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啖尽。”
有的人在一个寝室同窗四载,一分手后就记不起他的模样;有的人哪怕只有一面之缘,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音容笑貌。个中缘由是前者既无生气又无个性,后者则个性鲜明又生龙活虎。
就给人们留下的鲜明印象而言,不仅熟人常常不如生人,而且还可能活人不如死人。晋朝庾龢就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的两位同辈说:廉颇、蔺相如虽然是作古一千多年的死人,但他们懔然刚烈的形象好像至今还活着;曹蜍、李志现在虽然还活着,但他们了无生气的模样活像九泉之下的死人。要是人人都像他们这个样子,我们可以退回到结绳而治的远古时代,完全用不着语言文字和聪明才智,不过,大家恐怕被狐狸、野猪、貉子等各种野兽吃个精光。
让庾龢赞不绝口的廉颇和蔺相如,在战国后期,一为赵国的名将,一为赵国的名臣。廉颇几乎是一位常胜将军,他率军讨伐齐国大获全胜,长平之战前期成功抵御了强大的秦军,长平之战后粉碎了燕国的入侵,并打得燕国割让五城求和,这一连串胜仗不仅使他成为赵国的中流砥柱,也使他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蔺相如更是既足智多谋又虚怀若谷,“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成语至今仍有极强的生命力。他和廉颇在历史舞台上的英姿至今仍让人热血沸腾,他们的英气至今仍旧虎虎生风。与庾龢同时的曹蜍、李志,如今几乎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要不是庾龢鄙夷地提到他们,估计谁也没有兴趣去考查他们的身世。曹茂之字永世,小字“蜍”,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卒年不详,东晋穆帝司马聃时偶尔有人提到他。他的祖父曹韶西晋末为琅邪王司马睿镇东将军司马,父亲曹曼仕至尚书郎,说起来要算是“官二代”。李志字温祖,东晋江夏钟武(今衡阳)人。官至员外常侍、南康相,是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晋百官名》《墨池巢录》都有与他相关的记载。“曹蜍李志之才”当时就是庸才的代名词。
庾龢字道季,东晋外戚和名臣庾亮之子。他为文下笔琳琅,谈吐更敏捷机智,一时名流显宦对他语多赞美,连谢安也称赞“道季诚复钞撮清悟”(聪明敏捷),这一半可能是其门第高贵既让人不敢不服,一半可能是其文才口才也让人由衷佩服。当然,他对自己的才华自然十分自负,对别人的评价也很少敷衍奉承。我们来看看他如何论己论人:“庾道季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世说新语·品藻》)康伯即吏部尚书韩伯,东晋公认的清谈高手;文度即王述之子王坦之,为东晋清谈名士和政坛显要。虽不能说完全目中无人,多少也有点眼空四海。没有十足的底气和傲气,断然不会对曹蜍、李志两位同辈作出如此苛评。
现在无从得知庾龢谈话的具体语境,从史料的粗略记载来看,这俩人算不上天才,但也绝非笨蛋,曹蜍、李志和我们大家一样属于“中人”或“常人”,单拿他们两人说事无疑有失公平。就有关庾龢的几则小品来看,他喜欢“仰望自己”而“俯视他人”,不仅背后论人十分刻薄,就是当面也不假辞色。不过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曹蜍、李志这两位老兄,被礼法名教调教得没有个性,没有棱角,没有胆量,没有才情,是那种我们都很熟悉的“老好人”。
且不说庾龢对曹蜍、李志的酷评是否冤枉,单说说庾龢这则短文所隐含的论人标准。假如找不到德才兼备的贤人,你愿意与四平八稳的庸人为伍,还是选择与狡猾能干的人精共事?庾龢显然宁可与人精共舞,也决不会与庸人同行。周围若全是驯良听话的庸人,社会可以退回到结绳而治的时代,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弃圣绝智”,但用不了多久大家都将被老虎豺狼吃光,庸人标志着民族人种的退化。做大恶没胆,积大善无才,这是庸人的典型特征,这也是社会停滞的原因。推动历史巨轮前进的动力,不是退让善良,而是贪婪占有,所以有人欣赏老虎的奔跑,却不喜欢看肥猪的蠢动。连对弱者满怀仁爱的伟大诗人杜甫,年轻时对俗物庸人也是满脸不屑,他老来在《壮游》一诗中说:“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早年的咏画诗《画鹰》更说:“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什么时候让凶猛迅疾的雄鹰,去搏击那些平庸可憎的凡鸟,把它们的毛和血洒在草木丛生的旷野上。
庾龢这则小品还给我们提出教育宗旨这一大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应该培养乖乖听话的绵羊,还是应该造就刚烈勇猛的虎豹?如果教育是为了扼杀学生的个性,磨光学生的锋芒,打掉学生的棱角,让他们没有质疑的精神,没有挑战的勇气,没有昂扬的激情,满眼全是低眉顺眼的奴才,到哪里去找廉颇和蔺相如这种卓尔不群的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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