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盗跖》篇中记载说：“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如果说庄子常用“荒唐之言”尚不足信，几百年后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则为公认的信史，该文记载秦时陈胜、吴广远戍渔阳，遇上大雨道路不通，一行九百多人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按秦法戍卒失期当斩，陈吴两人计议说：“如今逃亡也是死，起义也是死，既然同样都是死，干吗不起义推翻暴虐无道的秦朝呢？”于是他们决心揭竿而起，带领同行的农民兄弟们“伐无道，诛暴秦”。此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每次起义轻则削弱暴君的统治，重则天翻地覆改朝换代。

        可见，当百姓不再畏惧统治者生杀之威的时候，那么天崩地裂的灾难就要发生了。

        唐太宗就深知人民的力量，他反复告诫自己和臣下说：水可以载舟，水也可以覆舟。顺应民心可以成就帝业，失去民心就会被人民推翻。

        民心向背决定国家的治乱和政权的兴亡，《文子》对此曾有精到的阐述：“为治之本务在安人，安人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不夺时，不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去骄，去骄之本在于虚无。”

        要使国家繁荣和政权巩固，首先就得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要是盘剥得人民身无立锥之地，人民能不痛这样的暴政？君主要是压榨得人民毫无喘息之机，人民就必然诅咒这样的暴君。民不聊生致使民怨沸腾之日，也就是国家开始动乱和暴君将被推翻之时。君主与人民同其苦乐，人民就与君主共其命运，政府关心人民的祸福冷暖，人民就会拥护政府的政策方针，甚至乐于为国家的稳定和昌盛而献出自己的一切，从古至今人民就富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献身精神。

        要使人民生活上丰衣足食，精神上无忧无虑，关键就是让人民能专心于工农业生产，让商人能全力于经商，让学者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技术发明。在古代主要就是不误农时，《淮南子》早就认识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的道理，“富民”然后才能“利国”，而“富民”之术就在于“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不破坏万物的生长，尽力使五谷丰登。

        要使生产不夺其时，统治者就要“省事”，“省事”在古代表现为君主尽可能减少征役，不贪民利以满足一人之心，不竭民力以放纵一己之欲，不兴不义之兵以轻启边衅，不大兴土木以劳民伤财，在现代“省事”则主要就是尽量减少政府的不必要的行政干扰。

        要做到“省事”的关键就在于统治者要去掉骄奢淫逸之心，而施行清静无为之政。这就要求执政者有自知之明而无自炫之心，不好大喜功以夸耀自己的才能，不逞一人之才而用天下之智，也要求执政者洁身自爱又不高高在上，身处庙堂而心系百姓。明白自己的权力来于人民，因而尽力使自己的政令有利于民，使自己终身服务于民，这样还用得着担忧人民与自己离心离德，还用得着提防人民起义暴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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