活下来的。”第二天，电话铃响了，戴安娜知道是有关父亲的消息。果真如此，斯宾塞伯爵突然大面积脑溢血，倒在奥尔索普庄园的院子里，被送到北安普敦总医院抢救。戴安娜急忙打点行装赶到家里，与姐姐和弟弟共渡难关。

        病情严重，医生认为他熬不过今晚。如果父亲去世，那么继母的统治即将结束。雷恩似乎很知趣，她对珍妮的丈夫说：“我明天一早就离开奥尔索普。”在他们的父亲奄奄一息之际，孩子们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度过了两天两夜。后来医生们宣布还有一线希望，雷恩便安排了一辆私人救护车，把他送进伦敦中区王后广场的国家医院。在那里，他在昏迷中躺了好几个月。在全家守候父亲的这段时期内，孩子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这位继母之蛮横固执———她不让孩子们去看望病危中的父亲。她指示护士们阻止他们去看望毫无希望地躺在私人病房里的斯宾塞伯爵。

        在这父亲病危的期间，继母和孩子们的怨恨全面爆发了。医院的走廊里激烈的吵闹声不绝，伯爵夫人和萨拉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互相指责。

        11月份斯宾塞伯爵病情再度恶化，但在一种名为“阿斯洛西林”的德国药品的作用下，伯爵终于醒了。1979年1月，他终于出院。雷恩和他在帕克大街的多切斯特饭店租了一套昂贵的高级套房，开始了为期9月的康复治疗。

        在戴安娜的父亲中风前几天，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烹调训练班。有3个月的时间，她乘地铁去温布尔顿伊丽莎白·拉塞尔的家，学习制作各种美味的调料、蛋糕和起酥甜食。她的同学都是爵士、公爵、伯爵们的女儿。她参加这一烹调课程是由于她父母坚持。当时她不觉得这个课程有什么意思，但似乎比天天坐在打字机前面要好一些。她无法集中精力来学习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她馋的天性占了上风，时常因把手指伸进装满黏糊糊的糖汁的锅里而挨骂。这个课程结束时，她的体重增加了好几磅，还因她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一张结业证书。

        1979年7月，戴安娜搬进了价值5万英镑的三睡房公寓，这是父母送给她的成人礼物；考勒赫恩60号不久成为英国最有名的住址。戴安娜一搬进这座公寓，就立即着手以一种亲切但简洁的格调来对房间加以装修。原来是白色的墙壁重新刷成菘蓝色，起居室刷成淡黄色，而盥洗室则呈明亮色调而带有小红点。

        戴安娜曾答应她童年的朋友卡罗琳·巴塞洛缪，说自己一旦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处，便给她一间房。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索菲·金博尔和菲利巴·柯克也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当年8月，戴安娜和卡罗琳又多了两个伴儿：安妮·波尔顿和弗吉尼亚·皮特曼。她们4人中数戴安娜的年龄最大。在她与查尔斯亲王的恋爱过程中，这3个伙伴自始至终都和她住在一起。

        作为房东，她收每人每星期18英镑，并轮流打扫卫生。她当然住最大的一间房间，里面有张双人床，她的卧室门上贴有“女主人”字样。卡罗琳回忆说：“她像一只小母鸡似的到处走动，手上老戴着副橡皮手套，但那是她的房子。当你站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的时候，你当然也会为之十分骄傲。”

        尽管戴安娜和弗吉尼亚都参加过高级的烹调技术班，但姑娘们很少做饭，因此从来不用为成堆的脏碟子发愁。戴安娜的拿手菜是巧克力肉卷和俄罗斯红菜汤，通常是被姑娘们吃得精光。年轻的姑娘们还爱巧克力。卡罗琳说：“我们都胖了。”

        没多久，戴安娜找到了新工作。每周两个下午，她去由维多利亚·威尔逊和凯·塞恩·史密斯两人开办的“年轻英国”幼儿园，教孩子们绘画、素描和舞蹈，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维多利亚和史密斯对她的工作非常满意，不久请她上午也上班。星期二和星期四，她为一位美国石油公司的老板照看孩子。

