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既达于智也深于情，王、谢二人正是精神贵族情理并茂的人格标杆。

        在谢安的朋友圈子里，王羲之算得上难得的诤友，他多次提醒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但这次对谢安倾吐的苦恼深有同感：“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桑榆”指日落时余光斜照在桑榆树梢，常用来比喻人的晚年。这里要稍加说明的是，王羲之“桑榆之年”在今天只能算中年，他本人还不到六十岁就病逝，与谢安对话的时候大概五十左右的光景。年近桑榆自然容易感伤，王羲之只好靠音乐来排遣苦闷，宣泄忧愁，而且还老是儿辈们少不懂事，破坏了自己陶醉于音乐的“欣乐之趣”。儿辈们大多“少年不识愁滋味”，哪能理解父辈们“伤于哀乐”的苦衷？

        王、谢两家是东晋最显赫的士族，是东晋前中期政治经济的主宰者和垄断者。谢安的胸襟气量一向为人称道，时人认为他“足以镇安朝野”。在淝水之战前后，他那副镇定自若的神情，使人觉得天塌下来有他来顶，人世间任何变故都难以扰乱他内心的宁静。

        可是，这则小品中的谢安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原来他是那样多情，也是那样容易动情。与朋友聚散别离是人生常态，这种事情也使他一连几天闷闷不乐，以至要跑到朋友那儿寻求安慰。文中的谢安酷似多愁善感的书生，完全没有自我调控的能力。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通常情况下，情与智好像水火不容——情浓则智弱，多智便寡情。魏晋名士既长于思又深于情，王弼还为情理兼胜进行哲学辩护：“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王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

        在重要的政治场合，谢太傅镇定自持，王右军现实清醒，可他们在私生活中又是如此儿女情长，到底哪一个谢安、王羲之更为真实呢？其实，二者综合起来才是他们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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