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游近万首诗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对金用兵的撕心裂肝的呼号，对卖国贼义正词严的声讨，对朝廷屈膝求和的愤怒指责，对南北分裂的痛苦焦灼，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是放翁诗歌最激动人心的主题；取材广泛而又创意新颖，富于鲜明的时代气息而又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是放翁诗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放翁词》的风格丰富多样，有“激昂慷慨者”，有“飘逸高妙者”，有“流丽绵密者”。

        中兴诗人中陆游、范成大、杨万里都是从江西诗派入手的，但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又都逐渐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由在句法字法里讨生活转而直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由迷信“无一字无来处”转而彻悟“纸上得来终觉浅”，最后完全冲破江西诗派的藩篱，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貌，创造了宋诗的又一度繁荣。尤、萧二人存诗既少艺术亦平，这里只阐述陆、范、杨的诗词创作。

        陆游是继苏轼之后的又一座宋诗高峰，他与尤袤（或萧德藻）、范成大、杨万里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在南宋前期抗金斗争的烽火中，中兴诗人——尤其是陆游——的诗歌汇聚了民族的痛苦、愤怒、忧虑与期盼，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坚强不屈的灵魂；同时，在他们遭到投降派排挤后的赋闲期间，山水田园成了他们心灵最好的慰藉。因此，山水田园的清音一直伴随着抗金斗争的呐喊，如范成大对田园风俗的陶醉、杨万里对自然山水的亲近、陆游晚年对山水田园的流连。当然，抗金争的呐喊始终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旋律。

        杨万里的诗歌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它们最突出的特点是机智、诙谐和幽默，以及语言的活泼轻快生动自然，因而形成了他那独具一格的诗风——诚斋体。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他出生于一个文化气氛浓厚的仕宦家庭，祖父陆佃和父亲陆宰都有经学或文学方面的著作行世，他家“收书之富，独称江浙”（《跋京本家语》）。他出生后两年国家就遭受“靖康之耻”，从小随父亲一道四处逃难，《三山杜门作歌》中说：“我生学步逢丧乱。”幼小的心灵很早就从父辈那儿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跋傅给事帖》）。民族的深重灾难与爱国志士的热血深深感染了他，因此他很小就立下了杀敌报国的宏愿。书香门第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便养成了浓厚的文学兴趣。二十九岁赴临安考进士，取第一。后因秦桧孙子只列第二，招致这位奸相的忌恨，次年礼部复试时被黜落，直到三十八岁时才由孝宗赐进士出身。

        真正给范成大带来盛誉的是他的田园诗，《四时田园杂兴》真切地反映了农民劳动、农家风俗、农村景物和农民的喜怒哀乐，散发出泥土的气息，也洋溢着浓郁的诗情，在我国古代的田园诗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离蜀东归后，他先后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做地方官，后因他将抗金主张写进诗歌中，被议和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免职。此后他在山阴故乡度着安宁简朴的晚年，有时身杂老农间饮酒谈心，有时骑着驴去附近村子为人施药治病，有时自己参加一点劳动，这时他的生活和心境比较接近陶渊明，诗风也趋于闲适平淡，不过，至死他还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嘉定三年（1210）年底，八十六岁的诗人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太息》）的隐痛与世长辞，临终的绝笔《示儿》催人泪下：

        乾道六年（1170）陆游出任夔州通判，一路上他饱览了大江两岸的名胜，凭吊了屈原、李白、杜甫等诗人的遗迹，并将沿途见闻写成《入蜀记》。两年任满，陆游应川陕宣抚使王炎之邀入幕襄理军务，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身临前线的机会，他身着戎装往来于南郑前线。铁马秋风的生活激发了他的爱国豪情，也把他的人生和创作带入了新的境地，他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说：“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才使他悟到了“诗家三昧”。由于川陕之行是他创作成熟的关键，后来他将自己的诗、文集分别名为《剑南诗稿》和《渭南文集》。可惜不到一年王炎就调离川陕，陆游改除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他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前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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