        每星期工作日的零碎时间，她姐姐萨拉便亲自为她安排，雇她打扫她在伦敦切尔西区榆树公园巷的一所住房。曾经和萨拉同住一套房间的露辛达·克雷格·哈维回忆说：“戴安娜把萨拉当做英雄来崇拜，但萨拉却把她当做一块擦鞋布。她对我说可以叫戴安娜洗碗和做别的事，不必不好意思。”用吸尘器清扫地板、擦桌椅、熨烫衣服和洗衣服等，都是戴安娜的事，她只得到每小时1英镑的报酬，但她却从来不声不响。当她与查尔斯王子订婚后，露辛达写信祝贺。戴安娜在回信中提到了这些经历：“做清洁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还能回到过去，见到那些人吗?”

        姐姐嘲弄的话不会令她高兴。晚上空闲无事的时候，戴安娜和卡罗琳时常从电话簿里找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给他们打电话，以此来消磨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她们所喜欢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两人商量如何去袭击她们朋友的住处和她们的汽车。卡罗琳回忆说：“我们常常深更半夜在外面跑，经常开着戴安娜的汽车在伦敦飞驰，寻找恶作剧的机会。”

        那些曾得罪过这几位姑娘的人都得到很有意思的回报：门铃会在夜深人静时响了起来；大清早可能打来紧急电话；朋友们的车锁上可能被不干胶带封住。詹姆斯·吉尔贝当时在维多利亚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工作，有一天清早，发现他那辆最好的阿尔发·罗密欧汽车被涂满鸡蛋和面粉，已经硬如水泥。那是由于某种原因，他曾失约，没有去与戴安娜会面。所以戴安娜和卡罗琳便对他进行了报复。

        当然，她们也受到回敬。亚当·拉塞尔和詹姆斯·吉尔贝曾把锡罐绑在戴安娜座车的保险杠上，响声大作。结果，他俩的车又一次受到鸡蛋和面粉的包裹。

        戴安娜把在柯尔赫恩街的那些日子视为她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那真是一种童稚般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时光，最主要的是有无穷的乐趣。她说：“在那里我笑得十分开心。”惟一的不愉快是有一次她这套房间被盗，她的大部分首饰被偷走。

        活泼美丽的戴安娜自然不乏追求者。她有好些年轻的异性朋友，但正如她的朋友之一詹姆斯·柯尔瑟斯特所回忆，“我们当时不过是常在一起的朋友”。

        她生活中的男人们都是品德高尚、有教养、可靠而谦逊的好同伴。罗里·斯柯特说：“戴安娜是一个远离闹市的住宅区姑娘，她从来也没有结交过闹市区的男人。”如果他们曾是军人，或曾经被姐姐萨拉撇到一边，戴安娜对他们更多几分同情和好感。她为威廉·凡·斯特劳本齐洗过衣服，他曾是萨拉的男友之一；她还为罗里·斯柯特熨过衬衣，他当时刚刚演完一部关于《行军旗礼分列式》的电视纪录片。但众多的男性朋友中，无人有幸成为她爱恋的情人。

        自幼在冥冥中感到的那种命运的力量，不知不觉支配了她与异性交往的模式。“我知道我必须洁身自好，听任命运对前途的安排。”她说。她的密友卡罗琳也说：“我并非相信神灵的人，但我相信她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她也相信，她被金色的光环所包围，任何男人不管是否喜欢她，都无法接近她。”

        亭亭玉立的戴安娜总是那么美丽可人，又总是有点距离遥远；总是那么青春洋溢，又总是有点态度超然，一帮小男友永远也无法看清她的庐山真面目。

        上天安排了一切，睡美人等待百年，只为了王子的深情一吻，美丽公主的爱情在守候王子的到来。戴安娜的美，因王子的出现，从此成为世人瞩目、媒体追逐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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