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制、典章、禁令这些“正”的方法治国，以阴谋、诡谲、险诈诸种“奇”的方法用兵，以清静、无欲、无为来取天下。

        为什么以法制、典章、禁令这些“正”的方法治国不足以取天下呢？

        在修车人的眼中也许辆辆车都有毛病，在医生们的眼中几乎个个都是病人，在老想着如何“治”国的君主眼中，国家处处都急于需要治理，在天天考虑重整乾坤的人眼中，好像国家无事不在等着他去“整顿”，他们对每个人、每件事都看不顺眼。于是，统治者就订下多如牛毛的法律、规章、禁令，以它们为准绳来“正”社会之所“不正”，规定人民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哪些话可说哪些话不可说，弄得人民开口触讳，举手违禁，投足犯法，大家时时刻刻都诚惶诚恐、畏首畏尾。一条条禁令就是一条条捆绑百姓的绳索，一个个规章变成了一个个桎梏百姓的枷锁，禁令越多百姓越是手足无措，规章越多百姓越是举步维艰，忌讳越多百姓越是贫穷潦倒。

        如果法律、规章、禁令只是让老百姓动辄得咎，那么人们就不得不追问：统治者这些用来“正”社会之所“不正”的东西本身是“正”的吗？人们的确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些法律、规章、禁令的“正当”性，一种法律、规章、禁令带给老百姓的只是贫穷痛苦，让老百姓失去的则是自由和天性，能说这些法律、规章、禁令具有“正当”性吗？

        拿这些本来就不“正”的东西去“正”社会，去“正”人心，难怪社会越“正”越“歪”，难怪人心越“正”越坏了。人们一旦怀疑法律、规章、禁令的“正当”性，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来逃避法律，冒着生命危险去破坏禁令，这就是时下人们所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人们用心计、机巧对付法律禁令的过程中，大家会变得越来越狡猾，人心会变得越来越阴险，世风也会变得越来越浇漓。

        退一万步说，即使那些法律、规章、禁令是“正”的，法律也只是对那些守法的人才有效，对于那些不守法的人来说，你有你的千条法令，我有我的万般诡计，法令从来就管不了不法之徒。“锁只能防君子而不能防小人”，君子不上锁也不会去偷，小人上锁了也有办法偷。守法的人无须法律来束缚，不法之徒有法又全无用处，那我们要这些法律、规章、禁令干什么呢？法令越繁琐人民就越滑头，禁令越严密盗窃就越高明。

        当法律、规章和禁令不能有效进行管制时，剩下的就只能靠警察、特务、军队来控制了。于是，“立法”便变成了“用兵”，“奇”的手段便代替了“正”的方法，“以正治国”必然要导致“以奇用兵”。

        立法令以止邪却邪不止，订规章以济民却民更贫，造利器以强国却国更乱。统治者去慈爱而行苛政，改宽厚而用严刑，丝毫无助于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强盛，更不可能使民风返朴还淳，这无异于手执弹弓而想招来飞鸟，挥动棍棒而想呼来狗猫，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刑罚不仅不能敦风化俗，反而会使风俗更为败坏，道德更为堕落，杀戮不仅不能禁止奸邪，反而会使奸邪更为猖獗，正如扬土以除尘只会使灰尘更大，抱柴以救火只会使火烧得更猛一样。

        对此前人比我们有更清醒的认识。战国时期惠施奉命为梁惠王起草法律文件，文件初稿完成后送给梁国的大臣和缙绅传阅。大臣和缙绅们阅毕文稿后无不拍手称善，接着就把这些法律文稿奉奏梁惠王。惠王看完后也非常满意，并很快把它转送给老臣翟煎，翟煎读后也连声叫好。上朝后梁惠王对翟煎说：“大臣们既然都对法律文稿称善，我们现在可以在全国施行吗？”翟煎断然回答说：“不行！”惠王大为不解地问道：“你们一边说它好，一边又说它不可行，这是什么原因呢？”翟煎冷静地向梁惠王解释说：“陛下看看那些抬重木头或大石头的人，前面的人喊‘哼唷’，后面的人也应声喊‘哼唷’，这就是举重劝力的歌声，并不是没有郑、卫那些优雅动听的音乐，而是它们不适宜抬木头的苦力歌唱。治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治理国家不在于严法酷刑，而在于大王无为无欲，古人说‘法出奸生，令下诈起’，愿大王三思而行！”

        领导者如能无欲、无为、无事，就无须施与而有仁，无须言说而有信，无须求取而有得，无须法令而成治。君主无为人民就自然归化，君主清静人民就自然端正，君主无事人民就自然富足，君主无欲人民就自然淳朴，这样的社会里无邪可禁无奸可捉，还用得着刑法律令来禁邪捉奸吗？

        这听起来近于逻辑悖论：有心于“治”则国不治，无心于“治”则国大治。庄子早就向君主们发出过警告：“‘治’既是国家动乱之因，也是君主致祸之根。”（《庄子·天地》）“治则不治，不治则治”，人们听到这一“怪论”可能要大摇其头。然而，恰恰是这一“怪论”揭示了治国的本质，不信，你去问问汉文帝，你去问问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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