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为“物”无状无象不声不响，体“道”之士则无形无名戒满戒盈。

        善于体“道”并力行其“道”者，为人无不幽微玄远而又精妙通达，深沉精细以致使人难以认识。正因为人们难以识其真容，这儿只能勉强描摹一下他们的人格与肖像——

        他是那样机智、勇敢、乐观和自信，在他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和摆脱不了的困境，所谓“圣人无死地，智者无大难”，他大概是这种无死地的“圣人”或无大难的“智者”罢。不过，他勇敢但绝不莽撞，机智但绝不轻狂，自信但绝不浮夸，乐观更不忘乎所以。

        他立身处世从不妄动躁进，那犹豫畏缩的样子好像是冬天涉足过河，脱掉鞋袜、卷起裤腿要渡河又不想渡河；那谨觉戒惧的样子好像是四面受敌，随时都可能遭到邻里的暗算伏击；那庄重拘谨的样子好像是在他家做，举手投足都不敢随便放肆；那温和亲切的样子像融融春日，到处冰澌溶泄、春暖花开；那敦厚朴实的样子就像幽深的山谷，敞豁、空旷而又开阔；那宽厚浑朴的样子恰似滚滚的长江大河，包容一切，因而是那样混浊。

        犹豫、畏缩、戒惧和拘谨，在现代人眼里都成了消极的品格，今天人们看重的是一往无前的勇敢、破釜沉舟的横心、当机立断的果决，还有那潇洒自如的风度。谁还倾心那些优柔寡断的犹疑？谁还喜欢那胆小如鼠的畏缩？谁还忍受得了呆板乏味的拘谨？人们也真的是太健忘了，历史上“不肯过江东”的悲剧英雄正是当年在江边“破釜沉舟”的项羽，血洒疆场和埋骨边塞的多是那些“本自重横行”的男儿，据说使西晋短命的也是那些潇洒出尘的清谈者。干吗只注重行为的样式和为人的外表而不管行动的最后结局呢？刘邦在历史舞台上也许没有项羽“破釜沉舟”的壮美“造型”，但他最终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今天中华民族的大多数儿女还被称为“汉人”，我们大多数人在“民族”一栏里也是填写“汉族”。盛唐一代名相姚崇、宋璟等人的举止也许不像王衍那样清通洒脱，但他们也没有像王衍那样使神州陆沉。

        “敦厚”在今天也总是隐隐约约地与“老实无用”连在一起，人们青睐的是“精明能干”；“质朴”也别想赢得时人的喝彩，它老是让人联想到“破旧”和“寒碜”；而“浑浊”就更别提了，谁不喜欢“清澈见底”呢？时下到底是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从前那些肯定的品格今天只有否定性的意义，从前圣哲们提倡鼓励的东西常被今人所蔑视和唾弃。譬如就“清”与“浊”来说吧，今人与古人就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价，现在的江河湖泊、曲涧回塘无处不浑、无处不浊，人们渴望见到碧水蓝天清澈明亮，古人大概睁眼闭眼就是蓝天碧水。虽然饮用和盥洗他们也喜欢清冽的甘泉，但我们的先人同时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礼记》就告诫我们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了鱼儿在其中就无以活命，人太精了别人就难以和他相处。长江、黄河如果不是泥沙俱下无所不容就不能成其波澜壮阔，个人如果不能宽厚包容就不能凝聚人心，就不能团结广大的群众，就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体“道”之士当然也并非只是一味地“浊”，他们动静清浊无施不可。“浊”与“清”相对，“动”与“静”相关，它们分别是体“道”之士不同的存在状态，“浊”见于动荡之时，“清”见于恬静之际。体“道”者动静得宜，“浊”而可复使之“清”，“动”极又归于“静”，“静”处又趋于“生”——创造与生成。

        日中则移，月圆便缺。体“道”者深知天道亏盈之理，他们戒盈戒满、戒骄戒躁，聪明睿智而守之以愚笨，多闻博学而守之以寡陋，刚毅勇敢而守之以畏缩，富贵多财而守之以贫俭，广施博济而守之以谦恭。戒盈戒满则无亏无败，不骄不躁则能不断进步，去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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